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 著《左传撷华》出版暨导读
书名:《左传撷华》
作者:林纾
点校:石瑊、王思桐
出版社: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内容简介】
《左传》是中国古代重要典籍,不仅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在文学上也被奉为经典。本书撷取《左传》菁华八十余篇,逐一分析其层次结构、用字炼句、宾主调度、照应收局等作文之法,并对篇中权谋诈计、诡辩辞令颇有诛心之论。与一般文学评论者不同,林纾本身即为古文名家,引领一时文坛,又曾翻译外国文学百余部,深谙东西方文学之所长,故其鉴赏古文,往往能独辟蹊径、别有会心,多为文家经验之谈。
林纾的评点,不但可助读者一窥左氏文心之奥秘,提升古文鉴赏能力,而领会其中的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现代文写作,也将大有收获。
【作者简介】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1882年中举人,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学堂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推重,因任京师大学堂讲席。从19世纪末开始,林纾借助他人口译,以文言润色转写,翻译外国小说一百余部,产生巨大影响。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极力阐扬中国古文传统。
林纾一生著述宏富,尤致力于古文评点与写作。古文评点类著作有《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韩柳文研究法》《古文辞类纂选本》等,其他作品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译著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鲁滨孙飘流记》等。
【目录】
导读(刘宁)
点校说明
序
楚武王侵随 桓公六年
连称管至父之乱 庄公八年
郑厉公自栎侵郑 庄公十四年
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 闵公二年
宫之奇谏虞公 僖公五年
管仲斥郑子华 僖公七年
阴饴甥会秦伯 僖公十五年
楚人伐宋以救郑 僖公二十二年
吕郤畏逼 僖公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禄 僖公二十四年
展喜犒师 僖公二十六年
城濮之战 僖公二十八年
烛之武见秦君 僖公三十年
秦三帅袭郑 僖公三十二年
秦师袭郑 僖公三十三年
原轸败秦师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 文公七年
河曲之役 文公十二年
士会归晋 文公十三年
楚人灭庸 文公十六年
郑子家抗晋 文公十七年
晋灵公不君 宣公二年
楚子问鼎 宣公三年
郑穆公刈兰 宣公三年
斗樾椒之乱 宣公四年
解扬将命 宣公十五年
鞌之战 成公二年
申公巫臣取夏姬 成公二年
楚子归知罃于晋 成公三年
齐侯朝晋 成公三年
晋侯观于军府 成公九年
晋侯梦大厉 成公十年
声伯之母 成公十一年
吕相绝秦 成公十三年
荡泽弱公室 成公十五年
鄢陵之役 成公十六年
厉公诛三郤 成公十七年
魏绛戮扬干之仆 襄公三年
魏绛和戎 襄公四年
郑人从楚 襄公八年
晋受郑盟 襄公九年
逼阳之役 襄公十年
迁延之役 襄公十四年
卫侯出奔 襄公十四年
晋逐栾盈 襄公二十一年
栾盈之乱 襄公二十三年
穆叔答范宣子 襄公二十四年
张骼、辅跞致师 襄公二十四年
崔杼弑君 襄公二十五年
宋公杀其世子痤 襄公二十六年
卫侯杀甯喜 襄公二十七年
庆封攻崔杼 襄公二十七年
齐人尸崔杼 襄公二十八年
子产为政 襄公三十年
子产毁垣 襄公三十一年
郑放游楚于吴 昭公元年
齐使晏婴请继室于晋 昭公三年
穆子去叔孙氏 昭公四年
蹶由对楚 昭公五年
芋尹无宇对楚王 昭公七年
伯有为厉 昭公七年
屠蒯谏晋侯 昭公九年
楚子狩于州来 昭公十二年
