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09年11月在首师大的一个讲座录音稿。对原文略有删节。）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先生来为我们做一场报告。他报告的主题是——文明内的冲突：二百年来七大世界观在中国的角逐。周伟驰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当然他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哲学、文化、文学研究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检索一下周先生的著作的话，会发现他还是一个诗人，并且还有翻译诗歌作品等。一方面他是一个学理性很强、很细心的一位学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很有激情的文学的创作者。下面我们有请周伟驰先生给大家做报告。

 

               西方文明内部三大世界观之间的相生相克

 

我今晚的讲座叫做“文明内的冲突”，主要是讲二百年以来发生在我们中国的几种世界观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取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要先解释一下。我们讲到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的时候，是使用一个单数。但实际上在每一个文明的内部，它都会有多种文明，是一个复数。所以，当我们说到中国文明的时候也用复数，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都会有不同的文明。所以，我这里说的“文明内”是指的在中国文明内和西方文明内，当我们仔细考察它的时候，会发现其内部有不同的“亚文明”，尤其有不同的思想体系。当我们谈到印度的时候，印度除了佛教之外，之前还有婆罗门教，与佛教同时还有耆那教和许多流派。这些流派相互之间有一种竞争、冲突和替代的情形。比如说，释迦摩尼觉得婆罗门教不能够解决他自己的人生问题，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找出了婆罗门教的一些破绽和一些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从而发明了他的新的观点。通过他的种种努力，带门徒传教，慢慢就形成了佛教的传统。

 

西方文明可以说是从希腊开始的。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也有了很多“亚文明”。主要的有“两希文明”，也就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而这两种文明结合之后，就形成了基督教的传统。中世纪一般认为是基督教传统，它还有一个传统是罗马文明，尤其是罗马的法律是西方文明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希腊文明主要是哲学的、理性的。我们读文学的同学知道，希腊的诗歌、戏剧也都很发达，特别是悲剧。到了基督教之后，主要是宗教和神学的传统。到了近代之后，也就是十一、十二世纪，伊斯兰世界要比基督教世界发达，在哲学、神学、医学、科学各方面都要领先。那个时候，几百年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重新被大规模地翻译成了西方通用的拉丁文，造成了基督教世界内部神学等领域的重大变化，主要是从柏拉图主义慢慢转变成亚里士多德主义。到了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从阿拉伯传来的经验科学加上西方本身流传下来的希腊的传统，尤其是数学和逻辑学的传统（它们一直没有中断），于是就慢慢出现了现代科学。如培根、伽利略，一直发展到后来的牛顿。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也有几个较大的传统，一个是希腊的，一个是基督教的，一个是罗马的，一个是近代科学。其中最主要的是三个传统，即人文主义、基督教和科学传统。先讲第一个。人文主义源自希腊，希腊哲学家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是人是衡量万物的价值、地位的尺度，这是在强调人的重要性。这个传统在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受到压抑，到了文艺复兴后，就慢慢地得到了恢复。第二个是近代科学，由于科学研究需要人们尊重事实、讲究分析、注意观察，观察里面还得加上分析、比较、衡量，对观测手段的改进，所以会对“物”有尊重，形成了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学习过自然科学，应该很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传统的核心是“上帝”的观念，认为在宇宙万物的后面有一个上帝，世界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上帝对万物和人是有其目的的，要引导万物和人走向他。由于有这样一个“超验”的维度，围绕着上帝这个观念便形成了一整套的世界观，包括从创造世界、世界的变化以及人的原罪、人要怎样得救和末世论等。基督教是以上帝为核心的。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他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意味着把“我”个人的思想作为第一出发点。这与基督教“从上帝出发”是不同的，笛卡尔把这个起点转移了，从上帝那里转移到了人自身的思想。而思想是理性的东西，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无论是上帝还是我自己的感觉。有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自己发生了错觉，以为是在做梦，但是只有“思考”“怀疑”本身是无可怀疑的。于是他就找到了一个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理性主义的传统和个人主义的传统慢慢的开始出现，这也是对基督教传统的一个反驳。

 

自然科学和科学主义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别。当我们说到自然科学的时候，如研究物理、化学，一般是对物质做一种分析、考察或理论推测，不会牵涉到人与社会、人的自由意志等问题。但是，当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把自然科学的结论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科学主义”。比如说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过“老三论”、“新三论”，也就是“控制论”、“信息论”等，就是用自然科学的东西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形成科学主义。再比如说，进化论大家都知道，是达尔文在观察动物的演化后提出来的。但当赫胥黎这样的哲学家把进化论运用并推广到人类社会的时候，就成了“社会进化论”或“社会生物学”。当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生物学家叫威尔逊，他本身是研究蚂蚁和蜜蜂等社会生物的。他认为可以将其中的一些结论运用到人类社会，看看人类社会有没有类似于蚂蚁社会的规律。威尔逊的著作有不少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了过来。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西方文明有三大世界观：“神本”、“人本”、“物本”。三大世界观之间肯定是有冲突的。

 

