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石衡潭先生的《谁真正代表孔子与儒学？》
——也从曲阜盖教堂争议说开去
作者：石衡潭（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评者：云尘子（济南大学文学院，本名赵宗来）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


“儒学与基督教吵了几百年，可从来还没有见过面。”看到眼下这场围绕曲阜该不该盖教堂的大争论，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辈的这句话。

[云：为了争胜负而不讲理，才能算是吵架吧？《意见书》所表达的意见是给政府的建议，是讲理的，而且也不是针对耶稣教的，不知道为什么石衡潭先生会一开头就用“吵”和“大争论”两个词。况且，没有听说有哪位儒生跑到西方去找耶教的人吵。耶家的人跑到儒家的院子里面盖了比主人的房子高一倍的大房子，想要让儒家的人越来越接受耶家的思想，儒家的人说希望耶家的人到远一点的地方盖房子，即使在儒家的院子里盖也请不要盖得那么高，怎么就被升级为“吵”了呢？]

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就已经开始了。借着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仁爱、宽容、智慧、博学，这场对话开展得有声有色，大有成效，连当时极力反对天主教的儒者陈侯光也在其《辨学刍言》中这样说：“近有大国西夷，航海而来，以事天之学倡，其标号甚遵，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 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云：请注意其中的“以事天之学倡”、“其持躬甚洁”、“宗孔子”，如今在华的耶教徒是这样吗？只听说他们“事神”而未听说“事天”，只听说他们不允许信徒尊孔子、祭祖先，而未听说“宗孔子”。还有那个“世或喜而信之”，当初是“有的人”如此，如今则已经有一亿多人，而且还在有意地增加着，不可同日而语了吧？]

明末政坛学界还出现了中国基督教的三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只是由于后来的礼仪之争，才失去了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随着新教的来华，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人所提出的“孔子加耶稣”主张也得到多方响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都与之息息相关，基督教对医疗、教育、出版等多领域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近现代中国许多杰出基督徒也是信仰诚笃，学贯中西，在儒学方面尤其根底深厚，如天主教的马相伯、徐宗泽、吴经熊、方豪、于斌、罗光，基督教的吴雷川、赵紫宸、韦卓民、刘廷芳、王治心、范皕海、谢扶雅等，他们身上并无“孔子或耶稣”的矛盾与紧张。

[云：是不是说当时的华人不去争“礼仪”，主动放弃中华传统礼仪而向他们妥协，就不会“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了？当初还是“孔子加耶稣”，如今却有了“耶稣代孔子”的趋势了。当初那些“中国许多杰出基督徒”还能“在儒学方面尤其根底深厚”，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受反传统影响，没有多少“儒学根底”了，“深厚”的人寥寥无几，“中国许多杰出基督徒”就更不用说什么“儒学根底”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现实情况吧？]

综观今日之争论，情绪发泄者居多，持平之论甚少；自我防卫者居多，尝试沟通者甚少，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四百年前。为什么我们如此健忘？为什么我们不去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什么我们要让悲剧一演再演？儒学与基督教难道真的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情同水火、势不两立吗？难道孔庙与教堂就真的不能并陈？孔子与耶稣就真的不能见面吗？非也！

[云：《意见书》是“争论”吗？大概有“争论”之心的人才会把什么都看成“争论”吧？大概华人都支持耶教在中国大肆扩张，同意建造比大成殿还高出一倍的“三一大教堂”，给耶教提供暂时与孔子平起平坐的机会然后有朝一日越居孔子之上，就算是“持平之论”了吧？四百年前的中国，儒学道统未断，如今则仍然处于将要复兴却还未能复兴起来的情况下，儒教不“自我防卫”，那就只能等待着灭顶之灾的降临了吧？《意见书》没有反对耶稣教的意思，也没有反对在中国甚至在曲阜建造耶教教堂的意思，那句“儒学与基督教情同水火、势不两立”的话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否可以理解为此文的作者有此心呢？]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儒学的自身定位，亦即儒学是否为儒教。十位学者与诸多响应者想借此机会把儒学变为儒教并且试图通过政府让它合法化。这种尊重珍惜复兴儒学的拳拳之心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儒学真的是宗教吗？如果说它是宗教，那么，它所供奉的神又是哪一位？说孔子是圣人我不反对，可他是神吗？如果我们硬要把孔子当作神，也需要征求孔子自己的意见吧？

