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曲阜建基督教堂的事情在儒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您本人也参与了反对建教堂的签名，本刊下期将会刊登一篇有关此事的文章，在实地采访后，我有以下一些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还望韩老师能不吝赐教：在曲阜采访中，我的感受是，在一般老百姓层面，基督教信仰的传播程度远大于儒学，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传播态势，而儒学则日渐式微，在这样一个号称“东方圣城”的地方，人们生活对外来基督教的认知远大于或者说清晰于对儒家文明的认知，您怎么理解和解释，这种信仰领域的怪现象？

韩星：这种现象可以从儒家的衰微和基督教的强势两个方面的消长来理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很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冲击最厉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并与所谓反封建、反专制纠缠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对批孔反儒使儒学的声誉一落千丈，影响了几乎一个世纪，在中国形成了持久的反传统思潮，儒学后来的长期沉沦主要是这次运动冲击所造成的。尤其使人感到痛心的是，历来受士人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经过激进人士的无情攻击之后，从道德圣哲变成了守旧人物，中华民族暂时失去了道德人格的理想，中华文化失去了前进的正确方向，而所用来替代他的或者是外来的偶像，或者是生杀战伐、暴力流血的英雄，或者是肤浅的没有多少文化蕴涵的典型，等等，其消极后果直到现在才逐渐显示出来。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割断造成了当今中国人精神方面的诸多问题，集中地反映在信仰危机方面，具体表征如：精神病人越来越多，严重自杀数字持续攀升，人心堕隳，社会腐败，在物欲中急急如丧家狗，没有目标，跟着感觉任意游走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里，正义不见了，相互逼良为娼。不说别的，就在基层老百姓当中也形成了信仰真空，于是为基督教的大肆传播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回头看，基督教是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开始了西学东渐，最初是温文尔雅的，近代以来则带上了既野蛮又先进的双重性格。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佛为辅的模式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与思考。可以想见，如果几亿中国人的头脑都信奉了天主、基督，不再讲传统礼仪，不讲人伦道德，不讲孝悌之道，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吗？正是基于精神信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人的精神危机表示关切和忧虑，同时思考解决的办法，探索未来出路，在现实中也就出现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读经热。

记者：有当地学者这样跟我解释儒学跟基督教的差别，他说，儒学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越来越官僚化了，越来越不亲民，我个人的采访和观察也在部分层面印证着这一点，比如儒家的话语体系，建筑风格，无不官府气十足，而基督教在中国能够迅速传播，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着亲民取向，将信徒称为兄弟姐妹。对于这些判断，您是否认同？

韩星：您这个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不能全部认同。

首先，现在我们受教科书影响而理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够准确的，所谓“罢黜”、“独尊”也确实没有后人所想象的那绝对。如果真是那么的专制，那么的黑暗，大汉文明的赫赫声势就有点不可理解了。事实上，汉代思想文化一直是多元融合的，“百家”并没有被完全“罢黜”，不活动了；儒学被官方重视，却也没有达到完全“独尊”。

其次，汉代以后儒学确实在与政治结合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后来更形成诸多弊端，儒学的官学化造成了您所说的“官气十足”，但是这只是儒学在政治方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历代的大儒一直在努力通过回归先秦孔孟，弘扬儒家的真精神——人文理性精神，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以人文精神与封建专制进行抗争，这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可贵的以道抗政，以德抗位，追求王道政治，憧憬大同理想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可贵的政治文明传统，可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精神价值理念。在这种精神价值的影响下，我们的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现代程序民主，但有民本思想可以与现代民主接榫。

第三，传统儒学既有天道性命的形而上学的追寻，社会政治的制度化建构，同时也是百姓日用的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如传统的礼乐就承担这样的文化功能，形成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各种儒家文化样态如家族祠堂、文庙、书院、先贤祠等，这些本来都是儒家“亲民之道”的具体体现，同时儒家文化也是能够兼容并包的，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种内在结构的模式，即以儒为主体，以道、佛为调节和补充，以法家为实行，形成了一个互动互助的结构形态，而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中，起着一种制衡作用，通过与时俱进，满足统治者的要求和民众的需求，在整合中国文化传统，维护中国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自身也不断地得到更新发展。