叔向断狱 昭公十四年
无极害朝吴 昭公十五年
宣子求环 昭公十六年
驷乞之立 昭公十九年
费无极害伍奢 昭公二十年
齐豹之乱 昭公二十年
华䝙为乱 昭公二十一年
华登以吴师救华氏 昭公二十一年
吴公子光之乱 昭公二十七年
晋杀祁盈 昭公二十八年
吴灭徐 昭公三十年
晋侯将以师纳公 昭公三十一年
叔孙成子逆公丧 定公元年
公侵齐门于阳州 定公八年
阳虎之乱 定公八年
阳虎归宝玉大弓 定公九年
晋败郑师 哀公二年
黄池争长 哀公十三年
齐陈逆之乱 哀公十四年
白公胜之乱 哀公十六年
【导读】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林纾曾借助他人口述,翻译过《茶花女遗事》等二百四十六种外国小说,风行海内,洛阳纸贵。然而在近代文化史上,他作为古文家的贡献,同样值得高度重视。林纾本人古文造诣很深,任教北京大学时,“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钱基博《林纾的古文》)。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他奋起应战,力延古文命脉于不坠。虽然他的呼吁在当时并未取得实效,但其阐扬古文精神艺术的诸多努力,在今天仍颇具启发意义。这部《左传撷华》就是林纾探索古文渊奥的重要著作。
《左传撷华》初版于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此时林纾已从北京大学去职,在家闲居,靠著书卖画为生。他在1913年曾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左孟庄骚精华录》,其中收录《左传》文三十二篇,逐篇评诠,极受读者欢迎。离开大学讲台后,他在这三十二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修订,撰集了这部《左传撷华》,全书共两卷,选文八十三篇。林纾在此书自序中说:“仆恒对学子言,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对《左传》和韩柳文,林纾尤为倾注心力,其《左传撷华》和《韩柳文研究法》两部古文选评著作精深独到、广受关注。比较而言,两书皆继承桐城文法而加以丰富变化,《韩柳文研究法》注重体察文章法度中的灵动变化,而《左传撷华》则颇多对意境性情的精妙体会。
《左传撷华•自序》云:“以行文论,《左氏》之文,万世古文之祖也。”这并非林纾一家之论。自南宋以来,伴随着古文之学的兴起与发展,《左传》的文章艺术越来越受到关注,涌现了许多《左传》评点之作。南宋吕祖谦有《左氏博议》,明人穆文熙有《左传鸿裁》《左传钞评》,清人金圣叹有批点《左传》的《左传释》,另外其影响甚巨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中,也选有《左传》四十八篇。然而,在清代桐城派兴起之前,《左传》虽然受到重视,但在古文的苑囿中,尚未赢得备受尊崇的地位,是桐城派令《左传》绝类离伦。“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认为“左氏精于义法,非汉唐作者所能望”,其所撰《左传义法》讲论精密,对桐城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著录清代桐城学者《左传》著述,有二十一种之多。林纾与桐城派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交游甚密,这些人是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代表人物。林纾对《左传》的高度关注,延续了桐城的传统。
为什么桐城派古文家如此推重《左传》?桐城古文是南宋以来古文之学的继承与发展,古文之学一向十分推重“叙事”。例如明代唐宋派古文家,就很重视叙事,茅坤所注重的“风神”,就与叙事极有关系。《左传》叙事广大精微,宏纤毕举,是叙事的高格,自然会受到古文家的关注。方苞论《左传》义法,也着眼《左传》之为记事之文的特点。然而单论叙事,尚不足以突出《左传》的价值,是桐城派对“雅洁”的推重,令《左传》迥出众作。
