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作者：翟奎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十九日丙辰

          耶稣2019年11月15日

内容提要：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关键词：主静/人极/中正仁义/周敦颐/刘宗周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阶段性成果。

周敦颐被誉为道学宗主，其代表作《太极图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堪称宋明理学的经典文献。《太极图说》虽短短249字，但后来的相关讨论甚至争议却非常多，如开篇“无极而太极”，朱熹与陆九渊就曾围绕“无极”“太极”展开过激烈论辩。“无极”“太极”之外，引起讨论比较多的，当是“人极”的问题。《太极图说》曰：“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此段最后一句“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就曾引起广泛讨论，一些儒者往往断章取义，把这句话引述为“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漏掉或忽略最关键的“中正仁义”四字。流风所至，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来说周敦颐的思想，甚至也有学者把这句话句读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这是对周敦颐思想宗旨的很大误解。

一、朱子及门人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二程虽曾游学于周敦颐，但兄弟二人在论学中对其《太极图》、《太极图说》乃至《通书》基本没有论及。直至南宋朱子，推尊周敦颐，极力推崇其《太极图》、《太极图说》，并对两者有详细注解，与门人弟子相关讨论甚多。

在朱子，断句非常清楚，即“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为句，“立人极焉”在后，就是说“人极”是包含“中正仁义”与“主静”两个方面。但是朱子关于“中正仁义”的讨论比较特别，在注解《太极图》时，他把“中”与“仁”、“感”、“行”相对应，看作是“阳动”的表现，而把“正”与“义”、“寂”、“立”相对应，看作是“阴静”的表现，并以前者为用，后者为体。简言之，阳动、感通为用，阴静、寂然为体，中正仁义、阴阳动静，浑然全体，密不可分，但是“静者常为主”，体现的是重“体”、立“体”的思想。朱子《太极图说》中的注解，与《太极图》的注解在思想主旨上是一致的，在一些表述上更为明确，中正、仁义、动静浑然一体，乃圣人、太极之全德全道，但“常本之于静”、“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强调“主静”、“立体”是基础。①

张栻曾质疑朱子以动静来解中正仁义，对此，朱子辩护说：

但熟玩四字旨意，自有动静，其于道理极是分明。盖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贞四字(仁元、中亨、义利、正贞)。元、亨、利、贞一通一复，岂得为无动静乎？近日深玩此理，觉得一语默、一起居，无非太极之妙，正不须以分别为嫌也。②

朱子这里又把中正仁义与元亨利贞作了对应，“仁，元；中，亨；义，利；正，贞”，朱子又进一步发挥说：

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礼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义，贞即正，皆是此理。至于主静，是以正与义为体，中与仁为用。圣人只是主静，自有动底道理。譬如人说话，也须是先沉默，然后可以说话。盖沉默中便有个言语底意思。③

中正仁义分属动静，而圣人则主于静。盖正所以能中，义所以能仁。“克已复礼”，义也，义故能仁。《易》言“利贞者，性情也”。元亨是发用处，必至于利贞，乃见乾之实体。万物到秋冬收敛成实，方见得他本质，故曰“性情”。此亦主静之说也。(同上，第3137-3138页)

如此，朱子以动静体用、元亨利贞解“中正仁义”是一贯而明确的。他也把“中正”解为礼、智，这也关联到其更广阔的思想背景，即从一气流贯往复的角度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春夏秋冬相对应，即：春，仁，元；夏，礼，亨；秋，义，利；冬，贞，智。朱子以利贞为“乾之实体”、“万物本质”，也是强调静藏为体、发动为用。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相对于“中”“仁”就有优先性、根本性，“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正’字、‘义’字却是体，‘中’、‘仁’却是发用处”(同上，第3137页)，“主静者，主正与义也”(同上，第3139页)。而这与通常的理解包括朱子本人的“仁体”思想似恰恰相反。对此，学生就有疑惑，问：“仁却恐是体？”朱子说：“随这事上说，在这里仁却是发用。只是一个仁，都说得。”(同上，第3137页)朱子似认为这是两种不同语境，强调的重点和角度不同，并无矛盾。

笔者认为，张栻对朱子的质疑有道理，朱子以阴阳特别是动静来解“中正仁义”带来不少问题，给其思想体系的统一性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朱子所理解的“主静”，多是贞藏、翕聚、收敛义，这与“动”还是经验意义上的辩证关系，似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体用之体、形上之体。朱子后来在《太极说》中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