可惜，近代以来由于把儒家文化割断了，不仅在精英阶层，而且在民间，特别是经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才造成了中国人现在的精神信仰真空，使基督教在中国能够迅速地大规模地传播。

记者：在我的采访中，也有学者认为，对一座教堂如此敏感，这是文化上的自卑感在作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未来很多年，中国社会肯定会上演各种宗教文化的竞争，在竞争中，您对儒学保有信心吗？您认为最大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韩星：说到自卑感，近代以来由于儒家走向衰微（这是本来是周期性的），同时西方文化全方位的进入，使中国士大夫痛心疾首地感受到了自己文化的落后，自己的软弱无力，确实产生了自卑感。同时要看到，这与“西方中心主义”也有关。“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我中心意识，认为西方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优越于其它任何民族和地区的，是能够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应该普及到全世界，如果有那些文化或文明予以抵抗，他们认为这都是野蛮、落后的表现，应该通过政治压力、军事侵略、文化征服来推行西方的观念。这种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在一部分中国人头脑中产生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形成了一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文化心态。

但是，这次在曲阜建设基督教教堂所引发的抗议不是这种自卑感在作祟，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是对基督教乘虚而入，长驱直入，大肆传播，甚至出现诸如“东方闪电”这样基督教的变种威胁到了国家民族安全和老百姓正常生活、生命安全的的准邪教；另一方面也是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认同的增强，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正面的积极的反应。

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国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霸权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意识。象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等。其次，我们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认识，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使今天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立足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之上，我们的文化才能走得远，才也可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在未来若干年，在中国社会肯定会上演各种宗教文化的竞争，在竞争中，我对儒学还是有信心的，如果天命不灭中国文化，不灭中华民族，儒学就会继续更新发展，当然也会与时俱进地成为现在和未来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基本组成部分。我认为儒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它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从儒学的完整体系来看，它是包涵了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三层次结构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其中形而上层面就是天道性命的哲学建构，是形而中人的主体对宇宙万物的本体性把握，包括对具体文化现象的抽象和升华，概括和总结。形而中层面是儒学对人（类）自身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历史的理性反思和制度建构，所谓人道政制。形而下层面是形而中人的主体通过形而上是理性反思，具体地操作、运行而创造出来的可见的文化成界，包涵最广博。实际上这三个层面是浑然一体的，这样的划分只是逻辑的划分。所以，儒学可以为中国社会提供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可以满足社会不同方面、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可以发挥各种不同的文化功能，等等。劣势主要是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的割断和左倾的政治教育，使得人们对儒学的基本价值不太了解，对儒学的思想体系不能全面把握，对儒家的基本精神不能深刻认识，许多人对儒学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先见、偏见，有着各种各样的误解、误读，特别是儒学基本上还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停留在科研院所，停留在书本杂志上上，许多研究儒学的人缺乏身体力行，不能知行合一，不能以自己的道德人格感染和影响大众。这些都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学习古圣先贤的人格气象，在长期的努力中改变这种局面。

儒学为了与各种宗教进行竞争，必要的宗教化也是可以选择的道路之一。按照我的理解，儒学体系中有宗教这一层面的内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也发挥了宗教信仰的功能，所以在历史上儒家对道教、佛教经过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已经完成了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学这一儒学的新形态，构成了以儒为主，道佛辅助，儒学居中制衡的结构。但是，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特别的对基督教的融化、吸收还差的很远。必须强调，竞争的基本前提是以儒为主，兼容、整合其他宗教，如果丧失了儒家的主体地位，那一切就无从谈起，或者变了质，那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说到儒家与各种宗教进行竞争，不能回避儒教问题。

