文明史视野中的70年

作者：谢茂松  牟坚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八日丙辰

          耶稣2019年9月16日

【内容提要】

新中国的70年，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全球化视野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遗产，包括“战争”与“革命”的“现代性”，对于“革命”的“抽象继承法”，即自我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举国体制的原则性与高度弹性，包括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数字文明的新型举国体制，后者意味着国家治理进入精细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汇通，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明根源和长久之道；四是“新时代”之“新”，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将重新领先于世界。

【关键词】

70年 全面创制 中国革命 数字文明 历史的中国

一、引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要放在中国历史文明传统里考察，但它又多了一层现代的特殊性，即面对西方文明入侵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成立70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制度传统的建立、贞固，具有更为深远的创制意义。这也是继西周分封制到秦以下两千年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创制。新制度传统背后是新文明传统的逐渐成型，这将影响中国未来千年，同时也将给世界提供目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这一新制度传统及其背后的新文明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伟大文明传统，新与旧损益、熔铸为一而集大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千五百年前孔子说周代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西周三千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文明，一方面亦集中国文明古今之大成，是谓“古为今用”；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部分消化、吸收进而最终涵摄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是谓“洋为中用”，但皆以对“我”，尤其是对“现代之我”的自我完善为主，这是文明自信的重建。毛泽东当年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温故而知新，当有更真切的体会，尤其是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一方面体现了《周易》乾卦以我为主、独立自强的“自强不息”精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坤卦向外学习的“厚德载物”精神，而不是对外封闭。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易》学强调“乾坤并建”①，新中国7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正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更自信地向外学习，显示出“中道”，从而在工业文明上实现赶超，更在新的数字文明的起点上与世界最先进者同步。

二、“元亨利贞”之持守“初心”：历史忧患意识与“可大可久之道”

理解新中国的70年，先要理解建党与建国。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全中国只有几十个党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正规军队。起义之时，全军计2万余人；之后，部队孤军南下广东，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截击，最后仅保存下来800余人。这支硕果仅存的队伍次年在朱德率领下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后，从城市转向农村，上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亨廷顿在其《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成功的政党在城市里诞生，却在农村里成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在各地建立红军。其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面对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却能不断发展壮大，达到30万人。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由于路线的错误而招致失败，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后仅剩3万人，毛泽东却充满信心地对大家指出，红军数量虽然减少，但因为经历了各种磨炼，质量更高，力量更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学习战争，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但都没有一蹶不振，相反，每一次都能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站起来，锻炼得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建党28年、建军22年后建立了新中国，而新中国不断强大兴盛并持久葆有生机活力，体现出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文明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一是大国规模之“大”，这是从空间上说的；二是历史文明连续未断裂之“久”，这是从时间上说的。中国文明在“时”“位”上大而久这一最直观的现象正蕴含着“大道”，即“可大可久之道”。世界史上独有中国文明同时具有“可大之道”与“可长可久之道”这两个面相。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周易》首卦乾卦，其卦辞“元亨利贞”正说明了其中的中国文明原理，“大”的原因同时也正是“久”的原因。“元”，表示元初、初心，也表示“仁”，表示德性之至善与纯粹；“亨”表示亨通广大，只有葆有“元”之纯粹善，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利”不是一己私利、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广大百姓普遍的利益；“贞”是稳固持久。“元亨利贞”表示大而能久，是因为初心的善与纯洁。葆有初心之纯粹，虽开始力量微小，但由于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所以最终能壮大并持久。始终保持“初心”，正是中国共产党能由最初的微小规模，发展到今天的蔚为大观并具有持久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元”之一点初心能发展壮大，不是一帆风顺的，更多的是要在忧患中，在艰难复杂的实践中经受检验。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就是党和国家不断在忧患中成长、壮大的历史。这是深深扎根于中国文明的忧患意识。中国文化核心经典“五经”之一《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周易》中的许多卦辞都是在讲如何在忧患中“进德修业”的原理，而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次次衰而复兴的历史。朝代虽有更替，但文明一直连续未断裂，即使经历了一次次忧患，总是能剥极而复，重新壮大而持久。

“元”是中国文明内部极为深厚、丰盈的主体性，“忧患”则正是主体性的表现。“中国”的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文明的，文明的原理也就是人之为人之所在，即在于仁：天人合一，“天道”之“元”下贯为“人道”则为“仁”，或由一字之“仁”扩展为两字之“仁义”。“仁”这一文化价值落实到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则政治是仁政，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商业虽然逐利，但“利者，义之和”，为富不仁是被批判的，“买卖不成仁义在”。仁义的文化价值理想是在具体历史中曲折而非直线展开的，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理势合一”。②历史之曲折性，也就是历史忧患意识之所在。就中国所具有的通史的通贯性来合而观之，中国人作为文明意义上的“人”与作为具体历史中的“人”是合一的。

三、从比较史、全球化的视野重新理解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

（一）重新理解“战争”与“革命”的“现代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

美国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并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军就派飞机轰炸丹东，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那场战争具有相似性与似断实连的连贯性。中国对美国霸权相隔近70年的两次勇敢应战，都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前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后一次是“发展之战”，都是作为文明大国的尊严之战。正是由于取得了抵抗霸权的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赢得“前30年”的和平，也才能赢得改革开放4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40年的和平发展，不是靠美国对中国的恩赐，而是通过打赢两场战争确立的和平基础：前一场是抗美援朝，后一场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场意欲瓜分和殖民中国的战争，亡国灭种的危险唤起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强烈使命。毛泽东在1928年精辟地分析，由于中国国家太大，列强无法将中国变成其完全的殖民地，只能瓜分中国，并扶持各自的代理人（如军阀、买办），二者勾结在一起共同压迫中国广大民众，二者也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内外敌人。③亨廷顿在40年后的1968年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他通过比较史研究认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孤立完成一场革命，所有革命都不仅要反对国内统治阶级，同时也要反对国外统治者。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由此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中国革命发生的条件，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反帝反封建。殖民地由于殖民者势力太大，不能发生革命，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得各军阀之间存在“三不管”的地带，工农武装割据有存在的空间。

