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三纲五常”与角色间的有限尊卑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孔子研究》2019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十八日甲申

          耶稣2019年12月13日

【目录】

一、前言

二、“三纲五常”为朱子所肯定但形上学地位不高

三、“三纲”有普通和特殊二义

四、“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的有限尊卑

五、尊卑的限度规定

（一）父子间的尊卑限度

（二）夫妇间的尊卑限度

（三）君臣间的尊卑限度

注释

【正文】

一、前言

三纲五常简称“纲常”。“纲常名教”、“礼教纲常”云云，常被当作儒家政治社会观念的代名词。按通行的理解，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近代西方民主、平权等说法东渐流行后，视同部分人的专制和压迫而被抨击为“封建糟粕”的，主要是“三纲”。“五常”往往只因自古词语粘连，被不明者一并攻击。

三纲之被现代人摈弃，哪怕近年掀起传统文化复兴，公开赞同者依然凤毛麟角。【注一】同情儒学之人，对三纲的态度大致分三种：第一种，径以之为儒学的“糟粕”，避而不谈。第二种，还是以之为“糟粕”，但把它算到法家头上。其理由，是“三纲”一名迟至东汉儒书《白虎通义》才见，先秦的孔孟荀不知“三纲”为何物，而先秦法家代表韩非却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至于“三纲”“五常”连称，则迟至汉末：三国何晏《论语集解》在《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句下，引汉末马融语:“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孔子未言“三纲五常”，而马融、何晏谓孔子有此意。不管怎么说，三纲以及三纲五常的提法，都自汉代始。第三种态度，肯定三纲，但把“纲”字诠释为“表率”，把三纲命题从权利伦理转化为义务伦理进行辩护。宋儒真德秀说，“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真德秀《大学衍义》卷六），便是言君、父、夫的表率义务。诸如此类，先儒说得不少，确是对后世压迫说的很好反驳。只是如果就此以为“纲”字纯粹指向义务，恐怕未尽实情。

本文将围绕朱子道学，证明三纲五常（主要是三纲）确属传统儒家思想，且蕴含尊卑之意——一种有限的尊卑。具体如何，实在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包括批评者和辩护者。其定性乃至定量，一方面要看朱子理论体系中的位置，一方面要看朱子礼法体系中的配置。

二、“三纲五常”为朱子所肯定但形上学地位不高

且不论孔孟如何，宋以降以朱子为首的一众大儒，确乎是肯定三纲五常的，要把纲常思想剥离儒家恐怕做不到。

朱子《论语集注•为政》吸收了马融的注：“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愚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很多人不知道，朱子之前，北宋理学五子鲜有言及三纲。大概只有周敦颐《通书•乐上第十七》说过一句：“古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其中“三纲”具体何指，周敦颐没说。惟朱子注曰：“三纲者，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注二】周氏语收入《近思录》，朱子的注随之被叶采《近思录集解》、江永《近思录集注》采纳。朱子之后，三纲被许多人理解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正是通过《论语集注》与《近思录（含注）》两个道学文本传开的。

有了朱子大声提倡，后之儒者鲜有不言三纲。举其代表，如朱门真德秀提到《白虎通义》，说：“三纲之名，始见于此。非汉儒之言，古之遗言也。”（《大学衍义》卷六）可以证实，道学家对“三纲”确乎坦然接受，无意归之于法家。元代许衡说：“自古及今，天下国家唯有个三纲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妇知妇道，则夫妇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则他事皆可为之。”（许衡《鲁斋遗书》卷一）明清之际，王夫之也坚持：“（三代）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统谓之礼……三纲五常是礼之本原……夫三纲五常者，礼之体也；忠质文者，礼之用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为政》）此番议论，也是针对《论语》孔子那句话而发。

