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儒陈白沙的静坐工夫

作者：王光松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十一日己卯

          耶稣2019年10月9日

《陈献章全集》（全三册），[明]陈献章撰，黎业明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3月第一版，298.00元

大明天顺八年（1464）初秋的一个深夜，陈白沙（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静坐完毕后步出春阳台，他仰望满天星月，猛然想起自己闭户用功已经十年了，这个念头让他本来静如止水的心境起了一些涟漪，他禁不住吟出一首五律诗来：“自我不出户，岁星今十周。丹砂求未遂，绿鬓去难留。时节来将晚，山河值早秋。西风卷雨去，星月满池流。”（《初秋夜》之二）就在这天夜里，陈白沙决意结束自己闭户静坐的状态，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像明代的诸多学子一样，陈白沙很早就学习举业，幸运的是，他二十岁就考中了举人；不幸的是，他此后两次会试均落榜。举业失利让陈白沙对举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并心生求道之志。听说江西临川吴与弼讲圣人之学，陈白沙在他二十七岁那年的秋天，乘舟北上，前往临川求学。吴与弼对经史百家及宋儒语录无所不讲，但陈白沙听得一头雾水，不得要领，于是半年而归。回到白沙村后，在没有师友相助的情况下，陈白沙先是寄望于读书，希望通过读书来寻得成圣的门路，事实上，这也是程朱理学的传统教导。他“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彻夜不寝，少困则以水沃其足”（《白沙先生行状》），如此勤奋读书数年，陈白沙对成圣门道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不能不让他对读书成圣的教导产生怀疑。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他放下手中的书本，转而从事静坐调养，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在静坐中体验到了内心生机的萌发，观照到了作为成圣根基的心体，他又把静坐所见与经典记载、日常运用相对照，发现无不相合，于是自信静坐即可成圣，凡有向其求教者，他都以静坐相教。王阳明自述其良知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对陈白沙来说，他的静坐主张的获得也是经历了一番困苦磨难的。

陈白沙在当时以主张静坐而知名，同时也因主张静坐而被批评为禅学。在许多批评者看来，静坐是佛教（禅学）的修行方式，因此，主张静坐就是佛教（禅学）。从起源上看，静坐源自古印度的瑜伽术。佛教兴起后，将静坐吸纳了进来，将其作为修习禅定的一种工夫手段。伴随佛教东传，静坐传入中土，它与中国本土道教的修行工夫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静坐体系与道教静坐体系。宋初，在“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情势下，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率先将静坐引入儒家，其中，程颢、程颐兄弟更是以静坐教人，对儒家静坐建构贡献甚大。二程对静坐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大程看来，静坐可以体道；在小程看来，静坐只是一种收摄身心、澄心静虑的工夫手段。大程的静坐理解为杨时以下的道南一系所承继，小程的主张则为朱熹所发扬。白沙与前者属于同一系统。

静坐是一种以身体为工具的修炼方式，也是一种自我操纵的内心转变的心理技巧，与前者相关的技术操作称为“坐法”，与后者相关的称为“观法”。宋儒建构的静坐工夫还很粗疏，它的“坐法”“观法”既不定型、不成熟，也缺乏规范性。从“坐法”方面来看，宋儒对坐姿、时间等因素很不讲究，苏轼所言“不拘昼夜，坐卧自便”（《养生说》）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观法”上，宋儒们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操作技术规范。在儒家静坐史上，陈白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一道分水岭。一方面他视静坐为体道不二法门，把静坐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对儒家静坐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他在“坐法”“观法”方面所作的一系列规定，开启了儒家静坐规范化、仪式化的进程，对后世影响深远。

陈白沙从事的静坐有三种，即悟道静坐、观天地生物气象静坐与愈疾养生静坐。观天地生物气象是始于宋儒的一种修养方式，它重在静观天地生意，这种静观在宋儒那里不一定要通过坐的形式来实现，是陈白沙赋予了它静坐的形式。愈疾养生静坐是一种来自道教的行气疗病方法（也称驭气术），陈白沙从广东提学佥事胡荣处习得这一静坐类型。在上述三种静坐类型中，最具白沙特色的是悟道静坐。

