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及其对相生相克的超越

作者：崔锁江、代春敏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廿一日己未

          耶稣2019年9月19日

作者简介：崔锁江（1977－），男，河北无极人，衡水学院，董子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代春敏（1973－），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董子学院，讲师。

摘要：董仲舒首创了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包含了“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相干”“五行相助”“五行相和”等多种内容。这种思想不断被后世学者坚持、丰富与发展。但是，相生相克最终成为占据主流的通俗模式。而相和相助虽然屈居次要位置，但更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需求。通过在恶与善、差异与平等、单向性与双向性、生化性与稳定性、斗争性与同一性、约束性与自由性等多重维度上比较两种模式，可以得到相和相助优越于相生相克的结论。相和相助模式更符合儒家的仁爱精神、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解放的学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可以为人们处理多元复杂关系提供中国智慧，有助于实现五行关系论的现代化。

关键词：董仲舒；五行；相生相克；相和相助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16JJD720004）；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19030602006）

学界大多把相生相克奉为五行关系论的圭臬。尤其是中医学者更是把“生克”作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提出“五行生克制化律是保持生命整体稳定有序的唯一的独特模式”[1]的观点。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五行学说所揭示的相胜和相生的事物运行模式而言，它本身还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2]有的学者提出了“促进相生，减少相克，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和谐有序的发展”[3]的命题。与此不同的是董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董仲舒首创了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周桂钿先生总结董仲舒五行关系中的“相胜相生的循环系统”[4]，并且认为：“《洪范》只讲五行，没有讲它们之间的关系。”[5]周先生把董仲舒五行论概括为四个要点：以相生的次序排列五行；五行土为贵说；用五行相胜来说明封建政府内部权力互相制约；用五行相克来充实天人感应的内容。周先生认为五行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五行顺逆”的情况，这就需要君主通过修养自身道德进行“变救”，进而实现天人之间感应与互动。余治平教授指出：“现存文献中，《春秋繁露》第一次详尽阐述出木、火、土、金、水五行的位次、相互关系及其推演的逻辑与过程。”[6]他在肯定传统的相胜相生之后，把“一旦五行没有按照序次运行，则就会产生‘逆’‘乱’或‘干’”的情况称为董仲舒的“五行有变”思想，这就需要人君以相应的政事调整与道德修养进行相应的“救助”。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董仲舒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并突出相和相助的现实价值。

一、五行关系模式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

《尚书·洪范》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7]这里只是列出五种元素及其各自的属性，尚未对五行关系作出论述。最早出现的五行关系论是西周末年的“五行相和”。《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废》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时候就以五行作为说明。他提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8]史伯在这里言说的重点是“和实生物”的思想，而不是五行思想。以土杂和其他四元素仅仅是举例。

五行相胜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流行开来。《左传》提出了“火胜金”[9]974“水胜火”[9]1078的说法。《管子·四时》与《礼记·月令》更是强调了五行依据四时更替而“主运”。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的说法。五行相胜是五行更替的背后动力。《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依次提出了“土气胜”“木气胜”“金气胜”“火气胜”“水气胜”的说法。这种顺序暗合了五行相胜的思想，趋向于形成五行关系论。

董仲舒提出：“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10]487他的《五行相生》与《五行相胜》突出了相生相胜的主干地位，而五行相胜演化为五行相克。董仲舒就提出：“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木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10]405董仲舒的五行相生与五行相克结合在一起最终成为相生相克模式，在五行关系论当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是，董仲舒的五行关系论并不局限于相生相克，而是开创了多重模式。

从董仲舒开始，五行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军事、命理、堪舆、中医、建筑、养生等各个方面，五行关系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古代中医学者不断探究五行关系的复杂性，提出了“相乘相侮”等一系列新模式。“五行相乘”就是指五行之间的过度克制，而“五行相侮”则是五行之间的反向克制。这是对“五行相克”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隋朝萧吉的《五行大义》一书在五行配干支的基础上探讨了五行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有“论相生”“论配支干”“论五行相杂”“论德”“论合”“论扶抑”“论相克”“论刑”“论害”“论冲破”[11]等内容。其中的“相克”“刑”“害”“冲破”就相当于“相胜”。“相杂”“德”“合”则包含了五行相和的思想。“扶抑”则相当于相助相干。这就充分说明五行关系论具有多重模式与复杂性的特点。讨论董仲舒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五行论这一古老思想的现代化，进而破除人们对相生相克传统模式的执着与束缚。