学者指出，两汉是“三纲五常”提法的孕育阶段，而从魏晋到隋唐，“三纲五常”非常失落：《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贞观政要》，压根儿未提及“三纲五常”概念；《晋书》《宋书》《魏书》《南齐书》《北齐书》等南北朝诸史，虽偶有分别提及“三纲”或“五常”，然多在感其道之衰、叹其势之颓；中唐以后的大儒，韩愈《韩昌黎集》提到“三纲”“五常”各仅一次，李翱、柳宗元则一次也无。【注三】这是宋以前，到了宋明儒尤其朱子，“三纲五常”的曝光率骤增，影响所至，竟给后人留下一个错误印象——三纲五常充斥于整个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如任继愈先生曾说：“中国封建主义的核心是封建宗法制度‘三纲’说。”【注四】中国政治思想史学者刘泽华断言：“三纲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控制系统的核心和枢纽。”【注五】两位专家的观点，一来忽略了朝代差异，二来忽略了儒者理想与现实皇权政治间的差异。

那么三纲五常居于朱子道学何等位置？关于五常。先秦不讲五常，孟子只讲“仁义礼智”四德，以及相应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及《告子上》）另外讲到“孝悌忠信”（《孟子•尽心上》），里面有“信”。以今所见，汉儒董仲舒最早将“信”与“仁义礼智”相配，提出“五常”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朱子继承孟子，其哲学范畴体系中，四德“仁义礼智”是人性之本，对应于天道“元亨利贞”四德、天时“春夏秋冬”顺序；而“信”，其地位不侔，大抵只能与忠孝廉节等相当，同为四德在社会层面的发用，具体言之，特为朋友交往之道，例如其《白鹿洞书院揭示》所言“朋友有信”，《朱子家训》所言“交朋友贵乎信也”。这种条件下，五常中的仁义礼智连带降为应用伦理。实际上，董仲舒为汉武帝陈述“五常之道”，都是指王者治民所需的具体德行而言，而非论道德的本体形态。总之，朱子肯定“五常”不假，然而他的“五常”不像“四德”那样具有本体论意义。

关于“三纲”。除了上引朱子《论语集注》及《通书注》中的训诂之语，他有三个话头近代以来被引率极高：

（1）“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或“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出自《朱子语类》卷二四所载19条针对《论语•为政》孔子语及马融注的朱门问答；

（2）“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出自《朱子文集》卷七十《读大纪》；

（3）“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出自《文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劄一》。

论者就是用这三条或其中一二条，证明朱子把礼教纲常推向了绝对化、神圣化。这种议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假设此绝对化、神圣化为事实，那么汉儒马融以纲常为夏商周三代千年不易者，已是此意，朱子并非发明人。第二，绝对化、神圣化之说是错的。前已言之，朱子的“五常”范畴不具备哲学本体地位，而这里关于“三纲五常”的三处引文，均是政论、史论文字，它们无一不在印证这一点，即纲常只在人类社会层面有意义，所谓三代相因，所谓治道，是天理在人类历史、政治、社会组织方面的表现，是次一级的。以引文（2）为例，首先有“理”，然后有“性”，“性”的“张”之“纪”之然后才得到“三纲”“五常”，已经落到第三层。熟悉中国哲学的人知道，这是体用的差别，纲常是用不是体，体是不变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绝对性、神圣性，用则否。所以说，朱子并未把纲常绝对化、神圣化，譬如鸟兽世界就谈不上三纲五常，然而它们也是天理流行的结果。

总之，朱子肯定“三纲五常”。同时：一方面，从文本统计看，除了疏解《论语》马融注的需要外，朱子言三纲，次数屈指可数。另一方面，从哲学地位看，朱子所宗之《孟子》的“四德”说比“五常”重要；同样地，所宗之《大学》的“三纲领”说也比“三纲”重要——朱子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从纯哲学角度，重要性不知超过“三纲”凡几。

