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发挥

作者：郭晓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0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十五日癸未

          耶稣2019年10月13日

[摘要]《春秋》王鲁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旨之一，董仲舒与何休无不倡言之。但这一说法在汉以后一直为后儒所诟病。随着清代公羊学复兴，这一学说才重新为学者所重，而其中以陈立最具代表性。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被更为彻底地得到了贯彻。

[关键词]陈立，《春秋》，《公羊义疏》，以《春秋》当新王，王鲁

[作者简介]郭晓东，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自汉代有《公羊》学以来，“以《春秋》当新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王鲁”说就一直是《公羊》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然而，魏晋以降，随着《公羊》式微，“王鲁”说也备受后儒诟病。一直到清代中叶《公羊》复兴，一批《公羊》学家才重新正视起“王鲁”说，并予以诸多新的诠释，其中以陈立（卓人，1809-1869）尤具代表性。陈立先后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集其毕生之精力，作百余万言之《公羊义疏》。该书博稽载籍，不仅广蒐汉唐以来的《公羊》古义，而且有清一代说《公羊》者，如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凌曙、包慎言等，无不左右采获，整齐排比，融会而贯通之，堪称清代中期以来《公羊》学的集大成著作。该书恪守何休家法，而对何氏《公羊解诂》中的“王鲁”说发明尤多。然而，学者对陈立之《公羊义疏》，或泛泛重其“完备”[1]，或许其长于考据训诂[2]而讥其“不通义例”，[3]多未能注意到陈立对“王鲁”说的发挥及其对《公羊》学的意义所在，是以许陈立者与讥陈立者，似乎皆未能得其要领。本文即试图以陈氏对“王鲁”说的发挥为切入点，来重新审视陈立对清代《公羊》学史的意义。

一、《春秋》王鲁说的提出与后儒的质疑

《春秋》王鲁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旨之一。“王鲁”一词，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在董仲舒看来，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4]而《春秋》实为一本书，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王者，如何以《春秋》当新王，实为费解之说，董仲舒也不过是约略地说，“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春秋繁露﹒奉本》）直到东汉末，何休解诂《公羊》，“以《春秋》当新王”及与其相关的“王鲁”说遂有了明确的内含，且成为何注《公羊》最为核心的义理之一。

《春秋》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何休解曰：“不称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5]按公羊家通三统的说法，新王即位，尚须保留以前两王朝之后，为之封土建国，让他们依然遵守前王朝之旧传统与旧制度，并给予最高的爵位（公爵），与此新王朝同时而并存，此即所谓“存二王后”的说法。[6]因此，当周灭商之后，分别封夏、商二王之后为杞国和宋国。但是，一旦周失去天命，而《春秋》成为新王，则相对于新王的二王后就不再是杞、宋，而成了宋与周，也就是说，杞国的国君因此退出二王后的序列，其爵位就不再是公爵，此即董仲舒所讲的“绌夏”，亦即何休所讲的“黜杞”。这样，相对于《春秋》新王而言，二王后为宋与周，故何休在所谓“三科九旨”中又称之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不过，相对董仲舒对“以《春秋》当新王”之说语焉不详的解释，何休则结合具体的《春秋》经传文本，以“王鲁”之说为之赋与了明晰的内含。

《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云：

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7]

按《左氏》学，天子诸侯皆可以改元立号，但《公羊》家认为只有王者才能改元立号[8]，故何休认为，传文用“君之始年”而不言“公之始年”，是因为“公”只指向诸侯，而“君”既可指天子，又可指诸侯，所以传文的“君”字是“通其义于王者”。而之所以用这一个可“通其义于王者”的“君”字，是因为“《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也就是说，《公羊》家以《春秋》当新王，但作为书的《春秋》，要行王者之权，必须有所依托，所以有“《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的说法，此即“王鲁”之意。

“《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而鲁隐公为《春秋》第一公，故何休又以认为，《春秋》托隐公为始受命王。隐公元年，“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公羊传》认为“仪父”是邾娄国国君的字，体现了对邾娄国国君的褒扬，而所以要褒扬者，是因为邾娄仪父在隐公即位以来率先与隐公结盟。何休注云：

《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9]