故人虽不能不动，而立人极者必主乎静。惟主乎静，则其著乎动也无不中节，而不失其本然之静矣。

静者，性之所以立也；动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实则静亦动之息尔。故一动一静皆命之行，而行乎动静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谓性。”④

这篇《太极说》有些争议，年代也待考⑤，我认为当后于《太极解义》，其思想表述上比《太极解义》圆融清晰，可以看作是朱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里强调“本然之静”，“行乎动静者性之真也”，都表明此“静”是超越经验对待之动静，乃性之本然、本体之形上之静。这在儒家，最大的经典支持是《礼记·乐记》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也当是周敦颐强调“主静”工夫的主要经典来源。其次是《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朱子是融合《中庸》思想来发挥其“静以立体”之义的，先立中之大本，才有和之达道，而这与其以“元亨利贞”模式来解“中正仁义”似有一定矛盾。

朱子以阴阳动静来解释对应中正仁义，把中正仁义对应为元亨利贞之一气流行，这两者都突显了“静”“贞”相对于“动”、“体”相对于“用”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这样“中正仁义”的独特价值不是很突显。牟宗三认为“将主静工夫直拉于中正仁义之中而言之，把中正仁义亦套于阴阳动静体用之宇宙论的格局中而说之，此即减杀原文‘立人极’之道德的警策之意”⑥。牟宗三对朱子有些偏见，固可商榷，但此条评论有其道理。劳思光也指出“‘中正’二字连用，以表价值标准，显然出于《易经》观念。……但朱熹解此段则勉强以‘中正’配‘礼智’，以与孟子四端牵合，可谓全失本意”⑦。

虽然总体上朱子及门人对此句的断句是没问题的，但由于朱子把“中正仁义”动静化处理、对“静以立体”过于强调，以至朱子与门人对话中也确实出现了省略“中正仁义”，直接用类似“主静立人极”的说法。如当辅广问“惟人才动便有差，故圣人主静以立人极欤？”朱子回答说“然”⑧。南宋朱子学者魏了翁也直接说：“盖必体立，用乃有行，人生而静，性命于天，感物而动，好恶形焉。圣人主静以立人极。学者匪静，畴保天则？”⑨元代朱子学者方回也说：“剥复之间有坤卦，四时有冬，一日有夜，非谓有静无动也。静为动体，贞为四德之干也，所以圣人主静立人极，内之存养者也”⑩。魏了翁“体立用行”、方回“静为动体”都是朱子的意思，他们的“圣人主静立人极”之说显然也是承朱子之义。类似的，明初朱子学者胡居仁也说：“乾必有初潜而后有二见，坤必有初凝而后有二动，乾必专一而后直遂，坤必翕聚而后发散，周子所谓主静立人极，主此立此。”(11)笔者认为，元明之际这些朱子学者“主静立人极”的说法未必是有意断章取义，但是到了明代就出现了以“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的提法，并流行开来。但也不得不说，一定意义上，元明之际这些朱子学者不经意的“主静立人极”之说是后来断章取义的滥觞。

二、阳明后学及刘宗周与“主静立人极”之断章取义

明初学者孙作在其《答性难》一文中说：“周子‘定之以中正仁义’，和也；‘主静以立人极’，中也。其静而得其性之本乎”(12)。孙作这里明确把“中正仁义”与“主静”断开，把“主静立人极”连为一句，进而以“定之以中正仁义”为“和”、“主静立人极”为“中”。明确以“主静立人极”断章并取义的作者可能就是元末明初的孙作。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在论及周敦颐主静工夫的时候，强调“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13)，认为“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14)。阳明以超越动静的“定”来诠释周子所主之“静”，应该说是接着程颢《定性书》的思想来发挥的。

阳明本人并没有“主静立人极”的说法，而且他论及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非常明确强调是“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但阳明后学常直言“主静立人极”，如南中王门、曾从学于王龙溪、钱绪山的查铎，他说：“圣人则浑然无欲，虽酬酢万变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谓主静立人极也”(15)，此论似接着阳明“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来说的，但阳明并未明言“主静立人极”。查铎还说“惟闻道则主静立极，真常在我，生本无生，死亦何死”(16)，又说：“夫养生之说，倣于老氏，然未尝不通于吾儒，观妙观窍而归于玄者，无生也。惟无生故长生不息，主静立极，而要于一，一者无欲也。”(17)这些论说明显杂入了佛老的思想。

