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纯增注《孔子家语》校点本前言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十八日丙戌

          耶稣2019年10月16日

《孔子家语》，是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的重要典籍，但是其命运，与同类的《论语》真可谓有天壤之别。其命运可谓多舛，其身份甚至也屡遭质疑，清代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学者提到它，往往径以“伪书”视之。《家语》为伪书，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容不得任何人提出异议！如果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家语》的材料，我们的辨伪学家或文献学家就会“嗤之以鼻”。

《家语》命途之多舛，盖缘于其身世之扑朔迷离。然而，随着大量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此一扑朔之身世、多舛之命运，将得一揭秘之契机，其文献价值、思想意义，亦将随之凸显。因《家语》一书身世复杂，世人对之多感陌生，或受流俗之见，以为伪书不足观，故需详叙其原委，俾使该书之价值能重为世人所了解。

《孔子家语》，又称《孔氏家语》，简称《家语》，与《论语》一样，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学的重要资料。今本为十卷、四十四篇，全书共五万七千馀字，字数是《论语》的数倍之多。该书所记为孔子与门弟子、当时君卿大夫及时人问对言语，及有关孔子身世、家世、求学、为政、施教的记载，内容丰富，对于全面了解孔子思想及早期儒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有学者称其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绝非虚夸之词。

《家语》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之《论语》“十二家”之中：“《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亦著录于经部，列《论语》类，为二十一卷，并云：“《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旧唐书·经籍志》亦收在“甲部”即“经部”《论语》“三十六家”，著录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同。由此看来，自古学者皆将《家语》视为《论语》一类，《家语》与《论语》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日本学者太宰纯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昔者左丘明取鲁国简牍记以为《春秋传》，又录其异闻，兼摭诸国遗事，以为外传，命之曰《国语》。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应该说，太宰纯的此一看法是深刻的。

《孔子家语》的成书和流传，因为“文献不足”，长期以来，学者们无从梳理清楚。不过，根据《家语后序》、王肃《序》的记载，再综合其他文献记载，大体上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

孔安国《家语后序》说：《家语》所记乃“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一说法是可靠的。也就是说，《家语》的材料，与《论语》是一样的，皆是弟子所记录。

众所周知，在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文化巨人之中，留下相关记载最丰富的还是要数孔子。即使我们不去认可孔子作《春秋》、《易传》，仅仅《论语》一书的分量也要超出《老子》五千言两倍之多。更遑论留存在《孔子家语》、大小戴《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和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竹书之中的大量孔子遗说了。

人们也许会好奇，数量如此可观的孔子遗说资料，是如何被记录、流传下来的呢？其实，这主要得益于孔门的优良传统。孔子强调“述而不作”，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与传授，故而孔门形成了一种重视历史、重视文献、同时注重记录的风气。孔子对于一些重要的观点、思想时常提醒弟子记录，而弟子对于老师的很多嘉言懿行，也往往有随时记录或事后补记的习惯。故而，我们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孔门弟子“退而记之”、“书诸绅”等类似记载。甚至，在孔门之中，还有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措施，类似于王官中的史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官记史的传统发达。七十子记载孔子言行，应该是对古代史官记言记事传统的继承或仿效。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这一段记载，在《史记索隐》所引《家语》记为“二孺子俱执笔迭侍于夫子。”虽然这则材料尚属孤证，但我们可以猜测，孔门可能有让年轻的学生负责记录孔门事务的规矩，这有点像史官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所有这些，正是孔子遗说得以留存的前提所在。

比如《论语》，就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再如《孔子家语》，据孔安国所说，“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可见，孔子的这些“谈话记录”大都出自孔子弟子之手。当然，孔子与各国君主、卿大夫的对话，也有可能由史官等记录下来，流传下来，然后为孔门后学整理进儒家典籍之中，成为孔子遗说的一部分。从文献的记载看，孔子遗说绝大部分应该都属于七十子及其后学所记，而且孔子弟子记录整理孔子遗言也有明确记载。