方苞论文倡“雅洁”。所谓“雅洁”,就是为文以儒家伦理之道为本,追求雅正,语言也不能芜杂枝蔓。方苞标举古文“义法”,而“雅洁”是“义法”的重要内涵。从精神上讲,《左传》比《史记》更符合雅正的标准,《史记》的思想颇为驳杂,朱熹认为“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二);钱大昕认为《史记》“博采兼收,未免杂而不醇”(《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左传》的思想虽然也颇为丰富,但其中“重礼”的倾向是十分鲜明的,即使两军交战,对立的双方还要保持基本的尊卑之礼;战胜方的将领对失败一方的国君还要执臣子礼。这让《左传》叙事带有彬彬守礼的雍容之风。从语言和取材上看,《左传》不像《史记》那样纵横恣肆。这些都让《左传》叙事更为内敛,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于朴素中求得丰富的回味,是对叙事艺术更高的要求。这是桐城派古文家追求的“雅洁”之美,而《左传》正是“雅洁”而含蕴无穷的文章典范。
林纾对桐城“雅洁”之义有很深的体会和认同,他说“天下文章,务衷于正轨”(《与姚叔节书》)。他自己的古文也是严谨端正,没有芜辞杂语。他对章太炎的文章深表不满,认为后者“以捃扯为能,以鋀饤为富”“剽窃汉人余唾”(同上),其中所折射的,正是对桐城雅洁之旨的推重。有这样的古文追求,倾心《左传》也就很可理解了。
然而,林纾之注目于《左传》,虽然继承了桐城传统,但他解析《左传》文章之深入,则远远超出了桐城前辈。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照搬经学眼光看古文的简单化之处。桐城初祖方苞的《左传义法》,其评点方式,深受《春秋》义法的影响。桐城文家评点《左传》,多循方氏轨辙。林纾虽尊《左传》为经,但评点其文,则不再戴经学这副眼镜,甚至他说历史上论左氏之文者,可能很多都不过是把经学眼镜虚晃一下而已,例如北宋古文大家苏洵之所以作《春秋集解》,“余则私意苏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为解经之说以自高其位置”(《左传撷华•序》)。如此评说苏辙是否准确估置不论,但由醉其文而论其文,无疑是林纾评点《左传》的夫子自道。
在摆脱经学眼光的同时,林纾也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明清评点中的八股气。受科举时文的影响,明清古文评点经常采用讲论八股文的方法,方苞即编有《钦定四书文》,对八股文法很有体会,即使是像金圣叹评文,也多受时文影响。这种风气,在林纾的古文评点中,明显地削弱了。
林纾所以有如此的论文眼光,和他对方苞“义法”说的突破极有关系。方苞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对“义法”的根本精神,林纾是明确继承的,但他从“性情”和“意境”两端,丰富和推进了“义法”的内涵。所谓“义”,是“道”在文章中的体现,而林纾认为,这个“义”要融会为一种作家内在的精神人格,形成丰富的精神性情,这种“性情”是文章的根本。他在《文微》之《通则》中明揭此义,以为论文总纲—“文章为性情之华”“性情端,斯出辞气重厚”。方苞所论“义法”之“法”,是作文之法,是文章的形式和作法。林纾没有将“法”泥定为具体的起承点画,而是从“意境”的角度加以阐发。在其著名的《春觉斋论文》中,他标举为文“应知八则”,皆文法纲领,首揭者即为“意境”,提出“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不能造境,安有体制到恰好地位”。在林纾看来,义法之法,即是“意中之境”。“境”的形成当然要综合多种因素,而其所以形成之本又在于“意”。这就为悟入古文妙境,寻绎文章无法之法,打开更丰富的空间。“桐城三祖”中的刘大櫆和姚鼐,从推重音调和艺术风格的角度来丰富对文法的认识,而林纾对文法的讨论角度,则综合了这些传统而更为丰富灵活。
《左传撷华》正是体现林纾独特古文眼光的重要著作。书中所选的八十三篇,每篇之诠评,皆有独特的着眼点,千变万化,实难有成法定规之归纳,而贯穿其间的,则是体会文章之性情,细察行文之意境。诠评中经常出现的,是对文章制局的观察,例如《楚武王侵随》:“此篇制局极紧。前半竖一‘张’字,正面决策,对面料敌,均就‘张’字着想,无句无意不是‘张’字作用。下半竖一‘惧’字,与‘张’字反对,见得张则必败,惧则获全。”又论《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制局最奇,有起无结”。所谓“制局”,就是确立文章之结构,而此结构,又是“意中之境”。
