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视域中“人”的温情与关怀——论杨国荣教授儒学研究的特点

作者：伍龙（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0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九日丁巳

          耶稣2019年9月17日

摘要

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研究始终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秉承着“史思相宜”的治学路径，杨教授深入借鉴并阐发了儒家思想中与之相关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对一些概念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呈现“接着讲”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将其置于中西哲学的视域中，凸显其特质。这不仅体现在对儒家思想的专门研究中，还展现在杨教授自觉构建的哲学体系“具体的形上学”中。杨教授最近关于“事”的研究，与上面的特点保持一致：借鉴儒家的相关思想资源，对“人”的问题予以关注和推进。这既是其哲学研究的自然接续，又是对金冯学脉的承续与发展。体现出杨教授始终一贯的人文情怀。

一、对传统儒学的专门研究与人的关注

当代哲学研究，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背景，儒家思想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家思想的研究似乎更加成为学术热点。事实上，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研究，并不以其是否成为热点为风向标。换言之，无论在怎样的背景下，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反思与吸纳，并进一步予以发展，都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立足于此，杨国荣教授在构建自身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很早就有着自觉地吸收与转化。这一转化一方面展现为以新的言说方式，对传统思想进行新的清理与表述；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予以创造性转化，呈现“接着讲”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人”的关注，包括人之“在”，如何成人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展现为一种过程性，即如何成人，又展现为一种状态，即人以何种状态在世，并保持这一状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杨国荣教授就对儒学研究颇为关注。以儒家价值体系为研究对象，《善的历程》是一部对此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这虽然首先呈现为一种历史的诠释，但从内容上看，它同时展开为一个逻辑的重建过程。这即是说，要通过此项研究，呈现儒家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不仅是某一时期儒家思想本身的内涵与特征，更是不同时代儒家价值体系的演变与思想的内在规律。在这一研究中，杨国荣教授在对不同时期儒家价值予以考察时，都注重凸显儒家仁道原则的意义。换言之，不同时期的儒家，都在价值论层面关注“人”的问题。

在《善的历程》第一章第一节中，杨教授就讨论了儒家的“仁道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是儒家整个价值体系的奠基，杨教授的这一考察，无疑凸显出儒家价值在刚一开始就对“人”的问题非常关注。“修己以安人”涉及的是“自我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获得，也在个体成人层面，成为了儒家的价值目标之一。事实上，儒家的价值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成人”，由此如何“成人”的问题便颇受关注。沿着这一基本判断出发，后面的众多章节都对儒家价值体系中“人”的因素，包括人格境界，理想人格状态等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些问题无疑都内在地关联着“如何成人”。

纵观整部著作，从第二章中“仁道原则的展开”“内圣的走向”到第五章中“人格理想的展开”，再到后面章节的“逍遥理想”“醇儒境界”的讨论，无不体现出这一点。延续着“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说法，杨教授在第八章，关注“天之天”向“人之天”的转化，进一步讨论个体如何在群己关系中，确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同样指向“成人”问题。

儒家价值体系的关注，自始至终都体现出对于“人”的关注，这一点不仅是儒家价值体系自身的特点，也是在考察这一体系的过程中，杨教授体贴并自觉凸显出来的。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杨教授始终关注“人”的问题，这既是从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思想中获取相应的资源，并予以反思、吸收，又是超越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特质，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关注“人”的问题。简而言之，在之后的研究中，杨教授进一步将这一关怀贯彻到道家研究中，并将如何成人，人如何存在等问题，放在更为宽广的中西哲学互动中来考察，将其推向深入。

除了上述著作以外，关于儒家思想的研究，以及相关概念的创造性转化，还体现在其他著作中。一方面，杨教授的相关研究体现出“接着讲”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又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就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专门研究来看，《孟子的哲学思想》无疑具有代表性。

《孟子的哲学思想》延续了杨教授“史思相宜”的治学方法，将孟子首先放在历史中来考察，展现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资源与时代背景，呈现其思想形成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到了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受到了来自其他各家的质疑与冲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孟子作为儒学的自觉传承人，需要做出理论上的回应。杨教授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体现出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运用新的用语，对孟子的思想进行新的诠释与清理，更加清晰地展现孟子思想的特质。如杨教授自己指出：“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从天与人，主体自由与超验之命，自我与群体，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功利与道义，以及人格理想等方面，对原始儒学作了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1]可以看到，这些概念都是先秦思想中所没有的，但是放在这里对孟子的思想进行重新的整合与恰当的界定，不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更加贴近现时代的话语体系与学术研究习惯。杨教授还认为：“正是在孟子那里，以善的追求为轴心，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家的价值观念取得了更为完备的形式，并趋于成熟和定型。”[2]