我们既要对“革命”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要对“战争”有深刻的认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外是靠欧洲各国互相之间的战争，对内则是靠征税。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欧洲大陆社会矛盾尖锐，对外战争频繁。亨廷顿认为，“频繁的战争，直接推动了政治现代化”，现代国家需要创建常备军，而军队同样创建了现代国家，“战争是促进国家建设的巨大动力”。⑤近代中国的革命战争则不同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战争，中国是受到已成为民族国家、工业发达国家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是在抵抗帝国主义的一次次侵略中不断唤起民族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同样也要理解为对政治现代化，对现代国家建设的直接推动，“大破”的同时就是“大立”，这是“破”与“立”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在对广大民众的组织动员中，打造了现代的政党与国家组织。亨廷顿认为，“革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现代化观念的终极表现”，革命的政治本质是迅速把政治觉悟扩大到新的社会集团并迅速动员他们参政。⑥

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个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与正面战场互相支持。抗日战争是近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全面打赢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不只是军事的，同时还强调在政治上动员全体民众，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并在最大范围内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后不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爆发。国内革命战争的对象是当时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因此具有救民于水火的现代“汤武革命”的性质。中国的革命既是崭新的，又具有中国历史文明的深厚根源。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从世界史的角度指出中国文明独有的革命传统：“中国素有群众革命的传统，包括思想革命和刀光剑影的革命，在世界传统大帝国中，这也许是独一无二的。”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要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里才能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中国共产党自觉的历史意识，最为直观地体现在毛泽东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中国共产党将历史由近及远地往前推，“革命”与“战争”“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内外敌人”，从而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现人民自由。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将革命上溯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的纪念。“人民”代表着中国的最大多数民众。新中国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和平与和平环境下的建设，包括今天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都是靠打败国内外敌人换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面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更要温故而知新，深刻理解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亨廷顿的研究指出，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从殖民地独立后，建立了一党制的国家，但大多不能持久，唯独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一直稳固并保持着活力，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对外的民族独立战争与对内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双重战争中打出来的，⑧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是从历史中来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对象国民党政权具有帝国主义买办性质，所以国共两党的对决是具有结构性的，人民解放与民族解放在解放战争中就具有了一体性。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与广大民众深度结合、血肉相连，这就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意涵；中国共产党还坚持扩大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中国文明传统的一部分，但也是新的、现代的，是具有现代的“主义”性质的革命，超越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获得了独立解放，意味着在政治上、军事上保持彻底的独立，不再依附与受控于任何西方霸权。但是，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的美国不甘心依附于它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对新中国发起了全面封锁。后来苏联又背信而与新中国交恶。新中国面对世界两大霸权的封锁，却毫不畏惧，反而充分激发出独立自主的大国的惊人潜力，一方面研制出“两弹一星”来保卫自己不受美国的核讹诈，另一方面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发展为现代工业国家。中国因为受到封锁而无法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被逼着什么都要自己做，反而调动了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将根据地时的“自力更生”精神全面发扬光大，在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因为美国的困锁，中国国内反而形成了统一大市场；中国还在“前30年”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教育、科研体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是在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才能承接代工订单，成为世界最大工厂，进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革命遗产至关紧要。正是因为有为了建立新中国而不屈不饶斗争牺牲的精神，以及对外部敌人的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初才不惧与美国一战；也正是因为有“前30年”不惧外部世界霸权封锁的自力更生精神，改革开放40年才会有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连续的历史累积，让今天的中国敢于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打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

今天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中国内部问题，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南海争端上，都可以看到往昔西方列强的影子在作祟。香港问题要放在曾经的殖民地的脉络下来理解，彻底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就是香港必须去殖民化，这与中国革命反帝的面相有深层的连续。

全球化在带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国内部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需要各国作内部平衡，否则就会出现民粹主义。今天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民粹主义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不合理分工之下，成了制定规则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者，其内部发展的各种不平衡加剧，也出现了民粹主义。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却能比较好地克服内部贫富差距、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而没有出现民粹主义，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国革命对外“反帝”，对内“反封建”。全球化在今天暴露出的问题，更能让我们理解革命遗产对于今天中国的意义，我们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一段开宗明义所说中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深远历史意义。

