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研味文辞 绎求诗志 ——牛运震《诗志》的解《诗》路径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9-09-17 23:15:06
标签:牛运震、的解《诗》路径、诗志

研味文辞 绎求诗志

——牛运震《诗志》的解《诗》路径

作者:李辉(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八日丙辰

          耶稣2019年9月16日

 

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时代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迁,加之科举制艺的需求,《诗经》的文学品评开始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从文学角度解读《诗经》的著作,如孙矿的《批评诗经》、戴君恩的《读风臆评》、钟惺的《批点诗经》、徐光启的《诗经六帖》等。清代牛运震(1706—1759)的《诗志》就是其中颇具分量的一部。《诗志》原为牛运震手批李光地《诗所》时,“就其空白处,随手著录”,由其子牛钧编次整理,于嘉庆五年(1800)刊刻成书。

 

研味词章品评文学

 

牛钧在《诗志例言》中提到,《诗志》的研究路径是“涵泳于章法、句法、字法之间,会其声情,识其旨归”,属于研味词章、品评文学的《诗》学著作。《诗志》中多见品评类著作常用的著述符号和批评术语。如原稿有旁注、顶批,刊本有章批、总批,对经文精粹之句密加旁圈。批语中,对诗篇词章的文学评解是其主体。书中除了对具体文例的评析,还有对“字法”“句法”“章法”的综合分析。其中,“字法”有“倒字法”“约字法”等形态,有“新”“妙”“深刻”“老健”等风格;“句法”有“倒句法”“互句法”“古句法”等形态,有“古拙”“古劲”“颠倒”“错落”等风格;“章法”则有“勾联”“照应”“贯串”“变换”等形态、风格。

 

我们可略举几例,来了解《诗志》研味词章、品评文学的精妙之处。如评《周南·汉广》首章,牛运震说道:“三十二字中,若有人举目木末,低头水涯,低徊夷犹,黯然消魂。”寥寥数字评语,便使诗意跃然,意境全现。他在评《豳风·七月》时说:“有七八十老人语,然和而不傲;有十七八女子语,然婉而不媚;有三四十壮者语,然忠而不戆。凡诗皆专一性情,此诗兼各种性情,一派古风,满篇春气,斯为诗圣大作手。”由此可见,牛运震的品评能深得文章修辞之精妙,体味诗中声情之流韵,正如陈预所言:“其说《诗》,有解颐之妙旨焉。”

 

以诗解《诗》逆求性情

 

在中国古人看来,历代诗人的性情是相通的,所以,从宋代王质《诗总闻》、严粲《诗缉》等著作开始,“以诗解《诗》”就成为《诗经》文学品评研究中十分流行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参考后代诗人的情感和诗歌表现手法,去探析《诗经》时代的诗志和诗法,所谓“逆求性情于数千载之上”。牛运震《诗志》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成果。

 

《诗志》中“以诗解《诗》”多达50余例,其解《诗》方式大体有以下三种:第一,探明诗体源流,以见出《诗经》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如评《周南·汉广》:“《湘君》《洛神》,此为滥觞矣。”评《小雅·斯干》:“奇丽古驳,后世宫殿赋祖此。”在牛运震看来,后代诗歌的多种体式都能在《诗经》中找到源头。

 

第二,辨明诗意源流,以见出《诗经》为后世性情吟咏之滥觞。如评《召南·摽有梅》:“此自女子之情,诗人为之写其意耳,开后世闺怨之祖。”又说:“媚而不艳,切而不怨,古诗‘门前一树枣’及‘蹋地唤天’等语,较此粗而激矣。”在辨析诗意源流的同时,牛运震还分析对比了古今相同诗歌主题表达的优劣差异。

 

第三,以后代诗歌来推解《诗经》。如用杜甫诗歌解释《鄘风·定之方中》中的“灵雨既零”:“杜诗‘好雨知时节’,乃‘灵雨’字脚注也。”同时,《诗志》中还借后代诗歌来纠正《诗经》旧解的错误,如解释《卫风·伯兮》:“世间本无谖草,谖草树背,亦必无之事。忧思之苦,不能自脱,特假设此言以自写耳。唐人诗‘襟背思树萱’可证旧误。”

 

贺葆真评价《诗志》“不为解经常语,读者尤易感发,用力少而成功多”,“以诗解《诗》”就是其中重要的方法。顾颉刚对《诗志》“以诗解《诗》”的研究方法也十分赞赏,认为该书能“以《楚辞》、乐府诗、歌谣及汉以下名家诗篇与《诗经》参校,使三百篇之意义因比较而显现,不复为经师曲解所纠缠”。可见《诗志》“以诗解《诗》”研究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发明比兴绎求诗志

 

赋、比、兴是《诗经》重要的表现手法,其中以“比兴”对后代诗歌创作和阐释的影响最为深远。“比兴”既是抒情言志的表现手法,也是理解诗人言外微旨的重要枢纽。基于此,《诗志》十分重视对“比兴”手法及诗人寄兴之志的绎求。

 

首先,《诗志》对“比”“兴”之法的标注和解释,多有新见。如《邶风·谷风》首章,朱熹以为是比体,牛运震则曰:“风雨之和,兴夫妇之不宜有怒,此反兴也;葑菲之不遗下体,兴德音之莫违,此正兴也,俱非比体。”因为对“比”“兴”的不同标注,影响到对诗意的不同理解,显然,牛运震以“反兴”“正兴”来理解,更能传达弃妇内心委婉周折的情感。

 

其次,牛运震对兴象与诗旨关系的认识很有创见。他认为,诗人取兴,“不必有其事,诗之取兴,正如《易》之取象尔”(《诗志·鹊巢》)。他在解释《鄘风·载驰》时说:“驱马唁卫,大夫追留,此作诗者意想结撰,假设之词,说《诗》者遂以为实有其事,固矣。”在牛运震看来,若将诗中归卫跋涉、驱驰行野、登丘采虻等事都坐实,既与史实不符,也使诗意变得索然无味。如此解说能贴切地解析诗歌表达的独特艺术手法,避免解《诗》时穿凿附会。

 

再次,“比兴”往往意在言外,对于诗人之志,尤其是怨讽之意,大多写得优柔蕴蓄,迂婉曲致。《诗志》对这些言外之意,多能揣摩得细致妥帖。如论《卫风·硕人》:“此篇及《君子偕老》皆有若讽若惜之旨,命意之高相似,而此篇尤为平正浑融。”

 

综上所述,牛运震《诗志》既能涵泳《诗经》的字法、句法、章法,阐明其精妙之处;同时,又能不以辞害志,深入解析《诗》中的寄托兴发之法,绎求诗人的言外之旨。《诗志》将“以诗解《诗》”的研究方法发扬光大,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后如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陈继揆《读风臆补》等著作都是延续这一研究路径的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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