十九世纪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叫孔德，他认为，在最早的时候是“神学的世界观”，神学主宰了人们的心灵。后来是哲学的慢慢出现，但哲学里还是有很多东西只是主观的猜想。于是又慢慢进入到科学的时代。他就此提出了人类思想进化的三阶段说：神学、哲学、科学。这也正好是西方文明的三大传统。

 

 

我们说基督教的传统是“有神论”，这是和人文主义有冲突的。最早的一批人文主义者是从基督教中衍化出来的，我们称之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后来就慢慢演化成为世俗人文主义者、自然神论者、怀疑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到了十七八世纪的时候，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尤其像伏尔泰这样的人，对当时的天主教神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一路进行到德国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就是比较彻底的无神论者了。基督教和无神论者之间有一种世界观的冲突，一个“有神”一个“无神”。当然这里头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冲突。

 

基督教和科学主义也是有冲突的，这两者的冲突是很清楚的。其实，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也是有冲突的。根据刚才所说，把通过观察自然世界的东西套在人类社会之上时，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人与动植物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就非常反对以孔德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他说：“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是处于时间之中的。” 这与单纯地关注空间，和仅仅研究物质是不同的。他们之间有种种不同与冲突。

 

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文明的特征是“求真”，追求真理。他们认为只要一个想法是真的，那么与这个想法不同的所有想法是错误的，这就是“真理的一元论”。在组织形态上，也会体现“唯我独真”的意思。拿基督教来说，基督徒会认为“我们尝到了真理的滋味，这样的好东西也要让别人享受”，于是他们就有传教的冲动，就有了教会组织的大规模的传教行动。到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西方人的“传”的态度和行为也还是如此，像科普工作者宣传科学，其实在行为模式上与基督教传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基督教的教会有天主教和新教，在教会的组织上，如果你把它们和东方相比较的话，特别是与中国的佛教、道教相比较的话，其特点就是“严密”两个字。

 

对于西方人来说，他的心和脑常常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脑”一般指mind，指心智，重在理性；另外还有一个heart，指心肠、心灵，重在情感。他们有一种情与理的冲突。因为希腊哲学和科学两大传统都是讲“理”的，而基督教传统更加着重于人的生活实践和情感。所以，他们有着一种“心”和“脑” 的冲突。

西方文明的这三大传统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在现代，这三种世界观是并存的，是相互冲突的。西方本有理性地进行辩论的传统，进入近代以后更从制度上保证了这种传统。就是说，假如你相信的东西和我不一样，我依然要尊重你，而不是利用政治手段等将你打翻，让你说不了话，发不了言。比如说，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美国的老百姓觉得小布什错了，就可以示威游行、公开表达，可以在报刊电视上发表相反的言论，而且这些行为是得到了制度的保障的。（在印度也有这样的传统，自由辩论，以理服人，不以拳头服人。）我们可以把西方的这三个传统当做理性自身运动的结果，并不是三个东西静止地“定”在那里。西方文明，其理性总是在“动”中产生一些东西，形成支流，而其理性自身还是要运动，还是要向前走，形成新的东西。而我们由于没有认识到西方的一些现成结论只是其理性活泼泼流动过程中暂时的停留，因此这二百年来就犯了许多错误，集中体现在“把哲学当宗教，把宗教当哲学”。把暂时的一些理性讨论中的结论当作宗教教条来膜拜和执行，不容反思、讨论和推翻；当作为西方人生活实践的、身体力行的宗教当作了哲学加以“批倒批臭”，并且把自己的宗教传统通通推倒，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中国文明内部四大世界观之间的相生相克

 

 

这三大传统到了十九世纪初，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传到了中国。传至中国之后，因为我们对于西方理性的运动没有把握住，就会把其在理性运动中形成的哲学、科学当做一个信仰的东西，就造成了一些错误。即“把哲学当做宗教，把宗教当成哲学”。这在上面说过了。

 

当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个复数的时候，是说它里面也有几大传统。这几个传统都是在中国民间文化或者民间宗教的传统上生长出来的。像儒家和道家，和中国“巫”“史”的传统是紧密接触的，跟萨满教有密切的联系。在这里对于儒和道暂不多说。佛教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这里我们要多讲一下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其创立后不久，在唐朝时通过商人传到了中国。到了元朝，蒙古军队打到中亚和欧洲时，把一些伊斯兰教徒带来中国当兵。到了明清，就出现了“本土化”。信徒以前学的是阿拉伯文，而到了明朝，受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这批人用中文著述的刺激和启发，当时一些伊斯兰教学者也开始用汉文著述，把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教教理结合起来，被称为“回儒”。最有名的有王岱舆、刘智这些人。但是他们的进路和天主教有所不同。因为利玛窦采取的策略是回到先秦儒家、回到孔子和孔子之前的儒家。他说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上帝”的观念了，这与天主教的上帝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策略是用天主教融合先秦儒家。他是反对宋明理学的，因为他觉得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一种倒退，一种堕落。因为宋明理学讲“理”，就没有了“上帝”的观念，所以利玛窦要反对。而伊斯兰教的这批思想家们觉得可以把宋明理学的太极、无极观念和伊斯兰教结合，所以他们像佛教一样作的是一种“中国化”的处理，应该说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中国的这四大传统，儒释道回，两个本土的加上两个外来并中国化了的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紧张。假如你看庄子的话，庄子对孔子和颜回会有些调侃的地方，显得不是很尊重。因为庄子是继承老子的传统，反对儒家的等级制，反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佛教到中国之后，也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发生过很多的冲突。佛教有一种“平等观”，认为众生平等。而在儒家的传统里讲究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必然牵涉到上下尊卑如何相处，因此二者在社会生活层面有一些冲突，另外在义理的层面也有很多冲突。至于佛教的“缘起说”，它和儒家尊重事实、承认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差别。伊斯兰教也与佛、儒有着很大冲突。大家看王岱舆的一些著作，里面就会有专门的章节是对佛教进行批评和攻击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在中国的四大传统之间，有冲突也有一些融合，在大家彼此熟悉之后就会慢慢地形成一种生态，即大家相生相克，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大家知道，“生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比如说树林要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态，里面的动物、飞禽、灌木、高大的树木、草地、菌类之间会形成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其实，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内部，本身也各自形成了一种生态。

