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船山先生之缘

作者：邓辉

来源：《湖南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初四日庚午

          耶稣2019年11月29日

我跟船山结缘，研习船山学，不知不觉已二十余春秋了。

在明确走向学术之路时，我并没有想到会跟船山结缘。缘分来临却那么突然。记得是1999年的某天，武昌珞珈山，我在业师萧萐父先生家正襟危坐聆听教诲，萧公突然说：“小邓，作为湖南人，船山老乡，你应该好好研究船山。”当时我对船山虽有些了解，但其实所知有限，而萧公又是海内外公认的船山学研究大家，我就这么热血沸腾且稀里糊涂地——真是应了那句话，无知者无畏——成了广大船山学研习者中的一员。

说实话，当岳麓版16巨册的《船山全书》摆在书桌上，我没有畏惧过；当我听说船山的书向以难读著称，我也没有畏惧过；当我切身体会船山书义理之艰深、语言之晦涩，我还是没有畏惧过。但说不难不苦很轻松，那肯定是假的。这一读就是延期两个秋冬，博士学位整整读了五年。萧公虽不假辞色严格要求，但始终以他那博大宽容之胸怀包容我支持我，对我殷切勉励、谆谆教导。

《船山全书》也真是难啃啊！但我可以自豪地说，除了大多数船山所作诗词匆匆浏览一过，全书其余部分我从头至尾都认真地啃完了，有些重要的文本更是来回反复读了很多遍，不敢说都读懂读通读透了，但我确实是下了几番苦功夫的。正因为这点苦功，尽管我进入中国哲学领域较晚，但受惠于研究船山，使我能够成为一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习者并逐渐立足于学界。

去年回老家过年，偶与父亲谈起船山，才知道我跟船山或许还有一层更早的渊源。船山当年因反清复明被清廷通缉，避难三年并授徒讲学之所常宁洋泉西庄源，就是我们邓氏家族几百年来生活的地方。而且从这里还走出过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高足和得力助手邓嗣禹教授，他是中国科举制度与朝贡制度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与创始人。或许冥冥中，船山当年在洋泉授徒讲学便留下了一点香火机缘，有待数百年后的有缘人，而那个懵懵懂懂的我就这么与之因缘际会了。蓦然回首，我的人生思想受惠于船山实莫大焉！就连我自取用字，亦出自船山。我自字“烛幽”，源于船山《张子正蒙注·序》，其云：“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烛幽者，我心光明照亮黑暗，自助亦即助人也。

2019年对于广大船山学人和诸多船山热爱者来说，是一个特殊而又重大的年份，因为今年恰逢王船山先生400周年诞辰。承蒙岳麓书社不弃，嘱愚编选《船山经典语录》，以为船山诞辰庆典献礼。本书要从1000多万字的《船山全书》中选录1000条左右的经典语录，还要分类并作出说明，绝非易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检阅全书，按照自己的理解尽力将船山足够精彩而又尽量通俗易懂精彩的话语选录出来。本书所辑语录均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和兴趣，不当及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方家和广大船山爱好者批评指正为感。

（《船山经典语录》邓辉编选、评注岳麓书社出版）

声音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在这部沉思录中，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在对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这种“超时更新”的观念是他从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换句话说，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理势合一”、“理因乎势”，乃是这个思想家在历史的沉思中得到的最有光彩的结论。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原院长

王夫之1000多万字的著述写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从某个方面概括一下，那就是他从程朱理学的“先知后行”、陆王心学的“知行合一”，认识到了理论和实践应该“知行并进”!这个伟大的思想深藏在他一笔一划堆积如山的手稿中，被他的后人珍藏着。一直到中国近代，开始巨大地影响着一个一个有抱负的湖南人，如理学名臣、两江总督陶澍，接着是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于是出现了湘军，出现了洋务运动。接下来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谭嗣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黄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他在湖南的同志们，无不深受王船山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创办的第一个社团便叫“船山学社”，至今被誉为“中共第一党校”。

可以说，正是在王夫之“知行并进”思想的影响下，湖湘文化以其“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与时恒进”的文化内核，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主流文化。

——刘和平（历史学者国家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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