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

作者：曾亦[①]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十五日壬子

          耶稣2019年11月11日

【摘要】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不然，而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可见，朱子理学虽为程颐之嫡传，至其论《春秋》，则于传承程颐《春秋》学的胡安国，多有批评。不过，朱子虽不擅《春秋》，犹颇有议论《春秋》的文字，故因其理学上的尊崇地位，遂使其《春秋》议论对后世影响亦不小，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学。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安国《春秋传》，或宗朱子，形成两派完全不同的《春秋》学脉络。近代以来，学界素以程颐、朱子为理学大宗，然就《春秋》学而论，则程、朱之持论全然相反，盖程子以《春秋》为经，而朱子多视《春秋》为史也。

【关键词】程颐、朱子、春秋、胡安国、经史

朱子学宗二程，以居敬穷理、格物致知为要，可谓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然朱子遍解诸经，而独于《春秋》无所撰述。其先，胡安国治《春秋》，本于伊川，而尚“一字褒贬”之书法，然朱子颇不谓然，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朱子又不信条例，故于三传中独重《左传》，而纯以记事之书视《春秋》。盖朱子于理学虽为伊川之嫡传，至于《春秋》，则似不甚慊于伊川，尤其于颇传伊川《春秋》学之胡安国，实多有批评。

朱子本不擅《春秋》，犹颇有论《春秋》之说者，故以其理学之地位，而致其《春秋》学说对后世影响亦不小，遂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学。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传》，或宗朱子。世之治宋学者，素以伊川、朱子为理学大宗，然就《春秋》学而论，则以《胡传》出于伊川之故，则程、朱《春秋》学之持论正相反也。正因如此，程、朱《春秋》说之影响，较诸其理学之弥盖天下，几不稍逊焉。

一、从程颐到胡安国

程子极推崇《春秋》，尝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1]著有《春秋传》一卷，以传于世。其书颇阙略，襄、昭后尤然。[②]又有自序，殆作于崇宁二年，时伊川已七十一年矣，逾四年而殁，可谓晚年之论也。

程子治《春秋》，欲求圣人之意而已。其《春秋传》自序云：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乎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2]

伊川谓《春秋》有经、史之分，盖孔子因其道不行于天下，故因《春秋》而立“百王不易之大法”，此即《春秋》大义也；至于褒贬当世之事，则史家之所为，非圣人之事焉。故刘永之曰：“程子之《传》，有舍乎褒贬予夺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3]可见，程子不以褒贬视《春秋》也。

然《春秋》又有微辞隐义，及时措从宜者，虽为难知，然圣人之用心，正由此可见也。是以学《春秋》者，当有以造之也。且宋人治学，莫不崇尚三代，而观伊川之序，其为《春秋传》，亦欲因以明圣人之志，期以复三代之旧焉。

程子治《春秋》，亦“舍传求经”一路，盖皆先列经文，而以己意断之于下，至于三传及旧师之说，绝不征引也。隐元年，春，王正月。程子曰：

书“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义，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平王之时，王道绝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隐不书即位，明大法于始也。诸侯之立，必由王命，隐公自立，故不书即位，不与其为君也。法既立矣，诸公或书或不书，义各不同。既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继世者，则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继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书即位，不正其始也，庄、闵、僖是也。桓、宣、定之书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贼之立，定为逐君者所立，皆无王无君，何命之受？故书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则又有间矣。[4]

程子说“即位”之例，可谓极精，然似无旧说依傍也。程子又谓“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则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盖有本焉。

宋人说《春秋》，多尚尊王之旨，程子亦然。隐二年，九月，纪履繻来逆女。程子曰：

先儒皆谓诸侯当亲迎。亲迎者，迎于所馆，故有亲御授绥之礼，岂有委宗庙社稷，远适他国以逆妇者乎？非惟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诗》称文王亲迎于渭，未守出疆也。[5]

三传俱谓诸侯以下得亲迎，唯于天子亲迎有异同耳。然程子以为，卿大夫犹不亲迎，况天子、诸侯乎？亲迎者，不过迎于妇所馆而已，非迎于妇家也。程子盖以亲迎礼有违尊王之旨也。

又，隐七年，齐侯使其弟来聘。程子曰：

凡不称公子而称弟者，或责失兄弟之义，或罪其以弟之爱而宠任之过。《左氏》、《公羊传》皆曰年，齐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说，盖缘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盖谓嫡尔，非以同母为加亲也。若以同母为加亲，是不知人理，近于禽道也。天下不明斯义也久矣。[6]

《公羊》谓孔子尚质，故有“母弟”之说，然程子驳之，以为“不知人理，近于禽道也”。[③]

程子自言体贴出“天理”二字，故其说《春秋》，好以“天理”指斥当世之失。如桓七年，“穀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程子谓“臣而弑君，天理灭矣，宜天下所不容也”；文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程子谓“天子成妾母为夫人，乱伦之甚，失天理矣”。程子又语学者云：“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7]可见，程子治《春秋》，亦理学之知人论事耳，其不尚颛门可知。

朱子论程子《春秋》学云：“伊川《春秋传》中，间有难理会处，亦不为决然之论也。”朱子理学虽宗程颐，然于其《春秋》学，似未甚推崇也。元李廉谓程子“始以广大精微之学发明奥义，真有以得笔削之心，而深有取于啖、赵，良有以也”[8]，则以程子之学颇得于啖、赵也。明胡居仁谓“作《春秋传》者不少，惟程子发明得到”。[9]近人甘鹏云谓“伊川为《春秋传》，世多称之，遂为高闶所本，刘绚、罗从彦皆传其学”[10]，此为伊川《春秋》学之流裔也。