不过，《家语》与《论语》又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便是在《论语》中大都是“语录”，往往缺乏言语、对话的具体背景，而在《家语》中，则往往“有头有尾”，故事记载较为完整，有似于“实录”。这恰恰印证了《家语后序》所谓“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的说法。

据笔者对《论语》与新出简帛文献的比勘，我们认为，《论语》是对孔子弟子所记原始笔记的基础上经过精心加工、润色而成，是精中选精的结果，故并非原始记录。之所以精选、编纂《论语》这样一部“语录”，孔门弟子后学们是有着特殊用意的。古代《论语》基本上都是八寸亦即一尺之简，这绝不意味着《论语》的地位很低，而是别有原因，正如王充《论衡•正说篇》中所说：“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南朝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认为孔子弟子整理《论语》，目的在于“弟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则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从上述记述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孔门弟子及后学编纂《论语》有着明显的编纂目的：即保存整理孔子遗言，以纪念老师孔子，并使之能最大范围内影响孔门后学并流传后世。

在编纂目的上，《孔子家语》与《论语》有同有异，故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其相同之处在于，二书的编纂皆是出于纪念、保存孔子遗说；不同处在于，精选出《论语》是作为便于流通，而汇编《家语》则是为了更好更完整地保存孔子遗说的丰富性和原始性。

那么，《家语》一书何以命名？蒙文通先生有这样一个说法，诸侯国史称《春秋》，大夫家史也称《春秋》。诸侯国史称《国语》，则大夫家史自可称为《家语》。《孔子家语》便是显例。《孔子家语》不仅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而且还见称于《严氏春秋》，说明其确为先秦旧籍。就《孔子家语》一书的内容分析，显然是介于《晏子春秋》与《吕氏春秋》之间的作品。换句话说，也就是介于家史与诸子之间的作品。这一说法极具启发性。据此，“家语”二字是相对于“国语”而言，意指大夫家史。揆诸《家语》，该书包括孔子家世、生平事迹、思想言论、弟子小传、弟子言辞等，与所谓“大夫家史”正相吻合。

至于是谁主持编纂了《家语》一书，则事无明文。我们知道，《论语》的编纂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但应该有一个或几个主持之人。我们认为，曾子弟子、孔子裔孙、战国大儒子思最后主持编纂《论语》的可能性最大。对于《家语》的编纂，也有学者推测出于子思，这是极有可能的。不过，子思对《家语》这一次编纂，恐怕也是初步汇编而已，其实谈不上“编纂”。这批材料在孔门中得以保存并流传。因为内容丰富，字数众多，传抄匪易，故而可以推想，《家语》流传的范围并不广。

据孔安国《序》所说，战国后期，荀子作为一代儒宗，留意于孔子遗说的保存，我们今日得见《孔子家语》，不能不归功于荀子！他在入秦时，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给秦昭王。这是《家语》在秦国流传的开始。后来因为与诸子同列，故而在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汉高祖克秦，这批“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的珍贵文献被其“悉敛得之”，这批文献遂为汉秘府所存。后为吕后取而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家语》散入民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民间遂出现了《家语》的多种抄本。汉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当时的京师士大夫纷纷献书，这批《孔子家语》文献也重被献上，但是“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最终“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

孔安国是孔子后裔，生活在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大师。其从兄孔臧曾在《与子琳书》中称赞其“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长操”，其孙孔衍在给皇帝奏言中赞美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由于孔安国精通《尚书》学，为武帝时经学博士，四十岁时任谏大夫、博士，后迁任侍中、博士。天汉年间，景帝末年孔壁所出古文书全部被孔安国得到，他对之进行整理，尤其是对古文《论语》、《孝经》、《尚书》进行考论、训释、解读，并奉命写成《古文论语训》、《孝经传》、《尚书传》等著作，上奏朝廷，惜因巫蛊之事，立《古文尚书》等于学官一事被耽搁下来，竟不了了之。