浙中王门、曾从学于欧阳德的王宗沐，他在《刻传习录序》中说：“孔门之所谓仁者，先生之所谓知也。自程淳公之没，而圣人之学不传，沉酣传注，留心名物，从其求于外者，以为领略贯解，而一实万分、主静立极之义微矣。”(18)李材曾从学于阳明弟子邹守益，但他对阳明“致良知”说有些批评，提出“止修”说，李材弟子陆典在《敬学录》中也强调“主静立极”：“人性上虽不容添一物，然一堕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无事。故尧曰执中，孔曰择善固执，子思慎独，孟子直养无害，周子主静立极，皆就太虚中默默保任”。(19)江右王门、阳明后学罗洪先说：“‘主静立极’濂溪尝有是言矣。此非濂溪之言也，戒惧于不睹不闻，子思尝言之矣。不睹不闻，静也。”(20)阳明三传弟子、江右王门后学邹元标也说：“宋儒周敦颐之《太极图》，阐阴阳动静之机，发主静立极之旨；程颢之《定性书》，谓性无内外，谓学先识仁；张载之《西铭》《订顽》，朱熹之正心诚意，陆九渊之学在先立其大，真足以涤性灵、见圣真。”(21)可见，不少阳明后学都非常推崇周敦颐的“主静立极”说，似乎认为这一观点代表了周敦颐思想的主旨，并把这一思想与《中庸》“慎独”、“不睹不闻”、程颢《定性书》等关联起来。

在明代，对“主静立人极”强调最多、肯定最多、发挥最多的是被誉为理学殿军的刘宗周。他说：“天枢万古不动，而一气运旋，时通时复，皆从此出。主静立极之学本此。”(22)“昔周元公著《太极图说》，实本《中庸》，至‘主静立人极’一语，尤为‘慎独’两字传神。”(23)非常明显，刘宗周是有意把“定之以中正仁义”排除在“立人极”之外。程颐不喜“主静”之说，强调要“主敬”，但刘宗周坚持认为“主静”优于“主敬”，甚至倡言“‘主静立极’之说最为无弊”：

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惧来，然敬字只是死工夫，不若《中庸》说得有着落。以戒慎属不睹，以恐惧属不闻，总只为这些子讨消息，胸中实无个敬字也。故主静立极之说，最为无弊。(24)

非但如此，刘宗周还构造了一个“主静立极”说的道统：周敦颐得之《中庸》“慎独”、“未发”，传大程，大程传杨时道南学派之罗从彦、李侗。刘宗周认为程颢的《定性书》正是发明了周敦颐“主静立极”的思想，他说：

此(引者按：指程颢《定性书》)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主静之说，本千古秘密藏，即横渠得之不能无疑，向微程伯子发明至此，几令千古长夜矣。(25)

自周子有主静立极之说，传之二程；其后罗、李二先生专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26)

自濂溪有主静立极之说，传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为单提口诀。夫所谓未发以前气象，即是独中真消息，但说不得前后际耳。(27)

甚至，刘宗周也把阳明纳入这个道统之中，认为“良知即主静立极之说”：

而(引者按：指阳明)《答陆元静》数书，发明《中庸》之理甚奥，则其真接濂溪之传者，其曰“未发之中即良知”，即“主静立极”之说也。(28)

显然，刘宗周自认为其传承了周敦颐所开创的“主静立极”的道统，其“慎独”说上接“涵养未发”，直通“主静立极”及《中庸》之上乘。刘宗周似把程颐“主敬”说排除在此道统之外，对朱子也有些微词，但认为朱子最后还是回归了其师李侗“涵养未发”之旨。可以说刘宗周是宋元以来“主静立极”说的“集大成”，并把其“慎独”说纳入周敦颐由《中庸》所开创的这个道统之中。