这些重要的结论，不仅推进了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也促使杨教授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有了新的理论资源，并进一步由孟子思想反观“人”的问题。这便构成了本项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持续关注儒家思想中的仁道原则，并进一步关注和涉及“人”的存在的问题。在该书的第九章中，杨教授集中讨论了“人格境界”，虽然是立足在孟子哲学思想的视域中来考察，更多地呈现为孟子理论中的“人格境界”，但历史的考察与现实的关怀总不可分离，带着现实的问题意识，杨教授对于孟子“人格境界”学说的考察，也内蕴着对“人”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人格境界”最终指向“成人之道”，这即是说，不仅要呈现一种既定的状态为何，更要探讨实现这一状态的路径与方法。所以，在第十章中，杨教授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落实到了性善论与成人之道上。将孟子的性善学说视为提升人格境界的内在根据，并最终探讨个体的成人之道。孟子思想的考察与对“人”存在的关注，呈现互动诠释的理论形态。

二、具体形上学体系对儒学的借鉴与人的关切

众所周知，杨国荣教授构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具体的形上学”。“具体的形上学”的理论著作，主要由三本书构成，后又有一本《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出版，使得这一理论体系更加丰富。“除了收入‘具体的形上学’的《道论》《伦理与存在》《成己与成物》之外，还包括《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具体的形上学实际上已是四书了。”1

在这一哲学体系中，一方面，杨教授借鉴了中西哲学中大量的理论资源，秉承一直以来的治学方法，对很多重要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予以了深入的阐发与推进；另一方面，在这一哲学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即每一本书都对“人”的存在问题予以了充分关注。事实上，在《具体的形上学·引言》中，杨教授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意义的发生与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分离”[2]，“形上视域的具体性表现在将意义的发生与人的现实存在处境（首先是广义的知行活动）联系起来。”[3]从前一方面来看，在众多的理论资源中，儒家思想是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源之一；从后一方面来看，杨教授对儒家思想资源的选择与运用，又为“人”的存在等问题的研究与深入提供助力，这凸显了杨教授在儒学研究上，运用儒家思想资源，对“人”如何“在”，如何成人等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推进。

《道论》一书关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问题，但同时涉及人自身的存在问题。虽然，杨教授对“存在”这一终极哲学问题做了多方面的考察，但最终的回归点还是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并且将其与“终极关切”相联系。换言之，杨教授不仅关注元哲学问题，也非常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人”，并认为终极的关切是对存在的自觉。这一自觉，立足于中国哲学来看，并不玄虚，遥不可及，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考察“日常生活中的人”时，杨教授注重中国哲学思想的运用，特别是儒家的理论资源，他说到：“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似乎更深刻地切入了存在的意蕴。”[4]他提到了《论语》中所提及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内容，并将其与西方哲学的相关思想予以比较，将儒家思想的借鉴、理解放在中西哲学的互动背景下，以及“人”的问题的思考中来进行。

随着思维逻辑的自然展开，《道论》以“形上视域中的自由”作为最后一章，重点考察了人如何走向自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自由的价值内涵”为研究对象，再一次展现“具体形上学”的特点：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杨教授借鉴儒家的思想资源，指出中国哲学中，有对自由主体的关注，看到了人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动性。[5]可以看到，杨教授借鉴儒家思想资源对“人”的问题做一以贯之的研究，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讨论。

由此可见，《道论》一书在讨论元哲学的同时，时刻不离“人”的问题。这个“人”不是作为“类”概念存在的，而是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发展为依托，展现出关切现实的“具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形上学”体系变得颇有温情。在对哲学概念、终极问题予以分析、阐发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概念的推演与逻辑的分析，但研究最终指向现实的关怀与人的自由，这内在地涉及人如何“在”的问题。杨教授曾指出，自己的哲学研究往往是从大处着眼，但又从细处入手，这“细处入手”便是“具体性”的表现之一。那些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展现着人生动而立体的面向，这便内蕴着“具体性”。对终极问题的关怀，对形上问题的追问，又使得这些实际生活中具体而微的问题有了大的关照。在这样的结合中，“具体形上学”得以更好地见微知著。基于此，始终把人的自由和发展作为形上之学的题中之意，作为哲学思考的最终旨归，便成了这一理论的特色与自觉。

