洙泗儒话：中国之治如何应对时代之变

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初九日乙亥

          耶稣2019年12月4日

2018年新春伊始，孔子研究院即决定将建院23年尤其是创刊10年来的相关研究和普及成果编辑出版。孔子研究院积极组织力量开展编撰汇集工作，历时18个月，值此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六周年之际，近百万字的《洙泗儒话》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文章属于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访谈、讨论、介绍、叙说、专论，故定名为“儒话”。在“儒话”之前冠以“洙泗”，包含了一种家国情怀。洙泗之域是孔子故里、儒学原乡，这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就像曲阜城北那座洙泗书院所象征的，儒学就是从这里走出、从这里走来，走到全世界、走到了今天。本次编撰汇集，以孔子研究院时期2010年到2018年30多期《孔子文化》的文章为主，兼及2010年到2018年《孔子学刊》以及2004到2009年曲阜师范大学时期《孔子文化》的“名家访谈”栏目。在众多的原发稿件中，编辑们反复推敲、优中选优，汇辑、整理成了近百万字的定稿。《洙泗儒话》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包含“胜日寻芳”“方家新论”“儒学•现代•当代”“圣域风物”“域外汉学”5个栏目，38位作者的45篇文章；中册包含“经学研究”“儒学史研究”“孔子研究”3个栏目，40位作者的45篇文章；下册包含“万紫千红”1个栏目，38篇名家访谈。总计：9个栏目、116位次知名学者、128篇次文章、近100万字。本次编纂注重思想性、普及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融会、统一，这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把握时代脉搏，促进儒家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努力尝试。映衬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的深刻变化，《洙泗儒话》以朱熹诗句中的“胜日寻芳”打头，以“万紫千红”收尾，意即传达这种情怀和意蕴，同时，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之治如何应对时代之变？

坚守文化自信，护持精神命脉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首要的是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特征，深刻理解其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切实增强坚定文化自信的情感基础和思想自觉。杨朝明先生在《我陪同习总书记考察孔子研究院》中提出：“习总书记一行的到来，让我们感受到了国家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从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一再加强。此次习总书记的到来，也是对‘文化强国’的进一步推进，这正如他表示的那样，是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让我们激动不已，十分振奋。这么多年来，我们很多人都在为弘扬传统文化而努力，而真正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发展，没有党和国家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表示要推进文化建设，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实在是令人欢欣与振奋。习总书记的到来，在让我们感到光荣的同时，也自觉责任重大。孔子研究院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孔子、儒学专门研究机构。因为地处孔子故里曲阜，地位特别，意义非凡。自1996年奠基创建，已近20年的时间，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时间并不长，因此，科研力量、科研基础都比较薄弱。但是，孔子研究院自设立之日起，就担负着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要建设成为国际儒学研究中心，组织引领国际儒学研究与发展。此次习总书记的到来，更是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孔子研究院的殷切希望。习总书记在肯定我们成绩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在儒家文化的研究中走在世界的前列，能真正成为国际儒学研究的中心。这让我们感觉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党和国家对文化的重视与支持，也让我们信心百倍。曲阜是孔子故里、东方圣城，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子研究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相信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儒学研究者、爱好者前来。我们相信，在总书记的勉励、鼓舞下，在国家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有志于儒家文化发展的学者、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全院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一定会实现这一目标。”牟钟鉴先生在《儒学在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说到：“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个多元通和的中华文化生态，证明它是有实践生命活力的。而中国就其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言，乃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中国能做到的，世界也能做到。孔子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人类，他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由衷的敬爱，这不是偶然的，人们认识到他的学说可以为全人类造福。只要人们认真向孔子学习，把他的协调智慧用于处理当代国际事务，学会统筹兼顾，用以取代贵斗哲学，文明冲突就能变为文明合作，生态危机也易于克服，和谐世界就会到来。”郭齐勇先生在《护持精神命脉，推展人文教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中讲到：习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之基，是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文化的本体，必须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以上一段话中，总书记两次讲“根本”，一次讲“根基”，且是“固有的根本”，“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此次讲话中他还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这都表达了以中国文化为本根、本体的思想。我们认为，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坐实为我们党与我国现代化及现代文化的“本”（而不是末）、“体”（而不是用）、“主”（而不是从）、“本位”（而不是客位），有了灵魂与精神命脉，才不致于左右摇摆，流荡失守，迷离失据，无所依归。由此而开出的现代化才真正是我国的、健康的现代化。中国与中国人走上现代，中华文化在今天的创造性发展，当然是以自己5000多年伟大文明为基础、为土壤、为前提的，这绝不是要排斥吸纳人类不同文明与文化的优长。恰恰相反，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凝聚、消化、融摄内外不同的文化，丰富壮大自身。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人们现在经常说，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然是中国、西方文化浑然一体的产物，已难分彼此了。在一定意义上诚然可以这样说。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们这样一个五千年甚至七千年从未间断的伟大文明，我们这样一个包含古今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时期的发展中，创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精神、文化价值系统，以及人与天地相接相处的智慧，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与中国文化的本体，是我们固有的根本与精神命脉。这里包含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这些价值及“五常”“四维八德”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今天，我们仍然要以博厚高明的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今天中国与中国人的灵魂，以深长久远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作为今天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本体。我们讲“体用如一”“体用不二”，有其体就有其用，不能把体用打成两橛。我们更要搞清本与末、本根与枝叶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