“制局”又具体落实为千变万化的笔法,林纾对笔法的论述也颇为精微,如论《连称管至父之乱》用缩笔与省笔之妙:“节却无数闲语,人自不觉耳……浅人以为序事笔墨宜详尽,若果能如是结构,则虽简亦详,虽略亦尽。”又如论《楚人伐宋以救郑》之用笔“遒紧”:“宋公满腔迂腐,子鱼满腹牢骚,君臣对答之言,针锋极准。”又如《华登以吴师救华氏》:“写战事,必写其极琐屑者。千头万绪,一一皆出以绵细之笔,令读者眉宇轩然。”至于《郑厉公自栎侵郑》之用顺带之法,《管仲斥郑子华》之用闲笔,都值得细细体会。
凡此种种精妙的文法体察,又着眼于体会文之性情,如论《张骼、辅跞致师》“此篇风神盖世”,刻画人物“风韵高,音吐妙”。又如《宫之奇谏虞公》“此一篇是愚智之互镜。虞公开口抱一‘宗’字,继此抱一‘神’字。其愚騃处已从两语描出”,紧扣用字来体会人物性情,也是观察入微之笔。在林纾看来,《左传》行文之性情、意境,又体现出雅洁的风格,如《申公巫臣取夏姬》如此题材“非得左氏以传之,鲜有不坠入稗官恶道者”“文字之妙,叙淫而能肃,化俗而为雅,亦千古一人而已”,《厉公诛三郤》“左氏所以高人处,在庄而不佻。若落公安之手,则不知其如何妆点耳”。
可见,林纾评点《左传》,既渊源于桐城,又更为丰富变化。尤可注意的是,林纾翻译西洋小说的经验,也极大地丰富了他对古文文法的理解。其论《秦三帅袭郑》“文字须讲声响,此篇声响高极矣”,言蹇叔一句“孟子”,“其中有千言万语,碍着秦君说不出,碍着孟子之少年盛气亦说不出。但曰‘孟子’两字,如绘出老人气结声嘶,包蕴许多眼泪”。又如论《晋败郑师》如何刻画乱臣阳虎、贼子蒯聩的可笑之状,这些评语都带上了小说家的眼光。
林纾1913年因与章太炎一派的矛盾而被迫离开北京大学,去职前夕创作的《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对古文的命运很感忧虑,希望年轻学子能继承古文传统。从1913年开始,他在《平报》上连载自己的古文论,后结集为《春觉斋论文》。1916年,《春觉斋论文》正式出版时,《左传撷华》也已撰成。可见,《左传撷华》是林纾在民国初年尖锐文化冲突背景下,深入思考古文价值的集成之作。此后不久,林纾面对“五四”新文化人的挑战,奋起迎战,他坚信古文价值不泯。《左传撷华》于1921年正式出版,在其初版问世近百年后的今天,古文并未在新旧文化冲突中消亡,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时重读林纾这部颇具代表性的古文选评著作,对于深入理解古文的艺术和文化价值,无疑会有重要启发意义。
2019年8月于京西燕东园
【点校说明】
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又自署冷红生。清咸丰二年(1852),林纾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1924年卒于北京,时年虚岁七十有三。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家和翻译家。在古文领域,自著有文集《畏庐文集》《续集》《三集》,另有《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左传撷华》《古文辞类纂选本》等评点类著作。此外,他还以“力延古文之一线”自期,孜孜不倦地开展古文教学活动。可以说,有关古文的写作、选评、教学和理论撰述,是林纾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对于古文,林纾重视意境,强调法度,同时也注意文字的趣味性。他主张学习古文,当从《左传》《史记》《汉书》及韩愈的文章入手,认为这四者是“天下文章之祖庭”。
《左传撷华》是林纾在1921年出版的一本选评《左传》的小书。全书分上下两卷,以圈点和文末附评的方式选评了八十三篇《左传》文段,其中上卷三十七篇,下卷四十六篇。《左传》文章以叙事为主,因此,林纾的点评也相应侧重于谋篇布局、人物塑造及用字着笔这三方面—或点出文章起承转合之法,或分析人物语言性格、主次关系,或强调《左传》遣词造句的独到之处。