三、辨误与反思

虽然先秦一些儒家经典如《礼记·乐记》也强调“静”，但总体上来说，“主静”毕竟是佛老的重要思想特征，无疑，过于强调“主静”将模糊儒家与佛老的边界。应该说，正是有鉴于此，程颐才强调对儒家而言，“主敬”更为根本，认为“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29)。这一点，其实朱子也指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云：‘敬则自虚静。’须是如此做工夫。”朱子门人兼好友蔡元定甚至直接说：“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30)

在明代，王廷相严厉批判“主静立人极”之说：

圣人之学有养有为，合动静而一之，非学顾如是，乃造化人物之道，会其极，诣厥成，自不能不如是尔。周子倡为“主静立人极”之说，误矣。夫动静交养，厥道乃成，主于静则道涉一偏，有阴无阳，有养无施，何人极之能立？缘此，后学小生专务静坐理会，流于禅氏而不自知，皆先生启之也。嗟嗟！立言者，可不慎乎哉！(31)

明代易学家来知德为“主静立极”思想作出辩护，源于《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他说：

世儒只知冥心闲目是静，不知此心如有思虑，当人事扰攘之时，皆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是静。何也？盖理主于一而不动，我既主于理，则凝然不动矣，即所谓人生而静也，从来儒者惟周茂叔知此，故曰主静立人极。(32)

来知德此说，与阳明“循理之谓静”大体上是一个意思。但，无论是王廷相的批判，还是来知德的辩护，他们无形中都把“主静立人极”看作是周敦颐的思想，没有指出“定之以中正仁义”对于“立人极”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这是断章取义，存在一定误解，说明在当时所谓周敦颐“主静立人极”的说法比较流行。当然，也许在王廷相看来，周敦颐说出“主静”两字，站在严肃的儒家立场上，也是不可原谅的。

有清一代的儒者论及此多是围绕“主静”来打转，似唯张履祥在《与何商隐》信中强调了仁义于立人极的重要性，他说：“其曰主静立极者，定之以中正仁义而已也，仁义而不轨于中正，则仁之或流于兼爱，义之或流于爲我，而人极不立矣。”(33)

在近现代，不少著名思想家、学者也喜言“主静立人极”，如：

周子以主静立人极，陈白沙于静中养出端倪，故云得此把柄入手，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34)(康有为)

周子以“主静立人极”，而于“静”字下，自注“无欲故静”，则此静非与动相对之静，而以停止之静讥之可乎？“立人极”三字，的是尼山宗旨。(35)(熊十力)

吾尝谓宋明理学以濂溪之为《太极图说》，以人之主静立人极以合太极始，而以蕺山之《人极图说》之摄太极之义，于人极之义终也。(36)(唐君毅)

然周子以主静立人极，明道易之以主敬，伊川又益之以致知，其学实一脉相承。”(37)(吕思勉)

方东美在引述周敦颐《太极图说》这句话时句读直接就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38)。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有时也喜用“主静立人极”之语来说周子，但牟先生此用语比较复杂，不可简单认为他理解的周子之“人极”就是主静，他说：“‘定之以中正仁义之道’以为超越之标准。此是客观地、原则地先提出理道以为标准。‘而主静立人极焉’，则是通过静复的工夫以见或立此理道以为定体，而人极亦于焉以立。人极不能在‘五性感动’上立，只能在中正仁义处立”。(39)同时牟先生也反对朱子以体用动静来说中正仁义。可见，牟先生所理解周敦颐的“人极”，“中正仁义之理道”是主要的，而“主静”是实现此理道的工夫。

四、“中正仁义”是周敦颐的“人极”标准的重点

周敦颐的《通书》一定意义上也看视为是对其《太极图》、《太极图说》思想主旨的进一步发挥，《通书·道第六》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40)《通书·师第七》又说：“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41)这些都是对中正仁义的强调，特别是“中”德，周敦颐非常看重。当然，《通书》也有对“主静”思想的发挥，如《圣学第二十》：“‘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42)圣人就是人极，很清楚，周敦颐的人极思想是中正仁义与主静的有机统一。陈来先生也指出“中正仁义是基本道德概念，主静是修养方法，以主静而兼有二者，这在儒学史上是少见的”(43)。

《周易》是周敦颐思想最为重要的经典资源，全面理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也不能离开《周易》。“中正”是《周易》的一个重要原则，凡爻位居中且正往往是最吉祥的，如九五、六二。《易传》尊尚“中正”之德，如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文言传》)、“中正以观天下”(《观·彖传》)、“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节·彖传》)，等等。关于“仁义”，《周易·说卦传》直接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对应于天之阴阳、地之柔刚。

