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作者：黄铭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七日癸巳

          耶稣2019年12月22日

提要：通过何休来解释董仲舒的春秋学，是历代注释者共同遵循的方法。近来有学者从学理上否定了这一路径，认为董学未明的症结正在于此，力图突破何休的框架另立新说，并举“远近内外”问题为例。本文从该例证出发，阐述新旧两种解说，分析出新说错误的原因在于误解了何休的“义例”。以此广论何休的“义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观念之间的关系，重申“以何解董”的方法论问题。

董仲舒与何休，是公羊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位经师，被后人称为通向《公羊传》的阶梯。尽管两者在诠释《公羊传》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同时在师承关系上，何休承接的是胡母生的学脉[1]，而非董仲舒的后学，但后世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董、何视为一体，或者即便在某些内容上有所保留，但在经典解释中，也经常用何休的《公羊解诂》去注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比如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都是如此。

以何解董的诠释方法，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即董、何对于公羊学核心概念的认识基本一致。具体而言，何休概括的“三科九旨”，在董仲舒那里也能找到根据[2]。当然，也有学者因为政治原因，强行区分董、何[3]，但以何解董的诠释方法是没有变的。近来有学者试图从学理上否定这种诠释方法，如杨济襄教授认为：“（《春秋繁露》的注释者）之所以‘于理仍多未明’，最主要的症结，便是由何休《解诂》与董氏之学的扞隔而来[4]。”具体来说是“掣肘于何休在《公羊》经传‘字面用语’所构架出的‘义例’，无视于董氏所倡‘《春秋》无达辞’的治经方法，以致于不仅在《公羊传》的注解释义上无法得到通贯，对董氏春秋学义理之发凡，也往往有错误的理解[5]。”纠偏的方式是“援引《公羊》经、传原文去破解何休《解诂》所带来的迷思[6]”。这种思路无疑是新颖的，是否能够成立，还涉及到对于公羊学整体性的理解。下面我们就从“远近内外”问题，来具体分析。

一、以何解董之旧说

《春秋繁露·奉本》篇有这么一段文字：

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大国齐宋，离（不）言会[7]。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8]

这段材料的主旨是《春秋》缘鲁以言王义，而王义在时间上有远近之别，故而以“隐桓”与“定哀”对举。那么“大国齐宋”以下，是何含义？与上文是否有关联？凌曙与苏舆都认为这些与“远近”有关，故以何休“张三世”之说注释“大国书离会”等内容[9]，认为这些是“三世说”的具体书法。为了具体分析，我们先来看一下何氏的“三世说”。

【春秋经】（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

【公羊传】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何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10]

由上可知，何休的“三世说”，包括两个部份，一为立意，一为书法。首先《春秋》假托鲁国言王者之道，王者治世有先后次序，故治乱之法也分三个阶段，依次递进。先治大恶，再治小恶，再到纤细之恶；王化所及，由鲁国至诸夏，再到夷狄。而具体书法，如离会、爵制等等，在三世之中有不同的表达。从这两点来考察《奉本》篇“大国齐宋”以下，实际上是讨论三世的书法问题。

首先，是书法时限的确定。“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哀”指鲁哀公，时间上属于所见世之末。当时理应治著太平，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故而之前鲁国被伐，《春秋》要记录鄙疆，如庄公十九年“齐人伐我西鄙”；而至哀公则不书鄙疆，如八年“吴伐我”，十一年“齐国书帅师伐我”。

其次，“大国齐宋，离言会”，也是所见世的书法。因为离会属于小恶[11]，在传闻世，以鲁国为内，以诸夏为外，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故齐宋等国的离会是不书的。至所闻世，以诸夏为内，亦书其小恶，故书齐宋离会。所见世的情况，何休未有说明，苏舆云：“所见世，远近大小若一，当书外离会[12]”，则齐宋离会，亦是哀公篇的书法。

再次，“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也是哀公篇的书法。“录而辞繁”，指国君死后，《春秋》既书其卒葬，又在时月日例中，卒书到日，葬书到月。《春秋》大国之君，都是卒日葬月。而小国之君的卒葬，随着三世例有一个递进的过程：传闻世例不书小国卒葬；所闻世方书之，然卒月葬时；至哀公之时，小国才能都达到卒日葬月的标准。

最后，“远夷之君，内而不外”，也是哀公篇的书法。《春秋》讲究夷夏之辨，内外之别，体现在名例上，诸夏之君称爵，而夷狄之君则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称谓，“子”为爵称，同于诸夏。至哀公时，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无内外之分，故而夷狄之君皆称爵，与诸夏无别。

