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探寻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举办学术委员聘任仪式暨“以历史发展社会科学”座谈会

来源：“历史政治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十三日庚戌

          耶稣2019年11月9日

在世界政治局势与社会科学理论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的政治学范式，既是解释中国古今政治变革的迫切需求，也是对世界政治学学科的重大挑战。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发展历史政治学这条新的却并不陌生的研究路径，也获得了学界的积极回应。

2019年11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聘任仪式暨“以历史发展社会科学”座谈会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408报告厅召开。作为中心的学术委员，与会学者们都认为，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并就历史政治学的研究纲领和重大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为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展望和反思。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杨光斌教授开场致辞。杨光斌教授首先欢迎了各位学者的到来，并感谢学者们对于历史政治学的支持。回顾世界政治学走过的一百多年，杨光斌教授指出，改革开放前后在中国分别流行过苏联的阶级政治学和美国的个体政治学，虽然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历史政治学不仅是认识论、方法论，更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门类，这无疑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出路。

在接下来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聘任仪式中，杨光斌教授向学术委员授于证书并合影。到场的学术委员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徐勇教授、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朱云汉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贝淡宁（Daniel Bell）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学术委员会还有三位学术委员因故未到场，分别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张国刚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俞可平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他们的聘任仪式将在后续的学术活动中进行。

聘任仪式结束后，会议进入第一节：“历史政治学的研究纲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姚中秋教授主持发言。

赵鼎新教授以《时间、时间性和历史社会学》为题做开场发言。他认为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是一件大事，但接下来他以中国历史社会学很受追捧却成果有限的现状为例，告诫历史政治学研究不要“一哄而上”，而要有方法反思。历史学方法在时间维度上探寻因果关系，社会学和政治学方法在结构维度上考察因果关系，但两者都有不足之处。长远来看，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应具备历史视角。而当代政治学由于有应用导向，常常既缺乏结构视角、又缺乏时间视角的自变量。这导致政治学研究根底不牢，极易被西方理论潮流或者当代对策问题带走。历史政治学引入了时间视角，但应该进一步反思西方四种不同的时间观：循环时间、进化时间、退化时间和多元时间，甚至发展中国独有的道家时间观。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构建历程，绝对不是“线性进步”或者“循环停滞”那么简单。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未来的政治学研究是基础性的。

徐勇教授接续赵鼎新教授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历史政治学是以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其学科本体和主体性不是历史学，而是政治学。徐勇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研究政治学》，从四个层面详细阐述了以政治学为本体的研究目标：识别可界定的政治学维度、提出可标识的政治学命题、形成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发展可整合的政治学范式。如果不能做到这四点，就只能算是“摆事实”，而非“讲道理”。他举例说到，以往中国学者研究“信访”，美国学者研究“抗议”，结果双方互相听不懂，更难以在理论上对话。但如果把用语换成“政治参与”这种可通约的概念和命题，中国的历史经验就能够转换成普遍性的政治学知识。

随后，朱云汉教授以《历史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为题聚焦于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他谈到，我们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阶段，这不仅意味着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剧变，更意味着我们所使用的社会科学知识坐标开始消失或者变化。20世纪美国化的主流社会科学，其背后的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但在其主导之下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偏离现实，只关注既定政治结构下的小参数变化。最近二十年兴起的批判实存论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做了彻底的反思，它提醒我们：要关注更高层次的结构而不仅仅是个体、要追求背后的因果解释而不仅仅是经验性规律、要超越天真的否证主义、要改用有条件的自然主义等等。这种全新的视角能让我们包容非西方经验，来面对这个时代的理论挑战。

会议的第二节主题为：“历史政治学的重大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政治学系主任王续添教授主持发言。

首先由景跃进教授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维度》。他归纳道，西方在中国政治学界有过三种形象：印象中的理想形象、可赶超的对象、反思比较的对象。这也刚好对应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而历史政治学正是第三阶段的自然产物。这个阶段要求我们回答两个基本议题：首先，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事实与现代性自由民主的价值诉求之间如何平衡？其次，中国与西方不同经验建构起来的不同理论之间能不能有一个沟通桥梁？例如西方流行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当年人大在起草《公务员法》时仍然受这个理论影响，但是中国的经验事实却是“党管干部”，公务员没有与政务官二分。在这样的框架下如何推进行政干部的专业化，就只能采取党员专业化、党的干部高学历化的方式去完成。因此，不同的经验世界可能在处理相同的专业分工问题，这种“同”与“不同”都是历史政治学的重要话题。

随后，由加拿大、英国辗转来中国研究政治理论的贝淡宁教授，以《怎么衡量中国的政治进步？为什么贤能政治是合适的标准？》为题带来了历史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例。他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中得出的理论经验其实对西方也有对话的可能，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就是一个贤能政治的设想。贤能政治之所以能解释历史，他给出了如下理由：其一，必须考虑国家的规模，小国可以施行直接民主而大国必须有层次性；其二，必须考虑国家的历史遗产，例如对古代中国贡献巨大的科举制度；其三，必须考虑“贤”与“能”的平衡，选拔既要看能力也要看道德廉洁；最后，必须考虑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不能只考虑当前代际的选举偏好。这几点不仅仅是研究贤能政治的理由，也是对思考其他历史问题有意义的理论预设。

最后发言的是与会委员中专耕于历史学领域的杨念群教授，他的题目是《重估“正统论”是建立中国历史政治学的起点》。他首先提到，当代中国有强大的“文化”却未必有“文明”，因为缺乏传播文化的软实力。在政治上同样如此，过于强调具体的“国家治理”却缺乏根本的“统治”理论。回顾深厚的历史经验，所谓的“统”恰恰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根本依据：在理想状况下，皇帝代表一个提供合法性的“统”，而宰相和官僚负责具体的治理技术。如果没有居于上位的合法性，治理就会变成对社会稳定或者经济数字的盲目追求。“统”和“治”这一对政治关系不仅对解释历史很重要，也为思考当下提供了更深刻的视角。

两节发言之后都分别设有自由讨论环节，现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既有学术委员之间的理论和方法交锋，也有学术委员对其他到场师生问题的解答。不同学科专家对历史政治学的不同理解和展望，在开放、平等的对话氛围中深入展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锋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秘书长黄晨老师等也参与了会议。

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姚中秋教授对未来的学术活动做了简要的展望。中心希望以学术委员的深厚学养为引，打造一个各高校之间的学术共同体，组织历史政治学年会来逐年讨论大家公认的重大议题。总之，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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