三、“三纲”有普通和特殊二义

从三纲之名首见于《白虎通义》开始，便有二指，或叫两个定义：第一，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妻”三大人伦关系，因它们贯穿人类历史，是社会秩序的纲领，故称三纲；第二个定义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前个角色为后个角色的纲领。二义自有异同，前为普通义，一般地表示三种角色搭配，后为特殊义，具体地规定三种角色搭配的一定方式；形式逻辑告诉我们，特殊义支持普通义，反之则未必。不幸的是，现代论者不论批评儒家的还是辩护儒家的，都默认三纲为该特殊义。实际上，晚晴孙宝瑄已认识到：“余谓古人所谓三纲，恐是以君臣、父子、夫妇统括人类，故名曰纲。后人不察，妄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为言，是大谬也。”（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此说少有人知，乐爱国教授曾有文引述。【注六】当然，孙氏反过来不承认古人三纲那种特殊义，也不客观。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原文是:“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明明白白，所引《含文嘉》是特殊义，而《白虎通义》自己的陈述是普通义；之所以引《含文嘉》，乃因特殊义支持普通义，可以引为旁佐。考《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上下文，是将君臣、父子、夫妇三伦，与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六伦比较，前三种关系相对重要，故谓之“纲”（维系整张网的大绳），后六种关系次之，故谓之“纪”（与大绳连接的小绳），合称“三纲六纪”。纲字乃相对纪字而言，这种用法古代相当普遍。如《淮南子•精神训》有云：“（圣人以）阴阳为纲，四时为纪。”上引朱子说天理在人，“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其实也是这种用法，以三大人伦为“纲”，并无意中用五常代替了《白虎通义》的六伦作为新的“纪”。纲、纪对比中的“三纲”之纲，与“君为臣纲”之纲，根本不在一个语义维度上。

《白虎通义》之后，一直是二义并存。关于普通义，南北朝皇侃在其《论语义疏》中解释马融的“三纲五常”：“三纲谓夫妇、父子、君臣也，三事为人生之纲领，故云三纲也。五常谓仁义礼智信也。”说得再清楚不过。唐初颜师古注解《汉书》，提到“三纲”：“师古曰：‘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颜师古《汉书注·谷永传》）也是把三纲单纯训为“君臣父子夫妇”。颜师古的见解，甚至招来宋末元初的胡三省不满，胡氏写道：“师古曰：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余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所谓严也。”（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卷三二）他似乎比较坚持特殊义。

关于特殊义，《白虎通义》所引《含文嘉》文，也不是到了朱子才重新拾起。他之前，唐孔颖达注《礼记•乐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的“纪纲”，已经说：“案《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六纪谓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叙、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是六纪也。”（孔颖达《礼记注疏》卷三九）明确自己参考的是《礼纬•含文嘉》。后来这整段解释，被朱子后学陈澔搬到《礼记集说》中，成为朱门经训的一部分。此外，北宋邢昺解释马融的三纲五常说，也写道：“《白虎通》云：“三纲者何谓？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邢昺《论语注疏》卷二）严格说，邢昺把《白虎通义》原文和《含文嘉》引文混为一谈，不如孔颖达严谨。无论如何，他用“君臣父子夫妇”训“三纲”，又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训“君臣父子夫妇”，把普通义转到特殊义了。

可见，到南宋朱子之时，无论把三纲说成普通的“以君臣、父子、夫妇为纲”，还是说成特殊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有来自汉唐训诂学的依据。那么朱子本人如何抉择？答案是，两种定义他也都涉及了。《论语集注》《通书注》相关文字已如上引，所表达的特殊义是后人最熟悉的。意外的是，检索其浩繁的《文集》《语类》，竟然全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字样。特别地，《语类》第二十四卷谈《论语》马融注，次数那么多，“三纲”密集出现，就是没有一句“君为臣纲”或“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论语集注》迥然两个面貌。朱子谈三纲，如“秦之继周，虽损益有所不当，然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只是安顿得不好尔”（《朱子语类》卷二四），如“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朱子文集》卷十三《垂拱奏劄二》），又如“道莫大于三纲，而夫妇为之首”（《朱子文集》卷二十《论阿梁狱情劄子》），都是述普通义。统计朱子关于三纲的言论，两次明确为特殊义，三次以上明确为普通义，其馀虽不够明确，基本语义都是泛指君臣父子夫妇。