按，邾娄仪父作为邾娄国国君，以常规书法，当书其爵称邾娄子。何休认为，“仪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尔”，[10]即仪父在入《春秋》以前，因有罪而被夺爵，本应该书名。但是，因为他在新王受命之际，率先与新王结盟，遂不书“名”而书“字”，以示对他的褒扬。

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滕本小国，子爵，而所以以大国之称称之为“滕侯”者，何休说，“称侯者，《春秋》讬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隐公，故褒之。”即滕侯、薛侯能率先朝《春秋》之始受命王，故褒而称侯。不仅滕子本人被褒称“滕侯”，就连其已故的父亲也因之被褒称“滕侯”，在何休看来，此亦体现《春秋》王鲁之义。[11]

此“王鲁”之说，在何休的《公羊解诂》中，还具体体现在诸多书法中。如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公羊传》曰：“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何注云：“传言来者，解内外也。《春秋》王鲁，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故内適外言如，外適内言朝聘，所以别外尊内也。”[12]也就是说，鲁被假托为王者，而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所以凡外诸侯来鲁国称“朝”，鲁国朝外诸侯称“如”，以示王鲁之义。又如桓公十年，“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公羊传》曰：“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何注云：“《春秋》讬王於鲁。战者，敌文也。王者兵不与诸侯敌，战乃其已败之文，故不复言师败绩。”[13]在何休看来，“战者，敌文也”，即“战”字意味着交战双方地位相当，但《春秋》讬王於鲁，于是鲁作为王者，与外诸侯之地位不敌，因此传文称“内不言战”。但是，一旦鲁国与外诸侯交战失利，出于对内讳战败的考虑，《春秋》不书“我师败绩”，而用“战”字表明鲁国对外战争的失利。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何休的《解诂》中屡屡可见，不一而足。

然而，也正是《春秋》“王鲁”的说法，遭致后儒的不断诟病，以为周天子具在，而以鲁为王，则有犯上作乱之嫌。早在东汉贾逵就批评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顺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尔？何以为忠信？何以为事上？何以诲人？何以为法？何以全身？如此若为通乎？[14]

西晋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15]

后世类似的说法极多，唐代陆淳引述其师啖助批评“王鲁”说云：“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16]宋苏轼云：“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17]北宋晁说之批评说：“其最为害者有三：曰王鲁，曰黜周，曰新周故宋。”[18]又如宋代叶梦得批评曰：“《公羊》之学，其妖妄迂怪，莫大于黜周王鲁，以隐公托新王受命之论。……若周未灭而黜之，鲁诸侯而推以为王，则启天下乱臣贼子，乃自《春秋》始。孰谓其诬经敢至是乎！”[19]直至晚清，仍有苏舆批评何休之说曰：“如董所云，則《春秋》托鲁言王义，未尝尊鲁为王、黜周为公侯也。何氏直云‘王鲁’，遂启争疑。”（《春秋繁露义证﹒奉本》）

因此，对传统的《公羊》家来说，“王鲁”说实是最为核心的思想，而对《公羊传》及何休的批评，矛头亦多指向“王鲁”。因此，如何看待“王鲁”说，特别是以其为“悖礼诬圣，反经毁传”的批评，对于后世之《公羊》家来说，实为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之一。[20]

二、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理解

陈立作为清代《公羊》学的集大成者，其学又以恪守何休家法为最大特色所在[21]，因此，对于何休的“以《春秋》当新王”与“王鲁”思想，亦予以极力维护，并多有所发挥。

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谢灾”，何休注曰：“新周，故分别有灾，不与宋同也。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这是何休对《公羊》通三统说最明确与最经典的表述之一，而陈立《义疏》于此亦开宗明义指出，“注为全书发其例也”[22]。称“注为全书发其例”，则显见其以通三统说为《公羊》及何氏《解诂》的最核心义旨，此可谓善读何休者也。其又引刘逢禄《释例》之文以证己说，且下一按语曰，“其言以《春秋》当新王之意至为明显”[23]。则显然同意刘氏对何休的解读，且引为同调也。又言孔子“假鲁以立王法，所谓《春秋》之鲁也”，[24]又言“以鲁当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后也”，从而明确地称“合宋、周、《春秋》为三统”，[25]则对陈立而言，以《春秋》当新王，即假鲁以立王法，即托鲁当新王，是即“王鲁”。