（二）对于“革命”的“抽象继承法”：自我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

今天的中国是依然没有忘却革命的“革命后的中国”。中国革命同时反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即反帝反封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革命”的成果不只是反对内外敌人、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在政权稳固后依然有革命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将“革命”转化为了内在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哲学家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的体现，它尤其体现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革命精神”上。这一“革命精神”是一种“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将“自我革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⑨“自我革命”精神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也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它与中国文明传统“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有深层的连续。这种精神，能够克服消极腐败、官僚主义等各种危险。因此，现代的“中国革命”既与中国文明传统中的“汤武革命”有深层关系，也与中国文明传统中儒家士大夫“自强不息”“日新其德”的德性传统有深层联系。“革命”与“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即“革命斗争”，所以与“革命精神”相联系的还有在实践中的“斗争精神”。“斗争精神”的哲学直接来自毛泽东的《矛盾论》⑩，与中国文明传统“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有深层的联系。这里谈的不是从字面上、庸俗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是指面对事情本身具有的矛盾，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不畏惧困难而在事中磨练，勇于担当，勇于斗争的意志力，以及善于斗争，深刻了解事情的内在矛盾与情况、形势的错综复杂，最终能把事情办成、办好的做事能力，也就是《中庸》讲的“三达德”即“智、仁、勇”三者中的“智勇双全”。政治之为政治，不能不讲结果，政治是最终要把事情办成的。斗争精神正是政治之为实践知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学界对此还缺乏学术上的诠释。11斗争精神、斗争思维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也是《周易》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斗争精神既有深厚的文明基础，又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中打出来的丰富经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继承。中国作为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文明大国，在取得革命斗争胜利后，同样要面对大国内部与外部错综复杂的形势，斗争精神尤其得到了考验。

四、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举国体制的原则性与高度弹性

前面说过，革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凡彻底革命，还一定会有第二阶段：创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得其制度化”，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新的政治体制的创建。12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社会主义较之其他各种主义，最能将中国带到复兴的大道上。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是现代的新制度，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放在中国文明史视野来看，它是继周代分封制、秦汉以下郡县制之后中国的第三次创制。两千多年前的秦代面临着当时的“古今之争”，即秦制与周制的关系问题，秦代及其后的汉代完成了对周制的损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现代的“古今之争”脉络下的新的创制，这一创制也需要不断的实践累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不管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与不断损益、完善，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高度灵活的弹性的统一。

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广大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并强起来。社会主义在价值排序上是以社会为优先、为本位，个人在承担家庭、社会、国家的职分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这并不是排斥个人。但它也有别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原子式的抽象个人为优先、为本位。对于资本，社会主义是在充分利用、发展的基础上加以规训与超越。

中国在西方霸权的封锁和全球的竞争中能快速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根本上是由于它的体制优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凝聚全社会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社会主义及其举国体制完全是“现代”的，但也不是平地而起，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明传统中。要对举国体制有深刻的理解，就离不开历史的视野。要在历史的纵深中，尤其是在文明史的通贯的整体观中才能通透理解举国体制。中国文明传统中的前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举国体制，以及新型举国体制之间具有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三者分别对应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

（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

中国文明以维持大一统，即大国规模政治的统一为文明之常态，国家、政府起到组织社会、发展经济的主导作用，国家的重大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层层下贯、落实，这是举国体制的前身，也可谓传统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农业文明下的举国体制。

传统中国采用举国体制的原因与动力有内、外两个方面：就来自外部的压力而言，中国的北部长久以来面临着北方草原帝国的军事威胁，定居的农业文明要抵御流动并且高度武装的游牧文明的入侵，就需要有大规模的全国上下统一的组织动员——从军队的征集、训练、调动、指挥到军饷、粮草的供应，都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调配，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外来的侵略。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国有效抵御、击退了草原帝国的入侵，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东掉头往西而侵入欧洲。欧洲则无法像中国一样进行举国规模的抵御，结果被草原帝国扫荡一空。按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研究，西方不得不从海上开辟通道，以此来对冲草原帝国在欧亚大陆上陆权的威胁，这才有了后来西方的所谓航海大发现。13

从中国内部来说，农业文明受大自然的制约。因为农业离不开水，而中国在地理上又经常要面临水、旱灾害，所以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并时常需要赈灾、救济等各种社会保障，这些都要由国家各级政府来出面组织，动员广大人力、物力。上面这些是从自然以及消极面来说的，而从社会以及积极面来说，中国的大国政治要时时注意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不能因为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过大而导致内部的分裂、冲突以至战争。平衡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关系，统筹南方与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统筹经济上先进与落后地区的发展，乃至统筹农业与商业、资本的本末关系，这些都是大国规模的举国体制下的各级政府出面统筹才能做到的，小国是无法对冲来自于大自然以及社会的种种风险的。

在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中，国家要控制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汉代关于盐铁专卖的讨论，最终的结论是盐、铁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必须由国家来掌握，而不能由私人资本、豪强来垄断。同样，铸币权也收归国家。

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并不意味着只有国家一端在独自发挥作用，同时也强调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发挥社会自组织的功能，尤其是发挥地方乡绅的作用。乡绅在国家与广大的农民之间起着联结作用：国家政策的落实有赖于基层乡绅的配合，从而调动、组织作为农业文明主体的广大农民。政府与社会二者可谓互相配合、相互为用。

中国历史上比较大的王朝建国、发展到一段时间后，社会就开始出现活力与动能，市场经济日渐发达，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最为直观的呈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在传统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是对立的，而是互相加强、互相为用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沦为半殖民地，救亡图存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轴。西方列强军事、经济侵略背后的支撑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近代中国作为农业文明，无法对抗坚船利炮背后的工业文明。因此，一方面，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要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深层次上是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组织、动员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较之农业文明是远为发达的组织化；另一方面，西方工业国家已经经过长时间的高度发展，中国作为大幅落后的农业国家、后发国家，为了能与其抗衡，不能亦步亦趋，而需要有大力赶超的大战略，这就要善加利用自己固有的举国体制，将旧有的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向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它是现代的创新，也具有深层次的文明连续性。

