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白彤东教授：恻隐之心的现代性本质——从尼采与孟子谈起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五日壬寅

          耶稣2019年11月1日

2019年10月18日下午3时，孔子文化月系列讲座第三讲在中国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201如期而至。本场讲座中，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有幸邀请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以“恻隐之心的现代性本质——从尼采与孟子谈起”为题，为到场的三十余名师生开展了一场观点新颖、内容充实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国际儒学院李春颖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白彤东老师以其自诩的一个“不正统”观点，即“中国的周秦之变属于早期的现代化”，开启了本次学术之旅。他提及最近正在研究韩非子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并指出本次讲座的主题也是他这一观点的引子之一。

白彤东老师首先从尼采对“怜悯（pity）”的看法讲起。他指出尼采的说法保留了一部分事实，并认同怜悯这种道德是种现代道德；早期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确实未提及怜悯，同时指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怜悯是种情感而非道德，而康德仅认为出于个人情感的关心他人不是道德，并非不承认基于人类都有的理性基础的怜悯是种道德。他还指出了尼采解释怜悯如何转变为道德这一过程中的一些事实性错误，如《新约》并非犹太人书写，反驳了其犹太人是为了实现对罗马人的政治报复而将《旧约》改为《新约》，企图宣扬爱与怜悯进行道德颠覆，从而最终使怜悯转变为道德的这一观点。

接下来，白老师指出中国早在战国初期就有孟子提出了恻隐之心，即某种程度上的怜悯，并成为了一种主流价值。他深入分析了孟子提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时所举出的思想实验，即所有人突然看见小孩子快落进井里都会“怵惕恻隐”，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巧妙的思想实验。他指出小孩子在所有文化中都处于受保护的地位，这一主人公设置可以激起人们心中天然的怜悯心，“乍见”避免了见后怎么要做的问题直指当下内心最直接的想法，而落井避免了血腥场景可能导致的生理不适，实属高明之题。但是，白老师也指出这一实验只能推出“同情心是普遍的”这一结论，而孟子“人之为人必须要有同情心”这种简单的解释不能成为同情心这种普遍情感应是一种道德基础的原因。

对比分析尼采与孟子的解释之后，白老师认为从尼采的解释看，中国没有想进行道德颠覆的群体，无法解释中国为什么那么早就由孟子提出了怜悯这种现代道德。因此，白老师提出要站在更广的视角上看为什么怜悯会成为现代的主流价值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同情心的提出是为了回应怎样面对陌生人这一问题的。他回归“现代性”的产生，指出现代的自由、平等等主流价值都是中世纪封建贵族政治体系垮台带来的副产品，而这一历史时期对应到中国最接近的应是西周时期。贵族政治解体后，统治者急于找到一种方法来将陌生人凝聚为一个团结的政治群体，而同情心就是当时的哲学家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一种可能性，即孟子设置出一个完美的陌生人形象说明人皆有同情心，以建立起陌生人之间的普遍认同从而使其凝聚成共同体。白老师进一步指出同样的问题在尼采的“现代”也存在着，虽然那时建立起怜悯这种道德的具体方式与孟子不一样，但“现代性”中的陌生人问题是中西方出现怜悯这种道德时普遍存在的，并由此推断无论有意无意，怜悯成为普世道德正是应对陌生人问题造就的结果。

白老师在报告的末尾还提及了他的其余几个新观点。如在“内圣”与“外王”谁为第一性的问题上，他认为“内圣”都是为了“外王”，即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西周时期，属不属于熟人社会的问题上，他认为西周时期的底层人民虽然大幅度保留了熟人社会的形式，但上层知识分子流动频繁，应当属于陌生人社会，这一观点也正支持了孟子所面对的是陌生人社会、所亟需解决的是陌生人问题这一观点。

讲座最后，李春颖老师对讲座进行了精彩点评。在场来自各个学科的老师与学生围绕“亲亲如何爱物”、“以陌生人的出现划分现代性是否合理”和“为什么先秦既不是民族国家也不算真正的陌生人社会可以算现代性”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白彤东老师虽然在讲座期间屡次自谦是“不正统”的“旁门左道”，但本场讲座反响热烈，座无虚席，与会者都受益匪浅，讲座结束后仍意犹未尽，纷纷上前与白老师交流请教。至此，本场讲座圆满落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