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华：过去的相近之处与未来的类似之任务
作者： A．Shilov （士洛夫） 
来源：作者赐稿




每个人努力了解他生活的社会，此事不简单。不同文化的代表，不同国家的人互相了解更难。彼此的评价一般限于政治，经济与外表文化的方面。但有很少人能够恰当地评估社会深处的过程，感到其内部的脉搏。不过就此是任何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不考虑到此层次的变化（对大部分观察者看不见的），很多事件显得意外。过去如此，现在也会如此。       



最近，在中国思考本国的过去与未来的大部分人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限于中——西这一框架内的问题。俄罗斯一般在其视野的边缘上，这不奇怪：近30年来并不是苏联（俄国）影响中国发展的方向。而当不久以前在经济上强壮的中国认识到在当前的世界里软实力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它首先开始在自己的传统文化里寻找它。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后此趋势得到了新的冲动。重视蒋庆先生提出的“政治儒学”，“王道政治”等观念作为中国精神复兴的工具是此立场的明显的例子之一。       



无论如何，笔者希望，在中国有人会对现代俄国的一些精神生活的方面感兴趣的，并且认为，认识当今俄国的这一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会有启发性的意义，让他们把此信息转变为共享，共有的资源。       



当然，俄国存在许多各种各样的意见，评价，观念等，在此跟贵国一样。但真深的理论很少。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所谓“俄国方案”，在4本书里阐述的（2005，2007，2009，2010年）。以下是其主要内容。       



“方案”作者（几个人）的出发点是俄国现在处于深刻危机中，而且此危机基本上不是金融或经济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其原因是俄罗斯沙皇彼得I在18世纪初开始的西化。当时彼得不得不进行改革以现代化俄国以对抗当时在发展科学与技术方面得到很大成就的西方国家。西方依靠新的思想基础即新教，此教派鼓动了看物质繁荣为生活意义并把之当作为上帝服务的欧洲文明的力量。       

彼得剧烈地扭转了俄国的历史车轮。他做的是否好，此问题毫无意义的，他应付了历史的挑战。当时没有别的办法来保卫国家。彼得需要武器，所以要发达的工业。为了建设与西方相比较的经济，需要一定的条件，创造此条件时彼得只好排除主要的障碍，其中最大的就是传统和宗教。传统他努力消灭，宗教他尽力贬低。这一过程特难受，但无论如何在比较短的时期内俄国在武力上赶得上西欧了。有人怨彼得说，代价太高，不过如果当时彼得不敢进行改革，俄国会存在下去吗？可能，不会。       



显而易见，这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的命运。19世纪中国遭遇西方军事和经济威力时，也不能不想到现代化以赶上西方，救国救民。20世纪末在开放与改革的道路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然而，最后俄国却输给西方了。比中国早200年走上现代化即西化道路的俄国也比中国早输了。不同在于俄国也是在经济上也是在精神上输了，而中国只在精神上。当然，中国人不都能同意此点，可是中国的西化不是失败吗？只有不承认中国西化或相信西方价值和民主的人才不以为然。       



“方案”的作者认为，俄国（苏联）的失败早在斯大林时开始的，不过彻底的失败是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过渡到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时发生的。从那时候起共产党员开始变成经理，小市民和庸俗的消费者。两个体系的竞赛降低到“谁活得好”即谁消费得多的水平了。建设社会主义归结到为提高消费水准的斗争。于是产生了对西方崇拜，苏联社会开始腐败，它再没有伟大理想了，很快瓦解了。       



时下的俄罗斯是什么？没有共识的回答，有人认为，它是个假西方国家即外表上像西方的，而实质上很不一样；或者有俄罗斯特色的西方国家。有人说，俄国是西东古今的莫名其妙的混合物，永远追赶又抵抗西方的很矛盾的未彻底形成的国家。如此的俄国会有未来吗？       有不少人了解局势的严重性，不能袖手旁观，愿意为祖国服务，做贡献。有的在修复教堂，有的养孤儿所，还有人与吸毒斗争，创办爱国媒体等。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他们都做很多好事，不过要说，直到他们只提到冰山露出的部分时，而不涉及全体，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没有问题的整个了解，不可以洞察问题的根儿。小思维自动地把目的弄得粉碎。俄国处于抢救室里，可医治它的是护士，经理和贪污分子。没有完整的学说而试图运用社会能量无非是丑剧。只有后方而无战斗部队的军队显得可笑，只有经济而无思想的国家更可笑。                                          



