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的政治伦理智慧
作者:吴灿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0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二日己亥
耶稣2019年10月29日
摘要
《易经》中的政治伦理智慧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根基之上的。民本主义精神是《易经》中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其落实到行动上,则是要处理好君民政治伦理关系,而这不仅要君民同心,保民养民,更要通过教化感化民心。《易经》中还充满着政治伦理智慧之艺术,其中最突出的是其辩证的“中庸之道”,即君子做事不仅要把握好“度”,既不可锋芒太露,又不可怯懦退缩,而且要遵循规律,审时度势,潜心修德,待时机成熟时大展拳脚。治国安邦必须实行德治之道,而德治的关键是君子必须有德,《易经》因此特别强调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智慧的自觉修炼。
《易经》也称《周易》或《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周易·系辞上》中孔子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它广大精微,纲纪群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被奉为儒家经典,并尊为群经之首。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伦理智慧。
一、政治伦理智慧在《易经》中的地位
《易经》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其所创造的政治伦理智慧,可以说是在这部奇书中占有着主体的地位。
首先,从《易经》形成的历史来看。《汉书·艺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周易乾凿度》也云:“垂皇策者羲,益卦德者文,成名者孔也。”据传,上古时代,伏羲画八卦,有卦画,无文字,史称先天卦。中古时代,周文王被纣囚禁于羑里而演《周易》,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后经周公整理并作爻辞)。下古时代,孔子喜《易》,感叹礼崩乐坏,故撰写《易传》十篇。至此,《易经》终于形成。由此可见,在《周易》之前——从《羲经》起,经夏《连山易》至商《归藏易》(《周礼·大卜》曰:“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1]199),《易经》只是一部占卜书;到姬昌体察天道人伦阴阳消息之理,推演《周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易经》就具有双重性质:一为卜筮,二是义理。至孔子,撰写《易传》十篇,以“克己复礼”,从而进一步把《易经》政治化、伦理化、哲理化。从此,《易经》不仅仅是一部占卜书,也不仅仅是一部“百科全书”,而更主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一部哲学书,一部伦理学书。“《周易》作为一部先秦经典,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最主要的是它的哲学思想价值……把变易的思想、阴阳的思想用于社会伦理等方面,因而也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1]202-203而中国古代哲学的主体就是伦理学,而且还是政治伦理学。
其次,从《易经》创作者的身份与创作目的来看。从伏羲始,经周文王、周公,到孔子等创作者,他们都是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其中,周公和孔子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政治思想家(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周公旦在总结夏商两代兴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2],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孔子直接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周公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仁孝”为核心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为古代中国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周公与孔子这些政治伦理智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在《易经》之中。同时,无论是伏羲,还是炎帝、黄帝、尧帝、舜帝、禹帝,或夏商周,以至孔子,其创作《易经》与运用《易经》的目的,都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最后,从古代中国国情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其精神特质无疑是由古代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在古代中国处于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中,逐渐生成了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严密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这种特定的国情,必然造就出古代中国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因为,在社会经济基础方面,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性小农经济,其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都与其家庭(族)中的人伦关系是否和睦相处息息相关。