安国出于对先祖孔子的尊敬，“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为保护这些面临散乱、泯灭的孔子遗说资料，他“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在“抄录”这批竹简之后，他做了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撰集”——“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完成了《家语》的编纂，《家语》基本定型。遂将这部记录孔子言行的重要典籍献于朝廷，希望能与《论语》一样立于学官，惜因各种因素没有实现。不过，汉代秘府中应保存有安国整理的《家语》。

在此情形下，《家语》只能在孔氏家族中以“家学”形式传承。安国之后，其孙孔衍希望朝廷“记录别见”未成，《家语》自然仍以家学传承。直到三国时期的孔猛之时，《孔子家语》“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历史才得以结束。

在《孔子家语》的流传史上，三国时期的经学大师王肃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王肃对于《家语》的贡献，就是为之作注。而王肃之所以有此机缘，据其《家语序》云：“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王肃发现，该书与自己所论“有若重规叠矩”，故十分重视，于是对之进行注解。

据《隋志》，“《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综观《家语》四十四篇，其中十二篇篇名有“解”字，如《大婚解》、《儒行解》、《七十二弟子解》等，为全书四分之一强。《家语》篇名带有“解”字，恐是出于王肃之手。《逸周书》各篇篇名基本有“解”字，《管子》也有多篇以“解”冠名者。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谓，《逸周书》所谓“解”，乃是“章”、“篇”之义，非“解说”的意思。他还说：“《家语》中称‘解’者十篇，盖仍古书之旧目也，与此同例。”不过，多数学者认为《逸周书》各篇“解”字恐是孔晁作注时所加。对于《家语》各篇“解”字，在《家语》王肃序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线索。据王肃《家语序》：“斯皆圣人实事之论，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好事之君子。”这与《隋志》著录一致。不过在后来流传过程中，一般都标明《家语》为王肃“注”，而不是王肃“解”，以至于很多人对此有所误解。

王肃，字子雍，东海郡人（今山东省郯城县），生于会稽。十八岁时，跟随大儒宋忠学习扬雄《太玄》。魏文帝黄初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二年，其父王朗去世后，王肃嗣爵。次年，拜散骑常侍。后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正始元年（240年），王肃出为广平太守。不久因公事徵还，拜为议郎。很快迁升为侍中，太常，后徙河南尹。嘉平六年（254年），持节兼太常。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256年）去世，其门生缞绖者以百数。追赠卫将军，谥曰景侯。

王肃经学造诣极高，其易学、书学、诗学、三礼学、春秋学、孝经学、论语学，均有发明。王肃受家学影响，得到荆州学派的精神，且精通贾逵、马融之学，对当时盛极一时的郑学十分不满。

郑玄是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学徒相随有数百千人，名噪当时。《后汉书》本传载：“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范晔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甚至当时流传着“宁疑孔孟误，不言郑服非”的谚语。在这种背景下，王肃发起了对郑学的挑战。

王肃反对郑玄主要采取了几种方式。一是撰《圣证论》“以讥短玄”，一是撰《尚书驳议》、《毛诗义驳》、《毛诗问难》、《毛诗奏事》以难郑，一是借注解《孔子家语》以驳斥郑玄。王肃在《家语序》中自陈：“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积棘充焉，岂得不开而避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而予从猛得斯论，以明相与孔氏之无违也。斯皆圣人实事之论，而恐其将绝，故特为之解，以贻好事之君子。”

据统计，王肃著作有20多种，190多卷，这些著述奠定了其在汉魏之际的经学大师地位。王肃这些经典注解及王朗《易传》，在晋代列于学官，成为官学，盛行一时。然而，也正由于王肃与司马氏关系密切，加之他积极反郑，因而从宋代疑古思潮兴起以后，王肃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人们对王肃的评价变得极低，至清代皮锡瑞更是将王肃与刘歆并称为“经学之大蠧”。

王肃经注和著作除《孔子家语注》外大都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严可均《三国六朝文》分别辑有其佚文和奏疏。且不论王肃之学得失，但就《家语》一书而言，其功劳颇巨。王肃为《家语》注解凡1068条，具体内容涉及地方、人物、器物、典章礼制及字词释义。由于王肃作注解，《家语》一书得以公开传播于世，结束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命运。此后，王肃所注《家语》在社会上长期流传，诸多著作引用《家语》，基本上承认其价值。如《南齐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都曾引用《家语》，《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也都引用《家语》，特别是司马贞的《索隐》更是大量引用《家语》以注《史记》。

