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是对中国教育的嘲讽
作者：孙铁骑（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博士、吉林白城师范学院政法系教师）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



孔子故里要修建一座气势恢弘的基督教堂，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十学者倡议书”[1]表达着民族文化的坚守者心中的愤慨与无奈。本文则抛开中国文化的民族本位，仅仅从学理层面论证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不只是对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污辱，更是对当代中国整个教育体系的极大讽刺。山东省教育厅能够对《三字经》等传统少儿启蒙的读经活动保持警惕，专门发文限制，却对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文化事件置若罔闻，中国的教育机构已到了是非不分，冷暖不知，“只把杭州作汴州”的昏庸地步。


一、基督教能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吗


任何民族文化之本质在于能够安顿本民族的文化生命，使本民族在此文化滋养之下可以生生不息，使民族之个体生命可以安身立命，找到自我灵魂的归依。正是在此意义上，不同民族在其不同的生存境遇之中才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其不同的民族特质。而基督教文化是在西方对象性思维与狼性竞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安顿人心的文化样式，所以在基督教历史上处处表现出西方理性思维的二元对立矛盾：一方面宣扬上帝与基督的大爱，一方面又残酷地迫害异教徒；一方面宣扬仁慈的上帝拯救万民，一方面又宣扬不信上帝者都要在末日审判时受到惩罚。所以基督教文化是狭隘而绝不宽容的文化，在它的教义中充满了对不信上帝者的诅咒与憎恨，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与“巴比伦之囚”都是基督教的狭隘与残忍的“伟大杰作”。基督教的上帝对信徒的要求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信徒不可作恶，一方面又承诺饶恕信徒的一切罪过，所以基督教的信徒一方面在上帝面前忏悔着自己的罪过，一方面可以接着无恶不作。这样基督教事实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使犯罪者可以在上帝的宽恕中心安理得地去作恶了。当年的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烧杀抢掠，哪个不是经过了上帝的允许呢？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开路先锋不就是基督教吗？而中国人何其健忘，今天已经开始主动拥抱基督教了，这是民族文化的悲哀，更是当代中国教育的悲哀。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就走向了下降线的轨道，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命题，西方的“理性主义”就日益壮大，彻底打败了基督教。现代的西方人只是在形式上信仰着基督和上帝，而本质上“上帝（早已）死了”，这是尼采给出的诊断。西方人在基督教文化中已找不到心灵的依归，沉沦于“空虚”与“烦忙”之中，这是海德格尔给出的哲学判定。雅斯贝斯在《当代人的精神状况》一书中描绘西方人的精神现状说：“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2]西方自己都承认“上帝死了”，基督教文化没落了，但畸形而变态的是，中国人却把基督教作为灵魂拯救的救星而使之在中国大地上日益漫延。在偏远农村还有许多孩子念不起书，上不起学，没有象样的校舍上课时，中国人却把大量的金钱花在了盖教堂，建教会上。基督教堂已经从城市漫延入乡村，今天已经开始向象征中国文化灵魂的圣殿发起了挑战，据说这座哥特式教堂恢弘高大，可以容纳3000人，高于孔庙且距离孔庙很近。它宣示着基督教文化已经与孔子代表的中国文化比肩而立了，而在事实上则是基督教文化要取代传统文化了，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不在了。而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还有一层可怕的本质，就是基督教文化已经战胜了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击败了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因为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早已消失，只留下一些历史遗存的形式，在孔庙的旁边再加上一座基督教堂只是在形式上再宣示一下传统文化的消失，对于早已不知传统为何物的中国人来说无多大意义，但对自小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广大民众来说则是对自己的教育和信仰的沉重打击。马克思错了吗？他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错了吗？它告诉我们“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3]现在“鸦片”已经烧到了孔子的脚下，而孔子早已从当代的中国文化中退场，中国的文化主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中国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应当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威胁了，在西方已经“死亡”的上帝在中国又“复活”了。而这种“复活”是因为基督教文化的“优秀”吗？不是。而是因为当代中国人的灵魂太空虚，因为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基督教才得以在中国“借尸还魂”，将在西方死去的灵魂植入了中国文化死后的躯壳，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春风得意。


而关键的问题是，基督教文化能够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吗？刘小枫、何光沪、李银河等人都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堕落归因于中国没有宗教信仰，似乎只要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就可以把中国人从精神堕落中拯救出来，却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已经通过信仰上帝而实现了自我的精神拯救。这种带有明显崇洋倾向的文化判定当然言之成理，因为这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同一件事情的成因，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造世界”，如何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基督教真能完成这一使命吗？如果基督教是一种优秀的文化，能够实现拯救中国人精神生命的使命，那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基督教。而真正的问题是，基督教在其西方故国已经失败，“上帝已经死亡”，它还能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吗？任何真诚的思想者都应当反思，用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是一种真正的精神救赎，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欺欺人。