新中国既要面对当时工业极度落后，主要还是农业国家的现状，同时还要面对美国这一新霸权对中国发动全面封锁的外部极端不利条件，迫切需要快速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国家对工业发展集中领导来统一规划、协调，不能平均用力，而要有国家战略，要高度集中有限的资源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科技与产业，这就有了“五年规划”以及各种中长期规划，“两弹一星”则成为举国体制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体制在战略层面的成果，是用30年时间建立了重工业，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工农业“剪刀差”的积累，这是在中国内部的调整，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殖民将国内矛盾转嫁到国外。

举国体制有其审慎性，在决策时有内部不同层级的广泛讨论，之后才是集中的政治决策。执行力强与决策力强都是举国体制的特点，但在执行层面，举国体制涉及政策如何由上而下贯彻、落实，既不能打折扣，又要因地制宜，这就有工作方法的问题。工作方法绝不能鲁莽，中国共产党最讲究方法，认识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强调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由点到面，波浪式地推广。推广的过程中还会在保证政策执行连续性的同时，因应新问题的出现而不断作调整。这些都保证了举国体制在决断与审慎之间保持“中道”的平衡。

新中国的举国体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其中有由谁来组织、领导，以及选择怎样的战略发展方向等根本性的问题。将中国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将全中国组织、动员起来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的最广大对象则是工人和农民。个体的农民只有组织在农村集体中，才能更快、更好地配合中国快速发展基础薄弱的工业对于低成本的粮食、原料等的需求。党和政府对工人的组织、动员要充分激发工人（包括工程师等技术人员）的主人翁意识，所以举国体制离不开作用于人心，离不开对人的意志力、主观能动性的激发与调动，这正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它抓住了人的这一根本性因素，而这又完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所开创和坚持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正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体制，能够激发包括广大工人、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自发建设工业国家的积极性。

“前30年”社会主义体制对广大工人的主人翁精神的培育，激发出工人高度的积极性与责任感，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工人纪律的塑造，同时也结合中国传统的学徒制，即工厂师傅“传帮带”徒弟好几年，工人在技术上得到了保证，所以中国那时是有工匠精神的，但是这点被大家忽略了。我们更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工人形成的新传统，这本身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部分。

（三）国家治理精细化：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新型举国体制

理解了“前30年”的举国体制，顺势而下，我们看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更清楚了。前后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新之为新，则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在坚持原则下的高度灵活性、高度适应性，能因应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主动做出动态调整：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体现在其与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这三个“新”的结合上，由此也使中国的国家治理进入笔者所提出的“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首先在于其与市场经济的高度结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由偏于重工业向以往相对薄弱的轻工业等发展，同时也从偏于生产转向同时照顾到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市场。这样就在重工业与轻工业、生产与消费、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达成动态平衡。中国继造就世界最大工厂之后，也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市场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发挥政府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用好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这是对以往举国体制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超越。以往举国体制相对更重视技术本身，而忽略了市场与经济效益，新型举国体制则是技术与市场经济效益并重，在技术、研发与市场、产业二者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挥统筹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形成部门、地方乃至全社会参与的格局，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各方的主体积极性。新型举国体制对包括政府与市场等各种关系的辩证处理，体现了“执两用中”的“中道”，这是从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提出统筹十大关系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后者的严重后果是卡尔·波兰尼在其《大转型》一书中所批判的市场的自由放任运动所带来的社会解体，因而有必要“保护社会”。14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对资本善加利用的同时，也能对其放纵而没有节制的逐利性加以必要的节制；对于市场过度自由放任而导致的失控，政府则能做出干预与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则由于资本与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化，经常出现如森林大火一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中国也不是北欧式的福利社会，高福利对于依然还是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是难以持续的，北欧能够实行福利主义，是来自其以往的全球所得。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二点，在于其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既能办好大事，又能有效应对化解各种风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从事各种代工，进而打造、建立各种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这些都有赖于此前30年所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以及培养的有纪律的劳动工人为改革开放所作的准备。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将始终坚持发展、升级制造业，警惕制造业的空心化与虚拟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能办好大事，对风险的承受、应对、化解，也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世界经济都受到很大冲击，中国则由于其新型举国体制，迅速对危机做出了强有力的应对。

全球化下各国的竞争体现在科技的竞争，而政府在高科技创新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新型举国体制突出的优势，正体现在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上。西欧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甚至包括美国都有产业政策。在科技政策上，欧洲也一度发达。对于欧美、日韩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中国一方面善加学习，另一方面也因其举国体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优势，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充分激发各种创新主体的活力，从而达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三点，在于其与数字文明的高度结合。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可谓这一体制最新之处。这一点又会与第二点结合，即全球化与数字文明叠加。一方面，中国在数字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较之当年在工业文明上的巨大差距，已然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中西方处于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中国新型举国体制运用到数字高科技、数字经济上，将把新型举国体制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全球化与数字文明叠加，可能导致的风险比单一的全球化更大、更复杂，防范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些都将激发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优势。中国既要深化内部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同时又要面对西方以自由市场的神话来打压中国，这是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克服这些挑战则中国将有更大的发展。

有了“前30年”举国体制大而集中的深厚基础，加上新型举国体制与数字文明结合的新变化，中国的国家治理开始进入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精准扶贫”是其中的显著例子，但需要上升到更高的理论高度。一方面由于“前30年”举国体制建立了大而集中的基础，使得新型举国体制有能力进入更细致的精细化、精准化阶段，在精细化的同时还有数字文明的大数据等技术上的支撑。