王肃凭借其自身学术影响力和特殊地位，其经注立于学官，形成了所谓“王学”，与汉末以来盛极一时的郑学相颉颃。然而，作为郑玄传人，对王学自然非常敌视，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家语》的真伪。从宋代开始，疑古思潮盛行，《家语》伪书说逐渐定型。近代以降，古史辨派大扇疑古之风，《家语》便成了“赝中尤其赝者”。可见，《家语》从魏晋时期正式流传于世，所要经历的便是多舛的命运。

最早向王肃和《家语》发难的是服膺郑学的马昭。《孔子家语注》甫一行世，郑玄后学马昭就立刻攻击王肃增加了《家语》，给今本《家语》蒙上一层阴影：《礼记•乐记》“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也。其词未闻”。孔颖达疏曰：“案：《圣证论》引《尸子》及《孔子家语》难郑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郑云其辞未闻，失其义也。’今案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通典》卷九十一还引马昭曰：“《孔子家语》之言，固所未信。”

此后类似观点，颇不少见。其实，我们不用一一反驳，只消举个例子。在《家语注》中，王肃对《家语》的记载表示怀疑或勘正的共有19处。如《王言解》，原文为“千步为井，三井而埒”，王肃据前后文注曰：“此说里数，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误。”又如《六本》：“荣声期行乎郕之野”，王肃注：“声，宜为启。或曰荣益期也。”在王肃所注解的其它书籍中，有与《家语》记载不同者，如《家语•郊问》记载孔子主张鲁惟一郊。而《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曰：“鲁之郊祭，师说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以鲁冬至郊天，而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家语》所记与王肃观点截然不同。又如庙制，《家语•庙制》曰：“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郑玄认为天子七庙，太祖庙一，文王、武王庙各一，亦即二祧，亲庙四，合而为七庙。王肃在《圣证论》中，以为二祧者为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加上太祖及四亲庙为七庙。文王、武王之庙在七庙之外。按王肃说，则天子应有九庙。这显然与《家语》记载亦不一致。试问，如果王肃“伪造”或“增删”《家语》而专与郑玄作对，他为什么还要假造对自己论点不利之材料？他何不将《家语》中不利于自己的关键材料直接删除？

至唐，颜师古在为《汉志》作注时说：“非今所有《孔子家语》”。根据《隋志》记载，《家语》是“二十一卷”，这与《汉志》所载“二十七卷”本似乎明显不同，故颜师古判定“非今所有”。对此学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颜师古的这一说法恐为臆断之词，并无坚强证据佐证，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宋代，学界疑经思潮大兴，受此影响，《孔子家语》也成为反思讨论的对象。王柏《家语考》是第一篇全面考察《家语》源流、真伪的文章。他说：“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四十四篇之《孔子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孔安国之名，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伪也。”他相信曾经有一部真的《家语》，不过该书的命运很惨：“《家语》之书，洙泗之嫡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

在宋代也有人对《家语》持肯定态度。如朱熹曾经以《家语》与《中庸》进行比较，朱熹曰：“《孔子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王肃所作。”又曰：“《孔子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朱子后学黄震亦认为：“孔子之言，散见于经，不独《论语》也。他如《庄》《荀》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亦多传述。第记载不同，辞气顿异，往往各有所记者之口吻，几有毫厘千里之谬。至《家语》莫考纂述何人，相传为孔子遗书。观《相鲁》、《儒行》及《论礼》等篇，揆诸圣经，若出一辙。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此又不然，然尽信为圣人之言，则亦泥古太甚矣。去圣已远，何从质证？”叶适也说：“《孔子家语》四十四篇，虽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曰《孔子家语》。”又说：“《孔子家语》汉初已流布人间，又经安国撰定。”再如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列出“成王冠颂”条予以考辨，认为《家语》用词较古，认为《家语》非伪。