 

对于中国来说，到了最后形成了“三教合一”的观念。大家不去强调儒、释、道三教是如何冲突的，而是强调如何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固的生态。就如动植物一样，假如你从国外回来，海关都会检查你有没有把一些外地的植物种子或动物带到国内来，这里担心的是可能会造成生态失衡。对于思想界来说，也有一些非常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受之于印度的一个最大的恩惠是佛教，但是佛教原来在印度只是思想生态中的一种思想。在佛陀的时代，婆罗门教的世界观及其实践在慢慢崩溃，于是出现了很多新的教派，佛教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和我们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一样。而佛教的传教是相当成功的，在其传到中国之后便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世界观，成为了一个很主流的世界观。佛教本身在印度反而消亡了。消亡的原因除了外部的因素如穆斯林的侵略外，也和其本身的思想有些无法自圆其说相关。比如说，到底是“有我”还是“无我”？佛祖释迦摩尼是主张“无我”的，而你要成佛还是要主张要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的理论有内在的缺陷，在和别的思想派别辩论的时候无法斗过别人的话，就会很危险。但是佛教在其本土消逝了，却在中国、日本很强势。这是不是和本土的宗教没有强有力的反驳能力有关呢？

 

西方的基督教，新教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新教传至中国，是在1807年马礼逊来华。那时，在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已经慢慢地，起码在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中占了上风。但是基督教在传至中国后却变成了一种强势的世界观。这和佛教传入中国，有某一种相似性。这属于世界观生态的移植现象。一种世界观脱离了原来的生态，脱离了原来的“天敌”（论敌），在新的环境里它可能“所向无敌”，急速地放大，从而“覆盖”整个新的环境。我们看西方的三大传统传入中国后，似乎都有这种现象。

 

 

               晚清儒耶的变化与互动（以日本为参照）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但基本的铺垫已经讲了很多了，差不多了。我们都说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但其实最近也有一些争论。假如从全球化及其历史事实来考察，比如说马礼逊1807年到广州时，就接触到很多英美的商人，他们在和中国做着大量的贸易。所以说历史上“近代”的概念，要不要跟鸦片战争这种政治事件紧密相连，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

 

不过，假如没有1840年这样的事件，假如没有近代西方侵略中国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想到的东西便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文明起码在物质上是发达的，有电灯、电话、电脑等。而如果我们按照原来的文明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没有这些东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观假如没有这两百年的冲击的话，也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比如如果我们生病了，便很可能是先去找中医，若中医不灵的话，便会去看看风水、去祈神等。

 

作为一个参照系，我们来看日本。日本在近代也有受他国威胁的事，比如荷兰美国。和清朝禁教后“西学”几乎在中国销声匿迹不同，在日本一直有“兰学”——荷兰的学问，它在日本开国之后便变成了“洋学”。和中国不一样的是，由于日本当时是处于战国纷立的状态，各个藩之间由于竞争，便会对“洋学”开放，学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如何制造枪炮，使用枪炮等。同时，他们没有科举制和八股文把知识分子收紧，知识分子有学习什么和不学习什么的自由。所以，对于西学，他们能够有积极性和人才的准备，在这方面要比我们好。再说，日本1853年才被美国的佩里“叩关”，这时它已能够吸取中国的前车之鉴了。因为在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之后，日本非常受刺激。弄得魏源的《海国图志》虽然在中国没有人读，在日本却被翻印了很多套，到处流传。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因为他们觉得，以前是学中国的，现在中国都被打败了，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欲望。到了1867年明治维新成功，之后的一二十年，日本的西化很厉害。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组了个“明六社”（明治六年结社），大力倡导西学。里面的福泽谕吉写了《文明论概略》，认为应该抛弃中国的学问，应该学习西方，应该“脱亚入欧”。这时的中国在他们的眼里只算“半野蛮国家”了。

 