那么什么是朱子对于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伦理的真实想法？说白了，他这方面并无创见，主张的无非是孔孟圣训。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亦即前引许衡对“三纲”的理解：“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这基本是道学家的口头禅了，而且也是关乎君臣父子的普通义。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列之于篇首“五教”，《朱子家训》开头亦曰：“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朱子类似言论多如牛毛，非“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寥寥两次可比，故更够代表朱子。

一个普通义能够转成多种乃至无数种特殊义。换言之，关于“三纲”之为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如何具体处理这些关系，在无数可能性当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只是其中一种，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妇柔”也是一种。后者就是更能代表朱子的“三纲”特殊义，也是儒家内部最广泛接受的；当儒者泛说“君臣父子夫妇”六字时，往往暗含这种特定的所指。即使宋末以来流传最广的儒家启蒙读物《三字经》，也是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近人全然无视，惟就“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事，实在不该。

换个角度看，先秦两汉关于人类最常规的社会角色搭配，认识尚未定型，或以君臣父子二伦为大，或以君臣父子夫妇三伦为大，或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为大，不一而足，而且排序也不尽统一。到了宋代，学者认识已基本统一到五伦说上，即以五种人际关系为社群的总基础。朱子也不例外，他编的童蒙教材《小学》，中间的“明伦”篇依次分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之交”五目。他的三纲说，正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下看待，要正确理解它，就不能不管长幼、朋友两伦，而这两伦是无法说成“长为幼纲”（或兄为弟纲）、“友为友纲”之类的。这时候，把三纲单纯训为“君臣父子夫妇”就是更合理的选择。而君臣、父子、夫妇之所以能成社会秩序之“纲”，乃因为某程度上，相比长幼、朋友，此三者更加不可或缺（盖直接关乎人类存续）。

四、“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的有限尊卑

回过头来，有那么两次朱子分明也说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句话自有其意涵。意涵何在？在于区分角色间的尊卑。不可否认，这尊卑同样是朱子认可的。

承认人间乃至万物的参差不齐，本是儒家一重要理念，学者皆知。对于《周易•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尊卑贵贱说，朱子从来无意反对。现代人要做的，是避免先入为主。首先应当尊重这些字在古典文献中的本义——尊卑贵贱云云，是事实判断，卑者（高度低）、贱者（售价低），是相对于某个参照系，客观存在的地位较低、分量较轻。如在《周易》，大地厚德载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绝对地说已经十分高贵。然而却谓之“卑”，那仅仅是因为，相对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天，地也只好排第二。

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班固等的《白虎通义》，都有用“阴阳”去分析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以君、父、夫为阳，以臣、子、妇为阴。阴阳之说，也分普通义、特殊义：（1）普通义者，一般地，阴阳即阴阳相配关系，阴阳之间对立而又相待，此时阴阳不妨平等；（2）特殊义者，具体地，一阴一阳组合运行，常常需要分出主从先后以为秩序，为主为先者即为尊，而阴阳不可能同时为主为先，故不妨以阳刚者为主为先。犹如两足，本无所谓不平等，一旦要走路，则不得不迈出一足以为先。在儒家看来，尊卑之分，势所必然。

固定社会角色间的尊卑，相去几何？应该说，这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问题的关键。在进行测量之前，这里先排除一种不正确的理解，即无视事实，把这种尊卑极端地视同主奴关系，也就是一种无限的尊卑。

