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学建构帝学*

——朱熹诠释《大学》的另一种理路

作者：王琦  朱汉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九日丁巳

          耶稣2019年9月17日

摘要：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的学问。宋儒希望建立道学化的帝王之学，实现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朱熹通过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确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儒家正学引导帝王的经典体系与理论框架，并通过理学思想的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学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纲纪等系列问题，推动了以道学建构帝学的思想建设。

关键词：朱熹；大学；经筵讲义；道学；帝学

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帝学”或者“帝王之学”，往往又称之为“帝王之术”“人主之术”“君道”等相近的名称，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故而人们总是视其为一种追求政治功利的权术或治术方面的学问。在早期儒家那里，就一直希望帝王追求“德治”“仁政”，藐视执着于政治功利的权术或治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儒学虽然影响帝王的治国理政，但仍然是一种“霸王道杂之”的“治术”。到了宋代，随着崇儒重教国策的确立与经筵制度的形成，“帝学”“帝王之学”悄然兴起，成为了宋代儒学发展的另一个走向。尤其是范祖禹首倡“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后，[①]宋儒们纷纷重视对《大学》思想资源的重新挖掘与诠释，力图建构一个以道学为内涵的帝学思想体系，复兴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王道理想。

朱熹也十分注重对《大学》经旨义理的诠释与重构。他自言：“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②]从《壬午应诏封事》（1162年）中首次提出以《大学》为“不可以不熟讲”的“帝王之学”，[③]到其入侍经筵进讲《（大学）经筵讲义》（1194年）的32年间，[④]朱熹一直在努力通过对《大学》的重新诠释与思想建构，为现实政治的帝王们建构一种他希望的帝王之学，从而实现致君尧舜，道济天下的王道理想。[⑤]如果能通过经筵讲学，引导君主“亲近儒学”，“切劘治道”，以至“德声日闻，治效日著，四海之内瞻仰畏爱，如亲父母”，达致“尧、舜、汤、武之圣”，[⑥]即使是“退伏田野，与世长辞”，朱熹也是其犹未悔。[⑦]

那么，如何来建构帝王之学，用正确的学问引导帝王至于尧舜之道呢？由于

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天子身处权力的核心，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就在于君主之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⑧]朱熹通过多年的学术思索与政治实践，认识到通过讲学以正君心立纲纪[⑨]，不仅是解决南宋王朝整体性危机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实现儒家仁政德治为核心的王道理想的根本之所在。所以建构帝学，首先就必须确立帝王学习的经典体系。

一．帝学体系：儒家正学

面对着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异彩纷呈的学术流派，应该选用哪家学派的经典来教导帝王呢？朱熹认为：“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之治与不治，见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系岂浅浅哉！”[⑩]君主之学与不学、学之“正”与“不正”，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之治乱。因而他通过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与反思中，确立了以儒家正学来引导帝王的思路，其实质就是以道学建构帝学。

1.帝王之学不是释老之学

朱熹认为老子、释氏之学因其识心见性之妙，与儒家古先圣王之道有“不约而合者”，极其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君主妄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甚至将“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之学视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11]用这样的学术来指导天下国家的治理，则未能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物，于天下事多所未察。朱熹认为孝宗即位多年以来，“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不讲大学之道而溺于浅近虚无”的释老之学。[12]由于从实质而言，儒家之学与释老之说有着根本区别：一个是以性命为真实，一个是以性命为空虚；一个无论是动静语默，还是应物修身，无不是万理粲然于其中，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一个是“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有真妄之别”，因而是“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鲜有不害于政事者。正是由于释老之学的虚幻性与迷惑性，程颢将释老之学视为“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认为“辟之而后可与入道”[13]。通过对释老之学与儒学不同的比较，及其危害性的阐述，朱熹将释老之学视为儒学的头号大敌，欲辟之而后快，只要一有机会，便加以批判与反驳。