比较一下，日本“明六社”这拨知识分子其实和我们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那批新式知识分子差不多。但在时间上，我们相当于是晚了人家五十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建立了一套现代的教育体制，全面的学习西方。我们却是要到1905年才把科举制废除，而真正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就更晚了。这个现代人才培养上的差距，在时间上是差了四五十年，用人来比较的话则就是两代人了。这个差别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只用了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就造成了今天这么繁荣强大的局面，大家想想，当时日本的现代化比清朝整整领先了五十年，这是个什么概念！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原有的三个传统和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传统也发生了很多冲突，具体内容就暂且不说了。

 

在清朝灭亡之前，西方这三个传统与本土的四个传统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基督教与儒家的冲突。也会连累到佛教。比如太平天国遵守旧约十诫，把“破除偶像”当作第一要义，所到之处，佛庙都要遭殃，佛书也被洗劫，所以搞得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文会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寻找剩下来的佛经，重新刻录宏传。

 

太平天国是洪秀全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结合中国民间宗教的传统，制造出来的。在宗教上，它是一个“四不象”，但也是基督教本土化的结果。西方传教士大多认为太平天国是“异端”，对于满清政府和儒生来说，则是大逆不道，是要“以夷变夏”，以“异教”灭“圣教”。所以我们现在看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打太平天国的时候，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较量之外，还有一个“教义”层面的冲突。

 

晚清七十年，中国来了很多传教士，而当时这些传教士基本上都是属于保守派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播在西方知识分子层面已经很兴旺，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宗教信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都秉承了比较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异教国家。“异教徒”对于他们来说，是要沦落到地狱里去的，所以他们传教的热情很高，因为要拯救这么多人的灵魂。当时中国有三亿人口，每天有多少人死去而没有听说过基督教，便有多少人堕入到地狱中去。所以他们兴起了一个传教运动。传教士传过来的自然是基督教，到中国之后才发现中国已经有儒释道了，一时并没有多少人接受他们。倒发现对西方的枪炮和机器，中国人很感兴趣，所以一些较开通的传教士就和当年利玛窦一样，走上了“以学辅教”的道路，想用西方的学问来辅助传教。他们是结合神学输入西方的科学。

 

在儒士一方面来说，曾国藩这些儒将要和太平天国打仗，就必须制造先进的枪炮，学习西方的东西。后来就兴起了“洋务运动”。搞洋务运动就要翻译大量西方著作，尤其是实用科技。围绕着洋务运动就开办了一批学馆和翻译机构。在当时的通商口岸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口岸文人”。比如，王韬、郑观应等，他们在科举制上是处于边缘的，没有进入政府当官的可能性，但又很有知识，这时正好接收到了西方的学问。他们开始介绍西方的议会制等政治制度。

 

那时期西方的基督教受到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突，其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慢慢出现了一些“现代派”、“自由派”。迟一些来中国的传教士中，有一些就倾向于自由派。他们会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不会把儒、释、道看成是一种很愚昧的东西。像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是为了翻译和介绍西方的科学、人文知识。后来康、梁搞维新时搞了一个强学会，还出了一份报纸，头几期把李提摩太报纸中的内容都转载了。丁韪良是清政府办的同文馆的教师，在中国呆了几十年，对中国非常了解。北京大学创办的时候，他还是西方校长。李佳白对中国文化也是很尊重的。卫礼贤是德国的传教士，在山东呆了很久，到后来放弃了原来的信仰而信膺孔子的学说了。所以，传教士自身也有从传统到开放的转变。当然，这些人在传教士中是占少数的，但也代表了一种类型。当时，清政府的现代教育制度还没有建立，基督教在这方面却领了先。大家知道，现在的北京大学未名湖那个地方是从前燕京大学的校址，而燕京大学就是一个教会办的大学。校长就是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前身是好几家教会中学。他们开办中学和大学的本意是传教，同时也把西方的哲学、文学、史学等知识介绍过来。所以当时能接受先进教育的，一般都是在教会办的学校里面。而当时中国许多其他地方根本没有这一套教育制度，还在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不知自然科学为何物，不知苏格拉底柏拉图何许人也。他们还办了一些报刊杂志等，中国最初的报刊杂志都是传教士办起来的。但传教士为什么要把这一套东西传过来呢？他们认为，中国人很迷信。中国人风水观念很严重，如果你要修铁路的话，从官员到老百姓都不让你修，他们认为你把龙脉、风水破坏了。所以，这帮传教士认为应该用科学来摧毁这些迷信。再比如说当时吸食鸦片、缠足、多妻制现象很普遍，在他们看来却都是落后的，应该改变，应该进行社会改造，应该“移风易俗”。移风易俗最早就是由传教士搞起来的。他们用科学去解释为什么修铁路好，他们论证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科学，而西方国家之所以有科学，是因为有基督教。所以，归根结底，中国假如要强大，就应该学习基督教。有个德国的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写了本《自西徂东》，他就宣传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思想，作为德国老乡和同代人，他可能会有些了解，但也许不会，因为他比韦伯要早生了二十多年，而且在1904年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花之安早就去世了。我们只能说，在当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那里，普遍地认为基督教是现代化的动力，中国要现代化，也不会例外。