对于后世针对“王鲁”说的种种批评，在陈立看来，这正是“俗儒”不察“以《春秋》当新王”之义，遂“猥以王鲁之说集矢于《公羊》”，其曰：

以《春秋》当新王，不能见之空言，故托之于鲁，所以见之行事也。所谓托新王受命于鲁也。托王于鲁，非以鲁为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贬之权，不可无所藉，故托鲁为王，以进退当世士大夫，正以载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云：“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称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鲁之说集矢于《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26]

陈立又著有《春秋王鲁说》一文，以进一步详细阐明“王鲁”之义曰：

隐元年何君注曰：“《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又云“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然则王鲁者，托王于鲁，非以鲁为王也。孔子当世衰道微之世，惧王道之熄灭，作《春秋》以拨乱，上刺王公，下讥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权，不能无所寄。鲁者，父母之国也。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传闻，较百二十国宝书为信，故据以为本而以行赏罚、施黜陟，盖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也。殷继夏，周继殷，《春秋》继周，故以隐为受命王。《春秋》之隐公，则周之文王也。故仪父慕义则字之，㝛男与盟则卒之，滕、薛来朝则褒之。于所传闻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著治太平，仅于讥二名，人道浃，王道备，功至于获麟。故麟于周为异，于《春秋》为瑞。《周南》之《麟趾》、《召南》之《驺虞》，犹斯道也。……然则君人者，能继天奉元，养成万物，行《春秋》之道，则可以拨乱，则可以反正，则可以获麟，故麟之瑞于鲁，为《春秋》之鲁言之，非为衰周之鲁言之也。王鲁故新周，新周故故宋、黜杞，所谓异义非常可怪之论，此也。所谓知我罪我，此也。若徒以《春秋》为鲁史记之别名，则一记载占毕之徒了此矣，何至笔则笔，削则削，而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哉？[27]

陈立于此将“以《春秋》当新王”与“王鲁”说的关系说得尤其清楚明白。首先，在陈立看来，孔子以《春秋》当新王，然而《春秋》毕竟只是一本书，而孔子欲以《春秋》行天子之权，就不能空言而无所依托。而鲁国作为孔子的父母之国，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事，故孔子可以据以为本，因鲁之旧史而加之以“王心”，即所谓“托王于鲁”，从而陈立一方面反复强调，“王鲁”者，“非以鲁为王也”。但另一方面，陈立又指出，《春秋》既然托鲁为王，故“《春秋》之鲁”不同于“衰周之鲁”，即《春秋》所“托王”的鲁国，不同于当时实存的作为列国之一的鲁国。“《春秋》之鲁”的提法，亦见于《义疏》卷四十九：

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著之实事。故假鲁以立王法，所谓《春秋》之鲁也。[28]

其又论鲁隐公与鲁桓公，分别“《春秋》之隐、桓”与“鲁国之隐、桓”：

盖隐、桓以下，为《春秋》之隐、桓，非鲁国之隐、桓。圣人以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故假鲁以张治本，非隐眞为受命王也。杜预、范宁不识七十子微言大义，以孔子之《春秋》牵泥于鲁之《春秋》，以故动辄荆棘，则不但不知读《春秋》，并不知读《孟子》矣。[29]

