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建耶教堂之感慨
作者：安继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作者赐稿


一个中国人，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一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的中国人，一个中国哲学的学者，一个以“用秩序与自由解读儒道互补”为终生职志的专职研究员，说实话，由于时代的原因和个人阅历的某些原因，前半生除象“批林批孔”、“五四反传统”这样的历史胎记之外，还有我个人早年几乎不能读书，实际上也基本上是从自然科学、《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金岳霖的《逻辑》甚至对基督教曾经有过向往、甚至在家庭教会的培训班里讲过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中国人，我的道家情怀较重，对新儒家想要把儒家推到准意识形态地位的努力一直有一种隔膜感。 

这一次学界发起关于曲阜建教堂的事，我也一直没有签名。原因很简单，正如干春松所言：没用！ 

可我现在要签名了，因为我通过干先生的博文深深地意识到，我三十年来对孔夫子的一往情深虽然不同于宗教徒的感情，但也庶乎近矣！因为我发现几年前我在讲冯先生在美国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简史》时，他们几次认为孔、孟、老、庄“没有登堂入室”的话深深刺痛了我，只讲了八次，庄子之后的大部分我就托故不再讲了。心里想：既然孔孟老庄都未曾登堂入室，何苦在此为祖宗丢脸呢？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以来，我知道中国的万俊人、赵汀阳、余敦康等二十多位先生曾作出过“文明的对话”的反应，我们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外的华人如杜维明等以及周边汉字文化或称儒教文化圈的学界也有类似的文化反应。但我从没有忘记古老中国“金银盾”的故事以及它反映出来的存在论根据和思想方法：男人的背后是女人，女人的背后是男人；小人的背后是君子，君子的背后是小人；¼¼ 阳的背后是阴，阴的背后是阳。并以此来回应千年变局中的文化格局，比如赵汀阳的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比如黄玉顺的“中国正义论”等等，都是用平和的文化心态和说理的思想方法来捍卫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这是一百年前的“保教运动”再新时代的文化层面的重演。我以为从宋明理学开始就已经是“三教合流”的格局了，也了解新儒家背后绝不缺乏老庄的智慧，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墨、法、兵、名、阴阳、纵横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多样性智慧。如果不是采取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西方二元论观念，而是采取认识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听听冯友兰晚年“理在事中”的感怀之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离不开儒家情怀和道家智慧，而且离不开名学理论和阴阳观念，离不开墨家的平民情怀，法家的政治观念、纵横家的外交策略甚至兵家的人道战争观即以和平的心态面对战争的观念。正如赵汀阳所一再论证的那样，中国智慧的特点不在于说（to be）而在于做（to do）。 

签名也是一种做，但除了签名，正如干春松所言：“我觉得首先要找责任者，在儒家这边，中国儒教协会还没有建立，能代表儒家的全国性组织有国际儒联，因为他们每年拿国家不少钱，如果他们能代表儒家，那么就应该由他们跟当代政府提交正式的抗议文件，说明为何不能在曲阜建教堂的原因。还有当地的孔子基金会，似乎也算是一个局级机构，如果他们不作为，那么就应该由儒学的民间组织出面来向那边提出意见。还有就是跟谁说：中国的事，政府都管着，所以首先找政府，如果政府推给宗教局，那么就找宗教局，实在不行，就找教堂建设的基督教组织。如果递交抗议无效，那么可以申请散步什么的？”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