首先，得解释一下儒教的概念。我可以用“儒教”这个名称，但是并不要简单化地理解为与基督教一样的典型的所谓宗教。我们认为正本清源地看“儒教”，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儒教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文明或文化体系，它是多层面和多向度的，仅就学理方面讲，它就包含了今天学科划分情况下诸如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文艺等门类学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儒学。人们常说的“儒教中国”、“儒教文化圈”就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或文明的概念。狭义“儒教”之“教”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修道谓之教”之“教”。儒家也讲“道”，且十分重视“道”。道的下贯和落实就是所谓的“教”。“修道谓之教”，意味着知道、明道、守道、修道、得道。明了大道以后以道的标准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使自己变得符合道就叫“修道之谓教”。所以，“儒教”之“教”最基本包含了相当于今天的教化、教育、宗教三方面的意思。因此，我理解的儒教不是讲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其中集中体现这一信仰体系的文化形态就是礼乐，尤其是其中的祭祀礼仪。

说到“儒教文化圈”，一般认为最早从汉代开始，儒学就开始走向世界，13到14世纪，宋明理学逐渐传入越南、韩、日，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主流。儒教的世界性在于：儒学适应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灌输和强加的，而是出于人类社会道德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因此，它向世界的传播不象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是凭借武力，也没有传教士，而是以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为圭臬，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它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并且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够和平相处，没有排他性，没有侵略性，能贯通于世界各教派之中。20世纪以后，儒学尽管的中国本土遭遇了激进的批判，但是随着华人移居世界各地，“儒教文化圈”在不断地扩大，从东亚到东南亚，到欧洲、美洲，其影响已经是世界范围是的了。因此，我们说，儒教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教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记者：宗教文化之间，除了竞争，当然还有对话，可是， 千百年来，似乎人类社会都没有解决好文明之间的对话问题，今年，中国还搞了一个尼山论坛，试图进行文明对话，您认为这种对话有效吗？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中国前景如何？


韩星：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没有解决好宗教文化之间的对话问题。回眸人类历史，我们会看到明显的事实：欧亚大陆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宗教战争史，从罗马帝国的扩张到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从八次“十字军东征”到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战争，都是宗教战争。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带来新气象，人们期望世界和平的曙光并未令人乐观，社会冲突、种族冲突、政治冲突、经济冲突……依旧未见缓和，牵连及或转移到宗教冲突时，人们更是加深煽情与狂热，把争战带到无疆界境地，生命掠夺就近在人人的身边，以毒以杀，仇恨和恐惧循环交炽。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特别是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对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危机，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许多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对日趋多元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不能宽容，提出了很有影响文明冲突论。而文明冲突论的核心则是宗教冲突。

但要说起中国历史，谁能举出一例宗教战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都不过是用迷信包装的世俗战争。可以说，整个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一次宗教战争。因为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争斗锋芒都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存在着各种宗教的对话与融通。例如考察伊斯兰文化与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从现实世俗主义的层面上看，中国穆斯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适应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环境需求，在待人接物、饮食起居、建筑样式方面逐步地完成了“中国化”。但在生活禁忌、精神追求方面的坚守和持续，使伊斯兰文化与“经世致用”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明显的差异。从宗教组织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穆斯林不可能享受伊斯兰教教权国家穆斯林的那种政治、经济特权，也不可能建立全国统一的教权组织，在大分散小集中为特征的生存状态下，中国穆斯林聚居区均建有规模不等的清真寺，形成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区（教坊）。后来，在教坊的基础上，出现了门宦制度和经堂教育，成为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会的具体途径。现今，著名大儒杜维明教授就长期致力于儒家各种宗教的对话，可喜的是，现在世界上如美国已经有儒家基督徒，在东南亚已经有儒家式伊斯兰教徒，儒家式印度教徒等，当然还有传统上的儒家式道教徒、儒家式佛教徒，这充分证明了儒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排他性，可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交流融合。

