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类宪法

作者：金刚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十三日庚戌

          耶稣2019年11月9日

英国无成文宪法，却不乏宪法精神（老友夏彦才翻译白芝浩《英国宪法》指的就是宪法精神）。犹如吾土，虽无成文宪法，但却不乏宪法精神，至与英国一样，也多以往日经验行宪法之实，如“祖宗法”，如“誓碑”等。

民法中，也多重判例，如大宋“敕令集”等。

比况西哲，中土无宪法，但不乏宪法精神，也即限制君权的种种努力。历史上考察，传统在文明时期，对君权至少存在七种限制。

第一是天道命令。君权“受命于天”，以此讲述君权在“天道”之下，这就限制了君权成为神权、走向“政教合一”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的君权极少通往神权的案例，这是一道铁门限，也从信仰方向，赋予了中国传统君权的文明而非野蛮性质。

“受命于天”，是世界性经典文明话语。

久负盛名的英国宪法性文本《自由大宪章》，第一句话就是：John，by the grace of God，这位约翰，英格兰国王兼爱尔兰宗主，就认为他的权力恩典来自于上帝。通常，by the grace of God这句话即翻译为“受命于天”。

事实上，美利坚的《独立宣言》虽然将主题指称由君王替换为人民，但《宣言》所引入的“超验维度”仍然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且认为人的权利（不是权力）乃是“造物”所赋予。

更早于《独立宣言》1百多年，奠定了“美国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那是百多位来自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在上岸之前为了寻求约束与自治，起草的宣誓文本。它也同样引入了“上帝”这个超验主体。《公约》的第一句话就说：In the name of God。通常，这句话被翻译为“以上帝的名义”。

世界范围内，自诩“受命于天”“天赋人权”“以上帝的名义”，开始讲述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文本，很多。这类讲述，就是“政治文明”。

理解人间秩序的“超验性”前置，需要一点植根于人类心底，也即植根于“集体无意识”的冲动。抱持一点敬畏之心，抱持一点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感觉，甚至不必一定是多么深刻的认知，对这种“超验性”的肯认也会获得趋近它而不是背弃它的——能力。真诚说：谦卑，敬畏，对超验的肯认，是一种能力。在“无法无天”流行长久的时空，一些人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

讨论所谓“受命于天”，在“无神论”盛行的时区，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第二是圣贤精神。君王从太子时即接受经筵教育，学习圣贤理念、浸染圣贤精神。“从道不从君”，不仅是君王的自励，也是臣下的信条。

第三是台谏监督。御史台与谏院合流后，朝中臣辅几乎人人可以有谏诤、批评权利，皇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制约，汉代之后，臣下甚至有“风闻奏事”的权利。

第四是驳回制度。翰林承旨按照君主意志拟定的内部批文或正式圣旨，都需要中书部门审定，不合程式或不合义理、法规，给事中有权驳回重拟。

第五是言事记录。君主日常言行，具有记录，将来这些记录文字要交给史馆，作为“修实录”的重要依据。君主重名，重史，这一条制约最为严肃。历史，几乎是历代帝王都感到惧怕的“类信仰”力量。

第六是舆论监督。在政治清明时期，民间各类清议也即自由臧否朝政和时政的权利是得到鼓励和展开的。由两汉发其端的“清议”直接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采风”“乡校”的讽喻、批评传统，成为传统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断的舆论来源。当然存在着“弥谤”“禁言”之类的恶习，但直到清末，中国事实上是不缺乏舆论批评传统的。

第七是祖宗之法。历代王朝有作为的开国君主，往往都有“祖训”留给后人。这类“祖训”大多贴近圣贤精神，很多条例在事实上是在限制君王作恶的可能性，从修身到智略，祖训都给出了“判例”性质“指示”，要求后来的继承者循此处理政务。这个“限权”与“孝道”有着根本上的联系。所谓“孝道”在君王那里是一种通往理性限权的伦理精神。《孝经》已经意味深长地指出了这种“中国类宪法模型”。

这一切，都是儒学推演的结果。从孔夫子开始，就主张“将最高权力关进笼子”，典型的说法就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论语•季氏》）孔子、儒学、圣贤精神，无人主张君主可以胡作非为。那种污名化传统，认为儒学“是统治阶级工具”诸如此类的说法，是一种政治性栽赃。

传统没有宪法，但是存在者“类宪法”；是“宪法”的先声。

儒学之大义可于此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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