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禅僧对《诗经》的讲传

作者：张永平（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八日乙巳

          耶稣2019年10月4日

日本五山文学，指镰仓至江户初期（公元12世纪末期至17世纪初期）由禅僧创作的汉诗文的总称。“五山”是五山禅僧活动的大本营，即镰仓、室町幕府仿照南宋创设的“镰仓五山”（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京都五山”（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及南禅寺十一座寺院。在日本《诗经》传播史上，五山禅僧上承奈良平安公家，下启江户儒家，在日本诗经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在禅学、文学互融之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日本中世（1192—1603），皇权衰落，武士兴起，朝廷、幕府政权并立，公家虽历史显赫，但日渐式微，武家因掌握兵权而风生水起。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寺家作为横亘于公家、武家之间的特殊群体，因镇护国家、武禅同修得到幕府支持，在兵荒马乱、战火频仍的中世，坚守五山，承担起传播文学、传承知识的重任。

禅宗是“一花开五叶”，中国有临济、云门、沩仰、曹洞、法眼五个派别，传入日本之后也衍生出诸多流派，不过，五山文学以临济宗为独尊。汉诗文的创作，临济宗五山禅僧占据了半壁江山。400余年间，五山文学英才辈出，《五山文学全集》《五山文学新集》中，禅僧达669人之多。其中不乏大陆赴日僧，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弘法东瀛；本国僧众又有入宋、入元僧，知名者如雪村友梅、天岸惠洪，求法开宗。入宋僧为数甚众，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仅南宋时期可考来华日僧已达109人。正是如此数量众多、高产的禅僧，才造就了日本汉文学的又一黄金时代。五山禅僧热爱中国文化，通过与文人、史家、明经与纪传博士等的交游，或依寺院讲禅说理，或隐于山林修行，或诗禅唱酬寄赠，或感怀咏物作文，或游览纪行纪事，学习、传播、创作汉诗，成为中世《诗经》传播的主力。

五山宗禅僧渡宋，或渡元，或渡明，在向佛求法的同时，也将《诗经》等儒家典籍的注本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正如铃木大拙在《禅与儒教在日本》一书中所言，“为了学禅而前往中国的日本僧也如此，他们的行囊，除了禅典之外，全被儒道两教的书籍所填满”。荣西于1168、1187年两次入宋，带回天台章疏六十卷及各种典籍，结识朱子门人钟唐杰等人，有可能已经了解到朱子诗学的思想。俊芿留宋十二年，与吕祖谦门人楼昉、陆九渊心学思想传人杨简交往过密。吕祖谦诗经学，既守《毛序》，又倡大义，主张解诗以情体之，以义理之，以平易观之。陆九渊治诗“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重视经典的实践性。楼昉、杨简践履师门解诗传统，是诗经宋学的重要流派。1211年，俊芿返日之际，除佛典之外，还带回儒道经典二百五十六卷。圆尔入宋六年，师从临济宗杨岐派高僧无准师范，归国之际带回《吕氏家塾读诗记》、《毛诗注疏》、《毛诗句解》、《易集解》、《春秋解》、晦庵《大学》、晦庵《中庸或问》、《晦庵集注孟子》，携来书籍中已不乏宋学代表成果。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宋学新解，在日本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花园天皇宸记》记载的1324年3月至12月开展的6次读书活动中，花园天皇《论语抄》已参考了朱熹为代表的宋学注解。岐阳方秀为朱熹注《四书》加以和训，并于1603年对明朝舶来的《诗集传》注解并讲学。应仁之乱，促进人员的大规模流动，《诗集传》也由京都、镰仓传播到地方。如道向足利学校寄赠了《诗集传》，加速了诗经宋学在中世这所儒学重镇的传播。

