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探析

——西汉立国七十年的历史反思与理论探索

作者：李英华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初七日癸酉

          耶稣2019年12月2日

作者简介：李英华（1970－），男，广东兴宁人，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摘要：董仲舒回顾和反思西汉立国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对治国之道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著名的“更化则可善治”这一命题。“更化”的基本内涵是更而化之，需要遵循三条原则，即“奉天”“法古”“爱民”。“更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即意识形态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改良与文教政策的调整。“更化”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则是“更化”的必然结果。“善治”是通过德治而使社会和谐、风俗淳美。应该遵循三条原则，即“承天意”“明教化”和“正法度”。“善治”的主要方式表现在三个方面：加王心、修法度；尊贤能、重教化；抑兼并、倡调均。要言之，“更化”的精神实质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对治国策略做出重大调整；“善治”的本质体现了一种“心系苍生，不怀私意”的精神理念，在政制设计上确保“众圣辅德，贤能佐职”，实现“教化大行，万民安乐”。一言蔽之，“更化则可善治”旨在更新和完善西汉王朝的治国理念与方法，这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董仲舒；更化；善治；西汉；国家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XKS03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国古代主张“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改易更化”等，这些思想观念都能给后人以重要启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1]。

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及“董仲舒”的名字，但所列举的治国思想观念都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而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浓缩于“更化则可善治”这一命题之中。这一命题的提出，正是西汉立国七十年之际[1]。这一特殊的历史关节点，使得这个命题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更化”的历史背景及其实质内涵

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举贤良。董仲舒在其对策中严厉批判秦朝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董仲舒认为，秦朝沿袭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政策，不仅没有及时调整国策，反而“又益甚之”，主要表现为“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尽灭先圣之道”等。其结果不仅导致秦朝的暴亡，而且，它的“遗毒余烈，至今未灭”。

继而，董仲舒回顾和反思西汉立国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对于当时西汉的社会状况，董仲舒批判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这段话主要反映了武帝执政初期的社会问题。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此时西汉社会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但在繁荣昌盛的外表之下，潜伏着日趋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黄老无为”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以往那种积极作用，蜕化为一种阻碍革新的顽固、保守的思想观念。二是地方诸侯与豪强并不完全服从中央朝廷政策与法规，他们大肆兼并土地，导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权威，而且也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三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先秦诸子百家遗风犹存，各执一词，不利于统一思想和加强中央集权。另外，由于国家不重视文化教育，导致民众道德水平低下、社会风俗败坏。四是匈奴时常入侵，两越不断制造事端，弄得边境不宁。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综合作用，造成武帝执政初期呈现一种所谓“虽欲善治”，却竟然“亡可奈何”的困窘局面。

为了打破这种困窘局面，董仲舒提出了“更化”论。他说：“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天人三策·第一策》）那么，何谓“更化”？董仲舒对此并没有作出简明扼要的解释。因此，这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了较大的歧异。从字面上说，“更”包含更新、更替、更张等意思，“化”则意味教化、化育等含义。合而言之，“更化”是指更而化之。董仲舒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天人三策·第一策》）所谓“扫除其迹”，即更张之意；所谓“复修教化”，即化育之义。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更化”，并不只是简单的更改、改变，而是包含了“更”与“化”两重含义。

那么，如何进行“更化”？董仲舒认为，必须遵循三条根本原则。他提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又说：“爱施兆民，天下归之。”（《天人三策·第二策》）要言之，“奉天”“法古”“爱民”构成了董仲舒关于“更化”的三条基本原则。根据这三条原则，并针对上述汉初社会的困窘局面，“更化”主要从以下三大方面展开：

第一，意识形态的更替。也就是治国指导思想的更新。要求彻底抛弃秦汉以来“以吏为师”和“黄老无为”的治国之策，转而采用儒家学说。董仲舒在对策中郑重地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人三策·第三策》）这种治国理念的更新可谓是“更化”的核心内容[2]。

