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儒学与明清思想转型”暨纪念吕留良诞辰390周年学术论坛

来源：主办方供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廿七日乙丑

          耶稣2019年9月25日

2019年9月20日至22日，由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桐乡市文化局、崇福镇党委政府共同主办，上海市儒学研究会、桐乡市吕留良研究会协办的“江南儒学与明清思想转型”暨纪念吕留良诞辰390周年学术论坛在吕留良故里浙江桐乡的崇福古镇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36篇，分别围绕吕留良思想与交游、江南儒学、明清学术转型等核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兹从八个方面简要概述此次学术论坛的盛况：

一、吕留良的思想演进与政治思想

吕留良是明清之际思想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思想极具诠释的张力，对清以降尤其是清末民初革命思想发展影响至巨。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会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吴震教授在大会主旨讲演之中指出,本次大会是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次与地方政府合作办会，研究江南儒学、江南文化，必须走出高校深入基层，让学者有一种在地感；吕留良在明清之际的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他既是江南地区儒学圈的中心，也是儒学在地方基层传播的典范；深化江南儒学的研究，非常需要从吕留良以及张履祥、陆陇其等具体个案入手，故而本次会议有着重要的意义。

桐乡市吕留良研究会荣誉会长徐正先生从吕留良的家史、人生经历角度切入，以时间线索依次梳理明清鼎革、早年应试，以及与黄宗羲、陈祖法、张履祥的交游和归隐东庄、点评时文等一系列吕留良思想演进中的关键环节，揭示这些事件在吕留良思想嬗变过程中的作用。

宁波大学彭传华教授重点阐述吕留良政治思想中君为生民、君臣以义相合、臣子出处去就之道、君臣之义与夷夏之防、废郡县与行封建等五方面的特质，同时考察其政治思想对晚清民国章太炎、熊十力等人的影响，认为吕留良政治思想的特殊性对晚清的社会政治改革与革命意识有着独特的重要性。

浙江大学韩书安博士认为，吕留良的政治思想激进色彩在清初朱子学者群体中最为突出，通过君民之辨、王霸之辨、夷夏之辨呈现出不同向度。并且君民、王霸、夷夏之辨的三重向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二、吕留良与《四书讲义》

自宋代以来，《四书》一直是理学家阐发思想时依托的核心文本，以崇奉朱子为学术特色的吕留良亦是如此，《四书》在吕留良的学术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教授择取先秦儒家经典中关于“义利”之辨的探讨，并结合南宋朱注，观照性地考察了吕留良《四书讲义》中的“义利”观。作者试图尝试对儒家“义利”之辨作出伦理学定性，将之视为义务论或规则功利主义，抑或两者之结合。

台湾“中央”大学史曜菖老师对吕留良“抗清、反满”思想作了再梳理，他以《四书讲义》为中心，检视吕留良透过《四书》诠解显现出的“忠”思想，突出吕留良学说与清统治者强调贵贱二分的极大落差，对后世学者直接将吕留良“去私存公”思想作为影响后人抗清因素的处理方法表示存疑。

贵州大学王胜军教授以朱轼等人所纂的《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为中心，从侧面考察王学被批判以及宋明心性之学衰微的情形下，清初官方对“心学”传统的坚守和“心学”与道统建构之间密不可分割的关系，主张“吕留良案”在文字狱层面之外还有其更值得探求的学术文化意义。

山东大学李燕博士则从与《四书》学紧密相关的科考时文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吕留良时文评选活动及背后的遗民心境，认为他不仅是出于生计的考量，更是因身为儒者而希冀在此活动中表达“尊朱明道”的学术观与“华夷之防”的民族观。

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将吕留良与陆陇其作了比较，尝试解决为何都是清初浙西的朱子学家、在《四书》学上有承继关系、有着共同交游经历的两位学者，为何在雍正朝却遭受判若云泥的政治与学术待遇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分析两人《四书》学问题与方法异同，特别是书之体例以及对于“出处”以及“道义”的理解，对于研究清初的《四书》学、理学乃至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吕留良与陆陇其

陆陇其是吕留良学术生涯中颇为志同道合的学者，两人的思想主张在清初思想界中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于清初思想研究而言，具有独特的学术史意义。

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与吴旺海同学合作的文章，从“程朱陆王之争”角度入手，以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陆陇其为中心，完整梳理陆陇其与理学名臣汤斌的学术争辩、汤斌后学彭定求对陆陇其批驳两事件始末，两位作者希冀借助考察清初程朱陆王异同争论在康熙朝的具体表现，从而解释清初程朱陆王异同聚讼呈现只谈“辟王”而不论“非朱”的吊诡现象，并展现未受官方青睐的陆王学说如何在夹缝中寻求发展空间的情境。

