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先生精神人文主义的新贡献

作者：郭齐勇

原刊：《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维明先生八十寿庆文集》，陈来主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二十日戊子

            耶稣2019年10月17日

《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维明先生八十寿庆文集》，陈来主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

杜维明先生是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在杜先生八十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与同仁向杜先生致以衷心的祝福，祝愿他福寿双全，万事胜意！衷心感谢杜先生对我本人及武汉大学同仁、学生的支持、提携与照顾。杜先生多次来武大讲学与出席学术会议，多次在他执教的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接待武大的学者与学生，我们深受他的思想的影响与精神的感召。他的为人、为学堪称表率，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着他推崇的儒学精神及人格理想。

杜维明先生

杜先生在长期运思及其丰富成果的基础之上[1]，近些年特别提出“新人文主义”，即“精神人文主义”的问题与建构，极具启发性。

杜先生创造性地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主张回归轴心文明，照顾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天人合一”的精神，肯定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尤其是人的终极关怀、超越意识，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世俗人文主义”区别开来。

杜先生强调，一个全面的人，不仅要使个人的身、心、灵、神得以整合，人与人之间有健康的互动，人与自然能够持久和谐，还需要使人心与天道相辅相成。杜先生指出：“作为一个包容而综合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一共分为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个是个人，指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的融会贯通。第二个是个人与他者、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这个社群包括家庭、邻里、社区、城市、国家、世界，乃至更大的宇宙。第三个是人类和自然世界的一种持久和谐。最后，我认为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一般我们思考人文主义时，只考虑前三个侧面，但其实真正的精神人文主义，还应该包括人和天道的关系问题。”[2]这是“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向度。

杜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看来是他“新仁学”或“新心学”的系统。他认为：“仁”是个体的主体性，相当于康德的自由意志；“仁”包含了爱人、爱物与爱己，三者统一。孔子讲：“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传统中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意志。陆王心学也是如此。仁心、良知对外部世界有无限反应的可能，它开放、多元、包容，可以包含整个宇宙。仁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断丰富的。仁也是一种觉悟，其力量与所有人可以成为一体，有公共性。仁就是通，通达，往外通。仁是天生人成，寓含着地球的存活是人类无可推卸的责任。以上是杜先生近年对仁学与心学的新阐发。

与启蒙运动以后，西化、现代化、全球化思潮以经济为唯一导引的人文主义不同：“精神人文主义”要富强和自由，也需要正义；要发展理性，但也要同情、慈悲；要发展法律，但也要注重礼乐；要个人尊严，但还要注重社会和谐；要人权，也必须注重人的责任。恰好，杜先生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义的价值和自由一样重要；同情比理性更必要；人的责任，特别是个人对家庭、社会、人类的责任，比权利更重要；礼治比法治更基础；社会和谐比个体发展更优先。

以下，我想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讨论杜先生此说的贡献。

一、“精神人文主义”是对儒家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与推进

儒学非哲学非宗教，亦哲学亦宗教。我们知道，“天”在中国人心中并不仅仅是指自然界，而是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源性存在。自古以来就有“天佑大德”、“以德配天”之说。就儒家而论，“天”也是有意志的，它代表人所不能控制的神秘力量。孔子在面临困境和高徒颜回去世时，就发出对“天”的感叹。《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礼记·礼运》认为人事是以天为本的：“礼必本于天”，“政必本于天”，而且，“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人的命运虽然有赖于人事修为，但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又不完全是由人自己所决定的。

在《尚书》、《诗经》、《左传》中，保留了不少宗教神性意义的或权威意义的人格神的“天”的资料。在《诗经》中，也保留了不少人们怀疑权威意义的人格神的“天”的资料。

《论语》中有关“天”的看法，也比较复杂，既有宗教神性或主宰意义的“天”，有形而上的“天”，有道德义理的“天”，有自然的“天”，也有偶然命运的“天”。

孔子把对超越之天的敬畏与主体内在的道德律令结合起来，把宗教性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性。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天下贯于人的心性之中。天不仅是人的信仰对象，不仅是一切价值的源头，而且也是人可以上达的境界。人本着自己的天性，在道德实践的工夫中可以内在地达到这一境界。这就是“下学而上达”。孔子强调要在人事活动中，特别是在道德活动中去体认天命。于此，才能“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正因为生命有了这一超越的理据，所以儒者才有了积极有为的担当意识和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等等。由此我们可知儒家对于人格尊严的重视、强调与维护。孔子思想并不是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只是一些俗世伦理或常识道德。如上所说，孔子的人性、天命、天道的思想有深刻的哲学形上学与宗教的终极关怀的内容。

可见，儒学的终极性、宗教性不能消解。儒家人文主义不是斩头的人文主义，而是有敬畏的有神性意义的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不与宗教相冲突。这种天人的相关性，是“精神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二、“精神人文主义”对现代世界一些病症的反省与批判

“精神人文主义”的反思性、现实性与批判性很强，它包含了启蒙精神，又针对单面化、平面化的启蒙理性的片面性。它批判了原子论式的个体主义的张扬，批判了片面的单维的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反省了生态环境的危机、人性的危机、世界伦理的困境。杜先生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几百年，世俗人文主义成为主导的世界意识形态，整个世界日趋功利化，财富和权力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对象，乃至发展为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启蒙运动以前人们所珍视的价值不再被重视。这样发展的不良后果尤多，包括侵略性的人文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物质欲望的膨胀及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强力扩张。

