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田地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

作者：谌衡（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

来源：《原道》第36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二十日戊子

          耶稣2019年10月18日

（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内容提要：《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主要议论田赋制度，但其中关涉的教育制度以及人伦道德教育问题同样重要。此章主题即“养”和“教”二事，与孔子“富而教之”思想相关联。

教育的本义是教养，是教而养之，教而育之的意思。夏商周三代皆有各自的田赋制度，即贡、助、彻；亦有各自的教育制度，即庠、序、校。“其实皆什一”和“学则三代共之”说明三代田制和教育制度有相通的地方。

以井田为基础可以形成社区，乃至于扩大至邦畿，不同的行政区划从基础层面形成了乡学与国学的第等。社会教育的内容是“明人伦”，应当达到的效果是“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进一步可引出教育与养老、祭祀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教育、教化是成就仁政王道重要途径。

关键词：田制；教育；教养；人伦；孝悌；

一、引言

《孟子》“滕文公问为国”一章中对田制的阐发，除了是直接指向经济财政制度，同时也关涉教育制度以及人伦道德教育问题。

换句话说，孟子所倡导的井田制，其核心是对孔子“富而教之”[1]思想的继承与延伸，“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应当是是通过教育的方式达成的。

对孟子的田地制度与教育制度关系的考察，应当划入孟子政治教化的范畴中去取考察。元儒许谦解此章为“文公问‘为国’，孟子告以教养其民，有养然后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禄而后及学校也。

自‘民事不可缓’至‘虽周亦助也’，养之事；‘设爲庠序’至‘小民亲于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国’总言之，答文公者止此。”[2]许谦在这里将“滕文公问为国”章的核心概括归纳出来，解释为“教”与“养”两件事，合而言之就是“教养”，亦即是“教育”。

教育的本义是教养，是教而养之，教而育之的意思。儒家经典里，至少在《孟子》中，“教育”的意思不尽然是现代教育里的知识性传授，而是侧重于人格的塑造与德性的养成。

所以，这里的“教育”是“教养”的意思。朱熹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

（朱熹）

圣人之心所愿欲者，莫大于此，今既得之，其乐为何如哉？”[3]更早的赵岐注为“育，养也。教养英才，成之以道，皆乐也。”[4]伪孙奭疏为“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贤，而推己以教而养育之，此乃三乐也。”[5]三个不同的时代的学者皆将“教育”释为“教养”。

在这一章中，孟子明言社会教育开展的基础是井田制，其内容是“皆所以明人伦”，最终应当达到的效果是“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贡、助、彻，是夏商周三代不同的田赋制度。孟子认为贡是“夏后氏五十而贡”，“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助是“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彻是“彻者，彻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总而言之，贡、助、彻虽然各有特点优劣，但在孟子看来“其实皆什一也”。在“滕文公问为国”章中，我们将田赋制度和教育制度单抽出来，可以很明显看到这种对应关系：

（1）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2）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由上两条可见，夏商周皆有所对应的田赋制度，亦各有自所对应的教育制度。既然孟子将其对应而言之，那么其间相关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从文本分析来看，以上对应的两条是前面章句的具体而微，前一章句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此一章当分两部分看，前半部分是将制民之产，后半部分讲的是教育教化。所以前半部分对应是井田制为主的田赋制度，后半部分对应的是人伦道德为主的教育教化；前半部分对应的是“富之”，后半部分对应的是“教之”。

《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孟子曾经说过：“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所以，面向社会的教育在孟子看来是一种必须。

二、《孟子》中的田地制度释义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由此可见田制在政治制度、政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古代有两种描述空间维度的说法比较重要：一个维度是《大学》中所谓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孟子》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另一个维度是现实的政治制度维度，是基于田地制度而来的民众聚群，扩大至社区（比、闾、族），以至于党、州、乡、国。在《孟子》中表述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礼记•王制》也说了相类似的问题：“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此既可以视作是对孔子“富而教之”思想的另一番阐述，又可以从中看到田地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联。

（一）田地制度与行政区划

孟子所提出的教育教化制度，与他所提倡的田地制度相应，甚至可以说，这里的教育教化制度以田地制度为基础。因为以井田为基础可以扩大至邦畿，各诸侯国之间的界限亦是由井田制为基础的邦畿之界。

同时，井田制的推扩形成比、闾、族、党、州、乡等这样一级一级的行政区划，在此之上形成乡学和国学。

焦循引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云：“安溪李文贞公云：‘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夏之时，乡为置校而已；殷之时，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党庠以徧：此自古及今，其制之浸广也。