所以从何休“三世说”的角度解释董仲舒此段文字，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董仲舒也有“三世”之说，如《春秋繁露·楚庄王》篇云“《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13]。”董子既提出了三世的断代，又提出三世的文辞有变化，而《奉本》篇恰恰是三世异辞的具体化，则董、何之“三世说”若合符节。

二、杨氏新说辨正

以何休三世例解《奉本》篇的关键，是对于“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的理解，“哀”指鲁哀公，则“大国齐宋”以下皆为哀公时的辞例。杨氏从这一点出发，认为“鲁无鄙疆，伐哀皆言我”，并非专指哀公，相关的论据，是《春秋》经文言“我”、言“伐”者，不限于哀公篇，并总结了“《春秋》经文言‘我’、言‘伐’者一览表”[14]。

据此，杨氏云：“言‘我’记‘伐’之事，遍布于《春秋》三世之中，并非仅见于哀公，而何休所言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根本不见于《公羊传》，更非董氏春秋学之内容。既然，董氏认为‘王道’之义遍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言‘我’记‘伐’之事多列于哀公以外之经文，董氏实无必要强调‘诸侯伐而皆言我者’皆哀公之事[15]。”否定了哀公之事，则“大国齐宋离言会”以下的文字，也失去了三世辞例的含义。

那么“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应该怎么解释呢？杨氏认为“伐哀”当作“伐衰”，“衰”指代“衰世之事”。同时“我”字也有新的含义，杨氏云：

“我”字在经文中专指“鲁国”，除非事关鲁国，否则，经文不会以“我”行文。我们由上述《春秋》言“我”记“伐”之事看来，众多的战伐，鲁国并非皆为当事国。那么，此处的“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应该不是指经文在字面上以“我”字行文的意思。否则，这句话与经文实际的记载情况就有出入。“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应该是指《春秋》经文在书写“战伐”史事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致使经文的陈述,透露出‘我’的责任与使命。由于《春秋》是以鲁史记为示范，示范出一个王朝的礼制与气象；所以，放眼天下以为视野，去关怀诸侯之间的伐战，于《春秋》经文来说，毋宁是对王者的期待，期许王者以天下为己任。《公羊传》屡番感叹“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也是这样的一种情愫。事实上，“皆言我”，对“我”的期许，便是董氏所言“缘鲁以言王义”。[16]

杨氏将“伐我”二字拆开，认为“我”字并非是经文本身，而是《春秋》书写的原则，即以“我”之使命感记录本不该记录的外国战伐之事。并列举“莒人伐杞（隐公四年经）、楚人伐郑（僖公元年经）、齐人伐山戎（庄公三十年经）、秦师伐晋（宣公二年经）、吴伐越（昭公三十二年经）等”，皆属“伐衰言我”的范畴。而这种书法与董氏所云“缘鲁以言王义”是符合的[17]。

然而这种新解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从文献的角度讲，将“哀”字改为“衰”字，没有版本上的根据。然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讹误颇多，经过清代学者的整理改定，方勉强可读，那么杨氏运用“理校”改字，也不能简单的判定为非法，还是需要从学理上进行考察。

第一，“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这样的句读以及理解，是否有内在的矛盾。按照杨氏的解释，“衰”泛指“衰世之事”，然而结合上下文，应该专指外国战伐之事，否则“伐”字无处安顿。但是杨氏新解最后的落脚点在“缘鲁以言王义”，这个说法包含甚广，整个《春秋》中的史事，皆属于“衰世之事”，如篡位、弑君、出奔、外淫等等皆是“王心”应该关注的，所以具体的“伐”与广义的“衰事言我”始终无法统一。而且“当此之时”，按照杨氏的新解，指代整部《春秋》跨越的二百四十二年，既然是整部《春秋》，何必单言“当此之时”。更为重要的是，杨氏对于“《春秋》缘鲁以言王义”的理解有偏差。杨氏以为，《春秋》本来只记录涉及鲁国之事，以鲁为“我”；之所以记录外国之事，因为《春秋》是王者，对于整个天下，都有“我”的担当。然而在董仲舒的理论中，“缘鲁以言王义”并非只是“记录外事”，而是假托鲁国为“王者”，阐发王义。重点在“王”，而不在“鲁”。《春秋繁露·王道》篇云：

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义也。[18]