2．帝王之学不是管商功利之说

自从宋代“道德性命”之学兴起以来，理学家们大多认为三代以下，尤其是汉唐以来，王道驳杂不纯，多为追求功利权谋、治国富民之术的霸道政治。由于“学与政非二物，顾所学者尔：学帝王仁义之术，则为德政；学霸者刑名之术，则为刑政。”[14]学术与政治实为一体之两面，所以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视“学”对帝王修身立德及政治理念的引导。对此朱熹同样认为，正是由于“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所以“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15]造成了以霸力与权术治理天下的局面，未能实现尧舜三代之治。而管商之学正好是以功利权谋、驾驱臣民之术实现富国强兵的霸道政治为其特征，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从宋朝推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则是“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也。”反而是“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古所以为富强之大者”的治国原则与为政理念，未能明于天下，从而使得国家的政治治理本末倒置，难以实现真正的王道政治。[16]因而朱熹将管商功利之学排斥在帝王之学的范围之外，并特别注重王霸义利之辨。

3．帝王之学不是记诵词章之学

自帝王之学产生之日起，便因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必然与士大夫之学不同。其“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为学追求，[17]决定了帝王不能像士大夫那样以文词为工，以博记为能。朱熹认为孝宗即位以来，所学的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而已”的记诵词章之学，很容易使人陷入字词章句训诂等琐碎知识，或沉迷于文章辞藻的华美艳丽之中，这些都是“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18]这种“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辍而以华靡相胜”的学问，“反之以身则无实，践之事则无当”，对身心修养、立身处世、治国理政的实践并无益处，因而是“学之邪也，”[19]不能列入帝王之学的范围。此外，朱熹对那些“限于程式”，使得帝王所闻“不过词章记诵之习”的劝讲官们也进行了批评，[20]认为他们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职责，通过经典诠释与讲读，以儒家之经旨要义引君于道，只是“应文备数”，拘泥于字词训释、雕章琢句的俗儒所为，没有发挥应有的“箴规之效”的作用。[21]

4．儒家正学（道学）的确立

正是由于“俗儒记诵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则又易“惑世诬民，充塞仁义”，使“君子不闻大道之要”，所以它们都不能是帝王之学。[22]而朱熹心目中理想的帝学就是儒家“正学”，这乃是“古先圣贤之说”的“天经地义自然之理”，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圣，颜、曾、伋、轲之贤，也必须遵从而不能违。[23]因此，当今帝王若想“奉承天锡神圣之资而跻之尧舜之盛”，就必须学习格物致知“以极乎事务之变”，诚意正心“而所以应天下之务”的“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其精髓被“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笔之于《六经》之中，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而其“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又承载在《大学》之中。[24]由此可见，朱熹要确立的帝王之学就是与俗儒记诵辞章之学、管商功利之说、释老空无之道不同的，由尧舜至孔孟等圣圣相传，贯本末立大中的儒家正学。

此外，朱熹倡明儒家正学，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以程朱“理学”为正学。朱熹认为尧舜等圣圣相传之“道统”与孔孟儒家之“学统”，至汉代以下已失其传，以至于异端之说日新月盛，“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25]造成了儒学式微及国家政治的混乱。如果说汉唐之儒未能继承孔孟之道，将儒学变成了章句训诂之学与政治功利之术的话，那么，即使是到了宋代，也有很多的士大夫表面上是讲儒学，但实际上仍不是儒家“正学”。如王安石所倡导的儒学，是政府所推崇的显学，并指导了熙宁变法的政治实践。但是由于王安石之学不划儒、释疆界，其所谓的“道德性命”之说，假借释氏太多，[26]以至于祖虚无而害实用，“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27]，造成了变法失败及政局动荡。基于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反思，他特别强调千百年来惟有“河南程颢及其弟颐始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以“开示学者”，以《大学》为“孔氏遗书”与“初学入德之门”，继承了尧舜等圣帝明王之道[28]，真正代表了儒家“正学”与“道统”。只有通过像程颢、程颐般的“真儒”给帝王讲述儒家“正学”，才能用实现致君尧舜，重构政治社会秩序的王道理想，进一步确立了程朱学派及其所开创的理学在帝学建构中的作用与地位。可见，朱熹所倡导的儒家正学，其实质就是宋代兴起的道学。[29]只有以道学作为指导帝王正心修身、治国理政的“正学”，才有可能引导帝王于符合儒家价值观念的“正道”，并进而规范“政统”，成就君德立帝业。