首先，在“坐法”上，白沙悟道静坐有一套可依循的规范，如坐姿上取跏趺坐，呼吸法上取调息法，静坐时间重视“亥子中间”（晚九点至凌晨一点），静坐地点则强调僻静之所。其次，在“观法”上，白沙悟道静坐也很有特色，它由正、负两方面的方法所构成。所谓负的方法，即《庄子·大宗师》篇所讲的坐忘法，这是一种减担子的方法，它主张通过剥落我们内心中的各种经验意识而使心体呈露出来，其操作方法与现象学的还原法非常相似。所谓正的方法，是指从正面观看“先天之气”的观法；陈白沙用“先天之气”来解释宋儒之谓“未发之中”以及道教所言“真息”，认为它会在“亥子中间”兴起，这时去“观”它，人们就能体验到宇宙性生机，以及人与宇宙大化合流的“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白沙静坐具有佛教的外观（二者都采用跏趺坐），这大概是人们批评他为禅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在呼吸法、观法等关键技术上，陈白沙使用的是“道家—道教”及儒家的方法。陈白沙致力于建构儒家的静坐工夫，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能不借鉴佛、道两家的静坐技术，相对而言，他对“道家—道教”借鉴的要更多一些。陈白沙很清楚，建构儒家静坐工夫既需要借鉴佛、道的技术因素，也需要同它们特别是佛教区别开来，从而保持静坐的儒家性。在回应人们批评他流于禅学的言论时，陈白沙谈到：“佛氏教人曰静坐，吾亦曰静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调息近于数息，定力有似禅定。所谓流于禅学者非此类欤？”（《复赵提学佥宪》第三书）门人康沛也曾感慨说：“沛游门下十有四年，教我静坐，静而匪禅，日用之间要见鸢鱼，寂然之中天机常动，如洪钟在悬，不扣而鸣，未尝或息，此乃先生之教之全也。”（《白沙门人考》）可见，陈白沙在儒家静坐理论建构及教学中，他有意识地与佛教静坐区别开来，他不但在呼吸法上用本土的调息法取代佛教的数息法，而且还以儒家的“天机”或生机为观想对象。

陈白沙对静坐的建构、推崇及教学实践，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影响，一方面它引起了旧派人物（坚持朱子学立场者）的激烈批评，另一方面又因其为新派人物（接受心学者）提供了工夫论指引，而受到新派人物的热情拥抱，白沙门人后学无不静坐，即便阳明弟子也没有不修习静坐的，其中，聂豹、罗洪先更是白沙静坐工夫论的虔诚信奉者。在陈白沙的影响下，明代中前期形成了一个修习静坐的时风，一时所向披靡。

在传统社会中，白沙静坐是与圣人信仰、圣人理想关联在一起的，该信仰、理想伴随传统社会的崩溃已然瓦解，但这并不意味着白沙静坐也会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人格完善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静坐作为实现这一主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对我们当下的人格完善追求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忙碌，这些忙碌易使自我迷失，针对这种情形，陈白沙在五百多年以前就提醒过人们，“若不至为禅所诱，仍多静方有入处。若平生忙者，此尤为对症也”（《与罗一峰》）。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阅读大师著作是我们最切近的亲近大师的方式。历史上白沙文集版本众多，其中，孙通海先生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陈献章集》号称精良。不久前，当笔者拿到黎业明教授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三卷本《陈献章全集》时，惊讶不已。朱鸿林先生称赞中华书局版《陈献章集》是“现存文字最多和版本来源说明得最清楚的白沙文集版本”，《陈献章全集》居然在该版本的基础上又辑录了近四百篇/首白沙诗文，数量惊人，这应该是当今白沙诗文收录最齐备的本子了，“全集”可谓实至名归。在黎业明教授新辑录的白沙诗文中，不乏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文献，如《林君求余一线之引，示以六绝句》诗，对我们考证林体英从学陈白沙的时间非常有帮助，同时这又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工夫论文献。可以想见，《陈献章全集》的出版必将对白沙学研究产生相当的推动作用，这是白沙学的一大喜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