[云：石先生所接受的当然也是由于百年反传统而形成的那种被异化、被误解了的观念，也就是说，先把西方的耶教当作“宗教”的标准模式，然后拿来衡量、评判儒教，从而得出结论：儒教不符合耶教的标准，因此，儒教不是“教”。这个结论能靠得住吗？石先生恐怕不会否定“经史子集”以“经”为首吗？其中被称为“经”的，哪一部不是儒学经典？用这些经典来行教化，我们称之为“儒教”，这不需要耶教的批准和同意吧？石先生恐怕也不会否定中国百年反传统主要就是要“打倒孔家店”吧？所谓“打倒孔家店”莫非不是把“儒教”的教化作用否定吗？我们期望着恢复中华传统中的这种教化作用，怎么就成了“把儒学变为儒教”了呢？政府正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只是因为现在才刚刚开始，难以让接受百年反传统影响的国人马上转变观念，所以，国人还没有完全接受，但这并不是说儒教不“合法”，怎么能说“试图通过政府让它合法化”呢？即使就是让它合法化，又有什么错误呢？在石先生看来，只有供奉某一位“神”，才能是“宗教”，那也就是说，只有符合耶教标准，把孔子当成“神”来供奉，儒教才能被称为“宗教”，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真的让我们把孔子从“圣人”改变成“神”，我们还真的反对这样的“儒教”了，因为那样的“儒教”已经“西化”了，变质了。]

可是，孔子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也从来没有想要别人把自己奉为神。别说是神了，就是圣人、仁者、君子，孔子也从来没有自居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孔子的自谦。不过，一个人可以在品德等方面自谦，在身份上还是需要自认的。

[云：非常奇怪，石先生不知道什么叫做谦逊之礼，不知道什么叫做“大德不德，是以有德”，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伐”。按照石先生的“身份还撒需要自认”的说法，那么，天不自认是天，它就不是天了；地不自认是地，它就不地了；孔子、孟子都不“自认”是“圣人”，所以，后世的人尊孔子、孟子为“圣人”就都是错误的了。如果石先生本来就是中国人，那么，恐怕是已经完全不懂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或者说是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这应该是中国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那么，孔子如何看待自己呢？他认为自己是谁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把自己比做彭祖，也承认自己非生而知之，也可能犯错摔跟斗。孔子所追求的是什么呢？“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孔子说自己所没有的，其实就是他所向往的。孔子所敬畏所依靠的是又什么呢？“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可见，他敬畏的是天，遵循的是天命。

[云：石先生在此摘录了《论语》中的几个句子，貌似颇有说服力。但是，不知石先生为何不摘录下面几句：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贡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另外，不知石先生是否知道朱子所说的“四书”是“六经”之“阶梯”？在石先生看来，只要孔子不亲口承认自己是圣人，就绝对不是圣人，别人说的都不算数。]

相比之下，耶稣就很不一样了。他的身份是极其明确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对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从来都不否认。“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16：15—17）“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云：耶稣说自己是神，石先生就相信他是神；孔子不说自己是圣人，石先生就不相信孔子是圣人。这么说来，只有孔子说自己是神，是和耶稣一样的神，才会使石先生信仰；假如孔子说自己是比耶稣更神的神，石先生是否会从此不再信仰耶稣而改为信仰孔子了呢？]

那么，孔子的身份与谁最相似相近呢？可以就是施洗约翰。他是最后一位先知，是为耶稣基督到来铺路的。“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福音》3：1-3）他把耶稣隆重介绍给世人：“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耶稣出来后，他也甘于退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3：30)孔子不也是这样吗？他对自己使命的理解是：“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这不就是为大道到来鸣锣开路吗？而他终身所盼望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这不就是欣然向道，全心降服吗？