因而重视人伦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就成为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而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古代中国以宗法制度为根基,实行家国一体化,创建了以宗族伦理为本位,以官僚制度为骨架,以君权至上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政治架构。这种政治制度必定重视君臣等级秩序,推行“德治”政治,实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从而,一方面使得宗族伦理政治化;另一方面,则使国家政治伦理化,这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德性文化的发展倾向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这也就是《易经》所创造的政治伦理智慧在其中能够占据着主体地位的社会缘由[3]31-41。
二、《易经》中政治伦理智慧的理论根基
《易经》中的政治伦理智慧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根基之上的。
“天人合一”思想观念之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天地之间有条通道(高山或神木)以供人神上下交通。据《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山是“上通于天”的神山,建木则是“天地之中”的神木,以供“众帝所自上下”交通“天地”。
到夏朝时,开始萌发天命观。舜禅位于禹,禹则传位其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为了使这种家族传承的世袭制度“名正言顺”,夏王朝提出了“天命”观,宣扬王权乃来自天命,论证其合法性。《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商朝取代了夏朝后,一方面继承发展了夏朝的“天命”观,把天命思想与宗教迷信紧密结合起来。《小戴礼·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王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即“下帝”也称天子。另一方面,商朝注意到了人事的重要性。《尚书·盘庚上》曰:“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1]131把“天”与“人”“德”联系起来。到了周朝,“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开始明晰起来。《易经》通过对天地自然的考察,感悟人伦,形成浑融一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周公在总结夏商两代兴衰更替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认识到,政治的根基是政权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根本就是“天命”。周伐殷,是“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周代商,也是“天命”之故。《尚书·多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1]161但天命不会永远不变,“惟命不于常,汝念哉!”那么,一个王朝是否得天之命,是否永远得天之命,靠什么?周公明确指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1]161到春秋战国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基本形成。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周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清晰地从三个不同角度谈“天人合一”:其一,《论语·阳货》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215自然之“天”养育万物生长,何其伟大,人应效法于天,爱护一切生命。其二,《论语·泰伯》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4]89道德之“天”是人伦的根本依据,人道必须合乎天道。其三,《论语·八佾》载:“获罪于天,无所祷也。”[4]24主宰之“天”决定人的生死祸福,人必须顺应天意,否则必定受到天的惩罚。
古代中国这种由来已久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充分地反映在《易经》之中。
《易经》的首卦是乾卦,其次是坤卦,这是《易经》中最重要的两卦。可说乾坤两卦是其后诸卦的统领,或说其为六十四卦的核心,其后诸卦则是围绕着乾坤两卦而展开的。
我们先从乾卦来看。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这是乾卦四德,即“天德”(儒家引申为仁义礼智四德,即“人德”),也是最重要的君德。申明人德来自于天德,天德是人德的根源。其《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1]204大意是:伟大呵,乾元!万物因此才有开始,乾元由此主导整个自然界。云气流行,雨水布施,众物周流而各自成形;太阳的光明终而复始地出现,六个爻的位置按时序形成,然后按时乘着这六条龙驾御天道。乾道的变化,(使万物)各自正定其本性与命运,万物留存聚合并处于最和谐状态,达到了适宜和贞固。乾卦为首,创生出万物,普世皆得安宁。其《象》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204《文言》亦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206这种“天人合一”是君子一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我们再看坤卦。坤卦的卦辞是元亨,利牝马之贞,这是坤卦四德,即“地德”,也是最重要的臣德。与乾卦不同,坤卦不是普遍的利贞,而是“利牝马之贞”,牝马是母马,柔顺健行执于正定。亦即大地顺着天的法则健行而养育万物。其《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1]206。大意是:至广啊坤元,万物依靠它而生,故顺承天道。坤以其厚重承载万物,德能无边无涯,能包含宽厚而泛博,各类物种全得通顺畅达。牝马属于大地的生物,驰行大地没有疆界,柔顺而宜于守正。故其《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206