中国农业文明精耕细作，具有精细化农业的特点，不同于美国大农场农业的粗放。中国农业文明所具有的精细化特点，并不会因为已演进到工业文明、数字文明就变得落伍。恰恰相反，由工业文明进入数字文明，在数字文明之下，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精细化精神将融入数字文明中，国家可以利用巨大的人口优势以及各种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上变得更为精细化。数字文明的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方式也将变得精细化，同时能在数字文明的层面上更加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对象除了广大的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之外，因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得更为多元化，增加了新的社会阶层、非公经济人士等，其中很多是数字文明时代催生的新从业者，这些也是新时代大统战的新对象。这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第一次提出了“群众组织力“的新说法。

从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弹性。数字文明所具有的平等性与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共通之处，但数字文明在全球运行的结果往往是带来新的数字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体制才能对其既善加利用又加以规训。

举国体制优势的发挥，根本上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发挥。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结合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高度弹性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以贯之的原则性与高度灵活的适应性的统一。

五、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文明根源和长久之道

西方常常批评中国共产党是所谓的“一党专制”。我们对此缺少正面应对，更少从学理层面充分、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正当性。我们有必要追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历史与文明根源，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西政党制度差异，并由此寻求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长久之道。汇通中国传统文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这三大体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中西政治传统差异的历史文明根源

大一统郡县制及四民社会下的士大夫官僚政治，与封建世袭制，是中西方进入现代政治之前的两种不同社会政治体制，也是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历史文明根源所在。

1.大国政治与城邦小国政治

要理解中西政党制度选择之差异，首先要回到各自文明的原点。中西方在文明起点以及此后的历史发展上，二者的政治思维就走在了不同的两端。中国以广土众民之大国政治为常态。其现实原因有二：中国作为农业文明大国，对内，经常面临水旱灾害，需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而水患治理与水利建设涉及上、下游区域之间的配合，需要大规模的统一筹划，政府因此成为治理的主导性力量；对外，历史上持续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帝国的军事威胁，必须建立大规模的常备军。

大国政治能够成为一种理念共识，还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这种高远的社会理想要求最大限度地协调、照顾到所有民众、所有群体、所有区域的不同利益。要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就不能没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主导，这是中国发展出大国政治的最深层动力所在。

较之于中国的“大一统”，西方则以希腊雅典城邦式的小国政治为常态，罗马帝国式的大国政治非其常态而不能持久，衰而不复重兴。中国则能一次次衰而复兴，在短暂的分裂后走向更大的统一。近现代以来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先后想效仿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但幻梦都告破灭。

西方近代发展出非大国规模的民族国家，其历史文明根源还是封建制，而民主制也是从封建制内生演化而来的。美国虽然是联邦制，但根底上还是最早的十三个州扩大的封建现代联合体。以文明史为背景的美国战略界喜欢以美国的兴衰来对标罗马帝国的兴衰，但二者还是有很大不同。更何况，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历史，一个大国没有经历起落，则很难谈得上持久。

2.士大夫官僚政治与阶级代议制

大国政治的实现，需要制度上的保证。中国文明成熟的标志在于三千年前周公之制礼作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以官职为核心的典章制度，体现在《周礼》一书中，就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这一制度一路发展下来，到汉武帝时开始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员，弟子员成绩优秀者任命为官员，由此发展出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到隋唐出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走向定型与成熟。礼部负责科举考试，吏部负责选拔与考核官员，御史台则负责对官员的监察。除了士大夫文官官僚制度这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保证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士大夫德性修养的内在约束与保证，这就是士大夫精神。士之为士，在于持守“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士大夫文官政治乃是德性政治。德性政治的“德性”并非人们所误解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是意味着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

士大夫文官政治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相伴相生且彼此影响：秦汉以下的中国社会就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社会充满流动性，士不是世袭的，完全是从另三个层级通过科举考试而产生，从而也就能超越各主要阶层利益，代表最广大的“公”。

西方古代则没有像中国这样具有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士大夫阶层的历史文明经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政体的常态都是城邦或小国，在古希腊，民主仅限于少数公民，广大的奴隶被完全排除在外；罗马帝国衰亡后，西方中世纪出现小国林立的世袭封建制，掌握政权的国王、领主是世袭的，掌握军事的骑士阶层也是世袭的，但文化却不掌握在上述的统治阶层手上，而掌握在基督教教士手上，再下面则是众多的农民和农奴。更为严重的是，阶级固化、阶级对立严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别掌握在不同阶层手上。当年英国的清教徒移民到美国，一方面是基于欧洲大陆天主教对新教的宗教迫害，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欧洲严重的阶级对立，所以他们也自觉要区别于老欧洲。15这些对立、分裂的阶层，进一步在近代发展为三级会议这样的等级代表会议，17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等级代表会议，各级之间充满斗争，并由此而演生出多党制，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互相制衡。

与西方这种“小圈子内的民主”相比，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更需要考虑长久的民意，要看最终的结果，而不是所谓民主政治的民意正当性，民意如流水，变化不定，且不考虑政治结果。王夫之把“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客观行为的结果。他强调“不处胡宜”，所以“善”若没有落实为最终的行为结果，是不成其为善。16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是一种“历史正当性”，是要从历史的结果来看的。治理中国的大国政治是靠士大夫官僚政治，官之为官在于贤能，所谓“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因此，中国的大国政治本质上是贤能政治，而贤能政治与民本政治是一体的，因为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广大民众中选拔出来的，所以与民众有天然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正是这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士大夫官僚政治与阶级代议制的巨大差别，成为中西方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历史文明根源所在。

