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屈服于某种现代叙述，那儒学就只是儒学研究，蜷缩于象牙塔中日渐萎缩，或者做某种显白或隐微教诲，教诲学生或驯化现代君主，而儒教就只是一种妄图模仿基督教而重建的religion，要等着卡里斯玛式教主的出现，等着政府的承认。儒学与儒教两不相干，各走各路。但这某种现代叙述实际上是很苍白的，对于历史，对于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对于未来，更没有预测性。 


现代中国政府承认的宗教，何尝只是以基督教为范本的religion？道教是religion范式吗？佛教是吗？都不是。并且，Religion来自古罗马而不是出自基督教。“罗马的宗教仍然是religio——不管就语源学而言此字是来自religare（再结合），或者是来自religere（再思索）；它意味着与验证有效的祭典形式的一种联结，以及对所有类型的、遍布各处的神祇的一种‘顾虑’”。这种联结和“顾虑”是存在于东西方的一种普遍的宗教形式。只是在中世纪，religion才获得了基督教意义的宗教内涵。启蒙运动以来，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religion和基督教的关联才被密切地捆绑在一起，到了提起religion，提起宗教，就想到基督教的地步。现代中国政府来源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但这种马列主义不是书本上的马列主义，而是国际共运和各国革命实际的生动创造，在中国，这种生动创造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及其战友，不可能去考虑马克思考虑的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宗教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和如何处理中国的旧遗存。实际上，只要在建国之初被政府承认，有了一种政府认可的宗教管理形式，在中国它就是宗教，没有那么多学理上的考虑，考虑的主要是历史和实践。另外，建国初没被承认，甚至被打倒，但随着体制内的有见识的研究人员认真加以了研究，承认了它的存在和价值，政府默认给了它某种管理形式，它也成了宗教。 


而在儒家，学与教何尝分离？汉儒有汉儒的一套创制，宋儒有宋儒的一套规模，明清儒有明清儒的一套办法。学的形式有变，教的方式有异，但从来是学教不离的。现代中国的儒家复兴，如从康有为算起，儒教运动实为实为其最显明特色。倡儒教而不提或少提儒学，实乃现代儒家复兴的内在需要。从任继愈先生1978年提出儒教说，开始研究“儒教”，自今，儒教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中心议题是“儒教是否宗教”；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主要议题是“儒教是什么性质的宗教”；2001年以来为第三阶段，突出议题是“重建儒教的途径”。有越来越多的论者将大陆新儒家及其影响下的理论和行动，看作是现代中国的儒教运动， 


要政府公开承认儒教，估计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默认。随着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研究得深入，政府似乎已经默认了某些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存在，由各地民宗局，还加上统战部，加以指导。儒教如果也能得到默认，有了发展的空间，甚至有儒教协会的出现，儒家复兴会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在，那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结果。伴随着儒教的重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会加强，中国现代社会的良性基础会形成，而基督教在中国的非理性发展会得到抑制。 


意见书要求政府承认，我感觉是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点更像是某种呼吁，某种社会呼吁，也许政府和社会能默认一些儒教组织的出现，这样的话，偏学的，偏教的，重教化的，重祭祀的，大可以都呈现出来。默认的好处是不需要一个什么中央级的儒教协会存在，与现有的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不至有太多难架构在一起的地方，这也合乎历史上儒家存在的惯常形式。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