二、帝学思想架构：《大学》

帝王之学以道学为“正学”，那么是否有方便易入的法门，让日理万机的帝王能够比较快捷地掌握儒家经典的义理奥蕴呢？朱熹对儒家经典体系有一个重要的看法，相对于《六经》而言，《四书》则是学者为学成圣、修身立德的方便法门。而在《四书》之中，又“须熟究《大学》做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30]儒学的为学之序应该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31]，然后及乎《六经》”。[32]以《大学》为《四书》之首，《四书》又为《六经》学习的必由之路，可见《大学》在朱熹思想体系建构与进学次第中的重要地位。朱熹这一个看法，也深刻影响了他对帝学经典体系的看法。朱熹在《经筵讲义》中特别强调《大学》就是“大人之学”。[33]他为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讲“大学之道”的目的，就在于以《大学》的脉络与框架，引导帝王深入探寻蕴涵在经典背后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34]以此成就帝王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事业。

朱熹为何会如此重视《大学》在儒家正学中的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架构帝王之学的首要经典与理论框架呢？这是由《大学》自身的思想内涵、结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从其思想内涵而言，《大学》浓缩了《六经》的经旨脉络，承载了尧舜等圣王授受的心法之要。朱熹认为《大学》就是“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尧舜所谓“精一”与“执中”，而“自古圣人的口授心传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尧舜等圣圣口授心传的心法要旨，至孔子时集阙大成，笔之以为《六经》，作为治理天下的常经，而“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其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是也”。[35]可见，儒家的精神价值与理想追求主要承载在《六经》之中，而《六经》的经旨脉络则详细而明白地体现在《大学》之中。如果先通《大学》，再去看其它经典，“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36]掌握了《大学》的纲目，帝王为学便有了一个框架与方向。帝王苟惟不学，学则必“主乎此”。[37]沿《大学》而入，即可依其经旨脉络掌握古先圣王之要道，有补于天下之治乱，凡是“后之君子欲修己治人而及于天下国家者”，必不可“舍是而他求”。[38]朱熹更是将其视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希望帝王对此遗经要“少留圣意”，延访真儒“讲学而自明之”，“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以“应当世无穷之变”。[39]实现家国天下的治理。

其次，从结构特点而言，《大学》具有“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的特点，[40]提供了内圣与外王的双向通道。它不仅阐发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修身治人底规模，而且指明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路径，体现了“圣人做天下的根本”，“明此以南面，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41]《大学》既为帝王，又为士大夫提供了一条由内圣而及于外王的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与实践途径，儒家的君臣之伦、治国之道无不体现在其中，系统地展示了儒术纲目与儒家功夫序列。此外，经朱熹重新厘定后的《大学》经传，从逻辑结构上来看，不仅提纲契领，“细分条目，巨细相涵，首尾相应，极为详备”，[42]而且易于推寻，便于“博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展现“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43]，能够快捷明了地掌握大学主旨及进德修业的秩序，学习易见成效。作为帝王而言，如果掌握了《大学》的纲领要义，则可以“秉本执要，酬酢从容，取是舍非，赏善罚恶，而奸言邪说无足以乱其心术”，[44]通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45]成为圣帝明君，成就王道政治。

可以说，朱熹确立以《大学》为首而及《四书》《六经》的为学次第与规模，无非是想以《大学》作为帝王之学的理论框架与入学门径，由此融会贯通其它儒家经典，为帝王提供一种学做圣人并成为圣王的新范式。[46]