乾坤之后的六十二卦之中,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比比皆是。如《泰卦·象传》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1]215认为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地万物和谐发展之道,民众才能得以保佑。《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224《颐卦·彖传》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1]228《革卦·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1]247《周易·系辞上传》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1]261-262强调了天人之间相通同一的关系。
三、《易经》中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
“天人合一”的根本,就是“治国、平天下”。而“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就是正确处理好君民之政治伦理关系。而古代中国正确处理好君民政治伦理关系的根本精神,就是民本主义。而这正是《易经》中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
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农民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是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性社会基础。民存则国存,民安则国安,民福则国强。因此,自古以来,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本主义”传统。
从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从尧舜禹三帝始,我国的上古社会就已经存在着朴素的民本主义传统,尧舜禹等都隐约意识到民为国本,应当实行德政。《尚书·尧典》赞美尧帝的德政功绩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113舜帝刚继位时最重视的一件事,就是“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4]25。要依时生产民食,爱抚臣民。禹任摄政后就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1]186到了周朝,民本主义已经初步成型。周朝明确意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187周公指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1]194皇天无亲无疏,只辅助有德的人;民心没有常主,只是怀念仁爱之主。敬德必须落实在保民之上。敬德要下顺民意,上顺天意,顺应民心天意方能社稷永固。为此,他大力推行“敬德保民”的德政之道。孔子大力弘扬周公的“德政”思想,并进一步上升到以德治国之道。在孔子看来,天命,往往表现为“天道”。这个“天道”也是“人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45。它既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人道”被认知把握,就成为“德”;也就上承天道,下顺人道;这种天道与人道,就是“先王之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4]7因此,治理国家,必须遵循“先王之道”,也就是实行“德治”,施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9孔子以北极星与众星的关系来比喻施行德政的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只要统治者施行德政,民众就会顺从其统治。
古代中国这种民本主义人文传统,使《易经》中民本主义的政治伦理智慧十分丰富。
其一,《易经》强调,君民同心是首要的政治伦理智慧。而要君民同心,最重要的是君王要谦和近民。《屯卦·象传》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1]208《屯卦》象征初生。这里表示天地初创,国家始建,正人君子应将全部才智投入到事业中去。虽然徘徊不前,但志向和行为纯正。只要能下定决心,深入基层,仍然会大得民心的。谦和近民,必然形成沟通上下交感。《泰卦·彖传》曰:“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1]215《否卦·彖传》则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1]216
其二,君主要保民养民,使百姓得食安居。《颐卦·彖传》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1]228《井卦·象传》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1]246君子仿效井德,化育万民。井可以出水,水可以灌溉,而人民需要勤劳,互相劝勉。只要行上者懂得恤民之道,济民以水,养民以惠,则民虽劳而无怨,水以养民,生乃不穷,井以养民,其利在下,乃国之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得食,则生之本立;国有民,则邦之本固。所以井道善则家国天下尽矣。《剥卦·象传》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1]246剥卦上卦为艮为山,下卦为坤为地,山在地上,风雨剥蚀,这是剥卦的卦象。居于上位的君主观剥之象,用于国家管理,应该采取措施,“厚下安宅”。只有使人民生活安宁,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如果人民的生计发生了问题,国家政权也将如同“山附于地”一样随之而崩溃。