王肃注本《家语》在宋代流传，大体有蜀大字本、监本和建本三个系统，然逮至蒙元，情况发生变化。宋本流传渐稀，而王广谋《新刊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三卷自元代中期却多次刊行。明初以降，宋本流传极稀，甚至学者以为此本世间无存，转将王广谋本视为今本。但是，王广谋本乃“删削割裂”而成，明何孟春评论其“注庸陋荒昧，无所发明，何足与语于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复不满人意，可恨哉”！他指责“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他认为王广谋本“同事异辞，灭源存末，乱于人手，不啻在汉而已”。这个看法，与当时大儒王鏊“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的评价基本一致。

何孟春，字子元，号燕泉，湖北郴州（今属湖南）人。其人博究经史，学识闳深。他虽不满意于《句解》本，也未能获见王肃注《家语》，只能在王广谋基础上补注《家语》。毛晋评价说：“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贤于王陆二家也。”四库馆臣则云：“其考订补缀不为无功，而由未见肃注，故臆测亦所不免。……至近本所校补孟春阙误凡数百条，皆引据精确，则孟春是注之舛漏抑可知矣。”不过何孟春对《家语》的看法，基本上算是持平之论。何氏认为《家语》一书，“《六经》外，《孝经》、《论语》后，幸存此书，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书肃谓其烦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杂而不纯。然实自夫子本旨，固当时书也，而吾何可忽焉而莫之重耶？”他认为“《论语》出圣门高弟记录，正实而切事者，……《论语》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以此书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馀之可信者哉？学者就其所见，而求其论于至当之地，斯善学者之益也。”

尽管在明代宋本《家语》十分罕见，但却并未绝迹。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两个版本的王肃注本《家语》，其一是黄鲁曾的覆宋本，一个是毛晋汲古阁刻本。

黄鲁曾，字得之，一字德之，号中南山人，明代藏书家。正德丙子（1516年）举人。黄鲁曾在其《孔子家语后序》中曰：“孔氏独多述作，自《鲁论》、《齐论》，言之又有《家语》，疑多鲤、伋所记，并门人先后杂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此书虽若言之广且曲，道则载焉。”对于王肃注本《家语》，黄鲁曾非常重视。他说：“今考之《艺文志》，有二十一卷，王肃所注。何乃至宋人梓传者止十卷？已亡其太半。如由混简错祑，则又不可分析。比之王广谋句解者，又止三卷。近何氏孟春所注，则卷虽盈于前本，而文多不齐。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仅得十之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确实，黄鲁曾本多有脱略，尤其是《曲礼公西赤问》一篇脱略尤甚，且《曲礼子夏问》错简严重。不过，黄鲁曾本在民国时期被收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得以广泛流通，影响较大。

毛晋汲古阁本《家语》，得之偶然，确属幸事。他在《家语》跋语中说：“嗟乎！是书之亡久矣。一亡于胜国王氏，其病在割裂；一亡于包山陆氏，其病在倒颠。……忽丁卯秋，吴兴贾人持一编至，乃北宋板王肃注本子。大书深刻，与今本迥异，惜二卷十六叶已前，皆已蠹蚀，因复向先圣，焚香叩首，愿窥全豹。幸己卯春，从锡山酒家，复覯一函，冠冕岿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仅末二卷。余不觉合掌顿足，急倩能书者，一补其首，一补其尾，二册俨然双璧矣。纵未必夫子旧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肃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颠倒之纷纷，一旦而垂绅正笏于夫子庙堂之上矣。”因此，较之他版，汲古阁本堪称“全帙”“完璧”，但是实际上，汲古阁本的错讹之处依然甚夥。此本后收入《四库全书》。

除此之外，在明代还有其他几种《家语》本子，比如陆治本、吴嘉谟本、陈际泰本、路一麟本、邹德溥本、周宗建本等，多非王肃注本系统，且缺漏甚巨，其价值与影响皆不及黄本及毛本。