本次整理,以《左传撷华》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二版为底本。书中文字有明显讹误者,随文径改;底本原有句读,现一并改为现代标点;原有少量眉批,多为串讲字音词义,价值不大,删去不作保留;原有若干篇目顺序颠倒,现按《左传》纪年编排。
《左传撷华》上卷由石瑊整理,下卷由王思桐整理。最终由石瑊统稿,并撰写点校说明。
【序】
纾按,三传之列于学官者,《左氏》为最后出,然而《公》《穀》二传,已为老师宿儒所寝馈。其治《左传》者,至杜元凯始尊为不刊之书,且谓:“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此丘明之志也。”其推奖左氏至矣。盖其崇《左》之心,以为肤引《公》《穀》,适足自乱,似蔑视二传为不足重轻。善乎宋朱长文《春秋通志》之序言曰:“孟子深于《春秋》,惜不著书。其后作传者五,而三家存焉。《左史》尽得诸国之史,故长于叙事。《公》《穀》各守师传之说,故长于解经。要亦互有得丧。实则精于《公羊》者,董仲舒、平津侯也;精于《穀梁》者,刘向也;而左氏之得列于学官,实刘歆、贾逵之力。”乃其笃好咸不如杜元凯。元凯之心醉左氏,谓其能“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辨理,错经以合异”,真能彻左氏之中边矣。
鄙意元凯此言,不惟解经,已隐开后世行文之涂辙。所谓先经者,即文之前步;后经者,即文之结穴;依经者,即文之附圣以明道;错经者,即文之旁通而取证。试睹苏颍滨,非宋之古文大家耶?然有《春秋集解》之著,虽因王介甫诋毁《春秋》故有此作,余则私意苏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为解经之说以自高其位置。身在尊经之世,断不敢贬经为文,使人指目其妄,但观苏氏之叙《集解》,述杜预之言曰:“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味以上所云,则余所谓元凯之言,隐开后世行文之涂辙,不信然耶?
夫文家能优柔餍饫,则古书之足浸润吾身者,已自不浅。叶梦得斥颍滨,谓《左氏》解经者无几,且多违忤,疑出己意为之,非有所传授,不若《公》《穀》之合于经。此言非知颍滨者也。以解经论,《公》《穀》之文,经解之文也;以行文论,《左氏》之文,万世古文之祖也。唐陈氏岳作《春秋折衷》,岳自述曰:“左氏释经义之外,复广记当时之事,备文当时之辞。”夫记当时之事而文之,则已以左氏为文家矣。
仆恒对学子言,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左氏之文,无所不能,时时变其行阵,使望阵者莫审其阵图之所出。譬如首尾背驰,不能系緤为一,则中间作锁纽之笔,暗中牵合,使隐渡而下,至于临尾,一拍即合,使人瞀然不觉其艰琐,反羡其自然者。或叙致一事,赫然如荼火,读者人人争欲寻究其结穴,乃读至收束之处,漠然如淡烟轻云,飘渺无迹,乃不知其结穴处转在中间,如岳武穆过师,元帅已杂偏稗而行,使人寻迹不得。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闲闲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较之司马光之为《通鉴》,到叙补其本人之地望族姓,于无罅隙处强入,往往令人棘目,相去殆万里矣。又或叙战事之规划,极力叙战而不言谋,或极力抒谋而略言战。或在百忙之中,而间出以闲笔。或从纷扰之中,而转成为针对。其叙战事,尤极留意,必因事设权,不曾一笔沿袭,一语雷同,真神技也!其下于短篇之中,尤有筋力。状奸人之狙诈,能曲绘而成形;写武士之骁烈,即因奇而得韵。令人莫可思议。仆亦不能穷形尽相而言之,当于逐篇之后,细疏其能。庶读者于故纸之中,翘然侈为新得,庶几不负仆之苦心矣。
闽县林纾叙于烟云楼
【附记】
余夙有《左孟庄骚精华录》四卷,极蒙海内诸君子见赏。近者学子请余讲《左》《史》《南华》及姚选之《古文辞类纂》,各加评语。今《类纂》已成书付印,《左传》较前亦增至三倍,因作为单行本付印。至于评骘失当之处,则年老,精神弗及,识者谅之。《南华浅说》及《史记读法》当续出。
纾记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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