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作者：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7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廿五日癸亥

          耶稣2019年9月23日

《仪礼》所见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五种，可称为“五爵”。“五爵”的研讨，将向人们展示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异常奇特的等级酒器礼制，足以显示先秦等级礼制所达到的无与伦比的精致程度。

礼书“五爵”与商周“五器”

人们在文物考古词典中所查到的器名，是现代分类定名，还有一种器物称谓是“自名”，第三种情况，是礼家所使用的酒器名称。“礼家”通指商周礼乐人员及东周以后的礼书作者、礼制学者。这三种分类方法并不一致，应予区分。

礼家把饮酒器记述为五：爵、觚、觯、角、散，通称“诸觞”或合称“五爵”，意味着五者已形成一个“组合”了。从现代器物分类看，爵、觚、觯、角、斝首先是五种不同器形，本文称之为“五器”。

罗振玉、王国维以“斝”当“散”，引礼书以为证，朱凤瀚指出其论证仍有不足：“斝”并不是器物自名，而是宋人的定名。“角”“觯”“觚”“爵”也有类似问题。郭宝钧概括说：“殷商盛用的爵、觚、斝、觯、角到西周中叶即中绝。”

朱凤瀚论爵：“……皆不会是指上述商西周时期的铜爵。”论觚：“……当非东周礼书中所见用为盛酒器的觚。”论觯：“……似不大可能即是宋人名其为觯的铜器。”论角：“……当是另一类酒器。”这就基本否定了“五爵”与“五器”之为一事。

从用途说，爵、角、斝三者同属一系，学者认为它们并不是饮酒器，而是煮酒器或温酒器，“五器”的构成其实是“温酒器+饮酒器”。可问题在于，宋人是上承礼书、把“五爵”全部视为饮酒器的，这个矛盾就很大了。

礼书编纂在战国初蔚然成风，礼书“五爵”应视为春秋礼制。“五器”自早周之后便已消歇，在春秋典礼上已不被使用了，那么礼书中的“五爵”会是商周“五器”吗？宋人以“五器”释“五爵”，而礼书所谓的爵、觚、觯、角、散，另有所指。由此，“礼家的酒器称谓自成一格”的论点，就有辨析的必要了。

“五爵”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仪礼?士冠礼》贾疏：“案《韩诗外传》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对这些“若干升”的容量之辞，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之“爵”意谓此器容量一升，“散”（斝）意谓此器容量五升，仅此而已；“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之“觯”意谓此器容量三升，“角”意谓此器容量四升，仅此而已。也就是说，组成“五爵”的爵、觚、觯、角、散（斝），并非商西周之“五器”——“五爵”乃是容量概念，而非器形概念。

《礼记·礼器》有一段论述，把饮酒器和盛酒器的使用原则，概括为“以小为贵”：尊贵者的饮酒器较小，卑贱者的饮酒器较大。东周礼制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数列化”，相应地饮酒器也“数列化”了：饮酒器逐渐固定为五种，其容量逐渐形成为一至五升的等差数列，以便精细区分贵贱尊卑。在这时候，爵、觚、觯、角、散（斝）五个器名，被拿过来用以指称五等饮酒器，是即“五爵”。

宋人是拿了礼书所见之爵、觚、觯、角、散（斝）之名，反过来为商周“五器”命名的。我们目前推定，“五爵”是袭用旧名而非新造。说“爵”就是一升之器，说“觚”就是二升之器……这对礼乐人员的陈设赞导，对饮酒者的献酢酬，甚为简捷。所以“五爵”称谓自成一格，所指已非“五器”，这不仅仅是“名实贸迁”的问题，还包含着称谓原理或命名策略的变化：“五爵”是“依容量而定器名”“依用法而定器名”的，同“五器”的“依器形而定器名”，在原理上大相径庭。“五爵”系“礼学话语”，而非“器物类型学话语”。

另外，还有若干先秦资料可以印证其容量传述。郑玄、贾公彦都认可《汉礼器制度》的礼学价值，认为它“多得古之周制”。在《韩诗外传》之前，还有《考工记》《汉礼器制度》两种文献，也记有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之制，印证了“因容量而定器名”与“因用法而定器名”的礼制存在。在“五爵”之外，毛诗学者还有一个“觥大七升”之说，也在传述着“容量化器名”。

业务需要与政治需要

认定“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称谓原理”呢？借用现代语词：一是为了“业务需要”，二是为了“政治需要”。

基于“业务需要”的命名策略：1.盛酒器名之容量化：缶、壶、瓦甒。《仪礼》所述三等盛酒器与《礼器》所述具有一致性：从容量说，五斗大的就称瓦甒，一石大的就称壶，更大的就称缶；从用法说，给君主用的就称瓦甒，给卿大夫用的就称壶，给士用的就称缶。2.依容物不同而定器名：壶与罍。为了便利，对盛了酒的容器就称“壶”，对盛了水的容器就称“罍”。3.因容酒状态而定器名：觞与觯。礼家以“爵”为饮酒器之通称，以“觞”为盛满酒的爵之通称，以“觯”为尚未斟酒的空爵之通称。4.觥：罚爵之“容量化”。礼学意义上的觥，特指典礼上罚酒的角爵。罚酒使用角状饮酒器，应系古俗；而礼家让觥的容量与“五爵”大小相接，反证了“五爵”系容量概念。觥与“五爵”的关系，便可以说成是“5+1”的关系。5.勺：酌酒器的“容量化”与爵名转移。勺是酌酒器，“勺一升”显然是为了配合饮酒器的“容量化”：为爵酌酒，一勺即成；为觯酌酒，三勺而就，余类推。若把勺及其容量也考虑在内，“五爵”体制又可以表示为“1+5+1”了，前一个“1”就是酌酒之勺。七器之容量井然有序。