就道学之流传而言，湖湘学派出于大程子明道先生，然就《春秋》学而言，则实出于小程子伊川先生。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入太学，以程颐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为师。哲学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授太学博士，提举荆湖南路学事。崇宁四年（1105），蔡京恶其不为己用，遂诬以举人不善，竟因除名。后屡称疾不仕，读书于衡山紫盖峰下，潜心研究《春秋》。安国自少留意《春秋》，每曰：“先圣亲手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始由此乎！”[11]又惩于王安石废《春秋》，于是潜心刻意，备征先儒，虽一义之当，片言之善，靡不采入。安国治《春秋》，研穷玩索者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春秋》，喟然叹曰：“此传心要典也。推明克己修德之方，所以尊君父、讨乱贼，存天理、正人心者，必再书屡书，恳恳致详。于是圣人宏规大用，较然明著。”[12]可见，安国以《春秋》与心性之学实相通也。

安国每以《春秋》大义讲论时事。建炎三年，苗、刘为变，高宗被迫退位，朱胜非时为宰执，而依违周旋其间。后高宗复辟，胜非引咎去职。绍兴间，朝廷欲用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据《宋史》本传，时安国引《春秋》义以论胜非“失节”。盖《公羊》许祭仲行权，历来颇受后儒讥弹，而胜非虽于高宗复辟或有功焉，然毕竟有废置君父之嫌，迹类祭仲，是以胡氏论《公羊》义之非，欲以黜胜非也。盖后世以尊王为第一义，实未有人臣能如祭仲行权者。

然胜非遂相，而安国竟辞归矣。其后，又诏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屡称其善，谓“深得圣人之意，非诸儒所及也”。时朝臣颇有论安国“学术颇僻”者，然帝念安国训经纳谏之忠，特除宝文阁直学士。卒，谥文定。

安国尝自谓其学多得于伊川书，其于程颐，盖私淑弟子也。高宗时，尝有谏官诋康侯为“假托程颐之学者”，而安国亦直承不讳。其后，全谢山称安国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高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13]可见安国学术与二程渊源之深也。

安国之学，颇宗程颐也。安国尝论其与程门高弟杨时之不同，曰：“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14]元李廉《春秋诸传会通》自序谓《胡传》“事案《左氏》，义取《公》、《穀》之精，大纲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15]，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自序亦云：“至于程，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旨了然若示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著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16]不独安国本人，世人俱以安国《春秋》学出于程颐也。然据胡寅《先公行状》，安国自少即治《春秋》，徽宗政和六年（1116），“初得伊川先生所作传，其间大义十余条，若合符节。公益自信”[17]，则安国治《春秋》甚早，非尽得于程颐也。

安国于诸经中，尤推崇《春秋》，以为“史外传心之要典”。[18]其治《春秋》，亦啖、赵一脉，盖以兼衷三传为大旨也。安国尝自谓其书云：

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穀梁》词辩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词以义为主，则当习《公》、《穀》。……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9]

《春秋通旨》亦载其语云：“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20]又云：

《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经史，叙事尤详，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其有功于《春秋》为多。《公》、《穀》释经，其义皆密，如卫州吁以称人为讨贼之辞也、公薨不地故也、不书葬贼不讨以罪下也，若此之类，深得圣人诛乱臣、讨贼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绪，非曲说所能及也。啖、赵谓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损益，转相传授，侵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21]

后世论胡氏书，多有论及此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3云：“安国师程颐，其传《春秋》，事按《左氏》，义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尧夫、程明道、张横渠、程正叔之说，以润色之。”[22]汪泽民《春秋胡传纂疏》原序云：“《左氏》考事精，闇于大义，《公》、《穀》疏于考事，义则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长，而断之以理，汉唐诸儒奥论，盖深有取，间若有未底于尽善者，岂犹俟于后之人欤？”[23]刘宪《重刻春秋胡传序》云：“惟《胡氏传》事按《左氏》，义择《公》、《穀》，大纲本孟子，微词则证程氏，视诸说为备。”[24]

可见，安国《春秋传》不仅折衷三传，至其微旨，则以程颐说证之也。安国曰：

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说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所传，……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25]

程子说《春秋》，多简略未尽，安国盖欲伸程子说也。

且安国之书，又多常假《春秋》经说以论时事。其《与杨时书》云：

按《春秋》鞌之战，齐师败绩，遣国佐致赂请盟。晋郄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向亩。国佐震怒，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郄克惧，反与之盟而不敢复也。故圣人特书曰“及国佐盟”，以明国佐一怒，折伏郄克，示天下后世忠臣义士以克敌制胜在于曲直，不以强弱分胜负也。金人陵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郄克之于齐。四镇、三关倘皆割弃，岂特尽东其亩已乎！而城下结盟，亲王出质，不竞甚矣！……按《春秋》灭梁者，秦也。圣人不书“秦灭”，而书“梁亡”者，不能守在四邻而沟公宫，亡其自致也。今勤王大众不以击敌，而以治城池。金帛用物不以募战士，而以赂敌国。堂堂大宋，万里幅陨，奚至陵藉如此其甚哉！[26]

凡此，皆见安国之《春秋传》实有为而作也。后人颇有见及此者，元吴莱曰：

当胡氏传《春秋》时，光尧南渡，父仇未报，国步日蹙。将相大臣去战主和，寖忘东京宫阙、西京陵寝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说，进之经筵，且见内夏外夷若是之严，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听，则长淮不至于自画，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后世学《春秋》之通论也。然而，胡氏传文大概本诸程氏。[27]