昨天具有市场，民主，科技进步，拜物的世界好像不可动摇。但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分析表明，这种世界在去世呢。习惯的世界不会再存在，像恐龙一样一定要消灭。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作者分析了最近几世纪西方发展的逻辑与最近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后作出了如此的结论即民主，市场，消费社会都是某些势力的工具。此力量没人看得见，他们的目的没人洞晓。此势力的能力大大超过人类的。它能安排一个持续好几世纪并遍及全世界的庞大的计划，旨在使人类完全依赖于财政系统并在某时使它倒塌。为什么？会有几种解释，比如：       



为了在地球上建设和谐社会，应使资源和地球人口得到平衡。因为无法增加资源，只好裁减多余的人口。此任务无法以和平办法完成，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安排可操纵的世界危机。为此需要建立全世界的统治。因为在现代的条件下不可以以强力取得政权，所以提出并实现信息冲击的观念了。重点从物质对象转移到理想对象，改造意识。实现新的观念需要一定的条件，为此在全世界实行民主制。众所周知，其实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它只是掩饰，但这种“民主”毕竟能促进该构思的达成。       



可能，世界精英诚意地想使人类幸福并认为，世界危机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从全世界的不幸往全人类的幸福的艰难的过渡。       



不过会有别的答案与解释。                     



新教产生了宗教性的崇富思想，艰苦朴素作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结果是新教的模式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笼罩世界了。一切君主国家面对选择：或是被发达的邻国征服，或是发展自己的经济以有强烈的军队，而为此要牺牲宗教，因为它是发展经济的主要的障碍。两个办法都一样致命性的。于是世界分为两种社会：一种破坏传统以换取经济和军事威力，一种坚持宗教和信仰而失去世俗威力又被西方国家分成利害关系的领域。       



欧洲君主面对两恶时选择了失去宗教作为小恶，为了进步牺牲了信仰。全世界就陷于世俗欧洲国家的统治下。       



在新的世界里出现了新的问题即政权应该来自何处？新的统治者需要合法的政权，但在新的情况下它会来自哪里？合法性是什么？以前政权来自上帝，以上帝为根据即君主被看作为天的代表，而在无神论的社会里如此的看法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只好向古人借民权的观念。根据此观念，政权的根源应是人民，此外它是政权的基础。总之，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人民。       



然而，还是柏拉图曾说过，多于五千人的社会里民权变成空话，富豪寡头的权力。历史证实了此话，民主变成了丑剧和乌托邦。民主派没能建设真正自由的社会，所以开始建设幻想社会以便保持对群众的控制。与此同时，一切民主政府一直应该适应群众的意识，执行民碎政策。此外，因为民主政府是暂时的，它的首要任务在于来得及保证其自私的利益，尽力延续自己的执政期。在如此的情况下没有足够时间来从事长期的大问题，只能做比较短期的，使大官赢得选民的信任的事。同时保持权力意味着操纵人民的意识，所有的民主国家主要只搞操纵而已，而为之的工具是媒体，以它洗脑袋，制造社会舆论。铁束缚换成思想上的束缚了。       



市场不强迫，而诱惑，封闭内在的自由，思念里排除善恶的问题，一切归结为效率和核算的合理标准。大部分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因不能分析清楚形势，恰当地评价它，不得不不在乎，视而不见，变法为自己的冷漠辩解。人变为动物，他不知道生活意义何在，他来自哪里，去哪里。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知一定要把人类导致深渊。       



社会一直是被操纵的，当今鬼藏在民主制里。人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其实这是可操纵的自由，他们是完全被控制的。只有被控制的媒体，才可以取得这样的结果。媒体总是取决于政权，因为民主政权取决于市场，所以媒体也取决于市场，不能是客观的。       

目前西方耗尽了消费式的发展能力并走投无路，但它来不及认识到此事实并没有力量来认真地从事此问题。即使西方了解到自己形势的严重性，它也无法躲避不幸的下场。消费式的文明是地球的癌肿瘤，它不会有未来。最近全世界要彻底地分为两个部分，一个要拜神，另一个要拜金。二者会为人的意识和灵魂开始斗争。结果世界或极为放肆而自灭，或靠精神复兴。       



为了发起统一的过程，要成立统一的国际中心。只有俄国才合适起此作用，只有俄国才能联合全世界的健康力量并保证它不受信息侵略。       

总之，可以断定，世界在滚到深渊，把它牵到那里的车头是以自由民主为名的体制。多数人的任性原来比独裁者的还可怕，因为国王（沙皇）原则上会是不对的，而多数总是有理，根据民主规则，多数不会犯错误。但是，基督就是经群众的赞成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可以说，多数人一般不对，而最正确的意见一般属于少数人或甚至一个人。       