五山禅僧，内外群书，皆有涉猎，视外典甚至更重于内典。外典之中，《诗经》无疑是重要的学习材料。海藏和尚虎关师炼八岁参禅修行，十七学习《文选》、易学。在《虎关和尚纸衣誊》一书中，他强调为学者应先精一书，外典首推《诗经》《尚书》《孟子》等。在学习顺序上，一部研熟之后方可博览。南北朝时期蒙学教科书《异制庭训往来》强调，内典如实，外典如花，花实相兼方可尽美也。花后才能结实，所以外典学习更在内典之前。在该书之中，《毛诗》被推为十三经、诸子、史书之首，足见《诗经》重要。五山弟子学习外典热情之高令人惊叹。义堂周信曾责令弟子誓断俗书，不然将焚之于中庭，但弟子们依然不坐禅不看经，唯驰骋外典，学《诗》热情似火，以竞辞章、赋丽句为能事。据《虎关和尚纸衣誊》记载，“夫《毛诗》《尚书》《周易》《论语》等皆有本点，而各其一途，体时易读”。可见，五山禅僧学习、传播《诗经》，已经使用了加入训点的版本。这种训点版通俗易懂，助推了外书学习的新热潮，促进了《诗经》的普及。

五山禅僧个个是诗文好手，又各具特色，禅儒兼修，既孜孜不倦地从以《诗经》为代表的典籍中汲取文学营养，又有修业向禅的追求。因此，儒学、禅学成为五山汉诗表、里两端，引诗用诗之中禅中有儒、儒中有禅，充满生活的写意。在具体引诗方面，征引《诗经》，涉及取语、取意、取向、取理四方面的用途。

取语，即径引字词，增添诗歌修饰之美。中严圆月在《东海一沤集》《中严圆月集》中引《诗》11次。《田中寺书所见》诗：“负郭云连二顷秋，田中寺静客怀幽。闲乘凉免步莎砌，无限螽斯跃出头”。“螽斯”，《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传》云：“螽斯，蚣蝑也。诜诜，众多也。”外城上空，祥云连绵如山，寺内清凉幽静。乘凉走过草地，惊起蟋蟀一片。“螽斯诜诜”与“无限螽斯”，中严圆月直用本义，以《诗经》韵致的古朴诗风写出了淡雅之情、田野之趣。

取意，即妙用《诗经》典故，推陈出新。雪村友梅，名作《岷峨集》以诗会禅，言言契理，句句脱俗。集中引《诗》15处。如《三韵寄朴庵》“伐木丁丁诗六首”，“伐木丁丁”典出《小雅·伐木》。《毛序》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伐木》中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句，表达广结良朋的诉求。“伐木丁丁诗六首”一句，意指用六首诗来表达对好友朴庵的深情厚谊。中严圆月《古诗·和祖东传二首其一》云：“西方有美人，德音远叹嗟。想立东篱下，三嚥采其花。”“西方有美人”典出《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圆月诗中则将《诗经》原意的“周室贤者”化作远方大彻大悟的贤者，他身处远方，英俊孔武，德音高远，适意淡然，自由旷达的生活令人羡慕。

取象，即引用《诗经》中的物象，表达情怀。如《诗经》中黄莺出谷与期待春天、桃夭与春意盎然、蝉声与秋悲、蟋蟀与报秋、鹿鸣与求友、大雁与“相思”或“思乡”，便是风物与物候、意象的常见结合。如义堂周信《寄友二首其二》：“蟋蟀深秋雨，蒹葭昨夜霜。何时红叶句，乞我碧云房。”“蟋蟀”取象于《唐风·蟋蟀》，蟋蟀即是秋天的表征，旨在感慨岁月易逝；“蒹葭”取象于《秦风·蒹葭》，化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句，言秋思。

取理，即借用诗经学的大序、小序的文学理念及诗经学体系的文学观，来为自己的文学理念鼓与呼。如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力主“诗以言志为贵”，假借“诗言志”的传统来申述作诗应表达“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的主张。

五山禅僧，清苦修禅，笃志文学，以一份“讲《易》论《诗》随分有”的潇洒，诗意地栖居在日本中世山林，续写着《诗经》讲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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