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里的微言大义

作者：杨朝明  李文文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廿九日丁卯

          耶稣2019年9月27日

《春秋》的作者相传是孔子，关于孔子的作品也有不少，但如果请孔子本人推荐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他很有可能会推荐《春秋》。孔子说自己“志在《春秋》”，其中表达的微言大义，彰显其正名守分的政治主张。

一个时代与一部经书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秋”曾是周代各诸侯国历史记载的代名词。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写成《春秋》，“春秋”竟成为他记载的这个时代和这部史书共同的名字。或者说，《春秋》曾是史书的通名，后成为春秋鲁国历史的专名。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79年）的历史。《春秋》记涉诸侯国之间征伐、会盟、朝聘等事，还有日蚀、月蚀、星变、灾害等自然现象，以及祭祀、婚丧、城筑、狩猎、土田等社会生活。它为鲁国史书，却不只写鲁国历史，对各诸侯国多有涉及。

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诸侯国壮大，社会激烈动荡，以血缘宗法维系的政治体制面临重大变革，以王道传统为核心的政治精神趋向崩溃。在孔子看来，这是一个天下无道的乱世，他周游列国，到处奔走，希望君主们为政以德，不要背离王道传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爱民敬事，上下相亲，社会和谐。

但是，期愿已远远不足平镇当时滔滔之天下，在“争于气力”的春秋之末年，其主张的“修己以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在这样残酷却又无奈的现实面前，自己该何去何从？于是，他想到通过历史的记载表达个人的政治主张，“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依据鲁国的历史资料作《春秋》，将历史的真实记下来，寓褒贬，别善恶，以俟后人。

是的，惩恶劝善，字字针砭，正是《春秋》的特点。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在孟子看来，《春秋》是“天子之事也”，他是在替圣王制法。孔子本人非常看重《春秋》，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以后，后人纷纷进行研究解读，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竟形成了一门影响深远的显学即“《春秋》学”。人们认识到，《春秋》以寓王法，厚典、用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一部《春秋》，为后世虑，意义十分深远。

微言，需要“知微之显”

《春秋》语言简略却意义深奥，通过“属辞比事”将致治之法垂于后世。《春秋》以史载经，是经世大法，昭示中华史学的庄严使命。《中庸》说“入德”之法要“知微之显”，欲知大意，先明微言。

《春秋》微言，首见言辞之微。《春秋》记事，用语谨严，最少1字，最多者也只有40多字。言辞简略，却用词考究，咀嚼有味，褒贬善恶就在简略的叙述之中。比如“弑”是以下犯上的专用词，表达乱相横生、君臣父子相残；“奔”是逃亡的特指，可以看到流离失所，无所归依。由君主的命运，可见一般百姓的离散；处处“攻”“伐”，可见春秋无义战。《春秋》微言，就在这个“微”中褒善贬恶，扬善去恶，拨乱反正。这种叙事方式，被称为“春秋笔法”，以史载经，以文载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微言，还见事态变化。董仲舒云：“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小过不慎，终酿大祸，以致亡家败国。司马迁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很多灾祸并非突然发生。《春秋》叙事令人洞悉原委，鉴往知来，从而防微杜渐，彰显了礼的意义。礼深入人心，可经国济世，让人守正不阿，坚守信念，从而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春秋》微言，要在守常不乱。在《春秋》中，守常与权变并不矛盾，“经”与“权”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其时措之宜，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贵在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唯有善会者才能得其大旨。胡安国称《春秋》为“史外传心之要典”，故先儒说经于《春秋》特为矜慎，义精仁熟者方能知其所择。

大义，在于观念和价值

任何有序的社会与文明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和是非标准。《春秋》看似一家之言，实则承继上古三代，继往开来。其远述尧舜之道，近守文武之法，唯有奉行王道仁政，知荣知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是经世大法。正如西汉司马迁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其唯有天下为公的格局、内圣外王的精神，才能社会和谐，人心和顺，天下太平，这才是《春秋》“微言”中的“大义”。

钱穆先生认为，《春秋》在当时已崭然成为一新史，是当时的大“通史”，亦可说是当时的“世界史”。有人类，有世界，就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道义由自然中产生。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春秋》则建立出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致，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谓是天人合一。《春秋》和合历史自然，和合天人之际，昭示是非得失。天下国家得此大义则治，失此大义则乱。所谓“大义”者，大纲、人伦、道理、教化尽在其中，亘古不变。

可以说，那时的诸侯国之间，唯有达成共识，遵守规则，才会和平与稳定，因此诸侯会盟就应有共同的遵循。然而，总是有背盟、叛盟者打破和谐与和睦的格局。历史教训也警醒着今天的世界，天下为公，四海一家，遵守公约，合作共赢，这才是大义。

要旨，正名守分而已

司马迁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诸圣先哲所叮咛者，多在警醒人们回到自己的本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此即《大学》所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人之为人，便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大道之行”便是“天下为公”。所谓“公”，指人的公共意识与公德意识，强调的是“人之为人”和“人之异于禽兽”的那些“礼义”，那些为人处世的那些根本原则，那些基本的人伦法则。《春秋》文字简略，于是有了解释《春秋》的《左氏传》（简称《左传》）以及《公羊传》和《谷梁传》。《公羊传》《谷梁传》详其义旨，通过对《春秋》文本的解说，阐发其内涵；《左氏传》详其本事，通过对《春秋》史实的进一步铺陈，彰显其思想。更能看出《春秋》意义饱满，内涵丰富。

读《春秋》，要将其置于中华道统的宏阔体系中，置于“六经之教”体系中，与《诗》《书》《礼》《乐》《易》并读。宋儒胡安国说：“《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在他看来，六经之有《春秋》，就如法律有了断案的准则，不学此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这个评价可以说无以复加了。读《春秋》要把握要领，理而不乱。这个要领，应该就是正名守分，就是明是非，重人伦，敦教化。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