二、董仲舒首创五行关系的多重模式

《春秋繁露》中有九篇文章以五行为题，隐藏着董仲舒五行论的基本脉络。其中《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阐释了五行相生，还包含了“五行授受”“五行主四季之气”等思想。《五行相胜》是董仲舒对战国以来“五德终始”的继承，又开启了五行相克的通俗说法。学者们也一直在争论相生相克哪个更早出现。周桂钿先生认为“将五行相生与相克结合成完整的体系”是董仲舒在五行学说上的创新之一[5]35。接下来的《五行顺逆》则描述了五行关系紊乱的现象。其内在根据则是《治水五行》里的五行依据四时分别用事的思想。五行关系紊乱进一步引发五行相干。《治乱五行》就分析了五行之间相互干扰的现象。这就需要人们进行“救助”与干预。而接下来的《五行变救》主要是从政事角度进行“救助”，而《五行五事》则从修养角度进行了“救助”。由此可见，董仲舒的五行论是一个既包含着世界观又包含着方法论的完整思想体系。董仲舒分析五行现象、进行五行变救已经触及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与复杂性。笔者就对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相干、五行相和、五行相助等进行讨论。

1.五行相胜

董仲舒在《五行相胜》中采取了不同于《管子·四时》或者《礼记·月令》以自然变化之理说明人事行为的次序，而是直接以社会历史为材料说明自然之理。他把“司农、司徒、司寇、司马、司营”等五种社会职能比喻为“木、金、水、火、土”。进而，他以司农为木、以司徒为金，用“司徒诛杀司农”说明“金胜木”；以司马为火、司寇为水，用“司寇诛杀司马”说明“水胜火”；以君为土，以民为木，用“民叛君穷”说明“木胜土”；以司徒为金，认为司徒骄傲，最终被军士（司马）所杀，进而以此说明火胜金；以司寇为水，认为“司寇为乱，足恭小谨，巧言令色，听谒受赂；阿党不平，慢令急诛，诛杀无罪”[10]500，这个时候营荡作为君就出来诛杀司寇，进而以此说明“土胜水”。这完全不同于“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的形象思维。司农、司徒、司马、司寇、司营五个职位之间的相杀已经带有了很强的“五行相克”的意味。这种“相杀”“相害”“相克”甚至成为一种真实的政治斗争场景。因此，五行相胜有其“恶”的一面。

2.五行相生

董仲舒在《五行相生》中列举了东西南北中五种方位、司农司马司徒司寇司营五种官职、仁义礼智信五种德目与五行相配，进而按照东南中西北的顺序，论述了木火土金水的相生次序。董仲舒以“召公入南亩”说明“木生火”，以“周公辅成王”说明“火生土”，以“太公威武强御”说明“土生金”，以“子胥执权而伐”说明“金生水”，以“孔子折旋中矩、无有所阿”说明“水生木”。《五行之义》当中也同样表达了五行相生的思想，把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看作是“子继父”的差异秩序。他认为“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这就意味着五行相生的关系恰如父子相传，有差异、不平等的一面。而如果要论述五行的平等性伦理则需要借助于五行相和、五行相助、五行相干的思想。《五行相生》中提道：“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本朝。”[10]490董仲舒以汉朝起源于南方汉水而认为“汉主火德”。由此可见，五行相生成为探究“主德”的一个重要方法。