故《四部全书总目》云：“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28]朱子《语类》谓“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29]，殆亦谓也。

安国谓《春秋》为“史外传心之要典”，此说实本诸王接、赵匡区别经、史之一贯意见，又有宋人千载之下求圣心于遗经之基本立场。盖安国之学术实有两方面渊源；一则上承二程之统，下启湖湘心性之学；一则祖啖助、赵匡之绪余，而为《春秋》新论。此两种渊源，于其《春秋传》中俱有体现。如孟子、汉人谓《春秋》之大义在诛讨乱臣贼子，而《胡传》序云：

周道衰微，干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30]

两宋道学专在心性上用功，安国乃引以论《春秋》之外王事业，以为其旨不过“存天理，灭人欲”而已。可见，安国治《春秋》，毕竟有不同于孙复、刘敞者，盖其尚用宋人义理以解经也。

安国之《春秋传》，后来成为科举考试之定本。考《元史·选举志》，延佑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传》。《胡传》之立于学官，盖自此始也。明袭其制，增张洽《春秋集注》，然洽书寖微。永乐中，胡广《春秋大全》出，专主《胡传》，自此《胡传》遂独行矣。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云：

明初定科举之制，大抵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撷其精粹，已足以综括原书。[31]

可见，元、明两朝科考以安国《春秋传》为主，盖重其与二程之渊源，而安国之地位亦日显。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赠太师，追封为楚国公。明正统二年（1437），从祀孔子庙庭。成化三年（1467），追封为建宁伯。嘉靖九年（1530），改称先儒胡子。然自清康熙以后，科考渐弃《胡传》，而学者对《胡传》之批评亦渐成习尚，遂致《胡传》之废矣。

二、从朱熹到张洽

朱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且遍解诸经，然独于《春秋》无撰述。对此，朱子曰：

《春秋》之说，向日亦尝有意，而病于经文之大略，诸说之太烦，且其前后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为必通之计，而姑少缓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读也。[32]

虽然，朱子颇有论《春秋》之说者，对后世影响亦大，南宋以后，遂形成宗朱子一派《春秋》学。

此外，朱子又有《资治通鉴纲目》，凡五十九卷。是书之“纲”仿《春秋》，“目”仿《左传》，盖“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也。然朱子生前未能定稿，由其弟子赵师渊续成。朱子说《春秋》，以为“直书其事，善恶自见”，然至其《纲目》，则严分正闰，明辨纲常，颇事褒贬之法。可见，朱子视《春秋》为史，而以经自视其《纲目》也，则其虽不解《春秋》，实以《春秋》自拟矣。[④]

张洽（1161-1237），字符德，清江人。宁宗嘉定元年（1208），登进士第。尝为白鹿书院长，官至著作佐郎，谥文宪。洽少颖异，从朱子学。洽自少用力于敬，以“主一”名斋，朱子嘉其笃志，“望以永斯道之传”也。朱子尝报洽书，自谓“《春秋》某所未学，不敢强为之说”[33]，则洽之治《春秋》，盖承朱子之志也。其书有《春秋集传》二十六卷[⑤]，《春秋集注》十一卷并《纲领》一卷、《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录》二卷。除《集注》外，《经义考》、《四库提要》均谓佚，然阮元得延佑元年临江路学《集传》刻本十九卷进呈，唯阙十八至二十、二十三至二十六等七卷耳。此外，《宋史·道学传》谓洽尚有《左氏蒙求》。

理宗端平元年（1234），朝廷知洽家居著书，宣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赍纸札誊写以进，即《春秋集传》、《集注》与《地理沿革表》三书也。据洽《进书状》云：

窃以为《春秋》一书，圣笔作刊，皆因时君之行事，断以是非之公，示之万世，而生人之大伦、致治之大法，所赖以不泯者也。尝从师友传习讲论，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攻核研究，会其异同，而参其中否。积年既久，似有得于毫发之益。过不自度，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于每事之左，以为之传，名曰《春秋集传》。[34]

此自言其《春秋集传》之旨也。又曰：

既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义，诠次其说，以为《集注》。而间有一得之愚，则亦窃自附于诸贤之说之后。虽生平心思萃在此书，然智识昏耗，学殖弗深，岂敢自谓尽得圣人笔削之大指！……间当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来，仅能整次《集注》之书，粗成编次。[35]

可见，其《春秋集注》则仿朱子《论孟集注》，且自以为“生平心思萃在此书”，故于诸书中，唯于《集注》多所用力也。

又据其曾孙庭坚《后序》，三书初付秘阁，其后，《集注》得刊郡庠，至景定元年（1260）毁焉。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仅刻成《集注》三卷，而《集传》则文字差讹不可读，《地理》亦未成。仁宗延佑元年（1314），诏兴科举，而《集传》藉此而得庭坚校正补刊，始为全书。七年，《集注》得刊成。[36]

洽之《春秋》学，盖宗朱子也。胡安国有“夏时冠周月”之说，而《朱子语类》深驳之，是以《春秋集注》释“春王正月”云：

此所谓春乃建子月，冬至，阳气萌生在三统，曰天统，盖天统以气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为春。

其说显与胡氏说枘凿不入，盖发挥朱子说也，故陆元辅曰：“即‘春王正月’解观之，本朱子之说，而以改月改时为正，胜于康侯‘夏时冠周月’之义多矣。”[37]

洽又论三传得失云：

《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诸史，叙事尤详，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其有功于《春秋》为多；《公》、《穀》释经，其义皆密，……深得圣人诛乱臣、讨贼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绪，非曲说所能及也。啖、赵谓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误。其言信矣！然则学者于三传，忽焉而不习，则无以知经；习焉而不察，择焉而不精，则《春秋》之弘意大旨，简易明白者，汩于僻说，愈晦而不显矣。[38]