在借助儒家思想资源予以相关阐发的过程中，这一理论思考扎根于中国哲学的土壤，使得相关问题的研究又充满着“中国味”。“人”的问题的关注放在儒家思想资源中来考察与深挖，更加展现出这一理论体系所折射出的温情与关怀。这一点，在“具体形上学”三书的第二本《伦理与存在》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部著作中，杨教授一如既往地以对“人”的问题研究为归宿，具体落实到人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上来。在这一部分中，杨教授讨论了“幸福感”“幸福境遇”等问题。在探讨过程中，同样借鉴了大量儒家思想的资源。比如谈到幸福感与理性追求之间的关联时，杨教授就谈到了儒家对于“乐”的理解，以此来阐明幸福感的理性维度，并进而关注人的幸福感获得的问题。他引用了孔子在《论语》“述而篇”和“雍也篇”中的话来加以论证，说明了儒家所讲的“乐”指向幸福。他进一步指出：“在孔子看来，幸福（作为happiness的乐）并不在于感性需要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也可以有幸福之感。”杨教授进一步认为：“‘孔颜之乐’，它的具体内容在于超越感性的欲求。……在理性的升华中，达到精神的满足和愉悦。”[1]

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于人如何获得幸福感的问题，杨教授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借鉴儒家相关思想资源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而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也有助于推进“人”如何存在的问题。人如何获得幸福，如何有幸福感，是“人”如何“在”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儒家思想资源对于“人”的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杨教授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上述特征在《成己与成物》这部书中体现明显。一方面，“成己”与“成物”是传统儒家的概念，均出自《中庸》；另一方面，杨教授并没有局限于概念本身的意义，而是从原始意义出发，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借此探讨意义世界的生成，赋予了这一概念更为深在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同时，无论是“成己”还是“成物”都与“成就”密切相关，前者与“人”的成就问题相关联，展现出杨教授一贯的学术关怀。

从整体来看，该著作是对“意义”的哲学探讨，但对意义世界形上意蕴的考察，不仅是理论化的，而且是具体性的。后者体现在，这一思考始终关注人之在，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关怀。在此书的第一章中，杨教授就将“意义”放在了“成己与成物”的视域中来考察，彰显了对“意义”去抽象性思考的趋向。在探讨意义问题时，杨教授始终没有离开对于“人”的关注。“就人自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所指向的则是人自身的存在意义：人究竟为何而在？”[2]关注人，就不能忽视人的精神维度，所以，杨教授在第四章中进一步考察了精神世界的意义向度，将意义的研究与精神世界相关联。考察价值意境，并探寻“精神世界与人性境界”“人性境界与人性能力”等问题，再一次从“境界”“人性能力”等问题切入对人的关注。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离不开杨教授对于儒家思想资源的借鉴与阐发。换言之，对于儒家相关思想资源的使用，使得“人”的问题的研究展现出别样的亲近感。关于精神世界与人性境界的问题，杨教授立足于哲学史的演变，考察了从朱熹到王夫之对境界的理解，并认为他们的理解“更多地侧重于观念与精神的层面。”[3]进而上溯到孟子，提到孟子与之相关的阐发。从古至今，在这一问题上，杨教授对儒家思想史的考察，并不局限于古代，而且绵延到现代。从孟子到朱熹、王夫之，从张载到冯友兰，杨教授借助儒家的相关阐发，对人性境界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人”如何“在”的问题，他指出“成己意味着人自身通过多方面的发展而走向自由、完美之境。”[4]可见，杨教授虽然借助儒家思想资源，却并不局限其中，而是由此出发，对“成己”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与阐发。[5]

该书的最后一章，杨教授集中探讨了“意义世界的价值走向”，将全书的关注点回归到“成己与成物”上。在这一问题域下，从成人角度来说，个体不断地走向理想人格状态，通由个体的努力不断走向自由，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与个体也得以连接。换言之，这一意义既有社会的维度，也有个体的维度，彼此之间的张力，展现的是个体在意义世界中不断自觉自我的意义，以及之于社会的价值，从而走向自由之境。