中国古代制度史上，的确存在奴隶这种身份，他们被称作“贱人”，与“良人”相对，良贱不得通婚。哪怕到了唐代，《唐律疏议》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卷六《名例》“官户部曲”条）；“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卷十四《户婚》“杂户不得娶良人”条）。地位与家畜相当，属于主人私财，这是真奴隶。研究者指出，唐朝奴婢的物品属性与古罗马奴隶无不同，在主人的杀奴权，奴婢的婚姻权、财产权等方面，唐朝奴婢的处境相当于、有时还比不上古罗马奴隶。【注七】然而随着“唐宋变革”发生，宋朝法律取消了贱口奴婢的身份，北宋奴婢的主流已然是雇佣制，唯神宗时有一例叛兵家属籍没为（贱口）官奴的罕见记载，而到南宋，连这种特例也不再允许。【注八】放眼世界史，都是十分先进的。【注九】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宋以后虽然制度上不再分良贱，但少数边缘族群如东南沿海世居水上的“疍民”，岸上人不与通婚，官府不纳入编户齐民，是没有身份的、事实上的贱民。

近代文人学者一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动辄“做奴隶”“绝对服从”、“专制”、“单方义务”云云。一则把纯为良人社会设计的人际关系准则，混淆于贱民阶层，而这些贱民事实上根本未曾进入董、班、马、朱的思考半径；二则对历史上真正存在的奴隶现象恐怕又缺乏了解的兴趣，与古代多数文人一样不能深入人类学。结果只能做出武断而夸张的结论。

五、尊卑的限度规定

人际尊卑落差有限，而所限之度何在，这不是仅靠理论分析说得清的，理论诠释的不确定性带来争论不休。不如直接看儒家经世的一面，特别是礼法主张，诸多问题原可迎刃而解。三礼、朱子《家礼》及唐宋法律等，涉及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有一系列数量、等级规定，通过这种量化，各角色间的尊卑次第简直一览无遗，不待多费口舌。

以丧礼为例。按周礼及朱子《家礼》等，为亲戚服丧，依亲疏分为斩衰（穿不修边的生麻布，三年）、齐衰（穿修边的生麻布，三年、一年、三个月不等）、大功（穿熟麻布，九个月）、小功（穿熟麻布，五个月）、缌麻（穿细麻布，三个月）五等，等内且可再分。五服的等级之分，与彼此间的相对尊卑直接挂钩，如《仪礼》郑玄注所云：“夫尊妻卑，故齐、斩有异。”所以礼书区分彼此服丧等级，就是对角色尊卑关系进行量化的一个过程。至于唐宋律法，多种罪名的界定、量刑的高低以及法理解释，都有基于尊卑考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唐律》“一准乎礼”。《宋刑统》照搬了《唐律》。故二法可与礼书搭配参考。以下即据儒家的这些礼与法，分述父子、夫妻、君臣的有限尊卑。

（一）父子间的尊卑限度

朱子《家礼•丧礼》规定：父亲去世，子服“斩衰”三年；嫡子去世，父亲也是服“斩衰”三年；众子去世，父亲服“齐衰”三年。仅此一条，那种认为父与子尊卑悬绝的论调，不攻自破。父亲要为嫡子服斩衰这一最重之丧（皇帝为太子、诸侯公卿为世子，皆在此例），估计出乎不少人想象，大部分现代人对古代的认识是，父亲不必为儿子服丧。彼此都是斩衰，意味着父子同尊。父亲为众子（嫡子外的儿子），都服齐衰，是第二重丧。这里，儿子略卑一级。在朱子自己，他62岁在漳州知州任上，长子朱塾在婺州去世，“报至，即以继体服斩衰，丐祠，归治丧葬”（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为大儿子斩衰，三年后方除服。朱子所行，即是他《家礼•丧礼》所言，可谓言行合一，无可挑剔。

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姊与弟妹之间，均可按长幼论，这又是一个观察角度，从父子扩大到多种关系。唐宋律法明确是尊长辈幼的。是无限抑或有限？当然是有限，《唐律》《宋刑统》的“十恶”规定对此就有一个衡量。按卷一《名例》，十恶之四的“恶逆”，包括“殴及谋杀父母”、“杀兄姊”，是幼者对长者的犯罪；十恶之八的“不睦”，包括“谋杀和卖缌麻以上亲”，不问尊卑长幼，而司法过程中为了和第四恶区别，将主要适用于长者对幼者的犯罪。对照来看，二者都在十恶不赦的大罪之列，只不过相对来说排位靠前的恶逆罪又更重一等而已。可见，说子女、小孩的生命由父母兄长任意支配，实属无稽之谈。具体来说，人子谋杀父母被严禁，父母谋杀孩子同样被严禁，而且父母卖孩子也是大恶；区别只是，孩子殴打父母即是大恶，而父母殴打孩子不是。

