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的治国之道

作者：吴园林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初八日丙午

          耶稣2019年9月6日

《春秋繁露》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董仲舒是汉代广川郡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治学严谨，立意高远，尤其擅长春秋公羊学，后世尊称其为董子。

董子研究春秋，不拘执于一家之言，构建了系统的政治儒学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法政文化传统。《汉书·董仲舒传》称董子为“醇儒”，西汉后期经学家刘歆称赞其为“群儒首”，为儒学一代宗师。董子对春秋公羊学的演绎，开启了政治儒学之先河。董子春秋之学，精要尽皆体现在《春秋繁露》中。董子所演绎春秋大义之要旨，当以治国之道为先。

奉天法古

“奉天法古”是董子治国之道的总纲。董子在《楚庄王第一》中开篇点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奉天，是遵从天道；法古，是效法古圣王之道。然而，董子的“奉天法古”并非顽固守旧之俗谈。董子进一步指出，“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因而，董子的“奉天法古”，实际是尝试在国家治理中寻找一条主线：即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韩诗外传》曾批判性地指出国家治理的问题在于“古今异情”，并认为“圣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古今一也”。可见，国家治理是一个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都面临的难题。奉天法古本质上是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董子春秋之学，凡论及“天”“古”者，多是以古论今，寻求“大数”之治。奉天法古，其根本是为了在国家治理无法突破时代局限的情形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王朝传统文化的治理功能。

选贤任能

《白虎通义》曾言道：王者即位，先封贤者，忧民之急也。国家治理离不开贤明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集中表现在权与变的哲学关系的处理之中。孟子曾言：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这一点说明国家治理不仅对政治家的执政方式，也对其执政品格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政治家不仅能处理日常事务，也应当能够应对突发紧急事件。可见，贤明的政治家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如果用人不当，就会出现《周易》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让国家治理的伟业归于失败。在董子看来，贤明的政治家对国家领导者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灭国上第七》中，董子将任用贤者视为“存亡之端”。苏舆先生疏证其义：君之得民，惟在任贤以辅政，不在徇众以干誉。贤者，民之准也。这意味着，如果执政的各级官员能以身作则，则百姓亦会遵纪守法，而国家领导者的权威也不断上升。选贤任能，是国家治理关键性的一步。选贤任能工作做得好，则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施行王道

王道以仁义为本，这与以威慑为先的霸道形成鲜明对比。董子在《王道第六》中指出，“元者，始也，言正本也”。由此观之，王道之本，在于正元始之义。实行王道，恩泽民众，与国家治理的“善治”目标相契合。在董子看来，王道与人心息息相关。《盟会要第十》言：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是以君子以天下为忧也。董子之彰明春秋大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的反应。尽管春秋末年霸道兴起，王道衰微。不过，董子并不以为意，仍然对王道的施行非常有信心。在他看来，王道应以仁政为本。

国家治理之难，古今皆是如此。奉天法古、选贤任能、施行王道，是董子春秋之学留给今天的宝贵财富。这三个要点内涵丰富、寓意深刻，蕴含着许多可以借鉴的智慧。董子曾言：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国家治理是促进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伟大工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是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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