有清一代，在朴学的风气之下，《家语》研究再次受到疑古思潮影响，《家语》伪书说得到巩固。孙志祖、范家相、姚际恒、崔述、皮锡瑞、王聘珍、丁晏及四库馆臣等学者在提及《家语》时，往往径直归为“伪书”，也有一些学者如钱馥、沈钦韩、刘熙载等则持“王肃增加说”。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是清代《家语》考证的三部最重要著作，前二者认定《家语》为伪，而陈士珂则与之相反。陈诗在《孔子家语疏证序》中转引陈士珂的话：“夫事必两证而是非明，小颜既未见安国旧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且予观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

“伪书说”无疑是清人对《家语》认识的主流，这一观点在近代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不过，随着大量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人们对于古代典籍的成书与流传规律作了细致研究，突破了“疑古辨伪”思潮之局限，使《家语》“伪书说”渐渐受到怀疑，进而走向“破产”。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儒家者言》出土后，李学勤先生在1987年发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率先对《家语》伪书说提出反驳，提出《儒家者言》篇，“是一部和《论语》很有关系的儒家的著作”，与《家语》关系密切，“可称之竹简本《家语》”，是今本《家语》原型的观点。他还认为，《家语》的形成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陆续成书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从此开始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家语》的进程。

此后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如胡平生、王承略、庞朴、廖名春、张固也等先生都曾撰文考证《家语》真伪，指出《家语》本文及序文的价值。杨朝明先生更是致力于《家语》研究，除了《孔子家语通解》之外，更有多篇专论，对《家语》成书、流传、可靠性、文献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宁镇疆、刘巍、邬可晶、宋立林皆有关于《家语》的专书，虽然观点不同，但是对于深化《家语》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家语》不仅在中国产生影响，在日本也受到广泛重视。太宰纯云：“我日本博士家所传王注全本，今行于海内。”由此可见，在日本王肃注本并不似中国那样曾经一度稀缺。今所见较早的日本刻本有元和间（相当于明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三年即1615-1623年）的活字本。该本为“上官国材宅本”，大概即太宰纯所谓“日本博士家所传”本。此本后来在宽永十五年（1638）年由风月宗智刊行，是为宽永本。清人叶德辉在《郋园读书记》中云：“今年春日本僧水野梅晓还国重来长沙，出此本见赠。每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前序目后有‘上官国材宅刊’一行，末页有‘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二行。审其版式行格，似北宋时私宅本，风月宗智又翻雕耳，注文与太宰纯注本同。宽永戊寅，当中国前明崇祯十一年，逮今凡二百六十八年，犹是太宰注以前旧本，乃知太宰所云博士家本，非凿空之谈，且以见毛本虽出宋刻，难免臆改增删，不如海外所传，固是中原古本也，后得者珍之宝之。”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对宽永本考证如下：“北图所藏《孔子家语》十卷，日本宽永十五年刻本，每半页九行十八字。魏王肃注篇目后刻‘上官国材宅刊’六字。卷末题：‘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行’二行。卷内有‘静安’‘王国维’等印记，又有静安先生跋云：‘此本不知何本，然佳处时出诸本之上。昔桐城萧敬孚得此本，乃谓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归贵池刘氏。余以此本校黄周贤本一卷，乃知敬老之言不诬。庚申冬十月朔夕，海宁王国维记。’”

此宽永本在有两个版本。一为五册本，内附有日文助读符号；一为二册本，无日文符号。二本皆有卷末题记：‘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行’。”但据笔者考察，前者错漏、讹误之处多，后者多已挖改或挖补，故可推断，后者稍晚于前者。

此后，在日本，对《家语》的注释，出现了多个重要版本。一为冈白驹（龙洲先生）《补注孔子家语》（宽保元年，1741年），一为太宰纯（春台先生）的《増注孔子家语》（宽保二年，1742年），一为冢田虎《冢注家语》（宽政四年，1792年）。其中，尤以太宰纯的《増注孔子家语》流传最广。太宰纯本亦曾传入中夏。清末叶德辉《郋园读书记》云：“昔从都门得太宰纯增注本，前有元文元年《自序》。云据其国博士家所传王注全本，取校毛本注文简古，元文当中国乾隆初元，逮今百七十年，其云博士家必有依据。”