历史早期的习惯，是从三足温酒器向饮酒器酌酒，商至周初用三足爵向觚或觯里酌酒。后来不温酒了，人们改用勺从酒壶中舀酒，再向饮酒器注酒。这样一来，“爵”这个昔日的温酒器名，可能被酌酒器勺沿用了。春秋出现了“五爵”组合，称“爵”的勺跟“五爵”搭配使用，其容量被确定为一升。由此，一升之饮酒器也名之为“爵”了。又因“五爵”都靠称“爵”的勺酌酒，于是“爵”进而又成了饮酒器之通称。从礼书中的饮酒称谓看，容量化的器名组合在春秋形成并通称为“爵”之后，勺或斗又不称“爵”了。相关的器名变化，就是从三足温酒器称爵，再到勺或斗等酌酒器称爵，再到一升之饮酒器称爵，再到诸饮酒器通称为爵。

再看“政治需要”，就是通过“以小为贵”的酒器设计，来维系尊卑贵贱。《礼记·礼器》“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祭祖礼上在向尸献酒时，应依一己身份之异而使用容量不同的饮酒器。其次，根据献酒对象的不同，换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这样一来，用多大的饮酒器，有时候依一己身份而定，有时候依对方身份而定。最后，“五爵”还用于维系亲疏长幼，在祭祖之礼上，因亲疏长幼有异，所使用的饮酒器亦容量各异。

在典礼的不同环节，因不同参与者的身份，饮酒器随时换用、变动不居。“容量化器名”与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秩序完美配合，展示出传统等级礼制的精致性，塑造了一套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制。

“凡诸觞皆形同”与战国宴乐图所见酒器

证明了爵、觚、觯、角、散（斝）有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之别，还不足以证明它们形制无异。对此，传统礼学家却传述着一个古老说法——“凡诸觞皆形同”。如聂崇义旧《图》云：“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这不仅仅是宋人的认识，而是早有其说，源远流长。又如王黻亦云“昔之礼学者谓诸觞其形惟一”，“昔之礼学者”的提法，再次表明那个论点古已有之。再如章如愚也传述“旧《图》云”的观点。此后宋元明清，仍有若干学者传述着这个“旧《图》云”或“《礼图》云”。

说“凡诸觞皆形同”，对此传世文献与考古实物中的线索不足，而东周的宴乐图像可以提供帮助，利用宴乐图所见酒器检核礼书“五爵”势在必行。

“五爵”之中有角。除了一种类爵的三足温酒器称“角”之外，商周还存在着犀角或牛角形的酒器实物。战国宴乐图也显示，角状器确实是现实生活中的饮酒器，如六合程桥墓之铜残片刻纹中有角爵，山西省潞河战国墓铜匜纹饰上也有一个角爵。两者不但所用角爵酷似，而且两个人都是坐着饮酒的，坐姿雷同，也许是醉酒之后的坐饮罚酒景象。

在各种宴乐图中，饮酒器的形象高度一致，除了角形酒器外，基本就是那种筒形器了。王恩田态度谨慎，对宴乐图中的饮酒器，只称为“筒形器”而已。另一些学者把那些筒形饮酒器径称为“觯”。扬之水则把上述筒形饮酒器认定为觚。无论称筒形器、还是称觯、称觚，若不计偶或一见的角爵，学者们都默认了宴乐图所见只有一种酒器。这对“凡诸觞皆形同”之说，对“礼书五爵并非商周五器”之论，可称强证。画面中除了饮酒之爵之外，还能看到酌酒之勺及罚酒之角，这一情况，也跟本文所归纳的“1+5+1”的酒器组合相吻合。总体说来，各种宴乐图所见饮酒器，可以认定为同一器物，是所谓“凡诸觞皆形同”。

本文对“容量化器名”的讨论，其核心论点概述如下：1.因三足爵、角、斝皆是温酒器，而非饮酒器，所以商周“五器”不可能是礼书“五爵”。2.礼家称“五爵”容量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升，而礼书中的“五爵”用法，确切证明了“以小为贵”的容量等差的存在。3.考古所见商周常用饮酒器觚、觯、杯、尊等，都是筒形。就“筒形”而言，礼家“凡诸觞皆形同”之说与之相符，可以成立。4.战国宴乐图所见筒形饮酒器，进一步证成了“凡诸觞皆形同”。据此，礼书“五爵”系“容量化器名”的判断，殆无疑义。既然“五爵”都是筒形饮酒器，那么征引礼书“五爵”以论商周“五器”或以商周“五器”释礼书“五爵”的各种既往做法，都属沙上建塔，不妨考虑放弃。进而对礼书所见盛酒器名，也有了反省的必要。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