 

 

               新文化运动及其引发的世界观变动

 

 

对于这两百年来说，有几个最重要的转折。第一个便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开始大规模的传入中国；第二个重大转折，是1895年甲午战争，偌大一个中国竟然败给了小小的日本，况且我们以前还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的文化都是从我们这学去的。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几年，日本便变得如此强大，打败了老师。这对于知识分子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于是出现了康梁维新。维新运动失败后，人们便更加激进了，出现了革命党，像孙中山、章炳麟等。这一批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和以前的维新派已有所不同了。清政府也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慈禧太后虽然把光绪帝的变法政策废去了许多，但却依旧保留了京师大学堂。慈禧认为建立一个现代大学还是挺好的。认为从教育进行改革，进行人才储备是很好的，不会造成社会动乱。便从1896年开始派遣学生到日本去。张之洞在《劝学篇》里也说，应该直接去日本，同文同种，距离近，费用省，学完后可以很快使用。像陈独秀、郭沫若、鲁迅等在文学史、哲学史上很有名的一批人都是从日本出来的。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与从欧美回来的学生相比，是有自身特点的。除了接受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等的学习和熏陶，也受到了很多的歧视。因为日本人认为，中国这么大都被我们打败了，与西方打也从未赢过，就觉得中国不够分量。

 

从英美回来的学生如胡适等，根据他们留学地方不同，接触的思想不同，后来传播的“主义”也便不同。从1896年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这期间有二十年左右，也是一代人的时间，新式知识分子培养出来了。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分别开来。虽然它们有重合的地方，但新文化运动在时间上是一个较长的概念。所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的建立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因为，这批出国的知识分子了解了不同的思想，发现西方不仅有基督教，还了解了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的潮流。去法国的了解了启蒙主义、无神论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从英美回来的就学到了自由主义的传统。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在中国最有名的传播西学的人就不是以前的李提摩太那些传教士，而是一些学者了。这些学者即使在西方人里，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的学者。比如说罗素、杜威等。杜威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二天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讲学讲了大概有一年多。罗素也讲了差不多一年，他是在1920年十月份到上海的。像罗素这样的人是特别反对基督教的，甚至是恨之入骨的。这样，西方内部传统的冲突，就这样被传播到了中国。在晚清时，反对基督教的人主要是曾国藩等士大夫和儒士，从儒家的立场上，从儒、释、道这些自身传统来反对基督教。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反对基督教便变成了从西方内部来反对西方。“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把“科学”“民主”“自由”等观念确立起来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中国也就取得了强势的地位。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拿来反对基督教，也可以拿来反对传统的儒、释、道。对儒家的攻击，我们可以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的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是不平等，是对人造成异化，是对人自然本性的压抑。一言以蔽之，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另外，还有人反对佛教、道教等偶像崇拜等。

 

面对这等情形，儒、释、道方面的人必须做出一些解释上的努力，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所以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它们也开始慢慢改变。比如说现在台湾的佛教基本上是“人间佛教”，是从印顺来的，而印顺又是从太虚的“人生佛教”来的。大陆也一样，强调佛教要入世，要以慈悲心介入社会的改善。佛教“唯识论”在近代很是兴旺，即强调对人的认识进行分析，这和西方的认识论有许多接近的地方。为什么“唯识论”被大家所接受，正是因为它和西方的哲学很接近。但是，很难说佛教里面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从印度传统出来的佛教，始终都有印度人摆脱不了的“轮回”、“解脱”的观念。那么，想要把“轮回”这个东西来科学化，实际上是很难的。

 

儒家里，我们也知道，出现了所谓的“新儒家”。新儒家也说自身是讲平等的，例如孟子对“君”、“臣”、“百姓”、“社稷”等孰轻孰重也是很有一套说法的，也是强调平等的。像明朝黄宗羲等也复兴儒家，并结合了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来讲儒家，所以黄宗羲等这批明末的思想家重新得到了重视。新儒家到后来受到的挑战是，如何把“民主”吸入到儒家思想里面去，要让儒家看上去很科学，并被理性所接受。

 

在儒、释、道三家里，道家的麻烦比较多，因为道家是要讲鬼神的，当然它也讲个人的修养，后者是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的，前者却与科学格格不入了。

 

随着西方的三大世界观大规模的建立和在中国的扎根，它们本身相互之间相生相克，又和我们的本土思想产生相生相克的关系，于是造成了我们这二百年世界观的异常丰富。以下是个简表：

 

 

 

 

 

 

 