靠民主建设乐园是乌托邦，最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不过是以现代媒体弄傻的意识的幻觉。       



“方案”的作者在努力寻找由于其本质使社会健康的体制。什么是“健康”的？对培养品德和素质予以最大意义并促进之的体制才可以被认为健康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应取决于这一事的成功。成功了会繁荣，不成功要破坏。这就跟民主国家相反，因为它煽动人的低级的品质。如果良心和荣誉会高于金钱，民主国家要崩溃，因为它是无神论的，它的基础是纯经济。此体系的稳定完全取决于经济好坏。而且在这里经济要理解为经常得到利润的方法，这种经济一放慢发展速度，它就破产了。换言之，民主的基础是特种经济，它只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如果消费不再被看作生活目的，它的增长一定要放慢从而经济要破坏，全体系接着也瓦解。       



主张没有上帝安排好社会的任何思想或观念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并且只有完全了解完整学说的人（最好一批人），才可以实现它。没有上帝观念的学说不能被看作完整的。这跟将一样：他一定要看到全部战斗场和战斗的构想，也像建筑师一样：开始盖楼以前他要知道整个项目。其实对政客的要求更高，他非要知道他想实现什么，他不能只说漂亮的话，答应大家会幸福。但人类的方案在上帝那里。不了解上帝的方案的政客能取得政权，说明人民不成熟，很容易上当。       



那么，出路何在？“方案”的作者认为，考虑到人民很容易被操纵，要建立不需要了解而需要信仰的制度。基于信的体系大大强于基于知识的体系，它增加保护并控制社会要害的人数。相信应该完成基础性要求的人能形成自我维持和自我控制的体系。他支持社会的基础仅仅因为他信应该这样做。他没有一时的利益使他这样做，更何况，信能保证，即使人会吃亏，他也要维护社会的支撑点。此种社会就会产生没人可以解释而谁都信的价值体系。如果允许解释超越人的理解能力的问题，可以肯定地预测，人一定要做假的结论和判断。如果展开全社会的大问题的讨论，它不可避免地归于追求短期利益。所以只运用逻辑的社会一定要衰亡。       



“方案”的作者正在寻找在东正教的基础上把同道者统一起来的方法。如果在俄国会出现此种团队，这会意味着，在社会里形成了最强烈的势力，世界上没有力量会对付围绕共同的目标联合的诚实而勇敢和聪明的人。       



敌方在为人类形成带有自私消费性质的学说，我们的目的则是创造统一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会对付全球的信息侵略的是全球的信息防御，而且此防御要过渡到进攻。不可以限于一国的领土，完全的抵抗只在相适应的规模才会成功。       



人，社会和全人类都需要大理想，大思想，大理念，否则总不能说，我们在此地球上做什么。即使共产主义取得了全世界的胜利，一切也会归结为过好日子，安排好日常生活的庸俗生活方式了。人类唯一的出路是创立有完全另外的基础上的文明。作者认为，这应该是依靠公认的思想的超国家的（非国家的）社会模式。要有公认的思想，它应是宗教性的，来自上帝。此种唯一的模式可以是“教会”，不过不是作为官僚组织，而是作为本来意义的信徒的自由的联合会（团体）。作者还确信，只有基督教（东正教）才会是可以形成此模式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是目前在俄国和一些别的国家存在的东正教，而是新的东正教。为了形成它，必须举行全世界基督教会议，通过符合新时代的清除一切历史上的错误与添加物的新的基督教观念。为此主要的条件应是此会议的独立性，即对国家的独立。这是一千年没有的情况。此事可能吗？举行此种大会要有物资，时间等，所以需要建立某个临时的国家模式。临时的，因为无法树立稳定的非暂时的国家模式。建立超国家的模式要多久，临时的模式要能维持多久。最合适的政权模式（临时的）是神权制（政教合一），但是现在不可能给予人们合适的的信仰。现在作者还不知道，如何具体地实行取得政权的计划。办法会各种各样，可能把重点要转移到虚拟空间，没有必要组织“硬的结构”（党）。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增强文化研究上的冲动，利用现行的体系。作者说，最近会给世界介绍大思想。他们还说，俄罗斯不是得到拯救的地方，但拯救要来自俄罗斯。名称俄罗斯的国家最可能地会消亡，但在此以前它会完成其使命即拯救人类，更准确地说，不是一切人类，而愿意拯救的那一部分。       