有人以文化的多元与和谐来解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包容了佛教文化，也不应该拒斥基督教文化，而这里存在着一个伪命题，那就是当代中国有传统文化存在吗？只有在传统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时才谈得上以传统文化包容外来文化的问题，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之上，用什么去包容一种外来文化吗？这只能是一种精神的自欺，一种精神的自我安慰，甚至是一种精神的自我麻醉。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如此言说之人已经被基督教的鸦片麻醉了。而且，即使传统文化已经复兴，传统文化有与基督教文化融合的特质吗？另一个为众人所忽视的问题就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有包容基督教文化的特质吗？任凭基督教在中国大地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宗旨吗？下面本文对这二个问题展开论述。


二、基督教文化无法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人将基督教进入中国比附于佛教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包容性，自然应当接受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的事实。但这种比附不但超越了历史时空的具体限定，也忽视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本质的不同与冲突。深入文化的本质解析这一问题，不难发现基督教的进入与佛教的进入有太多的本质不同。


首先，基督教文化是狭隘的攻击性文化，它本身没有包容他者的文化特质，你敞开胸怀，人家未必会投怀送抱。因为在基督教历史上，不要说基督教无法与其他宗教和文化交融，就是在基督教内部也存在着派别冲突与宗教不宽容。基督教有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等不同教派，它们曾经的分裂与独立都伴随着剧烈的冲突与斗争，基督教历史中的宗教裁判所曾经杀害过无数的叛教者与持不同观点的教众，更不用说对异教徒发起的十字军东征与血腥大屠杀了。作为一种宗教能够严酷到对自己的信徒施以暴行，这种宗教就已经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政治，一种统治，一种强迫。现代基督教虽然变成了个人的私事，但其教义之中仍然充满了对不信基督者的恐吓与威胁。而佛教能进入中国是因其特质有与中国文化相通之处，佛教普渡众生的宽容和对众生平等的关爱与中国文化的仁义之道和生生之理相通，无论信教者还是不信教者，佛教都承诺救所有人出苦海，这种大慈悲是基督教无法想像的。而且，佛教进入中国是在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基础上的彻底中国化，中国化后的佛教已非印度而来的原始佛教了。而基督教文化是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废墟以强势文化的身姿进入的，再加上本然具有的侵略性，它会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吗？况且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尸骨无存，又以什么来包容基督教文化呢？怎么想这都是痴人说梦。


其次，元气已无的传统文化已没有资格和能力包容外来文化。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文化符号，传统文化的血脉都沉睡在古圣先贤的经典之中，普世中国人有几人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学绝道丧的时代，传统文化只有修养生息，“潜龙勿用”，培养元气，待时而动的可能，哪里还有包容外来文化的可能？而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只能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请不要用“包容”二字自欺欺人了。正是因此，“十学者倡议书”绝不是民族主义的狭隘与不宽容，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自卫与保护。我们需要注意，一座基督教堂的建立，就等于一座基督教学校的建立，而这所学校就建立在孔庙的旁边。今天的孔庙只是文化的遗存和符号，已没有了教书育人的功能，而这座将要建成的基督教堂将是容纳3000人的大学校，从这所学校中走出的人望着不远处孔庙的建筑，应当产生的该是作为上帝子民的自豪感吧！而不可能再去思考我是炎黄子孙，孔孟之后了吧！


三、基督教文化无法融入马克思主义文化


基督教文化不但无法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无法融入中国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是无神论的文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学说就是从批判宗教开始的。



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现实中批判宗教的，其本质是对宗教建基其上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他所批判的宗教不是原始（自然）宗教，而是由中世纪延展而来的制度（人为）宗教。原始（自然）宗教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无力改造自然而屈服于自然的威力之下，被迫承认外在的客观世界具有某种神力而对之顶礼膜拜，这种原始（自然）宗教来自自然对人的规约与限定，是人在自然的强力面前为了获得心灵的安慰而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证明了人类初民的理性在自然面前的弱小，但这却是理性的自我选择，是理性为了安顿先民的灵魂而选择了对神的信仰。而基督教则是制度（人为）宗教，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度是人为的创制，制度（人为）宗教是人为设定某种神力的存在而让人信仰之，这种宗教信仰来自人为的制度规约与限定，理性之人只是由于制度（人为）的隐性“强迫”而信仰宗教，而不是由于“自然”的需要而信仰宗教。所以制度（人为）宗教并不是理性之人的真正信仰需求，只是理性之人对宗教这种社会组织制度的“被迫”服从。这种“被迫”当然是不自觉的“被迫”，在表象中信仰者是主动的信仰宗教，本质上则是“现实的苦难”逼迫人们去寻找上帝的安慰。所以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宗教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人为的制度设计，是一定（阶级）社会制度中的统治者为了统治苦难中的被统治者而设计出来的一种统治手段。宗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借用信仰的方式把现实世界的苦难描述为对人类原罪的惩罚，把人类苦难的拯救寄托在来世，寄托在彼岸，从而使民众接受苦难的现实。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依据。” [4]宗教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折光，宗教里的苦难就是人性与人心对现实的苦难的非理性的反映，因为制度宗教只是人为的创制，并不是人性的必须，并不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必然，并不是理性的真正需求，所以马克思深刻的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5]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正是要唤醒沉迷于宗教中的信仰者，告诉他们宗教的本质是什么，真正的信仰的本质又是什么，“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宗教是人使自我空虚的行为。” [6]