可见，洽以经史区别《公》、《穀》与《左氏》，可谓中唐以来《春秋》学之主流也。

明太祖洪武初，分五经、四书于学官，传注多宗朱子，惟《易》兼用程、朱说，《春秋》则胡氏《传》与张氏《注》并存，盖《胡传》出于程子，张《注》则出于朱子也。纳兰性德颇是张《注》，曰：“余诵其书，集诸家之长，而折衷归于至当，无胡氏牵合之弊，允宜颁之学官者也。”[39]然至成祖永乐间，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剽袭汪克宽《纂疏》，其说专主《胡传》，科场用为程序，洽书遂废不行矣。[⑥]

三、朱熹对胡安国《春秋传》之批评

朱熹虽于理学为伊川之嫡传，至于《春秋》，则似不甚慊于伊川，故于宗伊川《春秋传》之胡安国，实颇有批评。其初，胡安国作《春秋传》，至再传弟子张栻（号南轩），已颇有异议。而朱子编《南轩集》，乃存而不删，可见朱子实以栻说为然也。

1.一字褒贬与《春秋》书法

后儒谓胡安国尊信《公》、《穀》，如梁寅谓其“信《公》、《穀》之过，求褒贬之详，未免蹈先儒之谬，此胡康侯之失也”[40]，何乔新亦论其“所失者，信《公》、《穀》太过，求褒贬太详，多非本旨”。[41]是以安国主一字褒贬说，盖袭《公》、《穀》之例也，故皮锡瑞谓其“一字褒贬本《公》、《穀》，皆不得谓其非”。[42]

隐七年，齐侯使其弟来聘。安国曰：

兄弟，先公之子，不称“公子”，贬也。书“盟”、书“帅师”而称兄弟者，罪其有宠爱之私。书“出奔”、书“归”而称兄弟者，责其薄友恭之义。考于事，而《春秋》之情可见矣。年者，齐僖公母弟也。程氏谓：“先儒说母弟者，盖缘礼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盖为嫡耳，非以为加亲也。此义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宠爱异于他弟，施及其子，犹与嫡等，而襄公绌之，遂成篡弑之祸。故圣人于年来聘，特变文书“弟”，以示贬焉。[43]

案《公》、《穀》俱据“年”字以明义，然伊川则颇讥《公羊》亲亲之论，以为“不知人理，近于禽兽”，安国稍袭其说，以为《春秋》书“弟”，盖贬僖公不当宠异母弟也。据此，伊川、安国皆以《春秋》有一字褒贬之法也。

又，桓十有一年，秋，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安国曰：

祭仲，郑相也，见执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称字，非贤之也，乃尊王命贵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责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为诸侯相，而执其政柄，事权重矣，固将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荣之位也。今乃至于见执，废绌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责之深，祭仲无所逃其罪矣。[44]

案，三传俱据“仲”字以褒贬祭仲也。《公羊》以“仲”为字，故褒祭仲行权；《左氏》、《穀梁》则以“仲”为名，故贬祭仲逐君立恶之非也。安国虽以“仲”为字，然不以为贤，反责其为命大夫而罪深恶重也。

又，隐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安国曰：

盖国史一官之守，《春秋》万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书“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隐避其恶之礼；不书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没其实之忠；不书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讨贼复雠之义。非圣人莫能修，谓此类也。[45]

《春秋》于臣弑君，有所书，有所不书，笔法谨严，盖以明臣子之责，此圣人所以责臣子也。

其后，郑樵颇不以一字褒贬之法为然。樵曰：

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46]

郑氏此说，盖出于唐刘知几。案，一字褒贬者，本《公》、《穀》旧说，而安国用之；有贬无褒者，孙复之新义也；若褒贬俱无者，则《左氏》家说也。

至朱子，亦上承郑樵意见，颇攻安国“一字褒贬”之论，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已。朱子曰：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桓、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桓公之书即位，则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47]

朱子以为，《春秋》书不书鲁君即位，非别有例焉，不过据国史之旧，实因当时国君实行即位礼与否也，至于崩、薨、卒、葬，亦不过直书其事，非如《公》、《穀》之务为深刻也。

诸如此类说法，颇见于《朱子语类》卷83：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48]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49]

三传俱以《春秋》乃孔子笔削旧史而成，则旧史与《春秋》之不同者，正“圣人之意”所在焉。然朱子以为，鲁史旧文今已不存，实无以与孔子《春秋》相参较，焉能知孔子笔削之法？又焉能据以求“圣人之意”？故今人治《春秋》，唯据《春秋》所载史实，而明其善恶是非而已。

又曰：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50]

盖朱子以为，即便《春秋》有褒贬，亦未必如《公》、《穀》之说也。

朱子不仅反对“一字褒贬”之说，至于三传以条例治《春秋》者，亦颇不谓然。《语类》卷83载其语云：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51]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予曰：‘然则何贵？设若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美为恶，则诚可信矣。今特出于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52]

则朱子以《春秋》之例实出于后儒施设，非圣人为之。故孔子作《春秋》，何尝有条例在心？故后儒以条例求经，不过胡说耳。

至于《公》、《穀》之时月日例，更致不满。朱子曰：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53]

可见，朱子反对条例治经者，盖以为出于《公》、《穀》后学，非孔子自为也。

朱子既反对条例，则主《左氏》立场，而视《春秋》为史也。其曰：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54]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55]