党近于民，故主于上齿尊长，而以养为义；乡近于国，故总乎德行道艺，而以教为义；州则自党而升，而将宾于乡，故修乎礼乐容饰，而以射为义：此则自上而下，其法浸备矣。’”[6]

周柄中将《孟子》《礼记》及《周礼》中的称法做了区分说明，他看出了孟子此处所涉教学场所实际上为基层的教育之用，基层的教育同时也是入国学深造的基础。

周柄中引述李文贞公之语，进一步说明了党、州、乡三级教学体制，以及夏、商、周三代教学机制的不同。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说明了当时的教育是两分的，乡学有别于国学。“党统于州，州统于乡，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渐而始大备”，[7]说明了三代教育制度、辐射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周氏此段文字所要说明的问题，在《孟子》中皆有不同程度地呈现。

周柄中此段文字除了阐述了校、庠、序之义，还区分了党、州、乡等各行政级别。

程瑶田所述的行政区划与周柄中之说不尽相同，他认为划分应该按性质分为两种：一种是按地之远近分，即：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县地－畺地；另一种是按行政区划分，即：比－闾－族－党－州－乡。虽然二说有一些细微区别，但并不妨碍解释田地制度与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

（二）“隐匿”的井田制

除了“滕文公问为国”章直接述及井田制度，在《孟子》的其他篇章中也有“隐匿”的井田制。

例如当梁惠王自认为已经采取一些不错的措施，但他发现“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于是他向孟子问询原因，孟子由此首次提出较具体的仁政措施：“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从某种层面说，这段话中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含有井田制之义。换句话说，这实际上即是孟子没有明说的井田制。

（井田制）

为什么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是隐含的井田制呢？

“五亩之宅”的“五亩”，来源于“两亩半公田房舍，两亩半合城保屋舍”。赵岐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即为“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各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树桑墙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8]

井田制一井八家的屋舍为庐井，在井田之中；在里邑的住宅称为邑居，在里邑之中。赵岐此说或本于《汉书·食货志》：“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

毛奇龄《四书賸言补》解释得更为详细清楚，他说：“《汉书·食货志》云‘在野曰庐’，则庐井者，井闾之庐也。又云‘在邑曰里’，则邑居者，里邑之居也。《尔雅》‘里，邑也’，郑康成称里居，与赵称邑居，并同。

盖庐井二亩半在公田中，一名庐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亩，又受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谓一夫受田一百十亩，又分受公田之二十亩，各得二亩半作庐居也。此易晓也。”[9]

焦循引阮元《校勘记》云：“‘以为庐井宅园圃家一亩半也’，……按无‘井’字，非也。……‘一’作‘二’，是也。此二亩半合城保二亩半，是为五亩之宅。”[10]

继而申其义云：“彻法九夫为井，则每家受田一顷一十二亩半，税其一十二亩半，是九分取一也，无所为公私也。助法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则每以二亩半为庐井宅园圃，余八十亩，八家同养。”[11]

从《汉书》到赵岐，再到清代毛奇龄、阮元、焦循等几家，皆将“五亩之宅”解释为两亩半公田房舍，两亩半合城保屋舍。这种特别的居住设施是建立在井田为基础的田地制度上，所以可以视为“隐匿”的井田制。

三、《孟子》中的教育制度释义

孟子认为与田赋制度相配的是教育制度，所以当解决了田赋之后，就应当“设庠序学校以教之。”

“庠序学校”各有不同的含义，实为“庠”“序”“学”“校”，孟子分两层解释，先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是从内涵上说；又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是从分属的时代而言。

总而言之，其义在“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一）庠、序、学、校与三代学制

按古制，有小学有大学，亦或谓乡学或国学。此主要以教学场所、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及教学性质等做的划分。

《礼记•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痈，诸侯曰頖宫。”

在这里就出现四个称呼：小学、大学、辟痈（辟雍）、頖宫（泮宫）。这四种“学”，即是孟子“学则三代共之”的“学”，亦即国学。此外，还有校、序、庠三种乡学，对应夏商周三代不同的学制。乡学配合国学（大学），共同构成当时最主要的教育形制。

“庠”“序”“学”“校”各有不同的含义，也是分属不同的时代称呼。孟子有此一说，后世文献却与此有同有异。《史记•儒林传》云：“公孙弘乃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此与《孟子》文相类，只是更为具体说明了庠、序、校”是乡学所设。其后的《汉书•儒林传》却认为应当是“殷曰庠，周曰序。”与《孟子》《史记》文中的庠、序位置恰好颠倒。