始终将“意义”的探讨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这本著作的特点。杨教授不仅自觉构建着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对相应问题的回答，都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人”更好地成就理想人格，更好地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不断走向自由，贯穿始终。这与前面两部“具体形上学”著作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涉及“人”，所以，价值层面的关切一直都在杨教授的考察范围内。“本然的存在不涉及意义的问题，意义的发生与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分离。……如果说，成物的过程中侧重于将世界引入意义之域，那么，成己的过程则首先使人自身成为有意义的存在。”[1]“由世界的敞开回到人的存在问题，关于对象意义的追问便进而转向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关切。”[2]可以看到，杨国荣教授既创造性的运用和阐发着儒家的思想，又积极地对当代新儒学的相关理论予以自觉的反思与回应。

就现在来看，“具体形上学”三书之外，还有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与这一哲学体系密切相关，这便是《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和上述著作相似，这部著作也关注“人”的问题，并在“实践”与“行动”的探讨中，进一步借鉴与运用儒家资源，对与“人”之存在的相关问题给予持续性的关注与探讨。

在实际生活中，人往往会出现意志软弱的情况，杨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思考，并从理论层面探寻如何克服的路径与方法。关于“意志软弱及其克服”的考察与阐述，无疑与“人”更好地存在，进一步说，如何“成人”等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当人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克服意志软弱时，能帮助个体更好地“成己”，更好地存在。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杨教授立足哲学史，对孟子在道德领域中的一些看法进行了考察，认为孟子的思想中，有可供借鉴的克服意志软弱的方法。[3]他进一步指出，孟子的相关思想“既涉及对道德意识的理解，也关乎道德的实践”[4]。在进一步阐述中，杨教授将孟子思想与康德的相关论述予以比较，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讨论。

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于“意志软弱”问题的关注，是杨教授关切“人”的存在问题的自觉而自然的展开；另一方面，在这一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杨教授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与深入的阐发，同时还将其放在中西哲学的思想资源中进行比较，这就使得孟子的思想，在新的问题域中得到了新的阐明，挖掘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此外，也体现出杨教授对于儒学思想资源的利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儒家思想本身，而将其置于更为宽广的哲学视域中，通过比较进一步彰显孟子思想的特质，以及其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借鉴意义。

著作在最后章节回归到主旨的探讨中来。在这一部分的阐发中，儒家思想中的很多观念被考察，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中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等。前者出自《中庸》，后者出自《易传》。就前者而言，杨教授将其与“合度”相联系，指出“中道”与“合度”的统一，“以合乎存在法则与合乎价值原则为其深层内涵”[5]。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的“中道”，杨教授运用新的概念、范畴予以了新的解读，赋予了旧概念新意义。将“中道”与“经权”关系相结合，展现个体在特定的境遇中，应灵活运用相应的规则，既体现出个体的实践智慧，又与“度”相关。两者的结合，当然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存在。

在实践智慧的考察中，不离知行的主体——人是杨教授始终的理论自觉，在智慧层面上深入把握“神而明之”的过程，最终要通过知、行的主体来完成。杨教授认为“存乎其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集中考察了实践的主体——人[6]，并将这一部分放在了整部著作的最后。杨教授从《易传》中的论述出发，立足于实践智慧的理论视角，结合西方的哲学资源，如亚里士多德，中国哲学中庄子的相关论述，对实践主体做了深入考察。这既可以看到杨教授运用儒家思想资源来考察“人”的问题，也可以看到杨教授从儒家思想出发，进入到更为宽广的哲学视域中，考察并阐发相关问题。

从上述著作体系的阐明中，不难看到，杨国荣教授关于“存在”的相关思考，不仅为形上学的探索提供了新路向，而且推动了儒家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化。刘纪璐教授在点评这一体系时说：“形上学应当与人文精神与存在的具体性结合，而不是单单讨论抽离人之具体关切及真实生命的终极实在真相。西方的形上学专注在对时间、空间、共相、本体、属性、因果、构成、整体、部分种种抽象议题的思辨，而摒除了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人生命的丰富表现，把伦理学看作是另一门的课题。”[1]传统儒家对人的存在问题颇为关注。基于此，杨教授认为哲学的研究要回归智慧，就应该首先关注“人”的问题，重视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不能仅仅从思辨的角度理解形上之域。所以，杨教授一直都非常注重“人”的问题，多项研究的最终旨归都落在“人”之“在”上。