盖朱子谓《春秋》难晓者，以经文之太略、三传之太烦耳；此又言易晓者，则以《春秋》不过纪事之书，故可据事而明义也。可见，朱子亦“舍传求经”一路耳。

因此，在朱子看来，“《春秋》只据赴告而书之，孔子只因旧史而作《春秋》，非有许多曲折”，[56]“隐桓之世，时既远，史册亦有简略处，夫子但据史册而写出耳”[57]。显然，此种立场与杜预“史承赴告，经承旧史”之说，实一般无二也。

不过，朱子亦有论《春秋》书法之文字，如谓“圣经书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58]，又谓“季札辞国而生乱，孔子因其来聘，贬而书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义，书法甚严可以鉴矣”[59]。此说似与《语类》文字，颇为不同。

2.以夏时冠周月

后世帝王莫不改元，遑论王朝之初建，其所始者各各不同，此《春秋》所以正始也。《公羊》又有“三正”之说，盖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即今日夏历之正月也；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乃夏历之十二月也；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则夏历之十一月也。可见，三代所始之月各不同也，至于时人之纪事，则常用夏正，故《春秋》之书时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则不免有异说也。

观《春秋》之文，当用周正，则改月矣，故“元年春王正月”，实夏之十一月也。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皆就周正而言；然若以为夏正，则此时天气渐暖，无冰不足怪，何须记载？又，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为夏正之月，此时杀菽未足为异，且亦未必有菽也，故显用周正，当夏之八月也。因此，《春秋》记事，盖用周正也。就此而言，历代学者似未有异说，如孔颖达即谓“月改是春移”，则以“春正月”，不独正月为周正之月，春亦为周正之春也。然安国之不同者，则以《春秋》所书时月，盖用夏历也。

隐元年，春，王正月。安国释曰：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60]

案安国之说，“前乎周者”谓殷人以建丑为岁首，然记事时不改月，如太甲即位改元称“惟元祀十有二月”，犹用夏时也；“后乎周者”指秦以建亥为正，其书始建国，称“元年冬十月”，亦用夏时也。据此，周人虽以建子为正月，至其记事，若诸侯即位，当书“元年冬十有一月”，虽用周月，然未改为春时，犹以为冬时也。然观今之《春秋》，皆作“元年春王正月”，此盖孔子之“特笔”，即“以夏时冠周月”也，其意则在表明孔子“无其位不敢自专”之意。

盖四时有其固定的物候特征，无论以十二月为正，抑或以十一月为正，其为冬时之季节属性俱是不变，故安国曰：“自汉氏改用夏时，过历千载，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谓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61]是以孔子作《春秋》，改十一月为正月，又加“春”于其上以系之，乃“假天时以立义”耳。因此，夏之春，当指周之三、四、五月，今以夏之春加于周之正月，是为“以夏时冠周月”也。

其后，朱子对安国此说颇有批评，谓“《春秋》是鲁史，合作时王之月”，“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62]盖以孔子《春秋》用周正也。朱子又曰：

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顾，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时，寒自过了，何用更造桥梁？古人只是寒时造桥度人，若暖时又只时教他自从水里过。[63]

盖安国以为，周人虽用周正，然纪事犹用夏时，并不改月，至于《春秋》书月，实出于孔子所改。然朱子则以为，《春秋》之改月，本周人所为，而孔子不过因周之史策旧文而已。

其后攻安国者，多袭朱子此说。黄仲炎曰：“孔子虽因颜渊之问有取于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时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于《春秋》，述旧礼者也，如恶诸侯之强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序诸侯、愤吴楚之横而贵中国，此皆巨子所得为者，孔子不敢辞焉。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如所谓夏时冠周月，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世之僭，其可自为僭哉？”[64]黄震曰：“文定说《春秋》，以春为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为周之月，则时与月异，又存疑而未决也。故晦庵先生以为，若如胡氏学，则月与时事常差两月，恐圣人作经，不若是之纷更也。”[65]吕大圭曰：“《春秋》所书正月者，盖周之正月也；所谓春者，即周正月之春也。”[66]

不过，朱子犹赞同安国以周人未改时之说。其曰：

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熟未获。”此即只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以见岁之大熟而未获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67]

盖胡氏以周人既未改时，亦未改月，而朱子则谓周人改月，然未改时也。

元人黄泽颇攻胡氏说，曰：

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说用夏正者，程子以后学者始有用夏正之说是《春秋》第一义，已不信《左传》矣。时月既不可信，则一部《左传》所载事实，皆可目为虚妄，岂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传皆是周正，若用夏时，则三传皆可废，不但《左传》也。[68]

《春秋》一经，开卷即有同异，如书“元年春王正月”，只不书即位，《公羊》、《穀梁》意见自殊。及至近世，又谓夫子“用夏时冠周月”，其为圣经之害，莫此为甚。[69]

黄氏以为，“夏时冠周月”之说，盖出于伊川也；谓“其为圣经之害”，则将废三传矣。

至康熙敕撰《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亦不同意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而于其中孔子“为万世制法”之大义，则袭取之矣。其释“春王正月”云：

周正改月并改时，……无可疑者。顾时、月俱时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于王者，盖行夏时之志寓焉矣。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为者系之以王，天所为者冠之以春。……欲王者上奉天时，必以得天为正。盖《春秋》为尊王而作，故以王正天下；《春秋》为万世而作，故以天道正王道也。[70]

