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美学研究的新成果

——《西周礼乐美学考论》评介

作者：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廿二日己未

          耶稣2019年11月18日

【新著评介】

在当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夏商西周具有别样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文明从早期聚落向王朝政治转变的重大时代，同时也是美学的器物史研究向文字史研究递变的时代。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进，这些王朝的面目变得愈加清晰起来。尤其是西周时期，在正史中，它的帝王世系是清晰的，我们可以借此为它理出一个有序的编年线索。同时，这一时代的青铜器多有大段的铭文注明其用途和属性，这有助于使器物美学研究避免停滞于审美鉴赏的表层，而真正获得深度的意义把握。更重要的是，除青铜铭文外，传世文献开始巨量涉及这一时代，尤其是作为其标识的周公制礼作乐问题，为理解当时的美学精神提供了一个可以抓住的关键点。

王燚的《西周礼乐美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正是以礼乐为中心，对中国西周时期的美学进行了详备论述，这是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著为重新确立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目前，美学界关于中国美学史起点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其起点设定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认为通过上古器物，如石器、玉器、陶器乃至岩画，可以考察当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二是将起点设定于春秋战国时期，认为只有到这一时期，中国人才具有了对美的理性反思，美学史也才真正成为美学思想的历史。但通过王燚的著作可以看出，西周时期，虽然判断其有明确的美学思想是不现实的，但它对礼乐之教不遗余力地推行，业已证明美和艺术作为一种建构社会秩序的观念具有充分的自明性。也就是说，美学史有审美意识史、美学观念史和美学思想史的不同写法，就其中的中国美学观念史而言，将其起点定在西周应是一个稳妥的方案。

第二，该著搭建起了西周礼乐美学的整体框架。从现有史料看，西周仍是一个行动压倒思想的时代，它更多涉及美好的政教在实践中如何展开，理论反思的时代还没到来。就美学史研究而言，这为如何将事象性史料转换成理论形态带来巨大困难。好在无论当时的文献还是后世的论述对这一时代的精神贡献是有定评的，即由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的礼乐文明。以此为基础，作者首先论证了礼乐作为美学问题的理论正当性，然后分体制、德性、礼仪、乐舞、物态、僭越诸章展开，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环节，使该书显现出鲜明的逻辑性和体系性；首尾两章分论这一美学形态的历史源流和后续发展，则使相关研究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学界经常提到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法，大抵如此。多年来，笔者一直呼吁美学史研究亟待重新历史化，原因就在于现行的美学史研究为了追求逻辑的合理性，对历史本身多元性的忽视现象已经比较突出。好在该书在动用逻辑手段时相当审慎，并没有背离历史本位原则。相反，史料的扎实丰富可能是它最重要的特点。比如，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证大量运用了金文资料，然后才是纸上文献，这在同类成体系的美学史研究中尚属首次。

第三，该成果是中国制度美学史研究的成功尝试。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共同使审美和艺术制度问题彰显出来。它包括美和艺术在社会环境中的自组织，也包括它如何被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建构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一转向彻底击溃了康德以降的审美无利害和艺术自律原则，为美学研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广泛介入提供了通道。事实上，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美向来是一个政治或宗教问题。在中国，由礼乐开启的政教传统更是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据主流位置。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以来，这块中国美学的宝藏一直没有被有效发掘出来。近年来，通过美学界的不懈努力，已可以确信，在中国美学史中，美和艺术除了承诺自由，促进人的觉醒和解放，它也是一种传统国家政治及社会体制的建构性力量。这种建构的起点就是西周确立的礼乐制度。据此可以看到，王燚关于礼乐美学的研究，是对中国美学一个长期被忽略区域的恢复和弥补；他所关注的西周部分，则对中国制度美学史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该书虽然取名《西周礼乐美学考论》，但却并不能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史著作。像它涉及的德性、礼仪、礼器诸内容，既是美学的，同样也是政治的、伦理的。出现这种多学科的交互，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并没有像西方一样在诸学科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历史中的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某一句话，往往有多样的价值面向，任何以西格中的做法，均会导致它意义饱满性的减损或价值流失。对此，笔者认为，可能要区分两种美学：一种是关于美的美学，另一种是从美出发的美学。前者研究美学的元理论，适于收紧；后者涉及美学与现实的多样关联，则宜于放大。由此形成的美学，是一种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的学科。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鉴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追求整体性和多元混融的特点，持守这种“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研究法将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因为过度在意美学学科的专属性而背离了历史的原真性。就此而言，笔者更愿意将王燚的这部著作称为以礼乐之美为本位向伦理、政治诸问题适度扩展的成果。它在现代学科规划和真切历史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弹性，这也是中国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