三、帝学建构思路：学、道、治融合

明确了帝王之学以道学为正学，以《大学》为思想框架而及于其它经典的为学体系之后，接下来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帝王为学的依据是什么？如何通过讲学而正君心成治道？为此，朱熹通过天理论、人性论等理学概念的运用，解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学等问题，力图将帝王纳入天理所规范的范围，用儒家价值理念引导帝王成君德出圣治。

1.帝王为学的依据

余英时曾经说过：“皇帝所拥有的是最后的权源。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或改制都必须从这个权力的源头处发动。所以皇帝个人的意志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47]因而，要说服帝王按照儒家的价值理念修身立德、治国理政，就必须从理论上解答清楚帝王为什么要学的问题。由于“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则天下之理，固已无不具于一人之身矣。”[48]人一生下来即平等地拥有仁义礼智之性，这是天理在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因而人人皆具有学为尧舜可能性。但同时，人又因“血气之身”而有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从而导致“人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乱其伦理而陷于邪僻”，天理本然之性晦暗不明，人性沉沦，社会动荡。[49]因而需要通过圣人与真儒讲学而开明其心，复其性尽其伦。这既是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人的根本原因，也是古代社会能够“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的关键所在。[50]帝王也并非天生的道德权威，他与普通人一样，既有天命之性，具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同时也因气质、物欲之蔽，必须通过“学”以修身，才有可能获得与其政治地位相匹配的美德，成就圣王的事业。由于为学的依据就在于人的天赋本然之性，也即“理”中，所以“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是理既明，则凡所当为而必为，所不当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51]这就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以理学的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身心实践与治国理政。不仅为帝王学为圣王提供了终极依据，而且体现了朱熹力图借助天理的权威与普世原则约束帝王，以道统规范治统的努力，为儒家仁政德治理想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2．讲学明理而正君心

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那么，明理的关键点又在何处？如何正君心？由于在君主制国家，“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52]而人主之心“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之塗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舜、禹相传，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者，正此谓也。”[53]所以讲学明理以正君心的关键点就在于从道心、人心的惟微、惟危的“一念之萌”处做功夫，让“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54]通过格物致知以穷理明善，“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并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天理裁之，以此“端出治之本、清应物之源”，意诚心正，身修国治，“得以与乎帝王之盛”。[55]反之，如果“天理有未纯”，则“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尽”，则“除恶不能去其根”，心为外物所迷惑而不知返，“一身无主，万事无纲”，[56]必将引发家不齐、左右不正、贤人不举、纲维不振、军政不修、民力困穷、国势日颓等一系列的问题。[57]虽然“欲备精劳力”以求治，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58]体现了朱熹“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的一贯理念，[59]力图通过学术影响帝王的心性修养进而影响政治的思想理路。