第一竖行说的是儒家的变化，讲儒教从当初最保守、最顽固的士大夫怎么一步一步变化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大陆新儒家”。儒士面临着西方的冲击，原先是基督教的冲击，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是科学、民主的冲击，他们在一步一步的转变。第二竖行是在佛教方面。第三竖行，我实际上把伊斯兰教和道教放在一起，因为其内容相对而言要少一些。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我们可以看成是当时华北民众的民间信仰，具有广义上的道教的思想功能。道教是比较容易被视为封建迷信的，所以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便受到压制。尤其在1949年之后，“会道门”都被镇压了。但道教和道家不一样，“老庄”被当做哲学来看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的。这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很多接近的地方，都是强调民间力量的自发性。基督教这一竖行，从最早的传教士一直到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都是基督徒。黄花岗起义烈士中一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到了民国时候，由于民国宪法确立了宗教自由，这对于基督教是一个解放，因为在清朝时它一直是被禁止传教的，除了几个通商口岸，因此造成了许多教案。在民国时候，各大宗教，尤其是袁世凯的时候，康有为等提出要把儒教定为国教。因为1905年废科举、1911年满清政府垮台之后，儒家的“学统”没了、教育没了、政统也没了，所以康有为等人着急地建议袁世凯将儒教定为国教，但被其他宗教联合起来反对，所以没有通过。前几年有一个叫颜炳罡的教授写了一本书，说晚清时基督教一直想要取代儒教，做了很多事，但最后等到科学、民主的思想一过来，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一兴起，基督教不仅没有取代儒教，结果自身也被取代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非基”运动。当时西方基督教要在中国开大会，其宣传材料中有一些非常刺激中国人的说法，如“中华归主”等，对此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反感。在要否反基督教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有些知识分子受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不赞成基督教的教义，但是维护其信教的自由。所以“非基”运动可以看成是在基督教问题上各种世界观的表现。基督教内部也作出了一些反应，特别是赵紫宸等，认为科学和宗教实际上是不矛盾的，是互补的，认为科学为什么最早在西方出现是和宗教有巨大关系的。到八十年代，中国出现文化基督徒，如刘小枫1988年《拯救与逍遥》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人文主义的传播其实也有很多的支派，从最早的严复、王国维到后来新文化运动时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左”、“中”、“右”）。比如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当时比较激进的一派，“过激派”，属“左”，胡适等自由主义是比较“中”一些的，保守一些的有当时的学衡派，为“右”。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中国化”“本土化”做得最好的是中马。我们可以把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看成是马主义全面扩张的一个过程，这三十年批判儒、释、道，批判基督教，而且当时“唯科学主义”是非常盛行的。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马主义方面，介绍了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主张“回到马克思”本人，认为斯大林、列宁附加了很多马克思本人没有的东西。

 

另外西方哲学的种种思潮也开始出现，最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丁文江代表的科学主义，认为人生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来加以回答。而张君劢由于受到柏格森的影响，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认为哲学是不会被消灭的，因为哲学关注人，而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

 

以丁文江为代表的那种“科学万能论”其实就是科学主义，发展到后来文革的时候变成了极端的“唯科学主义”，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冲突之外尚有融合

 

 

在这种种的世界观传统中，也有一些人做着融合的工作。比如，谭嗣同早年学儒，后来跟着杨文会学佛，但又读了大量传教士译的西方书籍，因此形成了一个混合的世界观。在他的《仁学》里，什么“以太”呀、电子呀、佛心呀，全都混杂在一起。他的这种融合还做得比较粗糙，甚至混乱，但越来后来的思想家，就越有条理，对于其所融合的思想成份，也越了解了。下面是一些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只是随机举的，大家一定还会想出更多的来。

 

 

 

 

总之，两百年来中国的世界观变化是非常大的。从最初的三种到现在的七种世界观的融合，保持一种必然的张力也是很好的。而在西方，比如法国也有三十万人信佛，然而对于他们的文化主流来说，这是很次要的。可在中国，各大传统都很活跃。所以说，中国在文化的丰富性和融合上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度，而且随着国力的强盛和教育的普及，中国在将来很可能在思想上会有大丰收的。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内容主要讲到这里。

                   

 

 

主持人：周伟驰先生将西方的三大传统和中国的四大传统做了详尽的介绍，特别是在近两百年以来，这七大传统在中国的交汇融合的过程作了深入的分析。在听周伟驰先生讲座的过程中，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教授讲座的感觉，那便是周先生的讲座中虽然没有很花哨的言辞，但是我觉得其中“干货”非常的丰富，讲得非常扎实，让我受益匪浅。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和周伟驰先生交流一下。

 

问：周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精彩的讲座。我的问题首先是，您比较欣赏什么形式的世界观？另外就是，我们大学生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谢谢！

 

答：这个正确的世界观，可能还是由马哲老师回答比较好。（笑）我个人比较欣赏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不能提供世界观，它只是说要建立一种制度，让每个人的世界观都得到发展。就是说它只能保证一种“工具理性”，不能保证你的“价值理性”。在世界观上，我个人比较喜欢道家，但至于有没有正确的世界观，这个是不好说的。各大世界观能够在这么久的时间内流传下来，它肯定有其合理的因素。无论是佛教的“无神论”还是基督教的“有神论”，它能够几千年流传下来而兴盛，肯定是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比如，在理论上，佛教就是非常深刻的，基督教方面，有一些伟大的神学家像托马斯阿奎那，我们能够想到的他们基本上也都能够想到。所以说，从制度上来说，自由主义可能更有益于大家思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这是比较好的。世界观上我比较喜欢道家，但谈不上信仰。