3.五行相干

董仲舒创造性地提出“五行相干”的思想，为五行关系向复杂性演变提供了基本依据。他的《治乱五行》篇就提出：“火干木，蛰虫蚤出，蚿雷蚤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五谷伤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水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则五谷不成。木干水，则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蛰虫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10]516董仲舒看到了五行相干造成的混乱，然后为了救治这种混乱，提出了自己的干预措施。这种“救治”包含了“五行相助”的思想。他认为五行之间的相互干犯是绝对的、充分的。五行之间一共有20种干犯关系，分别是：火干木、土干木、金干木、水干木；土干火、金干火、木干火、水干火；金干土、水干土、木干土、火干土；水干金、木干金、火干金、土干金；木干水、土干水、火干水、金干水。五行相干既不同于相生，也不同于相胜，而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中最为极端的归纳就是阻碍与促进两种作用。阻碍就相当于相胜相克，而促进则相当于相生相助。五行相互干扰就意味着五行关系的复杂化，而不再是单纯的相生相克模式，进而使得多重模式成为必然。

4.五行相和

董仲舒在《五行之义》中提道：“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10]408五行之中的“金木水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土”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金木水火都需要大地的承载，都是大地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土的重要性与尊贵性。董仲舒就以土为贵，在《五行之义》的最后提出：“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10]408这说明董仲舒已经继承了《国语》里史伯“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思想。他的五行之和是合于“中土”。土代表着“五行之和”，五行在中央土的位置上实现了融合。董仲舒的“以土兼金木水火”与史伯的“以土与金木水火杂”当中都包含了“五行相和”的思想。任何二行都能相和，从而把“土兼四行”扩大化到五行之间。

5.五行相助

董仲舒在论述“王道三纲可求于天”的时候，利用“天地阴阳春夏秋冬”比喻君臣、夫妇、父子的关系。其中就提到了“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10]465。五行相助类似于这种阴阳互助。《天辨在人》中提道：“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10]433董仲舒在这里宣扬了以阴阳助四时的思想。四时是五行的理论基础。这里实际存在着一个以阴阳变化助推五行的内涵。尽管这还不是五行之间的相互助推，但是“五行相助”是五行相生、五行相和、以阴阳助推五行的应有之义。董仲舒的“五行授受”思想可以被理解为五行相助的一个层面。董仲舒在《五行之义》里提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10]405其中的“授”与“受”分别指称相生关系当中的“生”与“所生”。五行授受既可以被看作五行相生，也意味着五行相助。就此而言，相生即是相助。但是，相生更类似于差异关系，而相助更倾向于平等关系。因此，五行相助是一种从五行相生推演出来的模式。

三、五行关系多重模式的多重维度比较

从董仲舒相生相胜发展来的相生相克成为最为普遍的关系模式，可以被称为通俗模式。该模式尽管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却存在着自身局限。笔者认为相和相助虽然在董仲舒五行关系论当中处于次要地位，但更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笔者在多重维度上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1.从善恶的视角进行分析

从伦理学角度而言，任何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都具有价值属性。其中包括正价值、负价值以及价值中立等三种情况。价值中立往往很难长时间保持，有时候会趋向正价值的相和相助，有时候会趋向于负价值的相克相干。五行相干尽管在表面上而言属于“可善可恶”，是多重模式的总根源，但就本质而论则属于“干扰”“干犯”“相害”的负价值成分居多。所以从善恶的视角进行分析，相生、相助、相和属于善的模式，相克、相害、相干属于恶的模式。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五行关系的善恶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首先，相克、相害、相干、相胜并不是绝对的恶。正如伦理学上讨论“必要的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形成一种“手段恶、结果善”的复杂态势。中医上就以“相克相胜”来调节人体平衡。“相克”尽管代表着矛盾的斗争性，但并不走向“相害”这种斗争的绝对性。相克甚至代表着一种有效的不可或缺的制衡作用。这时的“相克”作为善的工具，已经接近于“相助”。其次，相生并不是绝对的善。相生相当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是“付出自我牺牲、成就他人幸福”的“至善”。但这种至善并不能为民众普遍奉行。相生造成了五行之间的服从、依赖与权威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相和相助作为有限度的“中等之善”，但却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2.从差异性与平等性的视角进行分析