《说文解字》释“庠”一条云：“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与《汉书•儒林传》说法一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许同《汉书》。疑今《孟子》、《史记》有误。”不知孰是孰非。

（司马迁）

如上文《史记·儒林传》所言，庠、序、校皆属于乡学，区别于国学（大学）。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说：“《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乡学也。而《王制》所载虞曰庠，夏曰序，为国学之称。考之《周礼》，则州党之学皆曰序，而庠校不见于经。

《学记》云‘党有庠’者，庾氏谓夏殷制，非周法，其说皆与《孟子》不合。读《孟子》书，当就《孟子》求其义，不得又以他说汩乱之。”[12]

阎若璩也认同《史记·儒林传》的说法，分析甚详：“陈氏《礼书》曰：‘孟子论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盖校、庠、序者，乡学也。’”[13]

又引陈氏《礼书》之说：“《乡饮酒》：主人迎宾于庠门之外，乡简不帅教，耆老皆朝于庠，则庠乡学名也。《周官》：州长会民射于州序，党正属民饮酒于序，则序亦乡学名也。郑人之所欲毁者，谓之乡校，则校亦乡学名也。

然乡曰庠，《记》言党有庠；州曰序，《记》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于闾塾之基，则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闾塾，谓之家有塾；则合五党而教之乡庠，谓之党有庠可也。

《周礼》：遂官各降乡官一等，则遂之学亦降乡一等矣。降乡一等而谓之州长，其爵与遂大夫同，则遂之学，其名与州序同可也。’”[14]

陈氏之说圆融恰当，所以阎若璩也高度赞许其为“《小戴》本杂记之书，陈氏能将《仪礼》、《周官》、《左氏》及《孟子》融会于一，无少抵牾，真经术之文也。”[15]

由此，我们可以将《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做如下解释：第一层含义是夏朝的校，殷商的序，周代的庠，是三代分属的乡学学制，有不同的主要教育内容，以及带有不同的制度特点，但皆可用“学”这个共名；

第二层含义是学是指大学，即国学，区别于乡学，乡学在三代各异，但大学是三代所共有的。由此焦循说“学，谓大学也。庠、序、校，皆乡学，在郊。”[16]

（二）教育的内容

虽然行政划分上有别，所学内容有异，但总体上来说，就乡学而言，三代有共名，“皆谓之学”。而学的内容，“皆所以明人伦”，用孟子的另一句话说，即“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礼记·王制》有“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七教”即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皆是关乎伦理关系、人际关系的内容。赵岐释“人伦”为“彝伦”，取自《尚书·洪范》，《诗经·大雅·烝民》又有“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是常，彝伦即是常伦，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常行之法。此是乡学的主要学习内容，乡学所学内容的侧重有别于国学（大学）。

国学的教学内容如《礼记·文王世子》所云：“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一年四季所学内容不同，所学场所、教授之人亦不相同。在《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中，主要侧重于乡学人伦教育的展开。

当然，乡学中实际的情况除了人伦教育，还包涵其他的内容。赵岐认为“教者，教以礼乐。”[17]赵岐的观点亦可从《毛诗》中窥见端倪，《郑风•诗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18]《子衿》第三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毛传云：“言礼乐不可一日而废。”[19]但郑笺认为“郑国谓学为校，言可以校正道艺。”[20]所以除礼乐以外，还包涵其他道艺的部分。焦循即持此观点。[21]但乡学中应当是以人伦、礼乐的教育为主，加参有其他道艺类的教学内容设置。

关于乡学的教育内容，《周礼》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述说。按照《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说法，此教育内容应该包涵：“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五祀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

“乡三物”包涵“六德”“六行”“六艺”三方面，每一方面又各自包涵六方面内容。

焦循说：“盖国学、乡学，为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由此出；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虽申之以孝弟之义，而一切人事常理，无不讲明也。”[22]

也就是说，在乡学中，既有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之学，又有《诗》、《书》、《礼》、《易》、《乐》、《春秋》“大六艺”之学；既有知、仁、圣、义、忠、和六德之学，又有教、友、睦、姻、任、恤“六行”之学，等等。

内容和分类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主旨无不关乎孝悌仁义之义，亦即是孟子申言的“皆所以明人伦”“申之以孝弟之义”。所以朱熹在注解“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一句时，说“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23]可谓道理明白。

