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民国“大师”

作者：空山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廿二日己未

          耶稣2019年11月18日

今人往往认为民国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其实此论大可商榷。在笔者看来，今人所推崇的民国“大师”们大多可疑(按：此处所说的大师，是指国学方面的大师)，实在说，民国并没有几位真正的国学大师。

曾看到一套国学丛书，把胡适鲁迅都列为“国学大师”。这怎么可以？胡适鲁迅正是批判国学，把国学连根拔起的人啊！他们恰好是破坏国学的“大师”。同是这本书，还把闻一多、顾颉刚列为国学大师。闻一多认为《诗经》是一部“淫诗”，《春秋》是一部“秽史”，顾颉刚研究上古史，认为古圣人大禹其实是一条虫。这是弘扬国学，还是毁坏国学？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国学大师”？

如果说胡适、鲁迅、闻一多，顾颉刚等不足以称“国学大师”，一般人还比较容易接受的话，那么说梁启超、章太炎恐亦难副“国学大师”之誉，可能就令人惊讶不置了。在一般人心目中，梁启超章太炎如泰山北斗，高山仰止，令今人难望其项背，他们都不足以称大师，谁还能称大师呢？

诚然，梁、章二先生功底厚实，学问渊博，思想深邃，非常人可比。但梁先生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在于鼓吹变法维新，改造国民性。他擅长写文章，“笔锋常带情感”，激烈抨击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思想学说，认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中国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才能救亡图存，获得新生。梁先生甚至说：

“以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

这样的“人种优劣论”，其荒唐自不待言，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对年轻人极具煽动性，胡适即是在梁先生的感召之下，对传统做出了更猛烈的抨击，比如胡适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后来虽然梁先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但“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应该也是受到梁先生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论调，虽由胡适、鲁迅一批健将们大力鼓吹，然究其源头，恐怕还在梁先生这里。综观梁先生一生，学术思想和政治态度复杂多变，但他对于社会历史所产生的最大影响，还是在于鼓舞起反传统的浪潮。我们不否认梁先生的学问以及他对社会历史的贡献，但一个反传统的潮头人物，若以“国学大师”名之，不是有点奇怪吗？

众所周知，太炎先生的学问根底在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当然太炎先生不只精通小学，所涉甚广，多有卓识创见，然对于孔子与儒家，太炎先生却多有贬低，认为孔子只是“古之良史”，“闻望过情”（声誉名望超过实情），把孔子比之于汉之刘歆。其论儒家，总是站在佛家的立场来评判，儒家之所以好，是因为合于佛家，儒家之所以不好，是因为达不到佛家的高度。其实他的佛学造诣也很有限，讨论儒佛时常乱比附，比如他认为《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诚”，即是“迷信”和佛法之“无明”，“迷信自己为有，迷信世界万物为有，均迷信也”，“信我至于极端，则执一切为实有。无无明则无物，故曰不诚无物”。如此解释儒家之“诚”，直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太炎先生学问虽浩瀚，气节亦凛然，但对儒家，实多误解；虽以佛家为高，其实佛法造诣亦很难说。若说“小学大师”、革命家、思想家等等，太炎先生足以当之，国学大师之称，章先生恐亦难副。

那么王国维、陈寅恪呢？王、陈二先生之学问，是考据式的，王国维“二重证据”之说，不过是把“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陈寅恪则是在乾嘉学派考据传统之上，又采用西洋语言科学研究法。陈寅恪十二岁即走出国门，长年游学在外，受欧美尤其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影响甚深，故他回国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所代表的学风，乃是“由传统经史学曲折转向欧美汉学式之研究”（龚鹏程语）。王、陈二先生都学富五车，博闻强记，擅长多种外语，而且在海外阅读过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开阔，考证之精密，确属一时之冠。但他们这种学术路向，是否能代表国学的主流呢？今天的人文学科越来越科学化工具化，是否也与他们所开创的学术路向有关呢？此外，王国维早年研究德国哲学，却解决不了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一生脱不了叔本华的悲观气息。陈寅恪出身世家，家庭巨变留下的阴影始终无法化解，两先生的生命格调都比较悲观低沉，缺少光明爽朗之气象。他们或许可以说是优秀的历史学者，但说是国学大师，恐他们自己也未必悦纳。

说到教育，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当推蔡元培。然蔡氏之教育观，实多可商。作为一堂堂中国之第一任教育总长，置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传统而不顾，提倡所谓的“新教育”，其实是极其夸张的儿童中心本位：“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尊重儿童当然是应该的，但教师如何受教于儿童？这不是完全颠倒了吗？他毫不掩饰地赞叹推崇西式教育：托尔斯泰之自由学校、杜威之实验主义、蒙台梭利、施丹纳……（见《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他下令废止了中小学读经科，拒绝了马一浮设立“通儒院”“以培国本”的建议……中国教育西化之进程，经蔡元培而以国家力量全面推行。这样西化的教育家，能称国学大师？

综上所述，这些本不宜称为“国学大师”的民国文化人，不知何时都已成为我们心目中无可置疑的“国学大师”了。对于民国文化人，今人已经习惯于仰视，实在是因为今人太差了。民国文化人因为大多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经史功底，多少沾润了老一辈人物的流风余韵，故其道德人格、学问功力、才情志趣等都大为今人所不及，又因时过境迁，有了距离感，故对民国文化人，我们越来越仰视，逐渐把他们当做不可超越的楷模和大师来学习乃至崇拜。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缺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中的某些人造成或加剧了国学的沦落。他们的私德往往很好，也有理想抱负，忧世伤生，呕心沥血地为国家民族和文化传承而努力奋斗，他们的思想足以转移人心，风范足以动人，然他们的偏颇、缺陷、错误也是明显的，不可回避的，“国学大师”一名号，他们当中其实甚少有人担得起。

之所以指出这些民国“大师”之可疑，并不是为了指摘他们，更不是为了否定他们，而是关系到在今日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今人应该如何学国学的大问题。如继续仰视这些民国“大师”们，以为随便选一位“大师”就可以入门，很可能会走偏了，甚至走上相反的路。

学国学要以梁启超、章太炎为标杆吗？梁启超的文章，不是仍然可以激起年轻人反传统的情绪吗？学习章太炎，难道不会让人看不起儒家，暗中以佛家为旨归吗（佛教当然也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支，但以佛家为归宗的人，总不好称国学大师吧）？我们要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埋头做客观化的、缺乏生命热度的、且大多属于冷门的考证工作吗？如果不幸遇上蔡元培、胡适、鲁迅、闻一多、顾颉刚等“五四”健将，一股脑儿读下去，还会对传统文化有半点敬意吗？本来是为了学国学，到头来却成了“反国学”，如何是好？

所以今天，我们亟须给这些民国“大师”们以准确的定位，“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取长舍短，就正去偏，以免走错路。而且我们应该寻找真正可以引领我们的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其实民国学人中，真正能当“国学大师”之名者寥若晨星，究何人能当之，属另一问题。这篇小文只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选择一位民国“大师”以为学国学的路标，他们也许能在某方面让你得益，但也有可能让你误入歧途乃至南辕北辙。胡适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被古人欺”，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是否也应该用这句话衡量一下他们那个时代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