（二）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官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双重超越

政党是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政治体制特有的标志。20世纪主张现代化者颂扬政党，认为政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7其功能在于现代化所必需的组织与动员。近代以来，为了抵御具有现代动员组织能力的西方列强，中国也必须组织动员起来，国家、民众之力必须能被最大限度地动员、整合。因此，较之农业文明传统的士大夫政治，需要在现代工业文明下具有组织性、纪律性更强的政治组织和动员方式，这就是现代政党政治。现代中国尝试过西方多党制、议会制，但归于失败，最终选择了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中国现代政党政治才趋于成熟并最终稳定下来。亨廷顿如此评价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府：“20世纪中叶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肯定是1949年在中国建立的一个百年来首次能真正统治中国的政府。”18

1.对于传统士大夫政治的超越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可能社会经济高度现代化，而政治制度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和本质。以美国为例，亨廷顿指出，美国总统在职能、权力及其人格、才能方面完全相当于都铎时代的国王，甚至在权力上还超过国王，而白宫政治亦与宫廷政治相似。美国可以说是将世界上最现代的社会同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集于一身的国家。19

中国的政制也继承了传统要素：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制度既不是美国的总统制，也不是英国的内阁制、法国的半总统制，乃是承袭了明代内阁制（其中有首辅）、清代军机处（其中有首席军机大臣），以及再往上的唐代中书门下制、汉代三公制的集体宰相制。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袭“吏部”，在识人、选人、用人、考核上累积了一代代人的智慧；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的设置则承袭了传统甚为发达完备的御史台之监察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一方面承袭了传统士大夫文官政治，另一方面又以其纪律性、组织性克服了传统士大夫政治的组织力不够以及党争等问题，从而也超越了士大夫政治。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形式，虽源自西方，但早已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所能框定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大国政治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最终将超越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

2.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

一党制是一战后出现的，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是最为成功的。

20世纪初，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出现重大危机，因为它们没有真实体现民族国家的总体利益；在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内，缺乏集体的和总体的利益代表，代表个人或地方利益的集团却占据统治地位。因此，西方有很多人批判多党制、议会制只具有表面上的代表性，认为其实质上是不道德的。在20世纪头15年当中，欧洲一些人通过不同的道路得出了这样一种信念：为了摆脱议会制的危机，结束多党制导致的让步妥协，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建立起“好政府”和更好地适应被统治者需要的“统治党”，于是一党制在欧洲应运而生。20

与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的民粹主义一党制不同，苏联的列宁式共产党的一党制是从革命中产生的，有其正当性与广大的代表性。亨廷顿指出20世纪革命与一党制的高度关联性：“与过去所有的革命形成对照的是，在20世纪，每次主要的革命都把权力的集中和扩展在一党制范围内制度化了。”21至于后来苏联共产党瓦解，原因很多，除了苏共脱离群众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苏共元老凋零，领导层严重断代，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缺乏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经验和能力，政治上极不成熟。

二战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党制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亚非拉地区也一度成为潮流，亨廷顿认为这是因为一党制有助于那里实现现代化，“许多非洲既小又弱的国家首脑将仿效列宁和毛泽东。他们的国家所面临的第一需要是权力的累积和集中，而不是权力的分散；要想在这方面取得经验，应该求教于莫斯科和北京而不是华盛顿”。22但是，这些地区的一党制有的没有得到持续发展，因为它们没有经历长久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民族独立斗争，也没有深厚的文明底蕴。苏联和亚非拉一些国家一党制的失败经验，恰恰反衬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得以成功的原因所在。亨廷顿的比较史研究揭示了这一点：

一党体系的稳定性导源于它的来历，而不是导源于它的特性。它通常是民族主义运动或革命斗争的产物，这种运动或斗争能促进广泛的动员和制度化，一旦斗争取得胜利，出现的强有力政党就建立起一党体系，而一党体系又反过来取消或消灭了它自己获得成功的条件。因此，这种体系的持续稳定有赖于它对过去的承袭。争取权力的斗争愈激烈，愈持久，意识形态的信仰愈深刻，则随后建立的一党体系的政治稳定性也愈大。因此，从革命中出现了一党体系，比民族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一党体系更加稳定，历史长久的民族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一党体系，比斗争时间短而顺利的运动所产生的一党体系更加稳定。确实，就总的说来，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独立而斗争的时间愈长，它能享有的与独立俱来的权力的时间也愈久。……对比之下，独立前几年才成立，赢得独立又较容易的民族主义政党，在独立后掌权就不那么牢固。23

中国共产党承担了领导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使命，其历时之长是苏联也是其他亚非拉国家所不能企及的。正如亨廷顿所揭示的，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它深深扎根于群众，对很大一部分地区行使了有效的政治权威。而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夺取全国政权则是戏剧性的。24

在更深层次上，中国的一党执政有着深刻的文明根基。一党执政之“一”，就是全体社会，是代表“社会整体性”、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它是对西方“政党”（party）原本的“部分”（part）、“个别代表性”25等意义的超越。而且，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一”，也不同于西方所谓的全民党，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是不同阶层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人民”整体性、功能性的动态把握。这一政治设计背后是不同于西方分类式哲学和分裂式世界观的中国式世界观和哲学传统——中国共产党的“一”要用中国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才能更好地解释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学习西方后所产生的政党政治，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斗争政治，而是在正、反、合意义上重新回到中国意义上一元的，代表全社会整体的新的士大夫政治。