总之，作者认为，俄国处于危机，其实质在于社会里没有了上帝，真理，也就是说，没有了牢固可靠的基础。此形势是某一全球势力实行其秘密计划的结果，西方是此计划的工具，它以新教得到了经济和军事威力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世界。       



抵抗此势力的唯一的办法是俄罗斯的精神复兴即基于新而独立于国家的东正教创造非国式的新社会。为达到此目的，需要准备性的过度期。此阶段上“方案”的拥护者要通过民主手段广泛宣扬与消费文化相反的真正的精神价值而取得政权。然后，要作为软力量把此价值传播到全世界从而拯救人类。        



笔者认为，存在反对人类行动的某一力量的推测会有道理，不过不一定要想，此力量能够没有人的“帮助”完成其计划。它，恐怕，只赖于人的弱点和错误而推动人。如果人愿意战胜此对敌的势力，他不无所依靠。作者坚信，只有东正教即改邪归正的基督教才可以当靠山。在此就隐藏着一个大困难。即使姑且只说到俄国，也要解决多文化，多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等）的问题。如果说到在全世界树立新精神性的话，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有很多别的宗教和精神体系也有相似的追求，也想扮演此种角色。从“方案”里还不清楚，其作者如何打算处理此问题。可能，他们想它还不是最迫切的。       



民主为当前的世界与俄国的作用和价值的问题大概是最明白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同意作者的立场。一个更复杂的是放弃国家的问题。是否可以放弃？而且是否要放弃？       



列宁曾说，有国家就没有自由，有自由就没有国家了。圣经说：认识真理，而真理使你们自由。所以，认识真理的人就不需要国家了。但是，能不能给当今的人提供全部自由？很明显，不能。他还没认识真理，还没成熟，因而一定会出大乱。当前俄国，中国，西方国家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由庶民组成，有很多利益不同的势力和群体，所以它们是要被治理的。现代世界里国家的体制各种各样，但是作者认为，无论是民主的还是神权制的还是集权制的国家都无法完成宗教性的任务即拯救一切人而不是一部分人。作者想提出大家可以接受的真理，从而不必要强制了，国家存在的必要也就消失了。不过作为首要的任务他们建议自己的拥护者尽用本国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来走向政权。换言之，作者建议利用国家来废除它。为此，国家应是尽可能自由和民主的。把民主看作自己主要的敌人的他们却急要它。这是一个奇论。       总之，作者认为，摆脱危机的原则性的出路是扬弃国家。试问，他们是否对？这就是关键性的问题所在。在笔者看来，他们是没错误的。为什么？       



目前要认识到，历历代代存在的任何国家体制从原则上无法与精神发展的真理和谐地结合。只靠此真理，人性才能发展，因此任何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也首先取决于人能否正确地认识此真理或大法。而且人性精神发展的大法对于所有的人是唯一的，如同物质世界的规律对所有的人是一样的。不同民族和人民对于精神价值有不一样的传统的看法不过是他们对普世大法的理解不正确的明显的结果。       



“政权”这一概念本身首先意味着有可能强制任何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并且这也是可能惩罚不服的人。“政权”概念的本质与精神发展的真理彼此矛盾！正常管理的真正的价值决不能包含“强迫”的意思，别说惩罚。       



人类社会刚开始形成的历史阶段上因人的意识非常不成熟，管理和权力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前者本应使多数人往一个方向走，后者应该逼迫不愿意者往此方向走并惩处反对者。管理可以促进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发挥与实现，权力则煽动人的恶劣的特点。只有很大的创造性的经验和相适应的熟练程度的人才准备从事不带有权力的管理。能负大责任而不享受权力的人很少。其余的人在此条件下不企图当管理者。而至于权力，人一发现它的好所在，就向往它。只有在精神上还不成熟又在心理上还没形成的人才可以对权势感兴趣。但是，人的社会因一定的规律主要上由这种不成熟的人组成，所以那么多人渴望得到权力，尽管很小的。得到了，此种人就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它。      



 国家因其本性距人的精神发展法很远，为权力和管理的联盟很自然地创造有利的条件，但重在权力。       



现代的所谓文明的社会显明地分为宗教的和世俗的部分，而且很容易能看见，二者的积极的代表一样追求权力并认为越升级，他们越有权利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越多的人而越不听别人的意见。同时，他们为此辩解，说什么由于权力的能力他们会拯救很多愚昧无知的人。就世俗权力的代表而言，这一辩解似乎会有道理，因为此种权力确实可以大大限制很多人的野蛮行为的规模，不过只限制而不是完全排除。而为了完全消除人的恶劣表现的倾向，必须得当地鼓励与积极化跟国家权力无关的价值。由此可见，为何政权历来无法彻底制止人的恶劣行为。       