生命权之外，再说财产权。《唐律》《宋刑统》卷十二《户婚》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同卷另有“疏议”曰:“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父亲、母亲作为尊长，但有一个健在，诸子就不得分家。朱子评曰：“此法意极好。”（《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一个案子（“母在不应以亲生子与抱养子析产”条），讲述父亲离世而母在，三兄弟分割财产，被判违法。可见在家庭财产一事上，子辈须服从长辈。

综上，亲子间的尊卑关系是复杂的，因事而异，它们受到具体的规制，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问题，但总归不出“有限度的尊卑”范畴。

（二）夫妻间的尊卑限度

关于女性在家庭中的总体地位，前文论亲子间财产问题，已说明母亲、父亲两个角色同尊。法律史专家指出：“宋代女性在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刑事司法等领域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注十】婚姻史专家则指出，中国传统婚姻下，“妻之能力，实与夫相表里，故妻得宗揽家政，主持一切，自唐以后，已成惯例。”【注一一】这不是说礼法，而是一种人类学观察，清代小说《红楼梦》里的贾府便如此，即便现代的老派华人家庭亦多如是。不仅如此，便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女性教育权其实古代也受到大儒尊重，如《朱子家礼》所录《司马氏居家杂仪》规定自己家族孩子：“七岁……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义。”朱子在他的注语中甚至进一步说：“古之贤女，无不观图史以自鉴，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经术，议论明正。”曹大家即续写《汉书》的班昭，兼通经史，朱子认为她是女子受教育的榜样。简单地说，一家之内，尊卑与否，主要看辈分、年齿，而非性别。如《红楼梦》里，辈分最高的贾母在荣国府至高无上，二子贾赦、贾政奉承，唯恐其不乐。

单比较夫妻。分析地说，夫妻有对等时，有稍不对等时。

儒家一贯的婚姻哲学，是一夫一妻如乾坤日月相配。法律上，《唐律》《宋刑统》卷十三《户婚》述男子重婚罪：“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法条下的“问答”解释：“一夫一妇，不刊之制。”丈夫若不尊重妻子的名分，也将受到惩罚。同卷规定：“诸以妻为妾……者，徒二年。”法条下的“疏议”说得很清楚：“妻者齐也，秦晋谓匹。妾通卖买，等数相悬。”“若以妻为妾……便亏夫妇之正道。”妾是买的，可以好几个，妻是聘的，只能一个，二者不是一个性质。夫妻配对，地位齐平，若把妻当妾对待，就是让妻子降等，属虐待行为。徒刑两年，不可谓不重。关于“妾”存在的合理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只需知道，历代置妾虽合法但也受限（如《大明律》规定，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方得纳妾）；同时，士大夫能置妾却不置属于高尚行为，受到称颂。【注一二】

关于离婚，众所周知，先秦以来儒礼对离婚的规定是用“七出”赋予丈夫较多的主动权，又用“三不去”限制丈夫、保护妇女。《唐律》《宋刑统》卷十四《户婚》把这变成强制的法条，曰：“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今人总想象古代男子有权随意“休妻”，殊不知其法律后果的严重。“疏议”解释其中法理：“伉俪之道，义期同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仍然是前面夫妻相齐的意思。准此，夫妻彼此都应该一生忠于对方，不轻易离婚。“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八字，原是《礼记·郊特牲》之语，也被朱子《小学》“夫妇有别”一节采纳。什么是男女间的“齐”？郑玄注《礼记》，说：“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在朱子本人，与妻子刘氏情深意笃，育有多子，不纳妾，妻子早卒，他未续弦，死后同葬一穴，堪称“终身不改”。

