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宋朝的图书馆是怎么样的？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十四日庚辰

          耶稣2019年12月9日

说起传统中国的私人藏书楼，相信许多人立即会想到明代藏书家范钦建造的“天一阁”。天一阁有一条很不可理喻的家规：“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遂不与祭。”确实非常封闭。

又有人以为，中国传统的藏书楼都是如天一阁这样封闭，“书不出阁”。只有到了晚清，在西洋思想的影响下，“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对公众开放的的古越藏书楼，才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开放型的私人图书馆”，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

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天一阁只是传统藏书楼的极端形态，很难说它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去检索宋代藏书家的史料，不难找到开放的私人藏书楼。试举几例：

北宋初的胡仲尧，“累世同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数万卷，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宋史•孝义传》）

北宋藏书家王钦臣，“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以及子弟观之。”（《却扫编》）

另一位北宋藏书家宋敏求，家有藏书数万卷，“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坊宅子比他处僦值常高一倍。”（《曲洧旧闻》）

又有一位不甚知名的藏书家蔡瑞，修建藏书楼“石庵”，“蔡君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藏书达五千余卷。愿读者处焉。”（《石庵藏书目序》）

南宋最负盛名的出版商陈起（陈宗之），也建有藏书楼“芸居楼”，藏书达数万卷。“芸居楼”的藏书也是对文人圈开放的，一位宋朝诗人写的《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诗可为凭证：“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

南宋藏书家楼钥的“东楼”，藏书极丰富，也允许借阅：“客有愿传录者，辄欣然启帙以授。”（《鄞县志》）

辛弃疾的《归朝欢•寄题三山郑元英巢经楼》词序也提到一位叫藏书家郑元英，他家藏书楼叫“巢经楼”，“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就斋中取读，书不借出”。这个尚友斋，就是阅览室。

《广信府志》也记录了一处开放的私人藏书楼：“绍熙、庆元间，直敷文阁赵不迂建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谓邑人旧无藏书。士病于所求，乃储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几席，俾能纵览。”

这些例子都表明，宋代不乏供外人借阅的私人藏书楼，宋代的私人藏书楼并不缺共享精神。只不过有的藏书楼允许图书外借，如陈起的“芸居楼”；有的藏书楼允许登楼阅读，但不可以外借，如郑元英的“巢经楼”。

如果说“书不借出”显示了传统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差别，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西方的图书馆（Library）同样有过“书不外借”的时期，“欧洲古代图书馆长期用铁链将图书拴住，直至18世纪末期图书馆铁链拴书才逐步成为历史”（参见龚蛟腾《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与秉承》一文）。

即便到了19世纪，晚清人王韬见到的伦敦大英图书馆，也是“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出”。被誉为“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的晚清古越藏书楼，也是规定“所藏之书，均盖用戳记，只准在中厅六十座中翻阅，不得借出门外”。可见其开放性逊于宋代一部分私人藏书楼。

宋代的私人藏书楼当然还不能等同于近代的公共图书馆，但如果说古越藏书楼“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显然这个“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应该追溯到宋代。这当然并不是我的创见，史学前辈陈登原先生老早已在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说：“宋人之藏书家者，已能兼为图书馆之事业。”实际上，西欧社会的许多公共图书馆也是从私人藏书机构开放而成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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