四、孝悌之义：教、养、祭的关系

《孟子·离娄上》和《孟子·尽心上》里载有“西伯善养老者”之说：“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这里面西伯养老之法是现实、实在的治法，从制定土地制度，到教授耕种畜牧之法，再到引导教导家人奉养老人。由此可见孟子的井田制度，实际上是习承周文王的养老之法。

《礼记·王制》有“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与《孟子》文略虽有出入，然此细节不妨碍他们对养老问题的足够重视。

孟子认为，“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老者是父母的另一重身份，所以“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是善养老者为成就仁政王道，天下归往的重要内容。

即使做不到天下归往，至少也可以在战乱年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故而教育与养老相关，同时与祭祀相关，其表现在教育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养老、祭祀与教学场所的一致上。

首先，从教育的内容与意义上说，孟子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周代用庠，庠为养，即“养者，养耆老也。”

“养耆老以致孝”是周代自周文王始有的传统，也是周代教育中重视的内容。夏朝用校，校为教，即“教者，教以礼乐。”礼乐精神的重点依然是秩序，在孟子看来是人伦，“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殷周用序，序为射，即“射者，三耦四矢以达物导气也。”[24]赵岐将此“射”理解为射礼之射，古时乡射礼确实是在学宫州序中进行，与乡射礼前后进行的是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

射礼实质为“尊贤使能”，射以观德；乡饮酒礼的实质为序齿养老，酒以养老。概括起来即是孟子所谓“三达尊”：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三者的完美配合是有爵位之人能敬重德高望重的老人，能重视有德贤才，向二者求教，以之为师。

其次，从养老、祭祀与教学场所的一致上说，养老、祭祀的场所往往与教学的场所重合。《礼记·文王世子》即有：“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又有“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幼于东序。’”

焦循断言“诸侯国学疑皆同此制。”除《礼记·文王世子》外，《礼记·王制》中有更多更详细的论述。从四代养老之礼讲到不同年龄的养老场所，从不同年龄的衣食寝行到各年龄段不同的细致的礼仪安排，等等。

在《王制》对老人也做了区分，有国老与庶老，故养法有别。例如“……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

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成均即是前言南学，亦可总言四学。瞽宗即是西学，祭祀会用到的一个场所。《礼记·祭义》云“祀先贤于西学”，即“祭有道德者于瞽宗”。

祭祀与养老有着紧密联系。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同时又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在孔颖达看来，祭祀与养老是相类之事，他说：“礼称将祭而射，谓之大射。养老与祭相类，而亦射以择宾，则亦为大射。”[25]又云：“《乐记》云：‘祀于明堂，以教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太学，以教诸侯之悌。’是祭与养老为相类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26]

五、余论

孟子的井田制并非简单的土地财政制度，其背后伴随着一众相关的制度延伸，教育制度及相关问题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

同时，教育又是成就仁政王道的最善的方式。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在《公孙丑下》第一个篇章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的道理，是在告诉我们民是无法以封疆之界域得了的。民众可以有选择地在大地上较为自由地行走，民之走向在于民心所向。

梁惠王之“民不加多”，大王之民“从之者如归市”，正是其例。细言之，“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正是孟子所看到的民的特点。

民之倒向、归向，凭借的是王化与德风，正如“风行草上”之例。只有做到“以德服人者”，才能“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孔子与弟子们）

如果有一种土地制度可以保证较为长久的使民能有恒产，那便是井田制了。在孟子看来，唯有井田制可以做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因为人民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故而“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如此一来，还担心天下的百姓不来归往吗？故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注释：

[1]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见《论语·子路》。

[2]许谦：《读孟子丛说》卷上，四部丛刊续编景元本，第20页。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4页。

[4]《孟子注疏》，赵岐注、孙奭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5]《孟子注疏》，赵岐注、孙奭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6]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4页。

[7]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4页。

[8]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页。

[9]毛奇龄：《四书賸言补》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页。

[10]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1页。

[11]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1-362页。

[12]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卷十四，清嘉庆刻本，第123页。

[13]阎若璩：《四书釋地又續》卷三，清皇清经解本，第92-93页。

[14]阎若璩：《四书釋地又續》卷三，清皇清经解本，第92-93页。

[15]阎若璩：《四书釋地又續》卷三，清皇清经解本，第92-93页。

[16]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5页。

[17]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6页。

[18]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367页。

[19]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

[20]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

[21]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5页。

[22]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7页。

[23]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7页。

[24]《孟子注疏》，赵岐注、孙奭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25]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274页。

[26]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274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