3.儒家之道与治国之术的融合

朱熹通过“道心”“人心”“天理”“人性”等理学思想的运用，诠释了讲学明理以正君心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与先务，接下来就是要将儒家之“道”的价值理念，具体化为一套行之有效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方可最终成就尧舜之治的王道理想。其实，朱熹在入侍经筵前，他以《大学》经旨义理为指导而制定的修齐治平的方略便已基本定型，其中尤以《戊申封事》（1188年）与《己酉拟上封事》（1189年）集中体现了他正君心立纪纲的全面规划。如果说他在《戊申封事》中，紧扣“正君心”的“天下之本”，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六大“今日之急务”，为拯救南宋的整体性危机提出了诊断性“药方”，[60]那么《己酉拟上封事》则将其进一步深化为十大施政措施，除以“讲学以正心”为帝王施政之首务外，还包括：（1）“修身以齐家”。言当分男女内外之别，定妻妾嫡庶之分，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正宫壶杜请托，检婚姻而防“惑乱”。[61]（2）“远便嬖以近忠直”。明君子小人之别，不可兼收并蓄而不相害，当“谨邪僻之防”而“察国家之大贼”，吸取元祐间“绍圣、元符之祸”的经验教训。[62]（3）论“抑私恩以抗公道”。言君主当“兼临博爱，廓然大公”而无新旧亲疏之防、偏党袒狭之情，以“服众心、革宿弊而防后患”。[63]（4）“明义理以绝神奸”。认为君主当修德行政、康济兆民，致学问以知幽明之道而承受天命。[64]（5）“择师傅以辅皇储”。当“早谕教与选左右”，以孝仁礼义为本，定其日用器具法度，正太子而定天下之大本，以承社稷长久之计。[65]（6）“精选任以明体统”。认为“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同时“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为台谏给舍，君臣各守其职而尊朝廷，确保政出于一而“无多门之弊”。[66]（7）“振纲纪以厉风俗”。人主当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公赏罚之施”，而正宰相大臣百官，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不善之可羞而必去”，化民成俗，民德归厚，社会和谐，风俗淳美。[67]（8）“节用以固邦本”。以节用爱人为原则，禁止横征暴敛，废罢中外冗费，择将帅核军籍，广屯田汰浮食，减赋税宽民力。[68]（9）“修政事以御外侮”。这是他通过多年的政治实践与学术思索，为挽救南宋的危亡开出的根本性药方，体现了其帝王之学以诚意正心、修身立德的“内圣”为本，而达于“明明德于天下的“外王”事业的致思方向与君德帝业成就的具体路径。

四、道学化帝学的奠定与发展

《大学》原本为《礼记》中的一篇，“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69]未引起儒者足够的重视。至宋代以来，由于帝王的倡导与士大夫的不断诠释，《大学》的思想资源被重新挖掘。尤其是范祖禹在《帝学》中首次提出“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后，[70]《大学》日益成为宋代士大夫们以道统规范治统，致君尧舜的思想武器。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某些观点，并未从理论上进行系统阐述。首先对帝学进行系统思考与建构的是朱熹，从初次提出“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71]至其入侍经筵的三十多年间，他从未停止过对帝王之学的探索。朱熹通过对帝王之学不是什么的辨析与反思，确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儒家正学引导帝王的经典体系与理论框架，并通过理学思想的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通过学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纲纪等系列问题，推动了以道学建构帝学的思想建设。

之后真德秀沿着朱熹“《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72]的思路与精神，创作了《大学衍义》，再次标举帝王之学，以《大学》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认为“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视其为“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73]，进一步强化《大学》作为帝王之学的重要作用。从全书的结构而言，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帝王为治之序”与“帝王为学之本”二者为“纲”，以“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为“目”，并在每目之下，又细分小目：如物致知之要下又分为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四目；诚意正心之目下分为崇敬畏、戒逸欲二目；修身之目下分为谨言行、正威仪二目；齐家之目下分为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亲属四目。而在各目之中又有细目，如“格物致知之要”下的“明道术”之目，又细分为“天性人心之善”“天理人伦之正”“吾道异端之分”“王道霸术之异”四小目等。[74]并在“每条之中，首之以圣贤之训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诸儒之释经论史有所发明者录之”，而“其一得之见亦窃附焉”。[75]从而以“格物、致知、正心、修身”为“体”，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用”，[76]充实与完善了《大学》“八条目”中的前六条目，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帝王之学。如果说“朱熹利用《大学》来说明君主和学者该如何修身，真德秀则把《大学》作为一个参照点，作为皇帝操行的规范。”[77]

其后，明代的邱浚作《大学衍义补》一书，以《大学》“八条目”中的后二条目“治国”“平天下”为理论框架，博采六经、诸史、百家之文，完善和补充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至此以《大学》为框架，以道学建构帝学的理论任务得以完成。范祖禹、朱熹、真德秀、邱浚共同确立了《大学》在儒家经典及帝王之学中的重要地位，展现了帝王之学发展、演变的逻辑轨迹，寄寓了中国士大夫们试图通过经典诠释与理论建构，用儒家之道，引导、教化帝王，提升其心性修养，进而影响政治，塑造“圣”“王”合一的尧舜之君，重构政治社会秩序的王道理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琦，女，湖南邵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经筵讲义等研究,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2部，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参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通志》，负责宋元纪年卷撰写。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岳麓学者领军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等。任岳麓书院院长20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清史》学术工程项目等十多项。出版《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等著作二十多种。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规划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编号：16BZX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页。

