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也做不得快意事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三日庚子

          耶稣2019年10月30日

中国古代有没有“专制皇权”？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既然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之顶尖，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也许在帝王“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秦始皇时代，以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的清王朝，皇权确实是独裁的。但在其他政治修明之世，特别是在宋代，君主几乎是不可能搞皇权专制的。我讲述几个关于宋帝的故事：

其一，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宋史•赵普传》）

其二，宋真宗朝有个叫做刘承规的内臣（宦官），“以忠谨得幸”，人也很能干，曾领衔编修《册府元龟》。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刘承规病危，向真宗说了人生最后一个心愿：“求为节度使”。其实就是得到虚衔过把瘾就死。真宗找宰相王旦商量：“将这官儿给他吧，承规待此以瞑目。”王旦坚决不同意，说：“此例一开，他日若有别的内臣求当枢密使，奈何？”真宗只好打消了念头。（《宋史•王旦传》）

其三，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一个别级高但无多少实权的闲职），但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候未能通过，所以只好作罢。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半路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她说：“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朱弁《曲洧旧闻》）

其四，神宗朝，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漕臣斩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侯延庆《退斋笔录》）

其五，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这是不是檀香做的椅子？”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其时宰相乃是赵鼎、张浚。宋代实行“以外统内”之制，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陆游《老学庵笔记》）

其六，宋孝宗是个围棋爱好者，“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说说看。”便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这位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张端义《贵耳集》）

其七，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是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的谢深甫，曾多次抵制过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宋史•谢深甫传/楼钥传》）

其八，宋度宗有几次绕过宰相机构，径自下发“内批”（即私旨），违背了为君之道，监察御史刘黻很愤怒，上书批评他：“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即皇帝的诏敕）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刘黻还告诉皇帝：“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说的这些道理，度宗也不能反对。（《宋史•刘黻传》）

在上面引述的八段历史切片中，涉及的君主为北宋、南宋各四位，其中既有开国皇帝宋太祖，也有处于穷途末路的宋度宗；既有生性仁厚的君主如仁宗，也有昏庸的君主如光宗；既有励精图治的君主如神宗，也有碌碌无为的君主如度宗。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反映宋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运作的——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难以乾纲独断，君主一旦露出这样的苗头，即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

这样一种对于宋代君权的描述，也挑战了流俗之见——一直以来，诸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与通俗的历史叙述者都认为，宋代是“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时代。支持这种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二：首先是中央集权的强化，用宋人范祖禹的话来说，“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察监司而已，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朝廷据其所察而行赏罚。”然而，我们需要明白：中央集权并不等于君主专制。

另一个依据是相权被分化。宋代将军权与财权从宰相机构中划分出去，宋人范镇对此也提出过批评：“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从这个角度言，宋代宰相的权力确实不如汉唐宰相的集中，但实际上，宋代的整个执政集团（包括中书、枢密院）的权力更加稳固，汉唐的外朝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

从前面列举的故事中也可以得知，君主的诏书如果没有宰相副署，则不具备合法的效力，官僚集团有权进行抵制。这恰好可以佐证，宋代的君主假如想独裁，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权力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