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对五行关系的理解不是生就是克，时刻存在着比权量力的心态。董仲舒就以“父子”关系比喻“五行相生”，也以五行相生说明孝道的形上根据。这往往意味着权威主义。五行相胜产生了权力制衡形态的差异秩序。其中作为司营的土占据君位，能够制裁司寇，只有代表民的“木”能够克制君权。木的克制在于革命与反抗，而君权制衡臣民则是历史常态。从总体而言，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与其大一统思想相适应，呈现出注重差异秩序的特点。董仲舒还设计了“天、天子、百官、万民”的伦理秩序。董仲舒的阴阳论思想同样存在贵阳贱阴、阳尊阴卑的倾向。这种差异秩序反映在董仲舒五行思想当中就是以土为贵、五行差等的思想。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五行之间的两两相和、两两相助具有普遍性与平等性。五行的相和相助是一种更为温和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父子相生般的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因此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的善，而没有相克所带有的斗争性与相害的可能性。五行相和相助在董学体系当中尽管无法与五行相生相胜相抗衡。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相和相助更符合以平等为主体的现代价值观。

3.从单向性与双向性视角进行分析

相生相克的通俗模式具有强烈的单向性特点。相生容易造成前一元素灭亡转化为后一元素，“相生”也意味着“死亡”。木生火之后，木化为灰烬；火生土之后，火也不存在了；土生金之后，土丧失了存在价值；金生水之后，金也不存在了；水生木之后，水被木所吸收，进而也丧失了自性。同样地，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都指向了相杀相害的单向性。与之相反，相和、相助、相干都是两两相和、两两相助、两两相干的双向度模式。相助、相干、相和因为是双向度的关系模式，总共有五十组关系。在排除五行相干这种特殊情况之后，相和相助的双向度关系使得以五行组成的结构更为平衡与稳定。

4.从生化性与稳定性视角进行分析

相生相克的通俗模式强调了“生化性”，更在意于新事物的诞生与旧事物的灭亡，因而难以保持稳定性与独立性。与此相反，五行相和相助并不强调斗争性，更多地承担事物的独立性、稳定性与自足性，符合现代和谐共生的理念。按照“和实生物”的观点，五行相杂自会生物，五行相和就会导致生生不息，而五行相助也是助其生生不息。五行相和相助只是淡化了生化性，而不是丧失了生化性，避免了单纯陷入事物生灭链条之中。而相生相克对事物之间的平衡互动缺乏足够的说明。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稳定性是五行相和相助的优势所在。

5.从同一性与斗争性视角进行分析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相克是斗争性的重要体现。尽管相生可以说明同一性，但恰如前面分析的那样，相生却带有了生化性，进而在说明两事物和谐相处方面远逊于相和相助。在处理社会关系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相生”关系，而只能说是“相和相助”关系。中国哲学发明“中和”说明事物之间最佳的关系状态。五行相和代表了相生、相助、相救等一切有关“善”与“同一性”的内容，具有比相生而言更大的包容性。相生则仅仅是一种极其密切的生成关系，而不是同时存在的和谐关系。相和的生化性远远小于相生。因此，相和比相生更能代表矛盾的同一性一面。相和是事物和谐相处。而相助则是事物在“和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相互协助之意。相助比相和更带有价值赋予的现实性，而相和则更多是一种关系上的默契，远远超越了现实功利意义的付出与收获。总之，人在社会关系法方面更多地倾向于“和谐”，而非“克敌制胜”。五行相和也符合和平主义的时代潮流。总之，相和相助比相生相克更适合现代社会伦理秩序与价值需求。

6.从自由性与约束性视角进行分析

相和相助模式为人类的自由提供了空间与可能。而相生对于独立个体而言是不自由的。“相生”导致强大的依赖心理与权威心理。万物都处在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之中，相生是一个纵向的、历史的、普遍的历史形态。而相和相助则是横向的、同期的考察结果。相和相助更能显示出自由的状态。《史记·管晏列传》提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现实生活中的知遇之恩与养育之恩往往容易造成人的依附心理。这种人生依附性往往意味着一种私人关系上的愚忠。相克则往往发展为一种权力斗争，把人与人的关系当作绝对的斗争关系，进而无限扩大斗争性，引起普遍的动荡与不安。无论是相生的权威性与依附性，还是相克的斗争性都意味着自由度的降低与约束成分的增加，都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造成障碍。因此，现代社会更宜提倡五行相和相助的关系模式。