“《春秋》之隐、桓”，即“《春秋》之鲁”的隐公、桓公，亦即被托王的隐公与桓公；“鲁国之隐、桓”，即“衰周之鲁”的隐公与桓公，亦即作为诸侯之一的隐公与桓公。事实上，“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的区分，在包慎言等人那里已微有见意，如陈立引包慎言《王鲁说》云：“此十二君者，鲁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30]此已分别就“鲁之君”与“《春秋》之君”视《春秋》之十二公。但相较而言，陈立之说显得更为明白透彻，对于理解《公羊》及何休的“王鲁”之义极具帮助。盖后人之所以疑于“王鲁”说者，往往是将孔子所以“托王”的“《春秋》之鲁”混同于当时事实存在的作为列国之一的鲁国，从而“猥以王鲁之说集矢于《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如《左传疏》引刘炫难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托王改元，是妄说也。”陈立即批评说：“是由昧于托王于鲁为借鲁以明王之义，故以俗见强说也。”[31]按刘炫之意，鲁既然为王，则不当用周正、奉时王，陈立称其“昧于托王于鲁为借鲁以明王之义”，就是批评其于“《春秋》之鲁”与“衰周之鲁”不加分别。作为“《春秋》之鲁”，是孔子借鲁国旧史而加以“王心”的结果，亦即是“以《春秋》当新王”的具体体现，故陈立说：“殷继夏，周继殷，《春秋》继周，故以隐为受命王。”以隐公为受命王，即是“《春秋》继周”的具体表现。在这一意义上讲，陈立极其深刻地指出：“《春秋》之隐公，则周之文王也。”《公羊传》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休注曰：“以上系王于春，知谓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32]陈立以“周之文王”视“《春秋》之隐公”，则隐公亦“元年春王正月”之“王”，亦即“上系天端”之“王”，故“《春秋》之隐公”，实非“衰周之鲁”的隐公，而是作为《春秋》之始受命王的隐公，此不可不察。反过来，若视鲁为周之诸侯国，即从“衰周之鲁”的角度看，则《春秋》与孔子未经删削的鲁史记就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又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公羊传》以为“记异也”，然而麟又是一种太平之瑞兽，何休称“麟於周为异，《春秋》记以为瑞，明大平以瑞应为效也”，在陈立看来，作为太平瑞应之麟，显然是“为《春秋》之鲁言之，非为衰周之鲁言之也”。所以陈立又进而引刘逢禄的说法，“《春秋》者火也，鲁与天王、诸侯，皆薪蒸之属”，[33]又引包慎言的说法，称“十二公皆筌蹄”，[34]都表达了这一意思。

三、陈立以“《春秋》王鲁说”的立场来释读《公羊》

在《公羊义疏》中，陈立站在恪守何休家法的立场，对何氏认为体现“《春秋》王鲁说”的具体文本，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明。有些关于“王鲁”的文本，何氏本身语焉未详，而徐彦旧疏又未能很好地予以阐发，陈立则立足于何氏之说，对之进行深入的引申与推衍，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被更为彻底地得到了贯彻。

约略言之，陈立在《公羊义疏》中对“王鲁”说的释读与发挥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疏文中转述敷陈何氏“王鲁”的解说。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何氏注曰：“所传闻之世，外小恶不书，书者来接内也。《春秋》王鲁，以鲁为天下化首，明亲来被王化渐渍礼义者，在可备责之域，故从内小恶举也。”[35]陈立疏曰：

春秋托王于鲁，假若隐公为受命王，故为天下化首。凡来接内者，皆如亲被王化，宜渐渍礼义，如上之襃仪父。是春秋责备贤者，故虽小恶必书，为其在可责备之域故也。其非接内者，则在无足责之例，故小恶不示讥文也。[36]

按《公羊传》，周天子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实兼赗惠公与仲子，而仲子为惠公之妾，周天子不别尊卑，故《公羊传》以之为“非礼”，从而何休视之为“小恶”。然而，按《公羊》三世之说，外小恶不书，而所以书者，何休认为是因为“接内”，从而在“王鲁”的意义上说，凡是来亲近“新王”，从而“被王化渐渍礼义”者，都要褒而书之。陈立基本上是转述与敷陈何休之说，只不过说得更清楚明白了一些。在《公羊义疏》一书中，陈立对何休之继承与发挥大率皆如此。

又隐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传曰：“孰及之？内之微者也。”何休注曰：“内者，谓鲁也。”[37]陈立疏之曰：

此通解全书之例，成十五年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故凡言内者皆鲁也。[38]

按：何氏“内者，谓鲁也”，实为《春秋》“王鲁”之例。徐彦曰：“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为《春秋》，非独鲁也。而言内者，讬王於鲁，故言内，犹言内其国外诸夏之义也。”[39]陈立亦引成公十五年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则陈立在此实以“王鲁”解“内鲁”也。陈立于此称“此通解全书之例”，可谓善读《公羊》者。所谓“此通解全书之例”，亦即认为全书以“王鲁”为大例。