其三,君主不仅要保民养民,还必须教民。《临卦·象传》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1]222临卦下卦为兑为泽,上卦为坤为地,堤岸高出大泽,河泽容于大地,这是临卦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君临天下,教化万民,覃恩极虑,保容万民,德业无疆。《观卦·彖传》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1]222圣人用神道来设立教化,天下万民皆顺服。从卦爻结构看,观卦是阴长而阳消之卦,然而九五仍居于至尊之位,因而应尤其重视树立自己的形象,站在“神道设教”的高度履行政治教化的职能。所谓“神道”既指蕴含在宗教祭神仪式中的人文精神,也指天道运行至为神妙的自然规律。当君主以虔诚肃敬之心主持盥礼,并且以这种心态严格遵循四时循环不出差错的自然规律,设为政教,化民成俗,这就是“神道设教”,可以得到天下人的信服。
其四,君主不仅要通过教化来感化人心,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以身作则的道德行为来感化民心。《咸卦·彖传》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231咸卦上卦为兑,兑为泽,为阴;下卦为艮,艮为山,为阳。上兑下艮是为山中有泽,山气水息,互相感应;上阴下阳,阴阳交会,万物亨通。用以喻君民感悦,则国安;君臣感悦,则国兴。天地以阴阳二气相感应,而万物化生。圣人以其德行感动人心,因而天下和平。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140孔子认为治理国政,关键是统治者是否实行“德治”,是否以身作则,因为统治者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就会跟着行善。统治者的德行好比风,民众的德行好比草,草遇上风必定倒伏。《恒卦·彖传》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1]232日月得天才能长久地照耀,四季交替变化才能长久地运行,圣人能长久地恒守其道以身作则,天下之德风美俗才能化育而成。
四、《易经》中政治伦理智慧的艺术
感性认识的结晶是经验与技能,理性认识的结晶是科学与理念,悟性认识的结晶是智慧与艺术。智慧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它与经验和技能不同,它有科学与理念;它与科学和理念不同,它有经验与技能。因此,它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产物,它表现为既是一种理论艺术,也是一种实践艺术。
古代中国始终充满着智慧,尤其是政治伦理智慧。这种政治伦理智慧最突出的是其朴素辩证的道德哲学。孔子很早就发现,无论是道德行为还是道德品性,都应当把握住最好的“度”,所以他首倡“中庸之道”。“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1]427他曾举例说,“勇”就是中庸,而怯懦则是不及,鲁莽则为过,过犹不及,都不是中庸。老子则特别强调“物极必反”之理。“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1]959老子强调,事情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面,不如主动后退一步或及早罢手。无论做何事,都要把握合适的尺度,不要太过,尤其是敛财不要太贪,要取之有道,适可而止。做人不要锋芒太露,太过尖刻不但会伤害别人,早晚也会伤害到自己。过得比别人好,要经常想着帮助别人,想到感恩,不要不知天高地厚,更不要随心所欲、狂妄不羁、骄奢淫逸。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非有高尚的人格加上宽广的胸怀不可。
政治,它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政”指的是正确的领导,“治”指的是正确的管理。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自古以来,围绕着权力的争夺,上演了一幕幕刀光剑影、阴险毒辣的血泪剧。可以说,政治领域到处都是陷阱泥坑、刀山火海,没有一定的政治伦理智慧,是很难坚持前行并最终达到一定的政治理想目标。
《易经》深知这一点,因此,它充满着政治伦理智慧的艺术。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其首卦——乾卦。在这卦的六个爻辞中,展现了君子在各个时势中应当具有的政治伦理智慧。
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比喻君子压抑在下层,不能有所作为。此时,不可盲目行动,而应耐心地等待时机,在发现时机成熟之时,就应立即行动。《乾卦·文言》载,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1]204孔子说:“龙是比喻有才德而隐居的君子。操行坚定不为世风所转移,不求虚名,隐居避世而没有苦闷,言行不为世人所赏识而没有烦恼。乐意的事就施行,忧患的事就避开,坚定而不可动摇,这是潜龙的品德。”
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潜龙通过隐藏修炼到了一定时机,自然有初露锋芒之象。比喻君子挣脱了压抑的处境,当现于田而入于世时,应当不断奋战,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造就成伟人的品格,而不是等候伟大的日子到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有伯乐的扶助。《乾卦·文言》载,子曰:“龙,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1]204孔子说:“龙是比喻有德行而秉性中正的君子。日常言论讲究诚信,日常行为讲究谨慎,防止邪恶的侵蚀,保持忠诚的秉性,引导世人向善而不夸耀,德行博大而能感化人民。《易经》上说:‘龙出现在大地上,有利于会见贵族王公。’就是说民间出现了有才德的君子。”