3.中西方对现代政治两大基石的贡献：文官考试制度与政党制

政党制与文官考试制度是现代政治的两大基石，中西方文明各自在其中一方面做出贡献，并互相学习对方，但在引进、学习时都基于自己的历史文明传统做了转化。中国科举选拔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务官，西方学习后变为事务官，回到西方封建的精神，正如西方民主制是从封建制发展而来的；西方政党本身代表“部分”，中国学习后将其变为一元整体的党，在结构、功能上回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元性。

（三）中国共产党的文明使命：开创“一党执政”的长久之道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彻底的革命之后，进入创建新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第二阶段，即建立长期执政的长久之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要在正、反、合意义上重建文明大国。以下从四点原则来讨论。

1.强化道德制约：以德治党

士大夫首重“立志”，士子之所以人人必读《大学》，在于要以其开篇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志向。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初心”，就是要真正全面落实“以德治党”，每个党员都要有道德自觉。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与其弟子子张有一段对话：“子张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继周”之“继”，所继者必是“道”，是治道，也就是“礼”与“德”。今天，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德治党”，显示其在最深层次上接续了中国的文明传统。

2.强化伦理制约：“党纪严于国法”

中国共产党要走向伦理性政党，意味着政治伦理、政治文化的重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党纪严于国法”中所体现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中国历史开始有明确纪年已有近三千年，这近三千年的编年史没有间断，修史就是为了修政，而政治不等同于简单的权力斗争，为此，就必须理解高层次、大格局的政治原则。《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开篇：晋国的韩、赵、魏这三家大夫窃晋国之权，要三家剖分晋国，按王法这是要诛杀的，可是，当时的周天子威烈武王不仅不能诛之，还任命三家为诸侯，这等于是奖励奸名犯分之臣。司马光借此表达批判，强调纲纪、礼法、名分是政治首要原则。中国作为大国能够上下相维，保持统一与长治久安，靠的就是礼之纲纪。没有纲纪而太阿倒持，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会逐渐瓦解。

在古代，纲常保证了“大一统”，今天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纪律的强调，对中央权威的捍卫，正是保证“大一统”所必需的。党内法规应该看作纲纪的制度化、现代化。

3.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与国家政府功能的自我制约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制约关涉纪委对党员干部的党内监督，这是“从严治党”的全面深化。纪检监察制度如同历史上的御史制度一样，正是对传统监察制度的继承与创新。

政府功能的自我调整则关涉政府制度、政府机构的因革损益。中国的士大夫文官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改革、调整。中国的制度思维是“制度具有可变化性”，如最高决策执行机构，东汉是尚书台，明代是内阁，清代是军机处，它们的创设最初都是临时的，后来逐渐制度化。士大夫文官制度随时因革、损益的“精意”，值得取法，我们要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视野下来深刻理解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意义。

4.建立社会主义法理学

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法理学，即社会主义的法理学。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全民、为全体社会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建立要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法律牵扯利益的规置，但中华法系是伦理道德之“义”高于利益调和，大众普遍的、长远的利益高于少部分人的、短期的利益。例如，我们一方面制定了物权法，但同时也有城市商品房普通住宅用地70年产权的规定，这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中道”，大家对此还缺乏认识。70年产权一方面表示不是永久产权，但另一方面70年到期后也不是收回给国家，而是可以再续；同样，我们对于农村土地不能私有的规定，正是对农民长远利益的保护。

城乡土地问题只有放在长时段历史中才能理解，明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土地过分集中、垄断于地主手上，这也是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中国革命将明清长期不能解决的土地问题彻底解决了。70年产权，农村土地不能私有化，这些具有社会主义体制性质的规定，应该看作中国革命的遗产，是对明清问题克服的延续。如果今天城乡土地要私有化、永久化，那必然会重蹈明清之覆辙。

以上四项关涉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有效建立。中国士大夫文官政治能够持续两千年，关键在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有效建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长久之道，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建。在这一点上，需要更全面而深入地回到中国文明的大本大源，返本开新。

（四）汇通“中”“西”“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文明确立了儒家以及经学在政教中的主导地位，经学具有提供政治正当性与政治秩序的功能，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在结构功能上具有现代新“经学”的意义，儒家与经学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凝固不变的实体，而是因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诠释史，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就凝聚在经学的诠释中。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同样不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本本主义”式的照搬，而是因应中国时代精神的要求而作的新诠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需要将其放置在中国文明史的脉络中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放眼世界文明史，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却在中国发扬光大，特别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影响很大，其中的原因是强调平等的佛教在印度没有深厚土壤，印度根深蒂固的宗教是与种姓制为一体的印度教。佛教进入中国后有个中国化的过程，其与道家等结合发展出中国的禅宗。同时，佛教又与儒家结合，开始强调孝道以及家国情怀。大乘佛教面对不同根器，强调智慧与方便法门，也与儒家有深度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契合，根本上在于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的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充分展示出中国文明的自信与包容，而中国文明的文化价值最终也将自信地涵摄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也就是汇通“中”“西”“马”，形成中国新的文明传统。

六、何谓新时代之“新”

从文明史的视野理解新中国70年历程之后，回过来再理解新时代中国就顺理成章了。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制度化”。钱端升指出，制度化是使较合国情的方法成为制度。26其次是要从中国历史文明传统来看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深改组”），这是基于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靠某一个部门是力不从心的，所以需要成立顶级配置的中央深改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的每一次会议。2018年中央深改组又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深改委”）。过去五年多，作为改革中枢的中央深改组、中央深改委召开了很多次会议，通过了一两千项改革举措，真正体现了改革的“深化”与“全面”，即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勇于自我革命