其次，何氏之注语义未详，徐彦疏又未能发明“王鲁”义，而陈氏作“王鲁”解读者。隐公三年，“尹氏卒”，何氏《解诂》曰：“时天王崩，鲁隐往奔丧，尹氏主傧赞诸侯，与隐交接而卒，恩隆于王者，则加礼录之，故为隐恩录痛之。日者，恩录之，明当有恩礼。”[40]徐疏曰：“言隐公恩隆于王者，则加礼录其傧赞之人也。”[41]陈立不满于此说，故疏之曰：

按尹氏傧赞隐公，即为恩隆于王者也。旧疏非。[42]

又曰：

上元年公子益师卒，注：“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盖尹氏新与鲁接，恩隆王者，即当恩录之，故书日比内大夫，著王者当有恩礼，即賵、赙之属，非所谓恩隆王者，则加礼加其傧赞之人也，盖《春秋》托王于鲁也。[43]

按徐氏旧疏之意，隐公“恩隆于王者”，其所谓“王者”，指的是周天子，即隐公恩隆于天子，遂及其傧赞之人，故“加礼录其傧赞之人”。而陈立则以为，何氏所谓“王者”，并非指的是周天子，而是指鲁隐公，盖“《春秋》托王于鲁”，尹氏傧赞隐公，即是尹氏“恩隆于王者”。因此，尹氏虽为外大夫在不书卒之例，但因其恩隆于隐公，故当书日书卒，以比之于内大夫例，以明王者当有恩礼。故陈立以为，何氏乃于“尹氏卒”发明《春秋》“王鲁”之义，而旧疏则未有此意。

又次，何注与徐疏在《公羊注疏》中未作“王鲁”义解读者，而陈立本何、徐之意以“王鲁”说发明之。

僖公七年，“夏，小邾娄子来朝。”何氏注曰：“至是所以进称爵者，时附从霸者，朝天子，旁朝罢，行进，齐桓公白天子进之，固因其得礼，著其能以爵通。”[44]按何休的意思，小邾娄子能够附从齐桓公朝天子，所以天子进之以爵。徐彦疏则对比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认为滕侯、薛侯以其来朝新王，故进而称“侯”，而小邾娄子“不由朝新王”得进而称侯，“正以僖公非受命之王故也”。即徐彦承认隐公是受命王，但不承认僖公是受命王。[45]然而，在陈立看来，“小邾娄因朝天子，齐桓白天子，进称爵，然不合书”。[46]而所以书者，“时旁朝鲁，鲁为受命王，因得礼书其爵，以示法也。”[47]按：据本条何休注与徐疏彦，均未发明“王鲁”之义。而徐氏称“正以僖公非受命之王故”，则显然没有能够领会何休“王鲁”说的精义。虽然在隐公篇何休相对更多提及隐公为始受命王，但从“王鲁”的角度来说，既然《春秋》托王于鲁，则《春秋》十二公，莫非受命王也，所以陈立认为，所以书小邾娄子来朝，其实与滕、薛朝隐公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因朝受命王而得书。

又僖公二十七年，“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公羊传》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故终僖之篇贬也。”何休注云：“古者诸侯有难，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后相犯，复故罪，楚前执宋公，僖公与共议释之。今复围犯宋，故贬，因以见义。终僖之篇贬者，言君子和平人，当终身保也。”[48]按：《春秋》经书“楚人”，而实为楚子髡，《公羊》认为，因楚子髡执宋襄公，故终僖公之篇贬之，但传文实未明其义。何休从“君子和平人，当终身保”的角度解释了终僖之篇贬楚子髡的理由，不过，何休的解释似乎说得还不是很透彻，陈立则疏曰：“《春秋》托王于鲁，僖公托王者方伯之职，和平诸侯，今复相犯，即是得罪于僖，即为得罪于王法，故云终僖之篇贬耳。”[49]也就是说，何休仅就僖公曾经调停宋楚之争，而楚子髡之后重新犯宋，是则破坏僖公平和楚宋之功，故称得罪于僖公，从而《春秋》终僖之篇贬之。而陈立则进而从“王鲁”的角度，认为僖公既然是《春秋》所假托的王者，楚子髡得罪于僖公，即是得罪于“王法”，因此而终僖之篇贬之。此说可以说较何氏注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将何氏的“王鲁”说贯彻得更为彻底。