“静”与“中正仁义”相对，与“主”相对的是“定”字。因为有了“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所以需要圣人来“定”。“定之以中正仁义”在前，实际上比“主静”更为重要，从语势上来说，“而主静”是一种补充，或者说是实现“定之”的一种手段和工夫。

总体来看，于“立人极”而言，“主静”固然重要，但绝不可遗落“中正仁义”四字，否则，周敦颐作为一代大儒的形象会模糊化，无法区别于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从语势上看，“定之以中正仁义”与老子这里所言“镇之以无名之朴”有些类似。在《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前之“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也与老子此句“化而欲作”有些可比性。而老子所言“不欲以静”，也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主静”下周敦颐的自注“无欲故静”。不可否认，周敦颐思想里有些道家的因素，儒与道有互通的一面，也并非决然对立。但儒与道也还是有不可通约的一面，周敦颐“立人极”的思想不可简单化归约为“主静”。比较“镇之以无名之朴”、“定之以中正仁义”，可以说“无名之朴”与“中正仁义”是儒道的重要分水岭，这里“镇”、“定”都有调伏、调摄、使之平静有序之义。由此可推断，“中正仁义”才是周敦颐立人极的主词和重点，“中正”、“执中”思想在前孔子的儒家经典里就已经很突显，于孔孟儒学而言，“仁义”更为重要。《太极图说》结尾处三引《易传》原文，第二句是《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敦颐最后感叹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可见，周敦颐思想的根本归旨是大易，是孔门《易传》。显然，周敦颐《太极图说》之“立人极”，对应于《说卦传》之“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明乎此，则周敦颐立人极的思想可化简为“仁义”，但不可化约为“主静”(44)。

注释：

①《周敦颐集·太极图》卷一，中华书局，1990年，第2-7页。

②《答张敬夫》，《文集》卷三十一，《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7页。

③《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137页。

④《文集》卷六十七，《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3274页。

⑤田智忠、陈亚洲：《朱子文献中的“太极图说”所指考论》，《周易研究》2017年第3期。

⑥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160页。

⑦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⑧《朱子全书》第十七册，《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3128页。

⑨魏了翁：《高才卿静菴铭》，《鹤山集》卷五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方回：《天原发微前序》，《桐江续集》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胡居仁：《易像钞》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孙作：《沧螺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五，《答文彦式辛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5页。

(14)《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第80页。

(15)查铎：《书楚中诸生会条》，《查先生阐道集》卷四，清光緒十六年泾川查氏济阳家塾刻本。

(16)查铎：《祭贡受轩师文》，《查先生阐道集》卷九。

(17)查铎：《贺伯兄斗山君八旬寿叙》，《查先生阐道集》卷七。

(1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1页。

(1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第694页。

(20)《答董蓉山》，《罗洪先集》(上)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33页。

(21)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二，明崇祯十四年林铨刻本。

(22)《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十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23)《中庸首章说》，《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十，第271页。

(24)《刘宗周全集》第九册附录，第380-381页。

(25)《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七，第212-213页。

(26)《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七，第216页。

(27)《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十二，第371页。

(28)《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224-225页。

(29)《二程集·二程遗书》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7页。

(30)《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139页。

(31)《雅述》(上篇)，《王廷相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57页。

(32)来知德：《来瞿唐先生日录·内篇》卷五，明万历刻本。

(33)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

(34)康有为：《长兴学记》，引自董士伟编：《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35)熊十力：《论汉学与宋学及宋明理学史》，引自郭齐勇编：《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3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唐君毅全集》卷十九，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492页。

(37)吕思勉：《理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72页。

(38)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5页。

(39)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160页。

(40)《周敦颐集·通书》卷二，第19页。

(41)《周敦颐集·通书》卷二，第20页。

(42)《周敦颐集·通书》卷二，第31页。

(43)陈来：《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44)《太极图说》没有出现“诚”字，而《通书》大量以“诚”论“圣”，这可以看作是对《太极图说》的补充。“诚”是《通书》和周敦颐思想的重要主旨，诚源于天道乾元，诚贯动静，以诚摄静，这无疑使得周敦颐思想的儒家性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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