据此，孔子作《春秋》，虽用周正，然其“行夏时之志”，亦未尝掩焉。

清万斯同撰《周正辨》四篇，亦攻胡氏之说，曰：

宋自庆历、皇佑以后，真儒继出，经术大明，后学实赖之。而私智自是、违经背传者，亦复不少，其于他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即“春王正月”一语，圣人曰春，而宋人曰非春也，乃冬也；圣人曰正月，而宋人曰非正月也，乃十一月也。不但不信传，并不信经，此非侮圣人之言乎？而谓汉唐诸儒之解经，有是谬妄乎？此其说总由于程子，而蔡氏（沈）复变之，刘绚、胡安国、陈傅良、项安世、魏了翁皆继程氏而附和者也。叶时、戴溪、陈则通、黄震、家铉翁、陈深、阳恪、程端学、周洪谟，则继蔡氏而附和者也。辨虽详而理不足，吾安敢信之哉！[71]

可见，是说本于伊川，其后宋人多有附和者，故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谓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晦庵以为不如此，然宗之者众。”[72]四库馆臣则曰：“自程子泥于‘行夏之时’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众。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73]

3.朱子论三传得失

朱子不信条例，更不遑措意于条例之研究，尝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74]可见其治《春秋》之态度也。

基于此种态度，朱子于三传中最重《左氏》。朱子曰：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75]

盖自中唐以来，学者虽多贬《左氏》为史，然于《春秋》，则犹以为经也。今朱子进而夷《春秋》为史，则颇承王安石“断烂朝报”之说，显与当时《春秋》学主流背道而驰也。

《春秋》既为史，而《左传》详于纪事，此朱子所以重《左氏》也，“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76]不过，其于《左氏》之义理，则多有讥评。朱子曰：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77]

朱子又常谓《公》、《穀》记事虽不如《左氏》之精详，然说理则长于《左氏》也。《语类》卷83颇载此类说法：

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78]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79]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穀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80]

可见，《左氏》与《公》、《穀》，实各有短长得失也。

朱子又谓三传俱出于孔子。《语类》卷83载云：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及门人讲说，所以公、穀、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81]

问：“公、穀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82]

三传同源之说，殆出于林栗。诚若此说，后世三传有不同，则不过“渐渐讹舛”所致耳。不过，朱子又谓“三家皆非亲见孔子”[83]，而以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则与此说不同，殆弟子所记有误耳。

然朱子亦有站在《公》、《穀》立场者。据《语类》卷83载：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84]

如《左氏》尤有浅陋处，如“君子曰”之类，病处甚多。林黄中尝疑之，却见得是。[85]

朱子否定《左氏》“君子曰”，以为刘歆之伪，其说与林栗同，亦清代今文家所昌言也。

朱子又曰：

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86]

朱子殆同意赵匡“左氏非丘明”之说，又袭伊川“虞不腊矣”之论，则似《左氏》作者与孔子无关，乃战国时文字耳。

至于《公羊》与《穀梁》，亦颇有不同者。《语类》卷83载：

《公羊》说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类。《穀梁》虽精细，但有些邹搜狭窄。[87]

公羊是个村朴秀才，穀梁又较黠得些。[88]

此盖朱子读《公》、《穀》之个人感受耳。朱子又谓“何休注甚谬”，则似未见其详说。

自中唐以来，学者多以经、史分别三传，朱子亦然，此其所以必“兼采三传”，而三传得失亦在此也。就此而言，朱子说《春秋》，亦属中唐以来《春秋》学之主流也。至其视《春秋》为史，又不主条例求经，则为异数耳。

4.朱子批驳胡传

朱熹对《春秋》的态度，颇不同于伊川及其嫡传的胡安国，然其于伊川，犹讳而莫论，而独集矢于胡安国《春秋传》。据《语类》卷83载：

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圣人意里是如此说否？今祇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89]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90]

自朱子视之，三传既不足以“圣人肚里事”，遑论安国去圣更远，又焉能知之？然三传自以为传《春秋》者，本出于圣人之口授，自能得“圣人之意”也。且理学亦自谓求圣人之道于遗经，较诸汉儒有师传之可据，更为臆说耳，无怪乎清人讥宋学乃“向壁虚造”也。

其于安国《春秋传》之具体解释，亦颇有批评。《语类》卷83载：

《春秋》今来大纲是从胡文定说，但中间亦自有难稳处。如叔孙婼祈死事，把他做死节，本自无据；后却将“至自晋”一项说，又因《穀梁》“公孙舍”云云。他若是到归来，也须问我屋里人，如何同去弒君？也须诛讨斯得。自死是如何？[91]

胡文定说《春秋》“公即位”，终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庙？胡文定却说是冢宰摄行。他事可摄，即位岂可摄？[92]

然安国之解释虽有不当，不过“说得太深”耳。朱子以为，至其义理大纲，则颇正耳。《语类》卷83载：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穀》较难凭。胡文定义理正当，然此样处，多是臆度说。[93]

《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94]

盖自朱子视之，安国学术亦理学一路，故其所持义理自无不当，至其据以论《春秋》史事，则颇多牵强穿凿，失之“过当”耳。

胡氏治《春秋》，实多本于伊川，至于朱子，亦以伊川为理学宗主，故其虽不慊于安国者，亦不得不为伊川回护也。如伊川恶桓公弑君，遂以桓公有两年不书秋冬为“天理灭”、“岁功不能成”，又以《春秋》书“滕子”为贬其朝桓公。对此，《语类》卷83载朱子语曰：

鲁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著，何待于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岂有因滕子之朝桓，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95]

又曰：

《春秋序》云：“虽德非汤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则无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语有欠。因云：“伊川甚么样子细，尚如此。难！难！”[96]

则朱子以《春秋》难治而为伊川惜也。

至于当时诸家解《春秋》，朱子概有批评。《语类》卷83载其语云：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将许多权谋变诈为说，气象局促，不识圣人之意，不论王道之得失，而言伯业之盛衰，失其旨远矣。[97]