太宰纯、冈白驹、冢田虎对于《家语》皆不从中夏学者之伪书说。比如冢田虎在《序》中说：“《家语》者何？《论语》之耦也。二《语》皆实录孔子之言行者，而七十子之所以升堂入室之门阶也。”太宰纯亦是将《家语》与《论语》相提并论，“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又云：“《家语》虽曰䮞驳，实七十子所记孔氏遗文也。《论语》虽曰雅训，有得《家语》而后其义始明者焉。礼乐之坏崩也，得《家语》亦可以修补其十一矣。《家语》宁可废乎？……若《家语》，则门人各随记其所闻而未经修正者已，其实孔氏遗文无疑焉，尤不可废也。纯愚信仲尼，是以信《家语》如《论语》。”

太宰纯（1680-1747年），名纯，字德夫，号春台，通称弥右卫门，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大家。太宰纯自幼苦学勤修，17岁时师事儒家学者中野撝谦，习朱子学。正德三年（1713），在友人介绍下入荻生徂徕之门，由诗文转学儒学（特别是古学）。服部南郭所作《太宰先生墓碑》述其为人曰：“先生既励己行，以直方自居，从游之徒，莫不奉名教唯谨，文畏如大府，前后所见诸侯甚多，未尝枉己而求焉。进退必以礼，安贫乐道，终不复仕，然其志则同儒者之学。”36岁时，转入学问研究与写作，在江户小石川开设私塾，召集门人讲学，得到不少大名支持与资助。春台博学多识，著述颇多，有《六经略说》一卷、《辨道书》一卷、《圣学答问》二卷、《论语古训》十卷、《易道拨乱》一卷、《周易反正》十二卷、《古文考经略解》一卷、《增注孔子家语》十卷、《易占要略》一卷、《文论诗论》二卷、《老子特解》二卷、《经济录》十卷等。

《増注孔子家语》十卷，五册，版框高20.8厘米，宽14.9厘米，四周双边，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上版心花口，单鱼尾，耳题“孔子家语”，版心题卷次及页码，下版心大黑口。内封面有“春台先生増註”、“不许翻刻，千里必究”、“孔子家语”、“江都书肆嵩山房梓”牌记。卷首有《増注孔子家语序》，后署“元文元年柔兆执徐仲冬己亥信阳太宰纯序”，次为王肃“孔子家语序”，次为《王肃传略》，次为“孔子家语篇目”，首“相鲁”终“后序”，每篇题下有字数统计，卷末有《附录汲古阁板孔子家语跋》、次《何孟春序》、次《太宰纯序》。卷末有牌记“太宰弥右卫门増註宽保二年壬戌春正月吉江都书肆嵩山房藏板”，次行题“须原屋小林新兵卫梓”。

太宰纯《増注》对于王肃注有所补足。据其自述云：“纯之少也，亦好是书，读之颇习，既而窃恨旧本多误，文义难晓，乃求得海舶所贡王注全本，及元明诸儒数家本以挍之，又旁搜传记诸子所载，与是书事同文异者，若后世注家所引是书及王注文以参考之，积以岁月，可以正误通义者，不止十五。又有子雍所略不注而今之幼学所不能解，则取诸名家训注在他书者以补之，命曰《增注》。旧本有音释而甚略，予今效陆德明用唐音悉注其当注者，冀读者无纰缪。”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太宰纯之増注，确实大有益于理解《家语》，乃王肃之功臣也。

此后，日本的千叶玄之在《増注》基础上作《标笺孔子家语》（宽政元年，1789年），西山元作《孔子家语标注》（抄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对太宰纯本予以补正，进一步扩充相关资料。经太宰纯的増注与校勘，《増注》本《家语》的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极高，可谓善本。然迄今未有整理排印者。今兹就王肃注、太宰纯増注《家语》予以校点，整理出版，以飨读者。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尽管努力认真为之，但限于学力，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及方家有以校正！

宋立林

2016年8月29日于山东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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