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保持中国文化“道德性人文主义”的特色——反对在曲阜孔庙附近建造耶教大教堂

保持中国文化“道德性人文主义”的特色
——反对在曲阜孔庙附近建造耶教大教堂
作者：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历2011年1月5日

    我一直认为，儒家文化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性”，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如徐复观先生所说——是“道德性的人文主义”。它不同于古希腊的“以智力为基点的人文主义”，更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宗教文化（以及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等宗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虽然可以容纳多元的宗教，但总是把宗教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如果某种宗教的发展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法难”等等，从而保持多元宗教之间的平衡，更主要的是保持以“道德性的人文主义”为主、以多元宗教为辅的平衡。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虽然吸收了一些新的因素，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我最近撰有一长文即《反思经学与哲学的关系》，认为这些重大变化除了经济方面的转型外，主要是在制度上以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以现代教育制度取代了科举制，在思想观念上则是以“哲学”学科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精神取代了儒家经学的权威真理的地位），但中国文化的前途仍会保持其“道德性人文主义”的特色，“道德”仍会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此即“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太上有立德”是也。

    我在今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东南阙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象征》中说：

    孔子由一介布衣之士，到成为“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都要尊礼的“至圣”，这是对孔子的伟大文化贡献的肯定。……孔子被历代王朝所尊崇，孔门后裔被封为“衍圣公”，曲阜的孔府、孔庙和孔林成为中国文化的“圣地”……这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它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象征，成为华夏儿女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

    如今，南、北孔庙都已成为纪念孔子诞辰、祭祀中国文化史上的“至圣先师”、研讨孔子和儒家思想，以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圣地。

正是因为曲阜和衢州是北、南孔庙的所在地，它们具有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和“圣地”的意义，所以在曲阜孔庙附近“建造一高达四十余米、容众三千余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是十分不妥的。我和许多学者一样，坚决予以反对！

    我同意十位学者在《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中所说：“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首要的原则是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尊重”。儒、耶之间可以对话，应该对话，但“对话”要有适当的场所和适当的形式，而不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如果在曲阜孔庙附近建造一座大规模的耶教教堂，那么这不是“对话”，而是在中国文化的“象征”之地，制造另一个“象征”，以与之“分庭抗礼”。一旦这座耶教大教堂耸立起来，它就会成为一个与曲阜孔庙“分庭抗礼”的标志。无论从保持曲阜城市建筑的风格，还是从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来说，这都不是“和谐”，而是“冲突”与“对抗”。

    文明之间的对话，可以寻求一些“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也可以相互吸收对方的一些文化因素，但在一些文化基点上，对话只能是相互尊重各自的不同，而不可能通过对话就可以使不同的文化基点“重叠”在一起。因此，对话的双方都应保持对自己文化特色的主体性的自觉，并且尊重对方的文化特色，如此才可望达到“和而不同”；反之，则只能引起“（求）同而不和”的冲突。

    成中英先生在就此事件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未爱人，焉得爱上帝？”此句式同于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实际上，是以“爱人”为先，还是以“爱上帝”为先，正是儒、耶分歧的一个基本点。“仁”无疑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所谓“孔子贵仁”），而“仁”之基本涵义就是“爱人”（所谓“仁也者，仁乎其类也”），近代的康有为亦曾说：“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之人为先。……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对于儒家经书中的“天”或“上帝”，儒家当然也是敬畏的，但我请诸君遍查古书，儒家可曾说过“爱天”或“爱上帝”？其“尊天”、“敬天”、“畏天”亦不过教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已。这也正是《易传》所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基督教初传中国，利玛窦等传教士就要“补儒易佛”。其“易佛”就是要排斥中国本土的宗教，而“补儒”就是要在儒家仁学的最高层次“补”上对于“上帝”的爱。故而利玛窦在《二十五言》中说：“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在《天主实义》中也说：“仁也者，乃爱天主，与夫爱人者，崇其宗原而不遗其枝派……人之中，虽亲若父母，比于天主者，犹为外焉。”在基督教文化中，“爱上帝”是宗源，而“爱人”是支派，“虽亲若父母”，比之于“爱上帝”，“犹为外焉”。这也正是《圣经•马太福音》载耶稣所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儒、耶之间，“爱人如己”可以是“重叠共识”；但在“仁者爱人”与“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这一分歧上，两家只能各自尊重彼此文化基点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通过“对话”就可以化异为同的。即便是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不被耶教内部的“礼仪之争”所打断，儒、耶分歧也不会消泯。我们能通过“对话”改变耶教的第一个“诫命”吗？不可能（如果改变了，也就不是耶教了）。耶教可以将儒家的“仁者爱人”改变为首先是“恭爱上帝”吗？在中国只能是少数人接受这一改变，而如果多数人接受了，那就是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丧失。

    当曲阜孔庙附近耸立起一座耶教大教堂时，它就是首先“恭爱上帝”与儒家的“仁者爱人”相分歧、相冲突的一个象征。在中国文化的“圣地”，以这样一种“分庭抗礼”的方式展开所谓的“对话”，其凶多吉少，有害无益。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多元宗教共生共存，我认为，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文化是以“仁者爱人”为主导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此即“道德性的人文主义”）。因为以“仁者爱人”为最高价值，所以无论是信仰“三清”，还是追求“涅槃”，还是“恭爱上帝”，只要不对“爱人”造成危害，就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存在和发展。中国世俗文化的功利性也促成了对多种宗教的多神崇拜。但是，如果中国文化成为一种以宗教文化为主导的文化，那么多种宗教之间势必会有排他性的冲突。在西方文化中，只是近现代有了“政教分离”的民主政体之后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但天主教、基督教仍是西方的主要宗教。在中国，如果“赋予儒教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那么，我认为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若使“儒教”成为“国教”，则其与民主政体的信仰自由相违（蔡元培当年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就是反对使“孔教”成为“国教”）。当今，“儒教”可以有一部分儒者作为宗教来信仰，但我认为儒家文化中真正应该弘扬的是其“道德性人文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仍应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和特色。职此之故，我对十位学者《意见书》中的个别表述，认识有所不同；而我仍反对在曲阜孔庙附近建造耶教大教堂，因为它有损于曲阜作为中国文化“道德性人文主义”特色的一个象征。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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