第二，政治制度的改良。这涉及所谓“新王改制”的问题。董仲舒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从表面看，董仲舒所谓“改制”，只是改变诸如国都、国号、正朔、服色等形式上的东西，从而给人一种“改制”并不怎么重要的感觉。但是，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新王改制”其实是蕴涵了深刻的实质内容的变革。这是因为董仲舒强调“继乱世者其道变”，并特别指出：“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天人三策·第三策》）所以，董仲舒的“新王改制”思想，反映了一种“继乱世者其道变”（《天人三策·第三策》）的改革精神。为此，董仲舒提出了“强干弱枝”“德主刑辅”“调均安民”等诸多施政建议，这些建议都属于“新王改制”（即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

第三，文教政策的调整。在董仲舒看来，秦朝所实行的法家政策是反教化的。他批判说：“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天人三策·第二策》）这段话把秦朝所实行的法家政策批得一无是处。尽管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反映了董仲舒希望变革文教政策的强烈愿望。汉初实行黄老无为，虽然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但在文教政策方面并没有多少改观。他对汉武帝指出：“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天人三策·第一策》）为此，董仲舒主张“兴太学”“置明师”“养贤士”（《天人三策·第二策》）。这些建议都属于“更化”的重要内容，后来都被汉武帝所采纳，转化为汉武帝治国理政的文教政策。

为了促进汉武帝对“更化”内涵及其意义的认识，董仲舒举了个例子，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天人三策·第一策》）在董仲舒看来，周宣王之所以能够“复兴”西周，关键就在于他能够及时“更化”，也即不再重蹈周厉王的衰亡轨迹，而是及时改弦更张，对治国策略做出重大调整，从而实现史家所谓“宣王中兴”的盛况。可见，“更化”的精神实质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

二、“更化”与“善治”的内在联系

董仲舒提出“更化则可善治”（《天人三策·第一策》）这个命题，表明“更化”与“善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阐述它们的内在联系之前，首先有必要说明所谓“善治”的基本内涵。可是，正如董仲舒没有对“更化”做出明确的定义一样，他也没有明确界定“善治”的基本内涵。这需要后人通读《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的相关内容，熟读精思，然后才有可能做出比较合理的概括说明。这就难免仁者见仁而智者见智。

董仲舒提出“更化则可善治”命题之后，他接着说：“《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这段话可视为董仲舒对“善治”内涵的解释之一。由此可见，“宜民宜人”是“善治”的核心目标，“五常之道”则是“善治”的主要方式，至于“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则是“善治”的理想境界。此外，董仲舒还说：“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天人三策·第三策》）这段话也可视为董仲舒对“善治”的描述。要言之，“善治”就是通过德治而使社会和谐、风俗淳美。至于所谓“凤皇来集，麒麟来游”，显然也是一种理想境界。比较而言，董仲舒更重视在现实政治中所能实施的“善治”方式，及可能达到的“善治”目标。这也是董仲舒论述“善治”内涵的重点内容。笔者将在本文的后面三节给予更详细的阐述。

董仲舒认为，要实行“善治”，应该遵循三条基本原则。他在写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道：“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天人三策·第三策》）这段话的要旨可概括为“承天意”“明教化”和“正法度”。这与上述“更化”的三条原则（即“奉天”“法古”“爱民”）的文字表述虽有不同，但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因为，“承天意”即是“奉天”；“明教化”则是“法古”的具体化，因为，“法古”的实质是尊奉孔子之道，而尊奉孔子之道，自然就致力于“明教化”；“正法度”则是“爱民”的制度保障，因为，所谓“防欲”，主要是限制权贵阶层私欲膨胀、与民争利。

在上述这三条原则中，第一条原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为，“天”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他认为“天常以爱利为意”，所以“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即帝王必须以“爱民”为本。他指出：“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天人三策·第三策》）同样是这个天下，古代圣王敬天顺命，所以大治，而今乃不治，所以应该“法古”。总而言之，正是由于“奉天”，而决定了必须“法古”和“爱民”。同理，也正是因为应当“承天意”，而决定了必须“明教化”和“正法度”。