顺着上面的论述而来，不难看到，杨教授在“具体形上学”体系中，对于人的关怀，不只是借用儒家思想的资源来进行，其哲学体系的构建与相关问题的考察，而是将其放在中西哲学的互动下来考察的，所以，他虽然充分利用了儒家资源来进行，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在这个意义上，杨教授对于儒家资源的选取与运用，实际上使得这一思想资源走向了更为宽广的对话与视域之中，让其被纳入到了世界哲学的话语体系中来考察与解读。基于此，从儒家思想资源中体味与考察“人”的问题，并以此来深入关切和推进“人”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特色与维度。与此同时，“人”的问题的关切也被放在了中西互参的背景下来考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思想资源与“人”的问题的研究呈现一种互动性，并不断走向开放与宽广的讨论。

三、“事”哲学中的儒学研究与人的关怀

承接着“具体形上学”的思考，杨国荣教授最近多关注“事”的哲学，“最近这段时间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事’的哲学意义。”这是“具体形上学”体系的自觉推进与自然演绎，“这个题目也可以说是接着《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而论。‘事’从一个方面来说与行动有关联，但它还有更广的意义。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事’即人之所‘作’，引申为广义上人的各种活动。就人之所‘作’而言，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也是‘事’，通常所说的‘从事’科学研究、‘从事’艺术创作，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些活动与‘事’的关联。这一意义上的‘事’既包括中国哲学所说的‘行’，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实践’。”[2]

可以看到，关于“事”的思考和具体生活的关切，与世界的真实、丰富相联系。同时，一样是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事”是人之所“作”，是人的实践行动。他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实践的相关学说，又注重中国哲学中有关“行”的论述，注意到了后者与日常生活的关联。“从哲学的不同领域看，中国哲学中的‘行’更多地与日用常行、道德实践联系在一起，并相应地呈现伦理学的意义。”[3]

在这一点上，与前面“具体形上学”体系中的特质保持一致：一方面，运用和借鉴中国哲学中的相关资源，包括儒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对于“人”的问题持续关注。“就广义而言，‘事’同时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并表征着人的存在：人并非如笛卡尔所说，因‘思’而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而是因‘事’而在（我做故我在）。……总体上说，‘事’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这是我最近所关注的问题。”[4]对于“事”的关注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与“人”的存在问题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人”的存在规定了“事”的内涵，进而使得杨教授讨论的“事”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事”的考察与人的行动相联系，是人去做事，呈现过程性。也是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展现为既成性。前者与实践行动，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甚至创造世界联系起来。后者则构成了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丰富多样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丰富而真实的世界才让存在其中的“人”变得更加真实，更好地自存，并与他者共在。由此来看，一方面，“事”与“人”呈现互动性，另一方面，“事”的思考展现出哲学思考背后的人文关怀。

借鉴中国哲学中的资源，杨教授对“事”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并且认为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事”，呈现出现实世界中“人”的维度，并与人的行为过程密切关联。这样的“事”构成了心物、知行关系讨论的源头。他进一步认为：“这一意义上的‘事’，是中国哲学中的独特概念，在哲学上，似乎没有十分对应的西方概念。”[1]当然，这并不是说，杨教授仅仅立足和运用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来展开“事”的研究，而是要从宽泛意义上展现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对世界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换言之，是立足于中国哲学之于世界哲学的意义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宽泛地说，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中国哲学在当代呈现新的意义，需要作多方面的切实工作，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重要概念、范畴的确需要进一步的梳理，经典也需要更深入的诠释，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工作。我当然也会就此做一些努力。”[2]立足于本文的主题来看，杨教授对于儒学思想资源的创造性阐发与转换，以及由此与“人”的存在问题的关联与深入阐明，使得中国的儒学研究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对于“事”的考察既有“史”的维度，也有“人”的维度。前者体现出，作者坚持“史思结合”的哲学方法论。最近，杨教授发表了《“事”与“史”》的长篇论文。将“事”放在历史中考察，同时彰显“事”之于“史”的意义和价值。[3]在这一考察中，杨教授依然关注“人”的维度，凸显“人”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关于“事”与“史”的考察都指向人如何更好地“在”。这一“在”既可理解为，从个体角度来说的，人如何“成人”的问题，也涉及从关系层面来看的，个体与他者、他物的共在。脱离具体的“事”，历史不但会被抽象化地理解，从而留于空洞，历史的主体——人也会被抽象地理解，而导致“虚化”。在这个意义上，“人”成就了“事”。与之相应，“人”在塑造“事”的过程中，在不断完成“事”的行动中，又使得“人”变得更加充实、立体、丰富，让“人”摆脱了抽象性，而变得有血有肉。由此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事”“史”的互动生成。这样“史”才能无有终结，“事”才能丰富真实，“人”才能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包括“事”的哲学在内的上述哲学的思考，都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大略而言，我主要以广义上的成己与成物为关注之点。在我看来，工夫本身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离开了成己成物的过程，工夫就失去了内在意义。从这方面看，我正在关注的‘事’的哲学意义，也同样涉及人的成就，因为人本身因‘事’而在。……‘事’并不是外在的，它同时也与我后面会提到的人的感受问题相关，其具体内容既涉及人向世界的适应（humanbeingstoworld），也关乎世界向人的适应（worldtohumanbeings）。”[4]

