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兼修的羊祜

作者：林长发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三日乙丑

          耶稣2019年3月29日

羊祜（公元221—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今山东新泰市）。魏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羊祜为人博学善文，胸怀洒落，器量宏深；为官深谋远虑，清正廉明，仁德爱民。羊祜在主政荆州的十年间广施仁政，功勋卓著，深得军民之心。为西晋伐吴胜利并最终实现中国的统一，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基础。

顺天应时仁德宽厚

司马炎代魏自立之后，彼时蜀国已灭，荆州遂成为晋、吴对抗的前线。荆襄百姓常年饱受战乱之苦，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不堪。羊祜到荆州任职以后，首先设计策“令吴罢守”，然后腾出大量的兵力屯田，“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减少官府开支，减免百姓赋税，大力兴办教育，安抚百姓。按照当时荆州一带的风俗，如果有官长死在官署里，继任者往往会认为不吉而把旧府拆毁，另建新府。羊祜因此举劳民伤财而严令加以禁止，以减轻百姓的负担。羊祜刚到荆州时，军中无百日之余粮。经过羊祜经年累月的苦心经营，在他镇守荆州的后期，粮草积蓄足可供十年之用。

对于吴国人，羊祜也以仁义为先，以诚相待。凡是吴国投降之人，去留可由自己决定；有人抓了吴国的两个小孩作俘虏，羊祜派人送他们回家。在与吴军交兵时，不为“掩袭之计”、不行“谲诈之策”；对于侵犯晋国而被斩杀的吴国将领，羊祜厚加殡殓以“美其死节”，允许他们的家人迎丧，并“以礼遣还”；晋军行军东吴边境时，收割了吴国的庄稼，羊祜“皆计所侵，送绢偿之”。羊祜的这些仁德善举怀柔政策，使得吴国军民也心存感恩，心悦诚服。他们不直接称呼羊祜的名讳，而尊称其为“羊公”。

羊祜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在写给晋武帝的《请伐吴疏》中，他不仅阐明了伐吴是“顺天应时”，是为了完成统一，更强调是为了“海内得以休息”，“宁静宇宙，戢兵和众”以“成无为之化”。在为晋武帝谋划时，他多次表达了“混一六合，以兴文教”的愿望。可见羊祜之仁心乃发于中而形于外，他能深得百姓拥戴以至于使敌国军民也由衷地敬重、感佩就不足为奇了。

公正廉明清俭自持

羊祜为人刚正不阿，立身清俭，淡泊名利。为官一心为公，不结党营私，多次辞谢重封厚赏。人们称赞他“操尚清远”“志存公家”。羊祜虽然身居高位，但常常“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他还严诫亲属决不允许为谋私而害公。他认为被举荐的人在官是为公，因此不愿让他们来自己的私门谢恩。后来羊祜向晋武帝举荐贤才，但从不让被举荐者知道。

他直言不讳地向朝廷提出了很多良谋善策，但事后都被他悉数焚烧掉了，因此世人多不知晓。“其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晋武帝司马炎认为羊祜“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欲要给羊祜加封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等官职。但羊祜总是以当时的王佑、贾充、裴秀等人德高望重，自己不能够“处其右”，而屡次辞让。后来晋武帝以羊祜有“佐命之勋”，多次厚加封赏，但每次他都“固让不受封”。他时常以荣为忧，夙夜战悚，深恐德才不足以配位安民。

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羊祜为官举贤任能而不培植私门，全心为公而不谋求私利，在浊浊乱世中以身作则，持身守正，公正无私，清正廉明。羊祜高风亮节，为当时海内所望，许多士人仰慕羊祜，深受羊祜的感召、影响，甚至于能够使贪婪之人改向清俭自持，使安逸堕落之人重新树立宏图远志，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当时的污浊世风，堪称浊世之清流。

从谏如流多谋善断

羊祜为人从容儒雅，在军营中经常轻衣简行，穿轻裘，束绶带，不披盔甲，府第的卫士也只有十几人。他喜欢狩猎，有时也会因为外出钓鱼打猎而荒废了政事。有一次，羊祜正欲夜间出游渔猎，军司徐胤手持长戟挡住营门说：“将军主管荆州的万里疆域，怎可轻心放纵？国家的安危也系于将军一身的安危。除非我徐胤今天死去，此门才得以开。”羊祜面露愧色，并向徐胤道了歉。从此以后，他便很少出游了。

羊祜晚年病重不能入朝，晋武帝派中书令张华去向他咨询国家大政方针，羊祜知道灭吴的最佳时机已到，便对张华说：“当今主上有受禅让的美名，吴王暴政已到极点，此时伐吴可不战而胜。”力劝晋武帝下定伐吴的决心，不可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司马炎于是想让羊祜带病领兵征吴，给他这个立下千秋功名的机会。羊祜却推辞说：征伐吴国不必我亲自参加，关于功名我也不敢自居。我的生命即将完结，应将未竟之事业另择贤明托付。当年十一月羊祜病逝，并在临终之前力排众议，举荐杜预自代，并举荐王濬等人担任重要职位。羊祜去世后两年，杜预果然不辱使命，依靠羊祜打下的坚实基础，一举攻灭东吴。后来，当满朝文武共聚一堂庆贺完成一统大业的时候，晋武帝司马炎手举酒杯，流泪说道：“此羊太傅之功也。”

儒道兼修崇尚事功

羊祜为官时推行仁德宽厚的政策来济世安民，不同于那个时代多数士人务虚避事的消极态度，羊祜以“为官避事平生耻”的意识为官行政，“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痛斥王衍等人耽溺于清谈，败俗伤化，误国害民，具有鲜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风范。但他又性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常思及玄远，慨叹自然之永恒，人生之短暂，颇具风神旷逸、放达洒脱的道家风度。儒、道兼修让羊祜既关注现世事功和黎民百姓之安乐，又关怀玄远，追问生死和存在的意义。这是一种良性的紧张和相互促进，已然通达天地境界。在体天悟极、学达性天，最终明了人生只有化作现世的为人民百姓谋福利才能获得永恒之后，羊祜便彻底地、毫不犹豫地将生命的永恒寄托在百姓的福祉中，寄托在为国为民的功业中，而不贪求一时的高官厚禄和青史所载的浮利虚名。他在荆州经营了十年，积蓄了强大的实力，但他仍耐心地等待时机成熟，以俟来人。而不强求伐吴以图功名加于己身，誉满天下。关于功名，羊祜真正做到了释然。“取吴不必须臣自行”“功名之际，臣所不敢居”，这样一种“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不追求“显绩”但追求“潜绩”的精神，是真正彻底的为民情怀。

羊祜一生为官仁德爱民、清正廉明、无私奉献。而他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做到了以上种种，还找到了实践这些价值的动力所在，那就是追求大道。这使得他在勤政为公的道路上始终坚定不移，持久地抵御了各种欲望的腐蚀，终成一代大贤。他是真正的好官。羊祜去世后，襄阳百姓在羊祜生前游憩之地建庙立碑，见碑者无不落泪，因而此碑又称为“堕泪碑”。后世贤达多对此碑咏叹不已。孟浩然感慨地说，“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陆游则吟咏道，“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羊祜的深情怀念，正是百姓对于好官的爱戴、感激、不舍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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