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象征着君子处于既可大有作为又充满凶险的处境之中,如能倍加勤勉谨慎,可以没有灾难。《乾卦·文言》载,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1]204-205孔子说:“君子致力于培育品德,增进学业。以忠信来培养品德,以修饰言辞来建立诚信,这是操持自己事业的立足点。知道事业可以发展就发展它,从而努力去捕捉一瞬即逝的时机;知道事业应该终止就终止它,从而保持行为的道义。所以处于尊贵的地位而不骄傲,处于卑微的地位而不忧愁。所以君子勤奋努力,随时提高警惕,虽然处境危险也没有灾害。”
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龙跃入深潭,退可藏身于千仞之下,进可升腾于云天之外,进退有据,潜跃由心。君子的修炼累积壮大,终于到了发展的大好时刻。无论是资历还是才能德性都到了。这个时候不甘落后了,尝试性的上跃,攀上新的高峰,是没有错误的。《乾卦·文言》载,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1]205孔子说:“有时处在上位,有时处在下位,本来就是变动无常的,不是什么行为邪恶的缘故。有时奋进,有时退隐,本来就是应时变化的,不是什么喜爱离群索居的缘故。君子致力于培养品德增进学业,随时准备着抓住时机全力以赴,所以没有灾难。”
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时候,君子无论是地位、德性、才智,都达到了成熟阶段,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而那片天空就是你要找的“大人”所提供给你的。《乾卦·文言》载,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1]205孔子说:“声息相同就互相应和,气味相投就互相求助。水向低湿的地方流动,火向干燥的地方漫延。云萦绕着龙,风追随着虎。圣人兴起,万物景仰。根基在天上的附丽于天空,根基在地上的依附着大地,万物都归属于各自的类别当中。”
上九爻辞:“亢龙有悔。”喻指身居崇高地位的统治者,脱离臣民,孤高无辅,必遭灾祸。君子应当知进退存亡之理而不失正道,这才不至“有悔”。这秉持了一个自然宇宙的规律,就是阴阳的相互变化,一种事物从来没有无限制的兴盛下去。升腾到极限的龙会有灾祸之困,这是警戒人们崇高、盈满是不可能长久保持的。《乾卦·文言》载,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1]205孔子说:“身份显贵而没有根基,地位崇高而没有人民,有才德的压抑在下层,不能获得他们的辅助,因此有所行动必招祸殃。”
此外,在其他诸卦中,其政治伦理智慧之艺术可说比比皆是。
刚健中正之德是君子政治道德的根本之德,只有此德者才能行“正道”,善治国家。《履卦·彖传》曰:“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1]214以刚健中正之德居帝王之位,而不负疚后悔,盛德光明正大。《大有卦·彖传》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1]214其德性刚健而又文明,顺应于天并因时而行,所以“开始即亨通”。《同人卦·彖传》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1]217文明而且刚健,处中得正而相应,此为“君子”之正道。唯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民众的心志。
君子处世干事应当遵循规律。《随卦·彖传》曰:“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1]220天下万事在于随时而行,“随时”的意义是伟大的。总的来说,整个随卦讲怎么样随时、随势、随人、随心、随天道。怎么随天道呢?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办事。《豫卦·彖传》曰:“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1]219豫卦的意义是顺时而动,所以天地尚能随和其意,何况“封侯建国,出兵打仗”这类事情呢?天地能顺时而动,日月运行无差错,四时循环无讹误。圣人能顺时而动,刑罚清明,万民服从。《中孚卦·象传》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1]257泽上有风,风起波涌。这是中孚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有感于风化邦国,唯德教为先,因而审议讼狱,不轻置重典。
君子应当尊尚贤人,惕防小人。《大畜卦·彖传》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1]227大畜,得刚健笃实,光辉日日增新,其德阳刚在上而尊尚贤人,能止刚健而畜养之,这就是大的正道。“不食于家”,尊养贤士。“宜于涉越大河”,顺应天道。《师卦·象传》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1]212天子颁布了诏命,分封功臣,是为了按功劳大小而公正封赏。小人决不可以重用,因为重用小人必然危害并扰乱邦国。
君子处于险境,应当沉着冷静,以各种德能将其一一化解。如剥卦五阴在下,逐次上升,一阳在上,面临着即将被剥落的危险,阴盛阳衰发展到了极点,象征小人得势,咄咄逼人,迫使君子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以天下为已任的君子,应该懂得“顺而止之”的道理,采取明智的对策,着眼于拨乱反正。但在转化的契机到来之前,不可贸然行动,盲目冒进,必须顺应客观形势,静以待时,韬光养晦,善于自处,保全实力。此时,君子不仅要对未来抱有乐观的信念,看到剥落之世不会长久,必有一个尽头;也要以清醒的理性分析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并采取适当的对策。