 

问：谢谢老师。我想问一下，在中国来说，现在看来，这七种世界观的角逐，好像这七种都没赢，而是都输了。可是马克思主义赢了，赢了60年，现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那么我想先问一下马克思主义属于这七种里面的那一种？另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世界观怎样齐头并进而并行不悖，让其他的世界观也能够“百花齐放”？谢谢。

 

答：我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人文主义这一块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一些科学主义的成分，尤其到了恩格斯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唯物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这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是不一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太一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世界观的。它对整个宇宙、人生都作出了一种解释，而且在实践上也能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传来的一种传统，和基督教一样都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就是到中国之后，怎么样实现中国化？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是做得最成功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教的传教士都非常感慨，说我们在这里搞了这么多年，却搞不过刚来的共产主义。

 

至于所谓的赢不赢呢——实际上任何世界观，当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当它有控制外部世界能力的时候，它本性上是必然要扩张的。比如太平天国，它的信仰是一定要扩张的，所以一开始虽然太平军很少，都是广西兵，但它会经常有些布道之类的活动来鼓舞士气，太平军和清兵不一样的就是它士气高昂，这是有一种宗教的维度在其中的。所以太平天国早期发展的很快，到后来也是政教合一。

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基督教开始也是政教合一，只是到后来才逐渐分离。而在伊斯兰国家，到现在它们都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任何世界观，当它成为意识形态，要把社会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的时候，它就必然要扩张。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保护信仰和你不一样的人的自由，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这就需要政教分离，否则就会造成教派冲突和思想压制，比如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当然文革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其实它和太平天国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也是一种一种极端主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对文革的做法提出了很多的纠正，并作出了反思。在文革时追求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对其他的世界观就要做出清除。所以有些人也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或许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因为五四的精神就是确立“科学”“民主”这些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绝对权威，批判和消除旧的的宗教和哲学的权威。

 

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空间，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双百方针”起码在学术上说还是很自由的。只有在文革那种极端的条件下，才可以说某一个世界观“赢”了，但即便是“赢”了也是悲剧性的。所以，就世界观来说，而不牵涉到政治的话，纯粹作为一种思想、理念来说，大家处于一种平等自由辩论的状态时，双方都是得到发展的。所以，如果说“赢”的话，可能说“共赢”也许更好一些。（掌声）

 

 

一、两百年在时间上是一个连续体。1840年后，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和现代化，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全方位地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在世界观（心智）的层面上也前所未有地受到了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先是有西教的冲击，接着是西学的冲击，这个过程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和深化。

 

两百年可以初分为三部分：晚清七十年（1840-1911）、民国三十八年（1911-1949）和共和国六十年（1949-2009），以及共和国未来三十年（2010-2040）即鸦片战争后二百年。各部分又可以根据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分成不同的小的阶段。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会影响到主流世界观的变迁。如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可以视为基督教本土化的尝试（本土化体现在其对民间宗教和儒教伦理、封建生活方式的吸收），以及对“偶像崇拜”的攻击，初步体现了基督教一神教排他主义的思维模式；1905年废除科举和1911年清帝逊位标志着儒家学统和政统的依次灭绝，传统的士被迫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民国宪法“宗教自由”条款使得基督教有了与本土宗教完全平等的传教自由，迎来了基督教在华的黄金时期；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其高潮是五四运动）标志着废除科举十来年后，以赴日和赴欧美的留学生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不再经由传教士而是跑到西方老家了解西方社会和思想，这引来了对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规模引进；1922年开始的“非基”运动即是由留学生“以西学制西教”的结果，而与此前传统儒士对基督教的抵制理由有所不同；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中马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弥赛亚主义世俗版（无神论版）的中马基要派对其余的世界观（传统的儒释道和基督教）展开了全面的、深入的批判和取代的努力；1978年改革开放后，对于文革展开了深入反思，基要派意识形态开始退缩，思想学术领域“双百方针”及宗教政策的落实，使得传统的世界观（儒释道）和基督教复归并出现兴盛的状态。尽管有种种政治上的转折和波折，但应该看到，这七大传统实际上都未曾完全灭绝过，也没有能完全地“一统江湖”，只不过在各个阶段各个世界观或隐或显罢了。

 

二、本土化。对于外来的世界观来说，它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和文化中，都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要顺利地、成功地被本地的人们所学习、吸收和消化，并能根据其文化、生活而有进一步的发展。基督教如此（传教策略），科学如此（科普手段），人文主义也如此。在这方面，中马做得最成功，毛成功地把马列本土化，变成了毛主义。

 

由于佛教在本土化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因此在这方面它成为基督教及西学学习的榜样。

 

三、世界观变迁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的存在处境和生活需要。在被动之中有主动。人们之所以选择这种世界观而不选另一世界观，是与其适用性有关。与古代相比，中国近代的最大问题就是面临着西方的侵扰，有“亡国”“亡种”“亡教”之虞。前面两个问题，清朝儒家制度无法解决，国民党三民主义无法解决，只有中马能够解决。但中马作为一种西方传来的世界观，在掌握政权后对于其他世界观作了清除（类似于基督教排他主义），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精神生态，引发了深层的信仰危机。当其自身由于种种失误而不再具有威信后，各种世界观就会提出替代品。随着对于“国家”和“政党”功能的现代化理解的深入，将来官方意识形态会进一步从社会撤退，中国将成为各个世界观争鸣的最后一块空地。