[③]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71页。

[④]从1162年朱熹上《壬午应诏封事》至其1194年进呈《经筵讲义》，朱熹还撰写了《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等具有前后一贯性的“帝学”封事奏劄，力图发挥其以学术指导帝王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的功能，实现其尧舜其君，道济天下的理想。

[⑤]朱熹：《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8页。

[⑥]朱熹：《乞进德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4页。

[⑦]朱熹：《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0页。

[⑧]朱熹：《己酉拟上封事》，《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2，《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8页。

[⑨]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

[⑩]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页。

[11]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2-613页。

[12]朱熹：《癸末垂拱奏奏劄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2页。

[13]朱熹：《戊申封事》，第611页。

[14]王十朋：《经筵讲义》，《梅溪集》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朱熹：《答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8页。

[16]朱熹：《戊申封事》，第611-613页。

[17]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74页。

[18]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页。

[19]朱熹：《乙酉拟上封事》，第619页。

[20]朱熹：《癸末垂拱奏劄一》，第632页。

[21]朱熹：《戊申封事》，第597页。

[22]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页。

[23]朱熹：《戊申封事》，第613页。

[24]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页。

[25]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17页。

[2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1页。

[2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7，第3046页。

[28]朱熹：《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朱子全书》第20册，第692页。

[29]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19页。

[3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第250页。

[3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第249页。

[32]朱熹：《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95页。

[33]朱熹：《经筵讲义》，第691页。

[34]朱熹：《经筵讲义》，第691-692页。

[35]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页。

[3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第252页。

[37]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页。

[38]朱熹：《经筵讲义》，第692页。

[39]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573页。

[40]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

[4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第250页。

[42]朱熹：《经筵讲义》，第699页。

[43]朱熹：《经筵讲义》，第699页。

[44]朱熹：《经筵讲义》，第710页。

[45]朱熹：《庚子应诏封事》，第581页。

[46]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19页。

[47]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31页。

[48]朱熹：《经筵讲义》，第691页。

[49]朱熹：《经筵讲义》，第691-692页。

[50]朱熹：《经筵讲义》，第691-692页。

[51]朱熹：《癸末垂拱奏奏劄二》，第633页。

[52]朱熹：《乙酉拟上封事》，第618页。

[53]朱熹：《辛丑延和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9页。

[54]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页。

[55]朱熹：《延和奏劄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4-665页。

[56]朱熹：《行宫便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0页。

[57]朱熹：《戊申封事》，第689至614页。

[58]朱熹：《戊申封事》，第689至614页。

[59]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8页。

[60]《戊申封事》共分三部分：一论天下之大本；二论当日之急务；三论时论之得失。束景南认为这是“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剖析，也是理学家用诚意正心之学解决社会迫切问题的著名范例。”见束景南：《朱熹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61]朱熹：《已酉拟上封事》，第619-620页。

[62]朱熹：《已酉拟上封事》，第620-621页。

[63]朱熹：《已酉拟上封事》，第621页。

[64]朱熹：《已酉拟上封事》，第621-622页。

[65]朱熹：《已酉拟上封事》，第622-623页。

[66]朱熹：《已酉拟上封事》，第623-624页。

[67]朱熹：《已酉拟上封事》，第624-625页。

[68]朱熹：《已酉拟上封事》，第625-626页。

[69]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3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61页。

[70]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31页。

[71]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1页。

[7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第250页。

[73]真德秀：《大学衍义序》，《大学衍义》，朱人求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74]真德秀：《大学衍义序》，《大学衍义》，第2-3页。

[75]真德秀：《大学衍义序》，《大学衍义》，第3页。

[76]真德秀：《尚书省劄子》，《大学衍义》，第5页。

[77]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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