进而值得指出，“善治”的三条原则（即承天意、明教化与正法度）和“更化”的三大内容（即意识形态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改良与文教政策的调整）存在密切联系。从本质上说，“更化”也是“承天意”的内在要求，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天人三策·第一策》）为了止乱救败，必须顺承“天心”而及时“更化”。“更化”与“善治”体现了“顺天心”（实即人心）的内在要求。这反映了“更化”与“善治”之间的本质联系。不过，由此不能认为“更化”与“善治”是同义、等价的。董仲舒认为，“更化”是“善治”的先决条件。他说：“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这说明“更化”是“善治”的首要前提，而“善治”则是“更化”的良好结果。

那么，只要统治者实行“更化”政策，就一定会带来“善治”效果吗？董仲舒对此充满自信，他说：“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天人三策·第一策》）既然“善治”能够带来这么好的成效，进而值得追问：究竟应该如何治理，才称得上“善治”？这就需要明了“善治”的如下几种主要方式。

三、“善治”要旨之一：加王心、修法度

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又说：“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天人三策·第一策》）还说：“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天人三策·第三策》）一般认为，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开疆拓土的帝王，但在身心修养方面则不无欠缺。可是，从这几段策问中可以看出，汉武帝为了治理好国家，对于心性修养问题还是有所留意的。

董仲舒作为西汉大儒，他很重视引导帝王进行心性修养。他在对策中对汉武帝直言：“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天人三策·第二策》）所谓“王心”，即实行王道的仁心。这颗仁心必须通过平时认真、刻苦的修炼才能呈现出来。对于汉武帝所谓“性命之情”，董仲舒解释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天人三策·第一策》）董仲舒对人性问题具有深入研究，主要认为人性中蕴含善质，但尚未能称得上“善”。并且，人性还隐含“仁”（属阳）“贪”（属阴）两重性质。因此，有待圣王教化，同时也需个人自身的努力，才能逐渐完善人性而使之向善。

对于汉武帝所谓“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董仲舒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阐发，他说：“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天人三策·第三策》）尧舜兢兢业业，谨小慎微，言行不苟，最终“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这就为汉武帝指明了一条由量变至质变的振兴之道。

董仲舒接着说：“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天人三策·第三策》）桀纣独裁暴虐，肆意妄为，导致谗奸并进，贤良隐伏，最终“陵夷而大坏”。从而给汉武帝阐明了一条由量变至质变的衰亡之途。

所以，董仲舒所谓“加王心”，首先是指帝王要重视内心修养，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他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天人三策·第一策》）其次，为了更深入地启迪汉武帝的“王心”，以便实行“王道”，董仲舒把“王心”与“天意”联系起来论述，强调帝王必须效法天道，他说：“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天人三策·第三策》）又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天人三策·第一策》）“天意”是“王心”的本源，也是“王道”的根据。董仲舒之所以重视“天意”，目的是让帝王感到一种强有力的外在约束，从而增强修习“王心”、实行“王道”的自觉性。第三，“加王心”表现为实行德治。董仲舒批评指出：“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天人三策·第一策》）所以，董仲舒认为，“加王心”最终一定要落实于“德教”之中。

为什么需要“修法度”？董仲舒比较分析了古今治国之效的差异，他说：“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天人三策·第三策》）可见，西汉的政治制度并不符合董仲舒的德治标准，所以需要改良制度（即“修法度”）。改良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调整德刑的主次关系，把现实中重刑轻德（或重刑废德）的制度调整为德主刑辅。

