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一事，我也持反对态度，（请参见《关于曲阜被建教堂一事之我见---兼警告当局》一文）但不强烈，更不像某些儒友那样义愤填膺。因没有在《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上签名，有人以此为问，东海戏答：我一向喜欢先行，众人都敢站出来参与的已经很热闹的事，我就没必要凑了。 


其实，之所以没有签名，主要原因是对“意见书”中“政府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赋予儒教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这一建议和要求别有考虑---不反对，但也不支持。 


儒教的教，是教育、教导、教化、文教的教，儒教是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春秋教的综合，是一种特殊的人文教、道德教，具有入世的特征和参与、干涉、指导政治的功能，可不是“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宗教。 


我主张和建议成立的儒家组织如“中华儒学会”，不是宗教组织，不是、至少不局限于宗教儒学。我在《中华大宪章（征求意见稿）》说过，中华儒学会以研究、弘扬、实践儒学为宗旨，要以儒家义理为制度建设、法律修订、政策制定以及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等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性意见。 


而“意见书”要求政府将“儒教”列为与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具有同等身份享有平等地位的五大宗教之一，显然是将儒家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了。这样的要求纵然获准，也非儒家之福，那等于“局限”、贬低、狭隘和“伤害”了儒家，把体现儒家教化功能的众多渠道路径方式方法“砍”去了。这可不仅仅是名相问题。 


二 


我多次强调，儒家一词可以涵盖道统、学统、治统，也可以包括政统（儒家自秦汉以后没有产生自己的政统，那是历史的局限。尧舜禹夏商周作为儒家政治也是孔子追认的。）除宗教性之外，儒家更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学术性、科学性和文明性，涵盖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学、经济各大领域。 


道德儒学、学术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科学儒学都是儒家题中应有之义， 


宗教儒学尽管与儒家仁本主义传统不无偏离，勉强也可以纳入儒家的范畴，作为一个旁门或偏门存在。对于某些同仁儒学宗教化的努力我乐观其成，但个人不会参与。我说过：  


“宗教性是儒家的优点和优势之一，值得肯定和称赞，但儒家宗教化问题则宜慎重对待。儒家形上形下不二、内圣外王合一，宗教性属于儒家形上和内圣层面的一小部分属性。仅仅以儒家为宗教信仰，是把它的狭隘化了。”（拙文《从返本开新说起---初论儒家的宗教性》） 


或曰：“一步一步来，现在儒家没有合法地位，不妨先争取获得与佛道回耶等平等的宗教身份，再在此基础上争取教育、政治、意识形态等其它方面的权利地位。”东海认为，这样做有枉尺直寻之嫌，似非儒家所宜。而且，取得宗教地位之后再去争取教育、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利，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这样做，纵有暂时微利，却是长期大弊。 


三 


儒家内致良知以立个体之命，外致良制以安民众之身，最高信仰不是上天上帝也不是祖先而是良知。良知，本心本性也，即“性与天道”中的性，性与天道，名异实同，就生命而言为性，就宇宙而言为天道。上天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都要以良知信仰为基础。多年前在与一位主张“上天信仰”的儒家同仁的争论中我就严正指出： 


“只有以良知信仰为前提与基础，天地君亲师才是值得崇拜的，上天崇拜和祖先崇拜才是儒家的。否则，上天信仰本质上就与基督教的上帝信仰无别。” 


如果说儒家是宗教的话，那是宗乾元而教，宗仁而教，宗中庸而教，宗良知天理而教、宗“性与天道”而教。乾元、仁、中庸、良知、天理、性、天道等等，既是人生观、生命观、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又是本性论本体论，它们亦是道体性体的指称或形容，有形而上的涵义。道体性体不是“不可知之物”，但其形而上的层面又是超科学的，无法被科学手段所实证。儒家的宗教性或者说宗教精神、信仰特征正体现在这里。 



但是，儒家的“道”（道体性体）形上形下圆融一体，万法归一，一归万法，与各家宗教的“道”或信仰对象终究不同，例如，乾元、天道与宗教中的人格神位格神不同，仁性良知与佛道两家的佛性、真如、太极、元神不同，仁本主义与神本主义不同，入世法与出世法不同。宗教的出世主张彼岸追求或神祇崇拜神迹张扬，皆不为孔子和儒家所可。（详见儒家经典中相关论述，兹不详论。） 


或以《易经-彖传》中“圣人以神道设教”一语，为儒家宗教化辩护，这是误解，古今不少学者都误解了这句话。马一浮指出：“《易》言神道者，皆指用也。如言显道神德行，谓其道至神耳。岂有圣人而假托鬼神之事以罔民哉？设教犹言敷教耳。绝非假设之意。” 

2010，1,4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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