嘉兴学院张猛老师通过以吕留良与陆陇其为中心的比较个案研究，揭示清初江南士人的出处及治生的诸多面向。作者认为陆陇其与吕留良两人虽同为嘉兴府人，年岁相当、学术志趣相同，却因“出处殊途”、“治生迥异”导致了两人及各自家族的清代中后期的不同遭遇。

平湖市陆稼书研究会金卫其会长梳理了吕留良思想中的“尊朱辟王”因素，而后以时间为线索，细致考察陆陇其与吕留良交游始末，提出了直到与吕留良相交游后陆陇其的“尊朱黜王”思想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论断。作者同时主张清初的“尊朱黜王”思潮，由张履祥发其端、吕留良将其拓展、到了陆陇其则达到高潮，突出吕留良与陆陇其在这个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四、吕留良与黄宗羲

除与陆陇其等程朱派学者的联系之外，与具有王学取向学者黄宗羲的交游，同样构成吕留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环节，以此议题生发的、与黄宗羲等人的相关研究，同样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

台湾思想史研究中心孙中曾先生探讨了吕留良与黄宗羲如何各自诠释诸如义利、道统、朱陆之争等宋明儒学的议题，他认为吕留良的尊朱思想特色有着东林学派的色彩，并且相较于个人恩怨而言，文化脉络上的不同宗主才是吕留良、黄宗羲交游见隙的根本原因。

南京中医药大学王小丁教授将吕留良与黄宗羲置于宋以降儒者多兼医士的社会背景，以吕留良与黄宗羲两人就《高旦中墓志铭》的争辩为切入点，阐述江南名医高鼓峰在加速吕、黄友谊决裂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梳理了吕留良与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儒者在习医、隐医、行医方面所引起的士风变化与医学发展的诸面向。

中山大学王格副教授则基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开篇论说，重新解读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尝试回答社会政体的形成过程究竟是岁月中偶然形成还是由立法“圣人”所建立的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家宁老师从方法论的层面爬梳黄宗羲思想，认为黄氏本人在近代社会政治转型的深刻影响和作为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标志性个案两个方面的特质，既表明了黄宗羲研究的重要性，也显示出背后的复杂性与困难性。

华东师范大学韩雪博士将黄宗羲《孟子师说》视为明末清初批判理学末流、重新阐释儒学经典的代表性著作，与此同时把黄宗羲视作旨在经世致用的哲学家，她从实学角度考察《孟子师说》，试图阐述清初实学之风和《孟子师说》的关系。

五、吕留良研究的其他方面

关于吕留良好友吴之振、弟子严鸿逵以及《吕留良家训》的相关研究也在此次论坛中被广泛讨论。

在吕留良与其他学人交游问题上，海宁市名人研究院王学海先生另辟蹊径地通过爬梳吕留良与张履祥、陈确的交游，以间接途径勾勒吕留良的学术形象，借此考察吕留良与张、陈两人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互动与交错，从而引出对历史人物更多面向的诠释。

桐乡市吕留良研究会郁震宏先生则跳脱了理学视域，关注到吕留良作为文坛士子的一面，借助诗文、《年谱》等史料，钩沉桐乡籍文人吴之振与吕留良相交相知、相互砥砺，以及到后来两人的渐行渐远的过程，从而揭示出两人交游活动背后所蕴含的偶然与必然。

苏州大学程水龙教授探讨了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的研究，严氏《朱子文语纂编》编撰的相关问题。在作者看来，严氏《朱子文语纂编》的编集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中也包括承绪吕留良遗志。

《吕留良家训》方面，来自桐乡市第二中学的王晓霞与鲁东平两位老师对《吕留良家训》的思想阐发。王晓霞老师透过对《吕留良家训》的考察，认为在家训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吕留良极力保持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士子节义、坚守高洁操守、鄙夷功名、隐居求志，努力做到安己、安家、安民的形象。鲁东平老师则以《吕留良家训》为基础，论及家风、家训的重要作用并阐发了家训在当下的现代意义审思。

此外，桐乡市大麻中学王健老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拓展发掘与吕留良和吕氏家族相关的地方历史和文献资料，在嘉惠后学之余提供了更多可供探讨的议题。

六、明清学术转型

明清学术转型也是本次的重大议题，吉林大学张慕良老师以中国哲学精神发展内在逻辑之“必然”与“偶然”为切入点，试图借此呈现明清之际学术转型的一个面向。在作者看来，中国哲学精神发展至王阳明，完成了以“心”统摄“理”、“气”的合理的“三位一体”理学思想的逻辑构建，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在自身文化资源内部所能够开出并呈显的精神义理的极限及完成。因而明清时期的主要任务便成为开出新的文化形式、是中国哲学精神发展之“必然”，这为作为中国思想新形式提供借鉴参考的西学提供了东渐的历史机遇，但这一过程又被历史条件所打破，以至中国文化在其后所呈现的实际形态为中国古代文化形式的“消解”。