只有“通古今”，才能有中国的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党带领人民创造性地发展出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撑，形成了坚定文化自信的不竭动力和现实基础。李存山先生在《只有“通古今”，才能有中国的文化自信》中说，关于如何“通古今”，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如果只讲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免存在着“太软“的问题。自1840年以后，中国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变局”中确实有衰落、太软的问题，乃至中华民族也曾经历了落后挨打、被列强欺凌的劫难。只有成功地应对这个“变局”，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与现代文明的一些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重新焕发活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才能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践行。中国传统文化要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一方面要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所相“因”的常道，另一方面要有所“损益”。“损”就是要减损掉一些已落后于时代的文化内容，如“三纲”等等；“益”就是要增益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等，这些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在一起，也就有了中国特色。齐金江在《“国学三老”与孔子研究院》中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中华民族既有敬老养老的传统，更有老有所为的传统。老子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孔子整理《六经》，“立言”与“立德”“立功”一同被视为“三不朽”。不仅要做到“仁者寿”，而且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在季羡林先生称道的佛经《弃老国缘》中，写到“佛陀在舍卫国时，曾这样开示说：‘恭敬年长的老人家，会有大利益——从老人家那里可听闻到未曾听过的事迹与道理，得以增广见闻、通情达理、增长智能；恭敬长者的好名声会声名远播，让有识之士尊敬赞叹！’”（季羡林：《季羡林谈人生》）“国学三老”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在不同的因缘场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孔子研究院的研究主题。这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建设，无疑“会有大利益”，时间和实践将会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远见卓识。黄怀信在《孔子思想在当代》中说，怎样让孔子思想发挥实际作用？愚以为关键是以之为教。因为总结社会上诸多丑恶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最根本还是人的素质问题。而人的素质，无疑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培养和提高。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道德素质。儒家讲究教化，孔子一生重教从教，他“疾固”，恨“无道”，其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提高人的素质，以改变“悠悠者天下皆是也”的局面。所以，孔子思想完全可以应用于当代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自应从小学开始，而且应该具体体现于教材之中。家庭教育，包括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教育，包括舆论宣传，以及各种专业教育。教育的内容，自应以其道德思想为主。因为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教育应该循序渐进，对于小孩子，自应从道德教起，不能一上来总是“学而时习之”那几句。中学、大学，也应坚持儒家道德的教育，同样也应较多地体现于教材之中，逐渐培养学生崇高的人格，使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不至于“作恶”。干春松先生在《通过礼乐重塑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价值基础》中指出：“为什么礼仪如此重要呢？按照现在主流社会研究的一个观点，每个社会正常运营都需要三种资本构成：一种是我们常说的经济资本，另一种是人力或者人才的资本，第三种就是社会资本。这三种资本没有被中国人真正重视的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其显在的表现，比如像符号系统。另外还有一种是无形的资本，比如价值观、文化的认同感等。社会资本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礼乐文明有特别大的关系。社会资本运营机制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重视社会资本，并非仅仅关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其背后运营的机制主要有三个：一是理性的选择，理性这个词比较接近于善性，用梁漱溟的话说就是有没有好处，如果每个人都过着礼乐的生活，姑且不谈它的意义，首先是对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好处？比如说是大家都排队快，还是大家都不排队快？这其实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第二个方面就是制度建设，我们礼仪的，或者是其他规范的建设需要有一套形式化的系统。这套形式化的系统，就是制度建设。这种制度化的建设关涉到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套怎样的礼仪系统？建立一套怎样的制度体系才是真正符合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郭沂先生在《礼乐与人性：兼论礼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强调：“今天我们讨论礼乐文明，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礼乐。