《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今人做义，且做得齐桓、晋文优劣论。[98]

今之做《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说，专是计较利害，将圣人之经做一个权谋机变之书。如此，不是圣经，却成一个百将传。[99]

其后，皮锡瑞《春秋通论》论朱子之非《胡传》云：

当时盛行《胡传》，《朱子语录》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案《胡传》议论苛碎，多出《公》、《穀》之外。朱子惩《胡传》之苛碎，遂并不信《公》、《穀》一字褒贬之义，以为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则仍惑于杜预、孔颖达，而与孟子、程子之说不合矣。[100]

皮氏以为，朱子殆惑于杜预、孔颖达之说，遂视《春秋》为史，而与孟子、伊川之说不合。盖站在今文学立场，《胡传》虽有苛碎之弊，然非若朱子说之悖《春秋》也。清刘逢禄撰《春秋论》，以辟钱大昕“善恶自见”说，实批评朱子也。

盖朱子本不擅《春秋》，然以其在理学中之地位，其说对后世影响颇不小，故宋明治《春秋》者，颇有出于朱子者。至清今文学大兴，乃有非议朱子者矣。清钟文烝乃斥朱子之非曰：

夫使《春秋》不过随事直书，别无书法，则一良史优为之矣。何以游、夏不能赞一辞？何以齐、鲁师儒递有授受？何以《孟子》谓之作？谓之乱后之一治？何以《荀子》谓其微？谓其约而不速？岂一切皆不足信邪？[101]

可见，朱子论《春秋》，实持一史家之立场，故其褒《左氏》，不过以其详于纪事耳。然朱子又为理学家，常以“天理”二字臧否史事，故其称许《公》、《穀》者，非以其书法，实以其义理之正而合于“天理”故也。

四、结语

蒙元以降，科举规定用《四书》取士，用朱子之《章句》与《集注》，独《春秋》以《胡传》为主。盖朱子无《春秋》之颛门著述，且其说与旧之三传及唐宋以来《春秋》学主流亦不合，而《胡传》自南宋以来已颇流行，且胡氏为程颐之私淑弟子，朱子于《胡传》亦有褒辞，因此，《胡传》亦终取得官方正统的地位。虽然，元、明时据朱子《春秋》说以攻驳《胡传》者，实不在少数。

然元、明时攻《胡传》者，多不慊于其“一字褒贬”之书法，又驳其“夏时冠周月”之说，至其尊王攘夷大义之阐发，虽未必尽合经旨，然持论正大，亦多为后儒所许。至满清入主中原，倡言“满汉大同”，而《胡传》此种旨义亦渐乖清廷之意趣矣。

有清一代之科考，大致沿元、明之旧。顺治二年（1645），定试士之例，《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诗》主朱子《集传》，《书》主《蔡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氏《集说》。可见，《春秋》初尚用《胡传》也。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诏儒臣王掞、张廷玉等编纂《春秋传说汇纂》，历二十余年而成。六十年（1721），康熙为此书作序，其中有云：

迨宋胡安国进《春秋解义》，明代立于学官，用以贡举取士，于是四传并行。宗其说者，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书事，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书也。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畔于传者勿录。[102]

可见，康熙对《胡传》之不满，良以朱子态度为取舍也。

据《四库总目》，奉命编撰《汇纂》的王掞等人，对《胡传》多有改动，“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于胡传之外的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103]至此，元、明以来独尊《胡传》的局面遂告终结。受此官方思想之影响，学者亦踵起效尤，颇论《胡传》之非是，如俞汝言、徐庭垣、焦袁熹、张自超、毛奇龄等，可谓响然而作者也。

注释：

[①]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案，程子《春秋传》实至桓公九年而止，然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盖程子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后，遂有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

[③]其后，吕大圭祖其说，极论何休文质说之非，曰：“《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从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兄，而薄于父之枝叶者，未必不由斯言启之。《公羊》曰：‘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言固有据，而何休乃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后世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非斯语过之。”（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172，第3139页）此论殆不明《春秋》尚质之义焉。

[④]朱子《纲目》以尊王攘夷为大旨，与胡《传》同，其对日、韩、越之影响，似更甚于吾国。日本镰仓末年，后醍醐天皇召玄慧入宫讲《纲目》，宣扬大义名分，而勤王之师由此而起。其后，南北朝分立。时勤王志士北畠亲房撰《神皇正统记》六卷，首明正闰之辨与王霸之别，以后醍醐天皇之南朝为正统，遂开日本尊王思想之先河。小野湖山《咏史诗》咏亲房曰：“请看一管《春秋》笔，写出神皇正统书。”至江户时代，幕府独尊朱子学，其时水户学派乃编成《大日本史》，宣扬尊王思想。是书立后醍醐天皇以下四代本纪，而以北朝五帝事为附录，即以南朝为正统也；又颇仿《春秋》书法，书“天皇在隐歧”，犹《春秋》书“公在干侯”与《纲目》书“帝在房州”也；又主内外之辨，即以日本为中国，而置隋唐为诸蕃也。至于朝鲜，与中国关系更密切，其推崇朱子《纲目》亦然，如柳义孙《纲目通鉴训义》云：“朱文公《纲目》，祖《春秋》之笔，其文则史，而义则经也。……窃谓史籍之行于世者多矣，莫详于《通鉴》，而莫要于《纲目》，实天下万世之高抬贵手也。”（《世宗实录》卷73）不过，朝鲜之尊王，与日本不同，实尊中国而自居藩臣也，故其国史皆书中国年号，王室不立“本纪”，而入“世家”也。越南亦尊《纲目》，其书有陈朝胡宗粟《越史纲目》、后黎朝武琼《大越通鉴》、阮朝潘清简《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颇用《春秋》书法也。越南亦有莫氏与黎氏之南北分立，莫氏虽强，而史家以正统归于黎氏。后黎朝登柄论其事曰：“莫氏，黎朝之叛臣也，至黎帝即位于哀牢，始以正统纪年，以明君臣之分，正大纲也。是时莫氏奄有其国，而不以正统书之者何也？盖莫氏臣也。”（《大越史记·本纪实录》）至于《春秋》之尊王，越人则引以论臣于中国之耻。（参见朱云影：《〈春秋〉精神及其对东亚各国的影响》，载陈立夫编：《春秋三传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第55－62页）