 

四、互动。各个世界观互相影响是免不了的。当一方变得基要时，另一方也往往变得基要。太平天国跟儒将（曾国藩等）如此，传教士跟佛教也如此。当儒家保守派很顽固时，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也便强硬。当某个世界观取得更多的人承认时，其余世界观多少都会作出调整。比如，在西方，随着近代科学、哲学的兴起，基督教内部出现了“现代派”，使其信仰不至于太“落后”于时代的文化共识。从杨文会到太虚，都越来越强调佛教与哲学、科学的一致（他们对唯识宗的喜好为其表现）。喜爱佛教的梁启超说佛教是“智信”而非“迷信”，也是因为要与“科学”一致。于是净土宗这样的宗派往往就被目为“迷信”，佛教中六道轮回之类的“奥秘”也被从哲学和科学方面得出解释。儒教在丧失其学统（1905年废除科举）和政统（1911年废除皇权）后，新儒家逐渐抛弃了传统儒家的等级制等不适合“民主”“科学”、“自由”的成份，而重新加以解释，连牟宗三也要以“一心开二门”“良知坎陷”的架构容纳儒家所没有的“民主”一说。但是何为科学，他们对于科学有何理解？许多人并没有科学的训练和素质，却抱持了科学主义的信念（如1920年代的实证主义），以之为旗，对于传统作了全盘的否定。

 

五、思维模式。有时两种世界观的内容是对立的，但它们的思维模式是相同的。比如，西方现代无神论者（如费尔巴哈）把基督教颠倒过来，把上帝作为人的形象（而非人是上帝的形象），把宗教当作鸦片，以无神论否定有神论，但其思维的模式跟基督教仍是一致的，就好比用同一个模子铸金币和铜币，虽然金和铜不一样，但是因为模子是一样的，因此其上的图案之类还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乌托邦主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是从基督教来的，马恩关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在模式上也跟基督教是很相似的。比如，基督教说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原先在伊甸园里，后来吃禁果沾染原罪沦落，将来一部分人要靠上帝的恩典升到天堂。马恩也说有个原始理想社会，后来因私有财产出现异化，最后要经过阶级斗争走向没有异化的理想社会。原罪、恩典、觉悟、选民、牧师、教主，二者基本上都有相应的对应物。尤其排他主义式的真理观，对于与之不符的世界的排斥，在基督教与中马基要派那里有很多的相似。在最早中国化的新教版本太平天国那里，我们会发现很多现象跟后来文革非常相似：对于其他偶像（“不正确的”世界观或异端邪说）的不宽容、攻击和毁灭；纯而又纯的信仰；以天国的极端信仰来指导“改造”此岸的行动；对于灵魂深处的干净（觉悟）的要求；大公无私等等。在坚持一元的、排他的真理观，反对和攻击“异教”“异端”上，太平天国和文革都保留了基督教的胎记，只不过太平天国是来自于新教（尽管太平天国本身被大多数传教士视为异端），而文革是来自于世俗版的弥赛亚主义思维模式。当然，确立自我身份、排斥异端异教，是任何一门世界观都要做的，但是以纯而又纯的形式、极端的排他主义表现出来的，在亚伯拉罕宗教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里要比东方宗教传统（印度和中国）突出得多。

 

在世界观冲突和互动的过程中，有些思想家对于思想模式有很敏锐的嗅觉。比如，康有为意识到，对抗来华基督教、保存儒教的最好方式是尽快地将儒教改造成基督教那样的国教，在教义、教主、圣经、组织形式、政教关系上都尽量吸取基督教的模式。在这个模子里他填上了跟基督教十分不同的材料。

 

六、历史情境与思想生态演化的相似性。历史常常会出现一些惊人的相似，这源于一些相似因素的聚合导致的相似的结果。比如，虔诚主义（纯而又纯的“XXX主义”，太平天国、基督教、中马）往往导致极端的排他主义和“破除偶像运动”（比较基督教、太平天国、文革、塔利班的相似性），当对“科学”的信奉变成一种崇拜时，也会导致非理性、不科学的行为。当从一种占主导的、控制性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时，历史情境和思想演化也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性。比如，“新文化运动”之百家争鸣的盛况与旧话语（儒家）的衰落（政治控制力失效）、新思潮的涌入、新旧思潮激荡有关，最近的改革开放新思潮也与原有话语衰落（文革后政治社会生活的松动）、新思潮涌入或重新涌入、儒释道传统复活、形形色色新旧思潮激荡有关，使得近三十年成为这二百年来“新文化运动”之后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放大了看，与日本明治维新后、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都有某种相似性。

 

七、目前仍在过渡时代，世界观呈现出“混合主义”的趋向。但几个主要的倾向还是清晰可辨的。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