四、相和相助模式的当代价值

相和相助的现代模式是对相生相克通俗模式的颠覆、超越与辩证否定，是实现五行关系论现代转化的一种常识。相和相助模式的优点有如下几点。

1.相和相助更符合儒家的仁爱精神

相生尽管符合古代“大德曰生”的理念，但并不是持续的相和相助，而是“一时生”。一旦双方都已经存在，彼此的利害关系更加现实，竞争性的相克关系更为突出。相生相克因为偏重于斗争性，而最终成为仁爱的对立面。仁爱早已成为现代公民社会所接受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在五行相和相助之中。倡导相和相助的现代模式更有利于弘扬儒家仁爱精神。所以，相和相助的现代模式在不否定相生相克的真理性与合理性的前提下更值得推崇。

2.相和相助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解放的学说

相生相克更多地应用于自然哲学领域。董仲舒的《五行相胜》与《五行相生》尽管基于自然哲学，但其指向是社会历史领域与历史哲学。就其源流而言，《洪范》与史伯论“和实生物”主要还停留在自然哲学领域，而自《左传》开始的《吕氏春秋》《管子》《礼记》、五德终始都用五行关系论证朝代更替合法性。五行相克与五行相生先后成为最主流的两个解释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而言，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这个时候就消除了战争与阶级分化，国家开始消亡。恩格斯曾经精彩地论述到：“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2]这必然导致“五行相生相克”的阶级斗争历史的终结。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就此而言，相和相助将成为人类的主流价值，相和相助的无阶级社会必然取代相生相克的阶级社会。

3.相和相助更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3]马克思生动地把旧的社会形态比喻为新社会形态的胎胞，实际蕴含了五行相生的思想。每个社会形态内部的社会主要矛盾与阶级矛盾以及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状态与阶级斗争状态都可以形象地以五行相克做比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4]这被归结为“两个必然”的思想。社会主义必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人类社会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进化过程都可以形象地以五行相胜做比喻。因此，五行相胜可以看作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一种大胆猜测。尽管有上述合理性，相生相克模式却不利于形成多元包容的现代伦理思维，使得人们陷入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简单粗暴的分类之中，进而导致严重的零和游戏，也缺乏足够的弹性。就此而言，相生相克模式阻碍了辩证、对立统一的运用，完全忽视了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而走向了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与此相反，相和相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五行相和可以看作是社会和谐的一种思想渊源。而有关统一战线的思想则可以被看作是五行相助。五行相助类似于一个社会之中的各种阶级、各种社会职能能够相互协助，共同维护整体利益。每一种社会存在都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资本、劳动、权力、文化、暴力都能够相互促进彼此的发展，进而增进社会的繁荣。在此基础上，一个社会实现了深度的和谐，实现了一种和谐发展的美好局面。

4.相和相助更符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五行相克象征着事物之间的斗争性。五行相干也意味着事物之间相互干犯。这种干犯虽然没有达到相克、相胜、相害的地步，但已经影响了五行各自的独立性与圆满性。这种相互干扰在国际政治上极其有害。人类近现代史上的帝国主义列强往往粗暴打断广大亚非拉地区的社会演变进程，强行介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发动战争消灭其他文明形态，乃至于掠夺殖民地的各种资源为己所用。这种帝国主义姿态阻碍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五行相干的典型例证。与此相反，相和相助更符合中国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人民的和平外交宗旨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正在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交往，为各国人民谋福祉，进而以合作共赢的模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建设。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帝国主义的对比而言，相和相助的现代模式远远比相干相克的斗争模式更符合道义，更有利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福祉。

5.相和相助是处理多元复杂关系的中国智慧

倡导五行相和相助的现代模式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相生相克的通俗模式，而是在承认相生相克通俗模式具有存在合理性前提下真正把五行关系论推向前进，从而使得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而获得新的生命。提倡五行相和相助有利于人们增强文化自信，在处理诸如国际战略、社会存在等领域的多元复杂关系时能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汲取智慧，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争斗与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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