《大过卦·象传》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1]229《象辞》载:本卦上卦为兑为泽,下卦为巽为木,上兑下巽,泽水沉没木舟,这是大过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以舟重则覆为戒,领悟到遭逢祸变,应守节不屈,稳居不仕,清静恬淡。即自己的行为主张被众人反对,受到排斥打击,也不感到苦闷烦躁,逃避俗世。《明夷卦·彖传》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1]235《需卦·彖传》曰:“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1]210危险在前方,有刚健而不会陷入,其义为不困穷。需,“有诚信广大亨通,而占问吉利”。《困卦·彖传》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1]245虽处危险之中而乐观喜悦,穷困而不失其道。《困卦·象传》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1]245泽中没水,是困卦的象征。君子鉴于此象虽处境艰难自励,穷且益坚,舍身捐命,以行其夙志。
君子处世安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伦理智慧就是“谦”。谦是谦虚,不自满,有德而不自居,有功而不自诩,包容大度,虚怀若谷。君子拥有“谦”德,就能逢凶化吉,就是保有亨通之道。《谦卦·彖传》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1]218谦者受人尊敬,故其地位愈显得尊荣。谦是天道,是志道,也是人道。所以谦德是包有三才的,宇宙间还有何德能及其功用之大?谦的表现力是卑的,伸其效果之高,世间无物可以超过它。此是君子德性修养的“终”极。《谦卦·象传》也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1]218地中有山,内高外卑,居高不傲,这是谦卦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以谦让为怀,裁取多余昀,增益缺乏的,衡量财物的多寡而公平施予。《谦卦·象传》还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1]218勤劳而谦让的君子,万民敬服。故《序卦传》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1]273-274谦虚而不自满是保持盛大的必要条件,有亨通之道,是君子所应终身奉行的美德。这种谦虚不局限于人事层面的美德,而是通贯天地人三才之道,体现了自然造化的客观规律。
五、《易经》中政治伦理智慧的修炼
君子治国安邦,必须实行德治之道。而德治的关键是君子必须有德,而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从来都是努力修养与修炼的结果。
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强调统治者要实行“敬德保民”的“德治”,就必须高度重视自身修德。孔子十分赞同周公的意见,他强调指出,要以德治国,统治者自己首先就要成为一个有德之人。《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4]148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讲道德,治理国家是不困难的,只要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布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孔子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4]151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易经》中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政治伦理智慧。
君子治国安邦,必须实行德治之道。《蛊卦·象传》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1]221蛊卦上艮为山,下巽为风,“山下有风”,振动万物,培育生机,虽在蛊坏之时,仍有推陈出新的希望。君子观此卦象,体悟到治蛊之道应该抓纲治本,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振奋人民的精神,培养人民的道德,从根本上扭转整个社会颓废败坏的风气。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要实行道德教化,关键的是君子必须有德。
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都是后天努力修养与修炼的结果。《晋卦·象传》曰:“明出地,《晋》。君子以自昭明德。”[1]235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越升越光明盛大,这是升进的正道。君子观此象,意识到要以修身为本,逐渐积累自身的优秀品德,并在自己的进步过程中展示出来,就好像太阳升入天空向大地昭示自己的光明一样。《大畜卦·象传》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必畜其德。”[1]227上体艮为山,下体乾为天,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象征所蓄至大。君子观此卦象,用于个人品德才学的修养,懂得必须不中断蓄积的道理,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因而多方学习前圣先贤的言论事迹,以进步自己的才学,增进自己的品德。《升卦·象传》曰:“地中生木,《升》。君子顺德,积小以高大。”[1]244本卦外卦为坤,坤为地;内卦为巽,巽为木。有了大地深厚的滋养和深深盘扎在大地上无数的根系,小苗才能长成参天的大树,这就是升卦的象征主旨。君子观此卦象,从而遵循德义,加强修养,从细小起步,逐步培育崇高的品德。增进品德,不仅要“知”,更重要的要“行”。《蒙卦·象传》曰:“君子以果行育德。”[1]209君子必须行动果断,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品德。因此,《易经》中所反映出的政治伦理智慧要靠后天的修养和修炼才能形成。
参考文献
[1]崔富章主编.中国文化经典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吴灿新.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J].齐鲁学刊,2012(3):26-30.
[3]吴灿新.中国伦理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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