[云：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石先生先把西方的设立为标准，然后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一切：以耶稣教为衡量宗教的标准，以耶稣为衡量孔子的标准，以《新旧约全书》为衡量《四书》、《六经》的标准，是否可以推出“以西方人为中国人的标准”这样的结论？同时，石先生要把儒教中的一切全部拆散，然后条块分割地纳入到耶稣教的框架之中，就像当初反传统的时候那样，把中国的经史子集完全拆散，然后根据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文学、史学、哲学重新组合。]

是的，孔子是一个真诚而伟大的寻道者。他留给我们的是追求真理的光辉榜样，他所希望的不是后人奉自己为神明，而是继续他的脚步去追求真理。如果真理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已经向我们走来了，我们还要拒绝，还要抵挡，这不是辜负了孔子的嘱托，违背了孔子的精神吗？这不是数典忘祖、错失良机吗？儒学今天所要做的，不是固执己见，故步自封，不越雷池一步，而是回到原初，体会孔子心意，且又顺应时代，发展更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此话出自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之口，我想肯定也是孔子所深许的。盖不盖教堂只是一个小问题，如何理解孔子发展儒学才是大问题呀！

[云：我不知道孔子是否会把耶稣教奉为“真理”，但可以知道石先生把耶稣教奉为“真理”了。我不知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算不算“数典忘祖”，但是我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畏圣人之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我不知道尽力于王道仁政而使天下太平是不是“错失良机”，但是，我知道放弃原则、失去自我而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结果是邯郸学步。]

十位儒学学者中有人质疑2010年9月的“尼山论坛”中儒学代言人的资格问题，他们认为与会代表只是儒学研究者，而非真正的儒者。问题提得好！可是，谁是真正的儒者呢？谁又能够真正代表儒家呢？难道这十位儒学学者及其追随者就是就能够吗？对此，我不能做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回答，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与孔子也与传统的儒者大不一样。他们敬畏天吗？他们心中有天命吗？他们能够躬行自己所宣扬的吗？他们能够像孔子那样颠沛流离而九死不悔吗？如果肯定儒学在今天有不同的形态，如果肯定他们也能够代表孔子和儒学，那么，为什么生于斯长于斯的孔祥玲牧师等孔氏后裔基督徒又不能代表呢？为什么他们不能代表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呢？为什么他们自己盖教堂没觉得不安，而外人却感到受了莫大侮辱而十分心痛呢？为什么不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心声呢？难到他们是大逆不道，辱没门庭吗？难道应该把他们驱除于孔家之外吗？

[云：石先生一连问了几个问题：“他们敬畏天吗？他们心中有天命吗？他们能够躬行自己所宣扬的吗？他们能够像孔子那样颠沛流离而九死不悔吗？”如果说“儒者”想要做到这些却没有做到，那么，“儒学研究者”就根本没有想过去这样做，那就更不能“代表儒家”了。按照石先生的说法，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孔祥玲牧师等孔氏后裔基督徒”来代表儒家，那么，“尼山论坛”就不是“儒耶”之间的所谓“对话”，而是“耶教徒的一言堂”了。一个背弃师门而改投他门的人，还能代表师门吗？占极少数的“孔祥玲牧师等孔氏后裔基督徒”能代表占绝大多数的“孔氏后裔”吗？一个讲究“少数服从多数”的人，怎么会讲出“多数服从少数”的话呢？至于“孔祥玲牧师等孔氏后裔基督徒”是否“大逆不道，辱没门庭”，如果他们认真学一学儒教经典，他们自己就会知道。同时，似乎石先生没有意识到，他把孔子以及孔子所传的大道当成“孔氏”家族的“私事”了，因此，所有不姓孔的人都成了“外人”。如果石先生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或许还有情可原；如果早就意识到了却还这么说，那恐怕就是别有用心了吧？]