夫妇比翼双飞、“同尊卑”的同时，不妨碍夫妇有别。这一点上，朱子与张载有点分歧。朱子《答李晦叔》信中转述张载主张一种极严格的一夫一妻：“夫只合一娶，妻只合一嫁。”即便配偶死了，也不得再找，夫妻都应如此。对此，朱子认为张载“过”了，他坚持夫妇有差等：“夫妇之义，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也就是说，尽管夫妻相齐，丈夫终究多一个置妾权（和续娶权）。毫无疑问，朱子的观点在古代更有代表性。当然，这是一种理论；实践中，符合法定资格兼有经济能力置妾的人少之又少，而像朱子等自我要求较高的儒者，则无意纳妾或续娶。

夫妇之别体现于诸多礼仪。婚礼上，《礼记·郊特牲》中男子“亲迎”新娘，要求男走在女前：“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明显是男尊女卑之义，但也只是一步之差。丧礼上，《家礼》规定，丈夫去世，妻子服斩衰三年；妻子去世，丈夫服齐衰三年；相应的，子为父亲服斩衰三年，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些也是古礼的一贯要求。齐衰有三年、一年、三个月三等，齐衰三年是仅次于斩衰三年的。礼数如此清晰可比，朱子主张夫尊妻卑自不必讳言，而其中差等极为有限更不可否认。

（三）君臣间的尊卑限度

君臣间的服制，朱子《家礼》未之言。查《周礼·春官·大宗伯》，有曰：“王为三公六卿锡缞，为诸侯缌缞，为大夫士疑缞，其首服皆弁绖。”郑玄注：“君为臣服吊服。”贾公彦疏：“天子臣多，故（如此）。……臣为君斩，君为臣无服，直吊服，既葬，除之而已。”臣为君服斩衰三年，君为臣无服，但有“吊服”——着丧服去吊丧，下葬后即脱去。道理何在？贾公彦说了，臣太多，天子为他们一一成服是不实际的。既然从服期无从判断，则应求诸另一标准——丧服（即缞或衰）的形制和材质。什么是锡缞、缌缞？按《周礼注疏》记郑司农言，“锡，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无事其缕。缌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又，《礼记·间传》：“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缌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1升是80缕，15升是吉服，有经线1200缕；丧服中最重的斩衰只有3升合240缕粗麻，极粗疏。那么，锡缞、缌缞是“十五升去其半”，即五服中的缌麻等级，按盛世佐《仪礼集编》，是14.5升，【注一三】接近吉服。换句话说，臣为君穿哀伤级别第一的丧服，君为臣穿哀伤级别第五的丧服。君臣之间相去几何，一目了然，明显超过了父子、夫妇的尊卑，但仍不出五服内。

君为臣纲，即君为帅，臣为从，相协共事，此是儒家信条。君主过度卑，或过度尊，均非朱子所许。（1）君主过卑。朱子批评曹操、司马懿：“君臣之际，权不可略重，才重则无君。且如汉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马氏而已。”（《朱子语类》卷十三）曹氏、司马氏，是以臣为纲了，违反了君尊臣卑之道。（2）君主过尊。朱子批评秦始皇：“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朱子语类》卷二四）尊君可以，但过犹不及，法家过度尊君，同样违反了儒家的君尊臣卑之道。天子虽天下至尊，终究不过爵位序列中的一级而已，《白虎通义》所谓“天子者，爵称也”。如丧礼所示，君尊而臣卑，其尊卑终有定数，可以度量，而非悬绝到不可仰望。