“精神人文主义”呼应、总结了百多年来各国新人文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我国的文化守成主义、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也立足于此。这一类的思想家认为，工业文明、现代化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人类的特性及其全面发展的问题，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人类产生的种种疏离和困惑的问题，乃至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问题，等等。以“天人合一”模式，“圆而神”的智慧和儒家伦理转出或融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然后补西方文化之偏弊，救西方文化之自毁，为全人类各民族文化提示一新的方向和模式，现当代新儒家学者建构的哲学人类学，在人类存在这一永恒课题的研究上所作出的世界意义的贡献，将逐步被人们所体悟。因为，不论现代化如何推进，人的终极托付，“内在的安心立命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问题，它不能靠对于一个超越外在的上帝的信仰来解决。”[3]

杜维明长期反思的“启蒙心态”，不是指历史现象，不是指哲学理念，而是指“心灵积习”。这种“心灵积习”在现代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特性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工具理性，而不是沟通理性，突出实用、功利。例如，富强是价值，不能富强就是非价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层意思是反对神性。[4]

杜维明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主要崇尚的是这种具有排斥性、侵略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反自然、反宗教、反传统、反精神价值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单线进步观，而忽视了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仪、体现爱心的渠道、心性修养、民间艺术等等的存在意义，甚至要消灭汉字、中医、古建筑等，取消具有民族性、民间性的丰富多样的宗教、语言、伦理、艺术、习俗。其实，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有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五四以来成为强势的“启蒙心态”，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让我们面对21世纪。我们应该有更高的人文关怀，有更丰富的意义领域。生态环保、多元宗教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反思“启蒙心态”。对启蒙价值——个性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等，今天都需要作出重新思考和超越，并相应辅以群体公益、同情、礼仪教化、责任等等价值。对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性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主义，在肯定的前提下，也应作出反省、批评与转化。

杜维明深刻检讨启蒙理性、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肯定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和全球伦理思潮对启蒙的挑战，但他充分认识启蒙价值，肯定启蒙精神，肯定五四，只是反省、超越其片面性。

三、“精神人文主义”对我国与世界的可能贡献

（一）“精神人文主义”重视人的德性的养育与社会公德的建构，有助于当下中国社群伦理的提升

近代以来，讨论中国现代转型往往倾向认为中国过重于私领域，亟待向公领域转型。如孙中山曾说中国一盘散沙，梁启超则参照福泽谕吉说认为中国偏重私德缺少公德。此一偏之辞皆忽视了中国的公领域必然是从私领域完善后推扩所得。其实任公也说“公德者，私德之推也”、“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5]。这正是《礼记·祭义》所言“立爱自亲始”，也是阳明所谓“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而后渐至六阳”、“抽芽、发干、生枝叶”[6]的譬喻。在中国文化精神中，“亲亲”的人格成长和发展，有利于“仁民”的人格成长和发展；“齐家”能力的增长，也可以促进“治国”能力的增长。因此，修齐治平，亲亲仁民爱物正是生命的体证与实践，而非一种逻辑的推导。[7]这正表明儒家的人既是道德人格的主体，也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更是在关系中培养与成就自我的。此正是“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的要义，传统政治并不以公民普遍参政为最高准则，而是探寻政治本体意义，在社群之中涵化民众对关系的维护，从而完成良好的秩序建构。

儒家一方面正视贤与不肖的差别，从而要求选拔士人参与政治，有恤民之担当；另一方面也强调庶民皆应修养德性，能近取譬，从孝亲为始逐步向外推扩，这两方面本身便呈现一种良好的交融互动秩序。徐复观揭示了修己与治人两端差别的内涵，认为修己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底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价值。而治人居于第二位，是承认德性标准且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8]即使是治人，孔子也是强调士子应承担保国恤民的义务而非统治的权利，所谓“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9]。可见中国文化精神的治理架构在于使个体成为一个“德性的真实”，卓然自立于天壤之间，关联着人之为一道德的存有。换言之，正因现代化的生活世界具有“以培养抽象的自我认同为目标和促使成年个体化的社会化模式”[10]，故不得不将德性重建的使命重新赋予个体。道德主体的重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健康的民主政治的实现。

近些年我在前贤基础上提出了新六伦、七伦重建的问题，即对五伦作出创造性改造。新六伦或七伦之新，在于各伦增加了新的内涵，更强调平等互动互补，且增加了同事一伦与群己一伦。正常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于有助于现代职业伦理的建构，正常的群己关系有助于新的社群、公民道德与文明间的对话。这两伦可应对个人与社会、国家、人群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乃至调整人类与天地、山河、动植物类的关系，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11]

（二）“精神人文主义”对人类永续发展可能作出的贡献

新人文主义打破了天人彼此的隔阂，强调两者的互动互补。“天人合一”的主张，实包含有荀子的智慧，即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哲学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包括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

“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孔子以“爱人”为“仁”，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他者、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忠”与“恕”接近于“仁”。“忠”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忠”与“恕”是仁道的一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重视人类和谐共存，有助于当下世界文明的对话，特别是宗教间、伦理间的对话与互补，和谐相处。

总之，提倡宽容、平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人文主义”可以贡献给全人类。

参考文献：

[1]关于杜先生的思想及其贡献，参见郭齐勇：《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3页。又，该书第十三、十四章讨论了杜维明先生的启蒙反思与文明对话等论域及儒学宗教性的反思。

[2]杜维明先生201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上的发言。

[3]刘述先：《当代新儒家的探索》，《知识分子》（纽约），1985年秋季号。

[4]杜维明先生关于启蒙反思的论述，详见《杜维明文集》第五卷“二、启蒙反思”，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5]梁启超：《论公德》，《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6]《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7]参见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8]参见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97页。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页。

[10]［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1]参见郭齐勇：《新时代“六伦”的新建构》，《孔学堂》创刊号，2014年8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