据有关报道，曲阜的基督徒已经有1万多。本人就接触过不少孔姓的山东牧师与信徒。其中一位孔牧师就是融基督信仰与儒家文化于一身。他把新约圣经当作是耶稣写给自己的一封封家书，而把整个教会也当作一个大家庭，他既注重信徒灵性成长的需要，也关心他们日常生活的供应，婚丧嫁娶这样的事都由教会安排，耕种收割也是信徒们互相扶助，甚至很多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也是由他们夫妇一手促成的。整个教会的确是其乐融融，宛若一家。在他家朱漆大门的匾额上，书写一行金色大字：归耶和华为圣。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吗？孔子与耶稣并不矛盾，孔子的后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不是背叛孔子，而恰恰是实现了孔子的遗愿。若是孔子再世，看到这一景象，也会再次欣然说：“夕死可矣。”

[云：“曲阜的基督徒已经有1万多”，这个数字，在耶教徒看来虽然高兴，恐怕还远远没有满足，因为他们恨不能让绝大多数曲阜人都成为耶教徒，乃至让全中国人都信奉耶教，否则也就不会具有“前瞻性”和“发展眼光”地建造那么高大的“教堂”了。当中国人的“灵性”都按照耶教的“需要”而“成长”的时候，中国人的思想灵魂也就都“西化”了；当中国人的“婚丧嫁娶这样的事都由教会安排”的时候，中国也就永远不会有“礼仪之邦”的称号了；当中国人都“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中国的传统经典就不会是经典了，中国的圣人就不会被当作圣人了。我们不反对“孔子的后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我们反对耶教有意地、肆意地在中华大地上拉拢、诱惑、收买人心，我们不反对耶教在中国的善意传教，但我们反对反客为主、喧宾夺主的企图。石先生凭什么说“孔子的后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不是背叛孔子，而恰恰是实现了孔子的遗愿”？凭什么认定“若是孔子再世，看到这一景象，也会再次欣然说：‘夕死可矣。’”？只能说是石先生自己的一厢情愿吧？只能说是把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孔子吧？]

看来，一部分儒学学者和国人还没有正视这样的现实，更遑论思考了。想借助于权力来建立儒教，更是匪夷所思。二十世纪这样失败的教训还不够多吗？哪个宗教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然，鉴于中国今天号称儒者儒家的这种认识水平，我建议包括孔子后人在内的曲阜基督徒还是退让一步为好。教堂的地址由于是旧址且方便信仰生活，或许可以不变，但在教堂的规模上，似乎不必与孔庙比高，也可以采用中国风格。毕竟信仰不是外在形式，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中国人不例外，孔子本人及其门生弟子后人也不例外。

[云：诚如石先生所说：“一部分儒学学者和国人还没有正视这样的现实。”如果儒学学者和国人真正能“正视这样的现实”，恐怕就不会出现“在曲阜的至圣庙和至圣林之间建造超高、超大、正规歌特式建筑的耶教大教堂”这样荒唐的事情了。石先生的错误还有，他认为《意见书》是要“借助于权力来建立儒教”，他说这是“匪夷所思”，他以这样的心态来揣测《意见书》的用意，“更是匪夷所思”，或者可以说这是“以耶教之心，度儒教之意”吧？石先生最后的“退让”，好像很让人“感动”，不过，所谓的“退让”是建立在贬低儒教以及“儒家儒者”的前提之上的，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放长线钓大鱼”——当耶教统摄了绝大多数华人的思想精神的时候，何处不是教堂？何需再建造“外在形式”上的教堂呢？]

改变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才是应对目前及以后问题的正确之道。“孔子或耶稣”之论可以休矣！

[云：应该说的是，《意见书》中没有“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有这种“僵化思维”的恰恰是石先生。石先生误认为，儒生所争的是在“孔子或耶稣”之间的唯一选择，却不知有主客之分、主次之别，更不知此是“信道”还是“信神”之间的选择。或许在石先生看来，只要能让耶教在实质上占据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世界，“‘孔子或耶稣’之论可以休”，若非如此，恐怕石先生“欲说还休”却不会“休”吧？总起来说，只要耶教以及耶教徒能知礼有礼，中国人当然会以礼相待。中国早已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教派，完全可以接纳耶教，只要是没有野心、没有恶意就好。]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12340&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