中国搞“尼山论坛”，试图进行文明对话，这从动因上讲是好的，问题在于你儒教与基督教进行对话，而你在现实当中并没有儒教的存在形态与合法地位，实际情况是我前面所说的作为学术思想的儒学在与基督教进行对话，这就难免使人有隔靴搔痒之嫌，最起码是不全面的。另外，据报道有相当多的对话者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官员，这就不能真正代表复杂多元的儒家文化。所以，我认为这种对话的效果有限。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中国前景是很光明的，这主要取决于儒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秀传统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世界大同”等等理念，就是化解纠纷、缓和冲突的良方。儒家文化“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对话的前提是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我的基本的思路是这样：一是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会过程中，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强调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等；二是在当今中国文化内部多元思潮和思想观念、学术流派纷杂的情况下，要确立儒学的主体性；三是儒学复兴的过程中，要确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主体性。这样，我们就有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从小而大，由内而外，层层推展的三重主体性。


记者：一直以来，公权力介入个人信仰，都是饱受批评的一个问题，在儒学圈里，诉诸公权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您持怎样的看法？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公权力与信仰的关系？

韩星：我理解的信仰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这从现代社会来说是无庸质疑的。但是，众多的个人会组成一个群体或者说共同体，如宗族、民族、党派，甚至黑社会组织，所以个人信仰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与世无关的个体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公权力介入个人信仰肯定是应该受到批评的，比如说毛时代对宗教信仰进行过分的政治化干涉，以至今天中国的宗教管理部门仍然不自觉地延续政治化的简单的“管理”宗教信仰的行政习惯和手段，所以在处理各种宗教问题时往往捉襟见肘，甚至把问题扩大化、把矛盾化为冲突。

至于儒学圈有诉诸公权力以求儒教复兴的呼声，主要是因为国家长期以来只承认五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指基督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这其中真正土生土长的就只有道教，在现实中还是发展比较弱的，而不承认孔教或者儒教。这种承认不仅仅是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对各大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上支持，经济上扶持，文化上宽容政策，如这次曲阜建基督教堂据报道就是为了落实宗教教产，确保基督教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而经过政府批准的，而惟独对曾经是自己民族主体的儒教连合法地位都没有，就更谈不到支持了，这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严重的不公正，所以儒学圈里所谓“呼声也越来越高”其实是对自己基本生存地位的要求而已，还根本谈不到借政府的力量进行宗教竞争，打压别的宗教等。

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我认为对于公权力与信仰的关系应该走儒家的中道主义，政府对待宗教既不能放手不管的放任，也不是严格控制、强力压制，在处理宗教问题要用宗教的手段、法律的手段，当然也不绝对排斥政治的手段。所谓宗教的手段就是在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对各种宗教有分析鉴别，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考虑问题，以中国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为基本价值观，扶持正教，规范各教，抑制邪教？所谓“扶持正教”就是政府要支持儒教，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反对儒教国教的提法，而比较赞同复兴并展开各种各样的民间性的儒教活动，最基本应该有三个方面：

其一，宗教层面：农村宗族、家庭的祭祀、民族圣贤英烈以及地方先贤的祭祀，书院先师祭拜等活动正在不断复兴。这些活动开始重新承担传统上的认祖归宗、培育孝道、民德归厚等教化功能。而城市的状况令人忧虑：核心家庭在这些方面几乎遗失怠尽，完全是“失教”状态，给影视、网络、地下宗教、家庭教会乃至黄、赌、毒的堕落留下了充分的空间，需要我们尽快抓起来。

其二，教育层面：针对现代教育危机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指导制定新的教育方案，从幼儿读经到经学讲解到儒学研究为主体内容的系列教育，先是作为现行教育的补充或并行不悖，时机成熟了再改革现有教育体制。在补充阶段，可能主要是体制外的恢复；到改革阶段，则就是体制内的重建。

其三，教化层面：各行各业，各个地方，体制内外，特别是现代企业，对不同社会职业、阶层进行广泛的切合实际的儒家文化教育，目的是化民成性，救正人心，和谐社会。
韩星

西历2011年1月5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