最近刚完成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历史意义在于全面创制的初步完成。在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党政关系处理上，中国共产党变得更为成熟与自信，理直气壮地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政是分工的关系，包括党、人大、政协等也都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政府。中国要建设强有力的大国，离不开强有力的党的组织与领导，大国、强国与大党、强党完全是一体相生的。而强调党的全面领导，正是要建立大而强的党。亨廷顿认为，进行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取决于政党的力量强弱，政治稳定系于强有力的政党。27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长期执政，既需要刚性的制度，也离不开软性的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建设方面新加了几个关键词，其中，“从严治党”加上“全面”二字，成为“全面从严治党”；“执政能力建设”加上“长期”二字，成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凸显了长期执政的考验将更加艰巨。

党的十九大报告新加了“党的政治建设”，将其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统领性的首要位置。与此相联系的是在此之前党中央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强调，习近平指出，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排第一位的。28就“党的规矩”的诸多方面构成，习近平特别强调“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为何这么说呢？习近平对此深刻地解释道：“这是因为，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习近平比较了“纪律”与“规矩”二者的辩证关系：“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长期约束的纪律。”基于规矩的重要性，习近平因此提出，这些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29党内规矩作为政治实践的实践知识、默会知识，是更内化于心、更深层次的知识，习近平对党内规矩的深刻诠释与高度肯定，既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深入精微，也在深层次上真正体现了党的高度自信。

关于党的建设，除了要特别注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新加的关键词，还要特别注意，党的十八大以来，原有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文化”都在新内容中得到有力的强化与提升。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党内政治生活”提到这样的高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30三个月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形成的一系列规定和举措的系统化”31，由此，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政治生活成为锻炼党性的大熔炉。32习近平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的高度来看待，提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33

习近平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34“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被引向深入并成为党的建设的新课题。在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政治文化是具有灵魂性的。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概括了党内政治文化几个方面的有机构成：“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反腐败的压倒性态势，是以治标促进治本，强化“不敢腐”的威慑；过去五年多来制定修订百部党内法规，扎牢了“不能腐”的笼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则是培育“不想腐”的自觉的最深层次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而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党的建设的核心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并且强调其“永远在路上”：反腐“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因此，党的建设的这些新内容、新诠释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永远在路上”的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将“自我革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即《大学》所言“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境界，也即《诗经》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贯穿始终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永远的自我革命精神与始终的忧患意识如果放在中国文明的视野来看，是对中国文明“内圣外王”之道和士大夫精神的继承与更新，也强烈地体现其规模之弘远。

（二）新时代之“新”：数字文明时代及其与农业文明传统的结合

新时代之“新”，还体现在“数字中国”所体现的对于数字文明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把握上，中国未来是有望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领先的。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曾长期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到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而挨打，新中国70年的历史首先是在工业文明方面赶超的历史，而在即将到来的数字文明时代，中国在起点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可谓同步，尤其是在5G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绩。

中国的国内大市场和人口数量所产生的大数据对于未来的物联网都是巨大的优势，这正是新中国70年厚积的结果。

数字文明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它不仅带来了新的数字经济，数字化带来的新技术还将极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同时数字化也会带来各种安全风险挑战以及造成新的不平等，美国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等数字技术资本垄断企业的出现就是表征，而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则有能力像对资本一样，对数字技术既能加以充分利用，同时也加以规训；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型举国体制也更能抵御数字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这些都是由中国文明固有的特质所决定的，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领先，将使中国文明再次伟大复兴，结合数字文明的中国新文明既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

进入数字文明，是否就意味着远离过往的农业文明？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是如此，但对于具有农业文明大国传统的中国来说，则完全不是这样。中国新文明将会以农业大文明的思维结合数字文明的思维来发展工商业，发展数字经济，并将重建人与土地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人在具体时空中的历史感。这一切涉及新文明的远大抱负，而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其未来的文明史意义正在于此。

【注释】

①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中提出“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纲宗”，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657页。

②谢茂松：《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3—118页。

③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页。

④［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⑤同上，第134—135页。

⑥同上，第287—288页。

⑦［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⑧同注④，第295、458页。

⑨《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02/13/content_5167658.htm。

⑩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的斗争是不断的”。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11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在其《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将世间知识区分为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这两类。数学上的“1+1=2”是技术性知识，是客观的，规范性的，而政治是实践知识，“只存在于运用中，不是反思的，也（不像技能）不能被制定为规则”。［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2同注④，第288页。

13［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6—65页。

14［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86页。

15［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16王夫之：《礼记章句》，载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71页。相关研究见谢茂松：《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第91页。

17同注④，第97、370页。

18同上，第370页。

19同上，第133—152页。

20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其《欧洲政治思想史》一书第7章“从不同社会模式到一党制社会（1905～1946）”中对一党制社会有专门讨论，见［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华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21同注④，第341页。

22同上，第151页。

23同上，第458页。

24同上，第295页。

25西格蒙德·纽曼区分了政党的“社会整体性”与“个别代表性”，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0页。

26钱端升：《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载《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页。

27同注④，第440页。

28习近平：《守纪律，讲规矩》，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

29以上见习近平：《守纪律，讲规矩》，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51—152页。

30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页。

31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80页。

32王岐山：《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载《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33同注30。

34同注31，第181页。

【作者简介】

谢茂松：中国科学院大学（Xie Maosong，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牟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Mu Jian，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