虽然现代宗教早已退去了中世纪政治强迫、国家强制的色彩，脱离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支持，日益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但宗教借助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仍然在实际上压迫着人，仍然掌握着信仰的话语权。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本质的异化与人文精神的物化剥夺了人的理性的信仰资源，使理性的精神世界日益干枯，精神的荒漠化迫使现代人不得不投入到宗教世界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在直接的表象上，是现代人的精神空虚逼迫着现代人寻找宗教，在内在的本质上，则是现代社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逼迫人们走向宗教，现代资本主义与中世纪封建主义一样利用了宗教这一麻醉人的精神统治形式。


所以，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在其时代是激进的，而在当代则是适当而有效的，对于沉醉于现代性的浮华之中的现代人尤其显得深刻而必要。如此批判宗教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又怎能接受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文化又怎能融入马克思主义文化？


四、中国教育向何处去


既然无论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都无法“包容”或融入基督教文化，为什么基督教文化还会在中国大行其道呢？只能说明基督教文化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否定与排斥已经取得了相对优势，而传统文化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已无法再对基督教的进入承担责任，如此就突显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巨大威胁。而这种威胁证明了中国的现行教育体系出现了严重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就不必责怪现行教育体制对传统文化的无情了，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责怪现行教育体系为什么没有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文化，使基督教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土壤上不断扩张？


一个成功而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能够留下空间放任基督教扩张至孔子脚下吗？这里的关键问题已不是孔子的文化地位问题，也不是传统文化的命运问题，前文已述，孔子与传统文化本来只剩下一个躯壳，去除这个躯壳恰好证明了中国人对传统的残忍与忘本的彻底，而关键问题是中国教育体系中自小学至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系统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教育，竟然无法安顿中国人的内在灵魂，不得不最终求助于马克思终生批判的基督教上帝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这是对谁的讽刺呢？马克思在九泉之下该做何感想呢？而就在基督教堂即将盖到孔子故里的时候，山东省教育厅不但没有认识到基督教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威胁，而且下发了一纸文件，强调要加强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管理，不允许中小学全文学习《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启蒙读物。当孔子故里刚刚拿起传统中国少儿启蒙的一些读物进行诵读时，教育主管部门就以为“狼来了”，并以官方文件形式加以限制。而基督教这匹来自西方的“狼”已经进入中国人的精神圣地，却没有听到教育主管部门的一点声音。相反，起而呼号的都是民间的声音，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就是监管传统文化而放任基督教文化吗？在这种放任中是否带有对传统文化的歧视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不负责任呢？这就难怪马克思主义文化无法安顿中国人空虚的灵魂了。我们因此可以把基督教扩张至孔子脚下归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在抛弃了传统文化的同时，并没有认真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文化本来具有一个天然盟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信仰体系，而山东省教育厅却一方面担负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责任却无视基督教堂已经建到孔子脚下，一方面却发文限制《三字经》等传统文化的启蒙传播，客观上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何其荒谬！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要应对基督教文化的挑战，必须唤醒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资源，上文已经论证，基督教文化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带来了中国人的信仰真空与精神沦丧。中国传统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天然抵御者，基督教早在唐朝时期就曾进入过中国，但传统文化的自足性没有留给基督教任何发展的空间，一直到清末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基督教也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但恰是在中国已经国力强大之时，基督教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而根本原因不是上帝复活了，而中国传统文化死了，作为基督教文化天然抵御者的中国传统文化消失了，基督教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了。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本来具有反对基督教的本质，但我们的教育体系却显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精神发扬光大，给了基督教在中国横行的时机。所以在当代中国，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应当看到，自己的文化敌人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正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的基督教文化，即西方文化。


[1] 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659
[2]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页3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