董仲舒所谓“德主刑辅”，是以天道为依据的。他说：“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在董仲舒看来，天意任德不任刑，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天人三策·第一策》）。值得注意，不宜由此以为董仲舒完全否定了“刑”的作用及其价值。董仲舒说：“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他认为刑德就像天有阴阳一样，阳为德，阴为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不过，天是以阳为主，以阳统阴，因此，董仲舒主张“德主刑辅”，即以实行德政为主，辅之以刑罚制裁，主张“庆赏以立其德，刑罚以立其威”（《春秋繁露·威德所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天人三策·第二策》）。总之，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反映了儒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四、“善治”要旨之二：尊贤能、重教化

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天人三策·第一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帝王自身需要“加王心”之外，还必须尊贤能、举贤才。这也是上述“修法度”题中应有之义。

董仲舒批评指出：“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天人三策·第一策》）他以殷纣王为例，批判说：“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天人三策·第二策》）然后，董仲舒又批评指出，当今的郡守、县令也很不称职，他说：“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天人三策·第二策》）董仲舒进而分析，这些官吏之所以不称职，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用人制度存在严重问题。他批评指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天人三策·第二策》）

为了进用贤能同时淘汰冗官，董仲舒提出了一种新的用人制度，他说：“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天人三策·第二策》）应该肯定，董仲舒所谓“贡举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颇为先进的用人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精神在于“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有利于促使社会形成一种尊崇和重用贤能的良好风尚。

为了实现“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的政治目标，董仲舒认为，最根本的还在于重教化。他分析指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天人三策·第一策》）基于此，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以教化为大务”的建议，他说：“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董仲舒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教化的重要性，而且实实在在地提出了“立太学”这一建议。这一建议后来被汉武帝所采纳，从而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董仲舒认为，太学不仅可以教化民众、改良风俗，而且还可以培育人才、储备贤能。他指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天人三策·第二策》）

董仲舒认为，加强文化教育，有助于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如果民众没有接受文化教育，就不能明辨义利关系。他说：“故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闇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那么，董仲舒所谓“正确的义利观”是什么含义？董仲舒认为，无论是谁，他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义”与“利”。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表明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同时具备“义”（道德）与“利”（物质），“义”与“利”各有价值，不可偏废。董仲舒进而说：“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说明，比较而言，“义”对于人的意义要比“利”更重要一些。因此，一个人在平时生活中必须重视道德修养，体现出一种人之为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品质，而不能见利忘义、心为物役，否则，就与一般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董仲舒接着指出：“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因此，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应该担负教化百姓、培育民智的责任，以使民众能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2]。

五、“善治”要旨之三：抑兼并、倡调均

汉武帝在策问中感慨地指出：“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天人三策·第二策》）应该肯定，武帝在策问中并没有粉饰太平，而是比较客观、比较理性地指出问题，并希望文学贤良们能够积极提出应对之策。

西汉前期，在经济繁荣的外衣之下，隐藏着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董仲舒尖锐地指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他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现象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与民争利”，主要表现为“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汉书·食货志》），以及整个社会“弃其度制，各从其欲”（《春秋繁露·调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董仲舒主张抑制兼并、实行调均，他说：“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春秋繁露·调均》）这就是著名的“调均”论。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达到“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调均》）。可见，所谓“调均”，不是那种简单的、一刀切的“平均主义”，而是把贫富差距调控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社会各阶层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应该肯定，这种“调均”思想是比较可取的[3]。

为了强化“调均”思想，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董仲舒在写给汉武帝的对策中作了长篇论述。他首先指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继而严厉批判：“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最后，董仲舒提出应该遵循的原则，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天人三策·第三策》）由此可见，董仲舒旗帜鲜明地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表明了他的民本思想立场。徐复观先生指出：“他（指董仲舒）的起心动念，都是为人民着想。”[3]这个论断可谓如实反映了董仲舒的民本情怀。

值得指出，董仲舒这种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的思想观念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贯的思想原则。因为，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春秋繁露·度制》）在董仲舒看来，上天派生万物，原本各得其所，也即各有度数，此即所谓“天数”。这种天数便是圣人创制立法的客观依据。如果有谁（主要表现为“大者”）不安本分，僭越天数，就是违背了“天理”。要言之，这段话的精神旨在强调，如果统治者“与民争利”，就是违背了“天理”。董仲舒认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董仲舒的民本思想立场。董仲舒主张抑制兼并、实行调均，实质上就是他的民本思想精神的体现。