又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公羊传》曰：“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忧内也。”何休注曰：“时宋公闻昭公见逐，欲忧纳之，至曲棘而卒，故恩录之。”[50]按：《春秋》外诸侯于其封内卒不书地，此书者，《公羊传》以“忧内”解之。从前述“内鲁”即“王鲁”的大例看，此条显然可从“王鲁”的角度解之。但何休仅解宋公忧昭公之见逐，从而恩录之，并没有特别点出其中所具有的“王鲁”义。陈立则进一步对何休的“恩录之”作了阐释。其曰：“恩录之，与成二年书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托王于鲁，因假以见王法，明诸侯有能从王者征伐不义，克胜有功，当褒之。’此以诸侯能为王者忧，勤王而卒，亦宜恩录之也。”[51]则陈立据何休成公二年注解此条，认为宋公所以“恩录之”，非仅仅出于为昭公忧，而其实是为王者忧。可以说，若仅仅为昭公忧，昭公仍不过是“衰周之昭公”；若视作为王者忧，则昭公乃成其“《春秋》之昭公”。由此可见，陈立之解，实本于何氏之义，而何氏于此多少失察。

又次，何氏未作“王鲁”解读，徐彦疏以“王鲁”解而义未能显豁者，陈立则进而解析之。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何休注云：“言于齐者，盈讳文。”[52]陈立疏之曰：

旧疏云：“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为《春秋》，非独鲁也。而言内者，托王于鲁，故言内，犹言内其国外诸夏之义也。然则内鲁为王，王者无出奔之义，故谓之孙。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言‘出’者，彼传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绝之言出也。’”然则彼天王合绝，故书出，不天子之也。[53]

按：桓公夫人文姜通乎齐侯而致桓公被弑，故于庄公元年出奔齐。经不书“奔”而书“孙”，何休认为是“盈讳文”，故何注于此实未曾论及“王鲁”。但徐彦疏以“王鲁”义说之，认为“王者无外”，故无出奔之义。[54]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传亦言“王者无外”，徐疏则引何注称周天子不能事母故绝。然而徐疏于此未能申明“王鲁”义之“王者无外”与周天子之“王者无外”的区别，而陈立则直言“不天子之”，意谓周天子有罪合绝，故云“不天子之”。然而文姜有罪亦当绝，出于“内鲁”之意，以“王者无外”而讳言“孙”；天王有罪当绝，陈立则直言“不天子之”。则陈立之“不天子之”四字，事实上进一步从反面论说“王鲁”之义，即《春秋》王鲁，而周天子不当王也，从而徐疏之意因此而更加显豁。

四、小结

总而言之，陈立可以说是有清以来对“王鲁”说阐释得最为透彻者，其严格区分“《春秋》之鲁”与“衰周之鲁”，则对“王鲁”的理解，就决不是如贾逵所批评的那样“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事实上，按陈立的理解，所谓“王鲁”者，即孔子作《春秋》而据鲁之故事以为本，而以行赏罚、施黜陟，亦即借鲁史而加“王心”、立“王义”焉者。故对陈立而言，“王鲁”说及与之相关的“以《春秋》当新王”说，可以称得上是《公羊》的第一原理，是以其视“王鲁”为《春秋》之大例。从某种意义上讲，陈立对“王鲁”说的发挥，甚至比何休本人表现得更为彻底，可谓是何氏之功臣。然而，陈立著《公羊义疏》，其另一重要特色是以汉学本领治《公羊》，以致时贤多因陈立长于考据训诂，遂认为“不通义例是其所短”。然而，就陈立视“王鲁”为《春秋》之大例，就陈立对“王鲁”的阐释与发挥来讲，陈氏可谓深得《公羊》之微言大义者，[55]以“不通义例”责陈立，未免苛责太甚。

注释：

[1]皮锡瑞称“览陈立《义疏》，以求大备”，见氏著：《经学通论·春秋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页89。戴维赞其为“疏释《公羊》最完备的著述”，见氏著：《春秋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79页。