朱子有段话容易被人拿来做文章，其言曰：“韩退之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岂不知纣之无道，却如此说？是非欺诳众人，直是有说。须是有转语，方说得文王心出。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卷十三）不说君的不是，文王这么做，朱子自己也这么做了。宋宁宗庆元党禁中，朝廷黑暗，政敌栽赃朱子六大罪。【注一四】他被落职罢祠，却上了《谢表》：“臣罪当诛”，皇上却没杀我，“天王圣明”，谢恩！受冤而不辩解，不仅认罪，还进一步吹捧皇帝，这是许多人读这篇表的感受。然而通过明显的反语来抗议无道之君，这是臣处卑位所决定的不得已之举。而正常情况下，儒臣应尽谏诤的义务。众所周知，朱子罢官前，在宫中担任宁宗的侍讲，对皇帝本人提出了许多谏言甚至激烈的批评，并因此被逐。同时，他一辈子都在诟病秦汉以后的皇帝。朱子的认识是：“尽己之谓忠。”（朱熹《论语集注•里仁》）谏诤直言是朱子拳拳服膺的孔孟忠君之道，它践行了上述朱子“君仁臣忠”那种“三纲”特殊义。而“伏罪”是朱子另一种忠君之道，不同的是，它践行“君为臣纲”这种特殊义。两种“三纲”，朱子在宁宗朝都有表现。人伦悲剧在于，臣尽了臣道，君未必尽君道。朱子自是此悲剧之历史一人。

总而言之，朱子承认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者都包含尊卑之义，但均是有限而非无限尊卑。比较起来，夫妻同尊而有别，父子尊卑相去至多一等，君臣尊卑或差四等。

最后补充一点，与前述命题“朱子的三纲五常只是应用性的伦理要求”相应，以上所论父子、夫妇、君臣，都只是社会中的角色。换言之，所谓尊卑，限于特定角色之内，而角色是具体的身份，不是抽象的普遍的人。一个角色能够成立，是因为预设了与他人之间的固定关系。父母之尊，是相对于其子而言，而在他人面前，便没有这尊。君之尊，是相对于其部属而言，而你的领导未必是我的领导，相对于你领导，我则无卑可言。尊卑受制于角色，而一人的角色是多重的且因人而转换，故造成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内部互相牵制的尊卑图谱。例如天子，固然是尊于万民，但在家中，又卑于其父母，并有妻子、太子与之约略不相下。照儒家理想，不应有人绝对凌驾于他人。

若不关角色，论抽象的人的本质，按朱子哲学，人人受天理而生，天地之间人为贵，无人不如此。无论男女、父子、君臣及其他，众人的天赋德性，都是仁义礼智四德，原无分别。差异产生于从理一到分殊的过程，即谁的四德发挥得好，谁就是圣贤，应该得到格外的尊重。以圣贤为尊，这就是另一个关于尊卑的话题了。

注释：

【注一】远者陈寅恪先生、贺麟先生皆认可三纲价值（参考吴根友：《陈寅恪、贺麟论“三纲”的现代意义及其反思》，载《孔子研究》2015年第2期》）。近者方朝晖先生、李存山先生多人论争，方氏认可“三纲”价值，李氏反之（参考方朝晖：《“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李存山：《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等等。）

【注二】朱熹：《通书注》，见《朱子全书》第13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注三】刘学智：《“三纲五常”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重估》，载《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第22—25页。

【注四】任继愈：《朱熹与宗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60页。

【注五】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2页。

【注六】乐爱国：《儒家“三纲五常”的本义、演变及其辨正——以朱熹理学的诠释为中心》，载《学习与实践》2018年12期。

【注七】李天石：《从唐律与罗马法的比较看唐代奴婢的身份》，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26页。

【注八】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55—73页。

【注九】近代前期美欧以蓄奴为常；沙特直至20世纪中叶方废除奴隶买卖；印度四大种姓，迄今有“贱民”。中国比较遗憾的是，虽宋初已废奴，至元清两朝以蛮族征服中原，其上层颇视汉人为可供任意驱使之奴仆，令主奴制有所回潮。

【注十】王扬：《宋代女性法律地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第187页。

【注一一】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2005年。

【注一二】参阅程郁：《中国蓄妾习俗反映的士大夫矛盾心态》，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0卷第4期（2010年7月），第93—100页。

【注一三】《周礼注疏》贾公彦理解为7.5升，误。

【注一四】参阅陈荣捷：《沈继祖诬朱子六罪》，载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17—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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