只基于精神价值，才可能完全解决此问题。精神真理不旨在美化人的非正常的活动，而旨在使人完全不从事它并不想从事它。之所以它（真理）被定为人类的拯救。       



至于“国家宗教”，此观念无非是荒谬而已，因为此似于“黑暗光明”之言。      



 然而，等人类把离真正的精神价值很远的生活目的看作其主要的价值时，政权和管理紧密地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会有道理的。但此结合的后果要带来最小的损害。       



如果社会管理是在和权力结合下进行的，此社会一定要有动物群的特点，而不会是合理组织的集体。可群众（庶民）却一定需要政权，政权不会没有群众存在。二者彼此需要。然而，这种体系绝对无法和谐地运行。况且，按宇宙和法，它一定要消灭。       



当今人类的此种社会制度极为危险了，只开始形成正常体系才能摆脱困境。为此要落实和“群众——政权”式的体系无法共处的价值。精神价值应该放在首位。很重要的是精神价值问题要经过全社会的不受宗教的禁令的广泛探讨，。真正的自我完善只能基于思想观念的自由选择。人是无法被救的，除非他自己选择往正确的方向作出努力。然而，必须给公民提供机会认识关于各种精神价值的客观信息。聪慧的人一定要注意新的可能性，而不企图回归已走过又很熟悉的道路。       



强加思想在国家制度下是完全自然的，而如果宗教组织如此做，这是不正当地对待真理的明显的标志。为黑暗好者，为真理是不可接受的。       



问题则是该“方案”的作者的确能提出真理吗？他们认为，如果会举行独立的“全世界教会会议”，他们肯定会成功。但是这就是很难相信的一点。历史上曾举行过独立的这种大会，可是基督教却陷于危机了。如何避免重复？       



即使他们会成功，会使所有的基督教信徒接受新真理，那非基督教世界如何？原则上，可以想象其真理会被全世界接受的，但也会有心理上的障碍。所以笔者认为，应当给新的大家会接受的真理以新的名称，以排除历史的联想，使它失去浓厚的民族性的色彩，促进天下大同的实现。       



就俄国和中国的当下的问题而言，很显然，还不能完全放弃“众——权”的政治结构，据“方案”，过渡期的最合理的体制是民主，据“政治儒学”，“小康”时期的理想模型应当是“王道政治”或“三院制议会”。谁是谁非？       



“方案”主张，时下要把重点放在构建尽可能自由的体制并积极揭穿消费主义的价值，使大家看清以经济与技术发展为主的道路一定会导致崩溃。同时，“方案”考虑到，消费思想的潜力还大，绝对不能用硬的手法改造人的意识，也不要把宗教带进国家制度里。宗教不要和政权有关系，也不要把它落实到治道的层面。宗教一用作国家的成分，就不是真正的宗教了。据“王道政治”，政权的合法性是关键性的问题，而且“天道”合法性似乎是最难的问题。如果儒家或儒教变成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即强迫性机制的一部分，它就不可避免地失去超越神圣的地位，结果王道没有了天道的合法性，而这意味着，没有王道政治了。使儒家（儒教）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要使它处于政权之外。不会有中路。光明不能与黑暗和睦地相处。基于真理的宗教不得不破坏国家，国家则一定要影响宗教，亏损天道合法性。国家可以采用任何思想包括儒家在内，但此思想不会有真正的超越神圣的地位。二者非矛盾不可。然而，作为过渡期的模式“王道政治”一定要追求完善性吗？可能不要太重视“天道合法性”的问题。如果可以以“三院制”小化“小康”国家的缺点或损害，为何要拒绝它？问题在另一方面：“三院制”的政权会避免“通儒院”和“庶民院”互相封锁的危险吗？会适当地运行吗？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即儒家的确会为21世纪的全体中国社会起“天道”的作用吗？会扮演全社会共识的主导力量的角色吗？       



综上所述，受过西方影响的俄华两国当前面临着类似的历史任务：摆脱西化的遗产即放弃拜金主意，过分的物质主义，科技进步崇拜，生活世俗化和平庸化，开始往天下的大同开辟道路。为此两国的精英要提出合适的精神观念。如果我们不逞创新精神，不尽快处理好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困难，现代的西方国家会早于我们放弃“西方”价值，而我们又要学它们，追赶它们。当然，这不是竞赛或面子的问题，但也不要耽误时间，不要辜负很多人的期望。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