董仲舒的“调均”论主要是从制度角度约束统治者“与民争利”。此外，董仲舒还从思想角度告诫统治者，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动机，要遵循“道义”原则，而不要总是为自己“谋利”。他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可见，“仁义法”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言。董仲舒提醒统治者：（1）仁的法度在于爱人，不在爱己。只有爱人，才叫“仁”。（2）义的法度在于正我，不在正人。只有自正，才是“义”。要言之，“仁”的精神在于爱人，“义”的实质在于律己。这就是说，董仲舒旨在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仁政，不要只为自己考虑，以权谋私，也不要光用大道理去说教百姓，而自己却置身度外。

在写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董仲舒对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天人三策·第三策》）董仲舒希望，身居大夫以上的统治者要有严格的自律精神，要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而不要把自己等同庶民，孜孜求利。

为了让汉武帝更深刻地理解“善治”内涵及其意义，董仲舒还举了个例子，他说：“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天人三策·第二策》）可见，“善治”之为“善”，首要前提在于帝王“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即需要一种“心系苍生，不怀私意”的精神理念。其次，必须在制度设计上确保“众圣辅德，贤能佐职”。再次，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做到“教化大行”。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和洽，万民安乐。

六、结语：更化则可善治

综上所述，基于西汉立国七十年的经验教训，董仲舒提出“更化则可善治”这个命题。所谓“更化”，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改良与文教政策的调整，其精神实质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及时改弦更张，对治国策略做出重大调整。董仲舒所谓“善治”，体现了一种“心系苍生，不怀私意”的精神理念，在政制设计上确保“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最终实现社会和谐、风俗淳美。董仲舒认为，“更化”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则是“更化”的必然结果。概而言之，“更化则可善治”旨在更新和完善西汉王朝的治国理念与方法。

如今，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更化则可善治”这个命题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探讨“善政”与“善治”的关系。其中，俞可平先生认为，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善政一般包括四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善治则包括了十个基本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4]。他还指出：“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5]应该说，这些观点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于此，我们在肯定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这个命题所蕴含的精神理念的基础上，赋予其一种新的时代内涵，即把“更化”视为“善政”，把董仲舒所谓“善治”理解为现代意义的“善治”。这样，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01).

[2]李英华.董仲舒对西汉初年时代问题的思想探索[J].中国当代价值观研究,2016(5):76-90.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7.

[4]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59,61.

[5]俞可平.走向善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250.

[1]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此时，上距刘邦于公元前206年灭秦被封“汉王”为72年；上距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羽、建立西汉王朝为68年。取其整数，正好是70年。

[2]需要说明，董仲舒这一建议的提出，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决定，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特别是，自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年）执政以来，董仲舒又经历了6年的期待与努力。董仲舒在其《士不遇赋》中所谓“正身俟时”和“心之忧兮”等词句即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待到元光元年汉武帝下诏策问时，董仲舒才迎来抒发自己政见的机会。

[3]董仲舒还提出了关于“调均”的一些具体措施。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经济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土地兼并的揭露和批判。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先论述了土地兼并问题的根源及其危害，并且为限制土地兼并而提出了限田主张的思想家。”“董仲舒的限田论，和孟轲的井田思想，以及后来出现的均田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田制思想的三个基本模式。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每当封建土地兼并趋于剧烈的时候，都会有限田呼吁发出，而后代的限田论者，实际上都不过是以这种、那种方式把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加以具体化。”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536、539页）。“限田论”只是董仲舒“调均论”中的一个要点而已。仅从这一要点就可以看出董仲舒“调均论”的重要意义。而周桂钿先生则从宏观角度对董仲舒“调均”思想作了整体性的精辟评论。参见周桂钿《董学探微·续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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