[2]陈立从凌曙、刘文淇学，凌、刘二氏皆深于汉学，刘氏曾批评孔广森、刘逢禄等人“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凌氏则主张治《公羊》当“由声音、训诂而明乎制度典章，以进求夫微言大义”。见氏著：《公羊礼疏序二》。受凌、刘二氏之影响，故陈立之治《公羊》，亦是“由声音、训诂而明乎制度典章，以进求夫微言大义”。《清史列传·儒林传》称陈立“渊雅典硕，不尚空言，大抵考订服制、典礼及声音、训诂为多。”见《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55页。

[3]如杨向奎先生说：“《公羊》之长不在典礼，训诂云云，难用于义理。卓人用力勤，时间久而通训诂，考据是其所长，奈无用武之地何！不通义例是其所短。”见氏著：《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四卷，第115页。此说影响极大，当代学者多以此为定论。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731页；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7页；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33－143页。

[4]《春秋繁露﹒玉杯》：“孔子立新王之道”；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

[5]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0页。

[6]何休《公羊解诂》隐公三年“春王二月”注：“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57页。又隐公三年“宋公和卒”何注：“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4页。

[7]《春秋公羊传注疏》，第7页。

[8]孔颖达曰：“天子之封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专为已有，故诸侯于其封内各得改元。”见氏著：《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徐彦则曰：“若《左氏》之义，不问天子诸侯，皆得称元年。若《公羊》之义，唯天子乃得称元年，诸侯不得称元年。”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页。

[9]《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1页。

[10]《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1页。

[11]隐公七年，“滕侯卒”。此“滕侯”即隐十一年朝鲁之“滕侯”的父亲。何休说：“所以称侯而卒者，《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隐公，《春秋》褒之以礼，嗣子得以其礼祭，故称侯见其义。”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4页。

[12]《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8页。

[13]《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69页。

[14]贾逵：《左氏长义》，转引自《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页。

[15]《左传正义》，第29页。

[16]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6册，第280页。

[17]苏轼：《春秋变周之文》，收入《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三，第76页。

[18]晁说之：《迂景生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18册，第236页。

[19]叶梦得：《春秋公羊传谳》，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9册，第649-650页。

[20]有学者甚至认为，自魏晋以降，公羊学一蹶不振，颇有受王鲁说之累。参见张厚齐：《春秋王鲁说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1]梁启超评论陈立的《公羊义疏》曰：“此书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于邵公只有引申、绝无背畔。”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入朱维铮编：《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2页。

[22]《公羊义疏》，卷四十九，第1884页。

[23]《公羊义疏》，卷四十九，第1884页。

[24]《公羊义疏》，卷四十九，第1884-1885页。

[25]《公羊义疏》，卷四十九，第1885页。

[26]陈立：《公羊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卷一，第15页。

[27]陈立：《句溪杂著》（清同治刻陈汝恭续刻本），卷二，页1-2。

[28]《公羊义疏》，卷四十九，第1885页。按：刘尚慈先生校点本认为“《春秋》之鲁”的“之”字当据文义改“王”字，不过，在笔者看来，作“之”字义亦通，不必强改为“王”。

[29]《公羊义疏》，卷四，第146页。

[30]《公羊义疏》，卷一，第17页。

[31]《公羊义疏》，卷一，第17页。

[32]《春秋公羊传注疏》，第7页。

[33]《公羊义疏》，卷一，第16页。

[34]《公羊义疏》，卷一，第17页。

[35]《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3页。

[36]《公羊义疏》，卷三，第114页。

[37]《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4页。

[38]《公羊义疏》，卷三，第113页。

[39]《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00页。

[40]《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1页。

[41]《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1页。

[42]《公羊义疏》，卷五，第67页。

[43]《公羊义疏》，卷五，第67页。

[44]《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01页。

[45]《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02页。

[46]《公羊义疏》，卷三十，第1129页。

[47]《公羊义疏》，卷三十，第1130页。

[48]《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75页。

[49]《公羊义疏》，卷三十五，第1305页。

[50]《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14页。

[51]《公羊义疏》，卷六十六，第2565页。

[52]《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00页。

[53]《公羊义疏》，卷十七，第623页。

[54]《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00页。

[55]梁启超论陈立云：“其于公羊三世九旨诸说，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阐发无余蕴，不独非巽轩所梦见，即方耕、申受亦逊其精锐。”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入《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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