对“人”的关注建立在拒斥对“人”的抽象、思辨理解的基础上，换言之，杨教授的这些对“人”的关注，将相关的问题与“人”的存在联系起来，乃是要通过“具体形上学”的思考，自觉拒斥这种对“人”的抽象理解方式。与之相应，这种自觉的思考，也构成了“具体形上学”的内在要求，成就了其特质。所以，杨教授自己说：“我特别强调，理解存在并不意味着离开人之‘在’去构造超验的世界图景，对存在的把握无法离开人自身之‘在’。人自身的这种存在，应当理解为广义的知、行过程，后者以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和成己（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为具体的历史内容，内在于这一过程的人自身之‘在’，也相应地既呈现个体之维，又展开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共在’。”[5]

杨国荣教授的研究，从自身的理论构建来看，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从理论承续来看，又上承金冯学脉而来，有着厚实的学养传统。进言之，之于儒家思想的相关学说，杨教授是“接着讲”。就金先生与冯先生的相关理论研究，杨教授也是在“接着讲”。就“事”的研究而言，杨教授自己说：“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也谈到‘事’，并与‘东西’‘事体’等联系起来讨论，这无疑值得关注。当然，他主要偏重于狭义上的认识论、知识论，这多少限定了‘事’这一概念的哲学意义。引申而言，我以前考察过的‘势’‘数’‘运’‘几’等中国哲学观念，也蕴含类似的意义。”[1]

从更广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的思考，哲学理论的构建来看，杨教授的理论更呈现出上述特点，他提到“在形式的层面或哲学的进路上，可以看到从金岳霖先生到冯契先生以来的相近趋向，包括中西互动（以及后来更广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融）、史思统一。在实质的维度，……从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到我的《道论》，从冯契先生的《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到我的《伦理与存在》，从冯契先生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到我的《成己与成物》，以及更广意义上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冯契先生的广义认识论，到我的意义世界理论，等等，其间都可以看到理论上的承继与变迁。”[2]

不难看到，一方面，杨教授的思考路径是有源有根的，他沿着金岳霖先生绵延分析的路子，对很多的哲学问题从细处入手，避免空谈，又自觉除去过于理性、冷峻的思考，而对很多现实的问题予以关切，让哲学的问题显得有温度，让智慧的光芒充满温暖。在冯契先生开创的“广义认识论”的哲学框架下，杨教授将冯契先生的四个问题中的后两个：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人如何走向理想人格状态，在“具体形上学”的考察中进一步贯彻与拓展，始终不脱离“人”的具体存在与真切的现实，让这一哲学思考显得既有特色，又有情味。

杨教授曾指出，自己的上述思考和学习，可以追溯到更为深远的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去，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在今天的历史延续”[3]。2019年7月，杨教授刚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题为《“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一文，“性与天道”显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人”的关注，是杨教授始终不变的哲学情怀，对于儒家思想资源的注重与现代诠释，又构成了其哲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杨教授的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儒学视域中“人”的温情与关怀的坚持与彰显。

注释

1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第17页。

4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5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6杨国荣：《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

7参见杨国荣：《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8杨国荣：《伦理与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9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10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11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12参见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195页。

13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14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15事实上，在其后的论述中，杨教授还对《论语》中“颜回之乐”，以及“曲肱而枕之”等内容予以阐发，阐明如何解决意志软弱的问题。参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8~129页。

16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5页。

17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0页。

18参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2页。

19杨国荣：《形而上学论纲》，《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20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1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2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3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4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5参见杨国荣：《“事”与“史”》，《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26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7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8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9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0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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