[⑤]据张寿林《续四库提要》，是书已残阙，惟存卷1至17，及卷21、22，凡十九卷。

[⑥]张寿林《续四库提要》则以为，“迄永乐中集大全专以胡氏为主，采其与胡氏相发明者，而去其与胡氏相刺戾者，至此学者不复知有洽书矣”，又谓其书释“春王正月”，本朱子说，以改月改时为正，开卷即与《胡传》枘凿不相入，“宜乎士子之弃之惟恐不远”。

[1]胡安国：《春秋胡氏传·述纲领》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9页。

[2]程颐：《春秋传》，《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第1125页。

[3]朱彝尊：《经义考》卷1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347页。

[4]程颐：《春秋传》，《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086-1087页。

[5]程颐：《春秋传》，《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第1090页。

[6]程颐：《春秋传》，《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第1096页。

[7]江永：《近思录集注》卷3，上海：上海书店，第73页。

[8]李廉：《春秋诸传会通》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朱彝尊：《经义考》卷182，第3347页。

[10]甘鹏云：《经学源流考》卷6，《甘氏家藏丛稿》，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国学珍籍汇编》本，1977。

[11]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530页。

[12]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535页。

[13]黄宗羲：《宋元学案•武夷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四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449页。

[14]朱彝尊：《经义考》卷185引，第3389页。

[15]李廉：《春秋诸传会通》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535页。

[18]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序，第1页。

[19]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叙传授》，第13页。

[20]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附录三，第617页。

[21]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附录三，第618页。

[22]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附录二，第561页。

[23]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附录二，第553页。

[24]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附录二，第547页。

[25]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叙传授》，第13页。

[26]胡寅：《先公行状》，《春秋胡氏传》附录三，第575-576页。

[27]吴莱：《春秋通旨》后题，《春秋胡氏传》附录二，第559页。

[28]《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345页。

[29]《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345页。

[30]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序，第1页。

[3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345页。

[32]朱熹：《答龚惟微书》，《朱文公文集》卷59，《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10，第2812页。

[33]朱彝尊：《经义考》卷189引纳兰性德序，第3456页。

[34]朱彝尊：《经义考》卷189引，第3454页。

[35]朱彝尊：《经义考》卷189引，第3454-3455页。

[36]朱彝尊：《经义考》卷189引，第3455-3456页。

[37]朱彝尊：《经义考》卷189引，第3457页。

[38]张洽：《春秋集注》卷首《纲领》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9]朱彝尊：《经义考》卷189引，第3456页。

[40]朱彝尊：《经义考》卷185引，第3394页。

[41]朱彝尊：《经义考》卷185引，第3394页。

[42]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79页

[43]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第25-26页。

[44]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第69页。

[45]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第36-37页。

[46]皮锡瑞：《春秋通论》引，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76页。

[47]朱熹：《朱子语类》卷83，北京：中华书局，第2145页。

[48]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9页。

[49]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6页。

[50]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8页。

[51]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7页。

[52]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7-2148页。

[53]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8页。

[54]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8页。

[55]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9页。

[56]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6页。

[57]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7页。

[58]朱熹：《九江彭蠡辨》，《朱文公文集》卷72，《朱子全书》第3453页。

[59]朱熹：《温公疑孟下》，《朱文公文集》卷72，《朱子全书》第3518页。

[60]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第2页。

[61]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第2页。

[62]朱彝尊：《经义考》卷185引，第3390页。

[63]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9页。

[64]朱彝尊：《经义考》卷185引，第3390-3391页。

[65]朱彝尊：《经义考》卷185引，第3391页。

[66]吕大圭：《春秋或问》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朱熹：《答吴晦叔》，《朱文公文集》卷42，《朱子全书》第1910页。

[68]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诸儒得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诸儒得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1，卷首“通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万斯同：《周正辨二》，《群书疑辨》卷五，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72]朱彝尊：《经义考》卷185引，第3392页。

[73]朱彝尊：《经义考》卷185引，第3392页。

[74]朱熹：《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朱文公文集》卷82，《朱子全书》第3890页。

[75]朱熹：《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朱文公文集》卷82，《朱子全书》第3890页。

[76]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1页。

[77]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0页。

[78]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1-2152页。

[79]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2页。

[80]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2页。

[81]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2页。

[82]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3页。

[83]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3页。

[84]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0页。

[85]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1页。

[86]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2页。

[87]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3页。

[88]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3页。

[89]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5页。

[90]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5页。

[91]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6页。

[92]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9页。

[93]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5页。

[94]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5页。

[95]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46页。

[96]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54页。

[97]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73-2174页。

[98]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73页。

[99]朱熹：《朱子语类》卷83，第2174页。

[100]皮锡瑞：《春秋通论》，第71页。

[101]钟文烝：《春秋经传补注•论经》，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2]《春秋传说汇纂》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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