就像其他概念一样，不同的学者可以对礼乐作出不同的界定。按照我的理解，礼乐就是对人性的展现、文饰、美化、升华与限制。就是说，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显示出来，同时对人性中的阴暗面加以文饰和限制。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犹如一块刚刚从矿中采的璞玉，不够美丽，经过雕琢才变得玲珑剔透，光彩照人。人对礼乐的修行，正是对璞玉雕琢的功夫。所以，通过礼乐，人才得以脱离生物的人，从而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文化的人、文明的人。”颜炳罡先生在《钱穆与当代儒家》中说到，儒者、儒家、当代儒者、当代儒家、当代新儒家，是一内涵不断丰富而外延不断缩小的概念串。本人认为，凡是坚持道德的优先原则、以孔子为宗师、同情地了解儒家经典或教诲的人物都可以称之为儒者，即不识一字，也不妨其作一儒者；当然儒家之“家”有专家意，也有自成一家意，儒家是在坚持道德优先性、宗师孔子、同情了解儒家经典或教诲的基础上，对儒门系统的道、学、政、行有自己独特的体悟、力行而自成一家者；当代儒家是指生活在当代社会，在坚持道德优先性、宗师孔子、同情地了解儒家的经典或教诲的基础上，对儒家学说的现代疏释、转化有所建树的学者；而当代新儒家是指生活于当代，在坚持道德优先性，宗师孔子，同情地了解儒家经典或教诲，在批判性反省传统儒学得失利弊的基础上，力图开出儒家义理新形态的学者。孔祥林先生在《文庙奉祀的教化作用》一文中指出，在文庙奉祀的影响下，莘莘士子埋头读经，砥砺品德，或成为硕学通儒，或成为贤相良臣，或成为忠臣烈士，配享在文庙内，或做官爱国惠民，勤政廉政，造福一方，附祀在任职地的名宦祠和家乡的乡贤祠，或在乡为民遵纪守法，多行善举，附祀在家乡的乡贤祠。任何人只要存心向善，行善政，行善举，都可以进入文庙享受后人的祭祀。文庙奉祀历代先圣先贤和附祀名宦乡贤以进行成圣成贤成人教育，对于造就中华民族重视思想文化的传统，培养立志向上、奋发有为、向善行善、廉洁奉公等民族精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仍是值得借鉴的。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根本是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根脉和灵魂，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文化资源。在《中国古代文明之重估与孔子思想的再认识——李学勤先生专访》一文中，李学勤先生谈到，如果说什么叫“国学”，我说“国学”就是指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说“国学都是好的”，那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肯定有不好的成分，但是就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她是和我们民族、国家的命运相结合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完全消灭了的，而且也从来没有人这么主张。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传统文化总是要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丰富，可是儒学是主流，在儒学里面最根本的是经学。这是事实，我这话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并不是说经学那么好，可事实上它起着这么一个作用。如果经学不通，就没有儒学；儒学不通，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在《安乐哲先生访谈》中安乐哲先生强调，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杜威把宗教与宗教感分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制度性的宗教不是宗教感的来源，反而抹杀了宗教感。因为制度性的宗教让我们有异样的价值观，异样的态度和异样的行为方式。可是真实的宗教感是什么，是让人做一个完美的自己。而儒家“仁”的概念与每个人的“人”是不一样的，成就仁需要看你的条件、心志和机会。我个人觉得儒家没有正式的宗教，是它的优点而不是一个缺点。我们不要将儒学宗教化，但让它有自己的宗教感。宗教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我们要排斥基督教性的误读，还要让它有自己的宗教感。我个人认为，儒学中的“礼”即是具有明显宗教感的字。在《儒家伦理视野下的人性、普世性及本体学——成中英先生访谈》中，成中英先生说，儒学就是对人与社会的发展的一种深刻体验，是一种生命内在价值观的体现。我认为生命及其价值就是这样出来。所以儒学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发展或外在于人的自觉，指人所需要认识的一种价值，因为“儒”即“人之需”，表现为《周易》所说的“需”卦。我们要把儒学看成属于人的本体的东西，因为儒学就是人的学问。从“儒”字来看，“需”就是一种淡定，它因为有潜力，所以可以再发展，表明一种对发展的期待。儒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在《追踪梁漱溟与中国文化——艾恺先生访谈录》中艾恺先生说到，虽然说儒家是中国的东西，但内涵着很多人类共有的观念啊。譬如说“孝”，每个社会多多少少有孝顺。当然，中国对这个观念是最强烈的，不过也不能说，信其他“教”的就不可以，什么“教”都是可以的。依我看儒家的道德体系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儒家思想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样的，什么都可以接受、接纳，综合进去的。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去尊重，不应该随意排外。世界所需要的是一个共同的道德规范和系统。但是一神论宗教绝对不行，它们没有包容性。只有儒家不主张神明，包容性强，且能起到宗教文化的正面和积极的作用，理应发扬光大。西方文化很清楚，本来就是人类正常应该走的路，先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那第二条路呢？就是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心灵的情感满足，丰富的精神生活。尽管看起来这个时代价值多元，但总有些价值是人类共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可以提供一种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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