怀化学院刘克兵副教授从明清思想转型的角度认为，朱熹的知识论在明清之际，对包括吕留良在内的思想家之知识论有直接来源或间接启迪的引领作用，并对明清时期的科学理念与乾嘉学派的产生具有重要接引作用。

另外，江苏师范大学兰军老师详细地考察了晚明嘉兴仁文书院在官民联系、赋役变革等地方性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个案研究尽可能还原当时江南士绅构筑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与维护地方稳定的内在运行机制，为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社会文化史的背景。

七、阳明学、阳明后学

对于明清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阳明学，阳明学与阳明后学方面，贵州大学邓国元教授以王阳明《稽山承语》第25条为基本文献，考察了王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原义。作者不仅借之推定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时间当在嘉靖四年十月至嘉靖五年春末之间，还认为阳明对“正心”、“未发之中”的诠释揭示了心体“廓然大公”、“无所偏倚”的本质，以“廓然大公”、“无所偏倚”为本质，心体在“发用”上呈现出“物来而顺应”的特点，心体“廓然大公”与“无所偏倚”的本质，是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的基本义理，“四句教”“无善无恶”的提出，是对心体“廓然大公”、“无所偏倚”本质的概括。

杭州师范大学申绪璐教授则指出，知行合一是阳明学的核心思想，突出地体现了阳明学的实践特性，从本体与功夫的角度而言，知行合一属于儒家思想中的工夫论，但是在阳明提出此命题之时，却是基于本体论的层面。为此作者从本体论、工夫论以及知行并进的三个层面入手，试图解决在知行合一的命题中集中出现的本体论思想演绎和工夫论当下实践的矛盾。

湖南科技学院阮春晖教授辨析了周汝登源出阳明又异于阳明的“良知观”，从无物而物在、手持足行是道、自我现成三个方面诠解周氏良知观的特质。在作者看来，周汝登的“良知观”与他本人对良知本体地位的一再强调有关，但周氏的改造并不意味着王阳明“良知”说的解体，仍可将之视为阳明学在晚明的进一步发展。

宁波大学何静教授重点关注了王阳明综合朱熹与陆九渊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上的各有偏重以及由此彰显出的和会朱陆倾向，她认为王阳明在本体论上借鉴了陆九渊的心本论模式，提出心本体论（作者亦称之为“良知”本体论），汲取朱熹无形而有理的思辨，主张心本体无形而实有理；在工夫论上看重朱熹所强调的《大学》之格致诚正修、《中庸》之未发已发戒惧慎独说。

宁波大学邹建锋教授则立足于嘉兴地区，对晚明以来阳明后学情况进行了详实的考订，作者考探到历史上嘉兴地区共有阳明亲传弟子4人，分别为董澐、董穀及钱同文、许相卿，另有再传弟子19人，这些身处嘉兴地区的阳明后学潜心学术，刊刻阳明文献，泽被乡里，传学后世，居功至伟。

八、刘宗周与蕺山学派

刘宗周以及蕺山学派则是转型期的独盛的一支，蕺山学研究方面，湖北大学姚才刚教授阐述了刘宗周修养工夫论中的“改过”思想，作者将刘宗周的改过思想概括为两方面：首先“改过”思想反思了改过的道德形上根据，人对心性本体的体认愈亲切，愈能照察自身的过失，改过的信心与动力也就愈大；另一方面“改过”思想对人的过错作了非常严细的分类，对如何改过也作了颇富创见的思考。基于此，作者指出刘宗周“改过”说的现代启示意义在于正视人性阴暗面和树立终生改过意识。

复旦大学徐波教授在晚明儒、道、佛、耶多元文化交融大背景下探讨了刘宗周的义理架构，作者认为刘宗周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在江南儒、道、佛、耶多元文化交融大背景的浸润下仔细辨别“过”、“恶”等观念，同时对这些观念来源在心性论中作出明确定位，与宋代胡宏针对人欲所提出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有明显相通之处，胡宏与刘宗周以“同体无明”的义理架构为儒家传统性善论与工夫论之间理论张力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道路。

中国石油大学张瑞涛教授从忠义、经世、创新三个方面归纳了蕺山学派刘宗周及其弟子的人格气象，认为蕺山学派刘门士人的人格气象是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经长期的生活磨砺和生命体悟所流露出来的精神形象和德行境界。

浙江社科院张宏敏研究员细致梳理了近三年（2016—2018）蕺山后学研究的新进展，作者分浙东与浙西两个方面阐述了蕺山后学的相关研究，分别列举了境内外学者关于陈洪绶、祁彪佳、黄宗羲、刘汋和陈确、张履祥、恽日初研究的最新动态，为蕺山学研究作了非常细致完备的阶段性总结。

最后在闭幕式上，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的张天杰教授作了大会总结，他认为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与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的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学术研究，特别是江南儒学的研究必须拓宽研究的空间，走出高校，多与地方政府合作，才能真正促进名人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

（撰稿人：吴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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