这段文字中，董仲舒将“缘鲁以言王义”表述的非常清楚。首先，《春秋》假托鲁国为王者，故而朝见鲁国的诸侯能够得到褒奖，如滕本为子爵，而褒为侯爵。可见重点不在记录外事，而在于王者的褒奖。其次，通过内外异辞的方式，彰显鲁国的王者身份。例如，同样是外交事件，诸侯称“朝聘”而鲁称“如”。落脚点都在“王”字上，显示鲁国被赋予的王者权力与地位，远非“书外事”那么简单。如此，则杨氏新解在学理上不能自洽。

第二，杨氏批评何休三世例最主要的论据，是对“鲁无鄙疆，诸侯伐哀者皆言我”的质疑，认为经文书“伐我”，不仅限于哀公篇，找出了很多例证，之后才有改“哀”为“衰”种种说法。然而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误解何休辞例的基础上的。何休认为，至哀公朝的时候，王化遍及天下，故而鲁国没有鄙疆，诸侯来伐哀公，经文仅书“伐我”。这种书法针对的是“有鄙疆”的情况，即表中的“伐我东鄙”、“伐我西鄙”、“伐我南鄙”、“伐我北鄙”等书法。所以不书“伐我某鄙”而书“伐我”，证明了哀公时期的鲁无鄙疆，而表中的经文，完全可以支持这个观点。杨氏的错误，在于混同了两个辞例，单就“伐我”二字进行检索，忽视了“鲁无鄙疆”四字。既然何休之说能够成立，那么改“哀”为“衰”等等讲法，也不攻自破。

三、《春秋》之例与《春秋》无达辞

由上可知，杨氏质疑以何解董的诠释方式，是从“例”的批判开始的，又认为何休之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的观念冲突，从而否定以何解董的合法性。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例”与“无达辞”两个观念。首先是怎样看待何休的义例。

第一，要明确何休之例的确切所指。以上文提到的“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为例，指的是“伐我某鄙”与仅言“伐我”的比较。不能简单的以“伐我”二字检索经文，否则会泯灭何休的问题意识，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如表中第一、二条，“伐”、“我”二字本不相连，又第一条“伐败”之“伐”乃“夸伐”之意，与“战伐”无关，都不应纳入。

第二，要明确何休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如“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中对于“微国”的界定。从何休的角度来看，“微国”基本与“小国”相同，而与“大国”相对。区分的标准是爵制，即公、侯为大国，伯、子、男为小国[19]。这与《公羊传》隐公五年“二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之文相合。然而杨氏认为：“董氏所言之‘微国’，应是泛指国力衰微之国，亦或许是相较于霸主国而言。”并将卫、陈、蔡三个侯爵之国视为小国[20]，据此立论，破解何休小国之君的卒葬条例，是不恰当的。

第三，要明确“正例”与“变例”的区分。这种区分不是何休开创的，《公羊传》中早已有之。

【春秋经】（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如其意也。[21]

其中“继弑君不言即位”就是《公羊传》的条例。条例本身是一套书写规则，用来彰显微言大义，但并不是说，所有内容都必须符合条例，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义理是从变例中求得的。如上文，按照条例，鲁桓公属于“继弑君”，本不应该书“公即位”，因为桓公弒隐自立，反而书即位，表达“如其意以著其恶”的义理。由此可知，以例解经，正例当与变例相表里，那么对待何休的条例，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如何休论述曹君之卒葬。

【春秋经】（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十一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何注】小国始卒，当卒月葬时，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来朝，《春秋》敬老重恩，故为鲁恩录之尤深。

【徐疏】所传闻之世，未录小国卒葬。所闻之世乃始书之，其书之也，卒月葬时，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者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22]

按照徐彦总结的何氏条例，传闻世不录小国之君的卒葬，至所闻世方录之，且卒月葬时。然而桓公十年，曹伯终生却卒日葬月，属于变例，为的是表达“《春秋》敬老重恩”的义理。可以说正例确定书法原则，变例揭示义理，这在何休的理论中是自洽的，且《春秋》据乱世而作，不可能没有变例。然而杨氏云：“如果，何休所言，曹国国君卒葬之‘时日月’条例是真实的；那么，就不应该有例外，方可称为书写‘条例’[23]。”我们认为，这种僵化条例观，不符合《公羊传》以例求义的精神。

以何解董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何休的条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的观念是否矛盾？很多学者将“《春秋》无达辞”视为董仲舒反对条例的证据，我们需要重新考察这个观念。“无达辞”之说见于《春秋繁露·精华》篇。

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仁人录其同姓之祸，固宜异操。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谓奚齐曰：嘻嘻！为大国君之子，富贵足矣，何必以兄之位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尔。录所痛之辞也。故痛之中有痛，无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齐、卓子是也。[24]

由上可知，董仲舒是根据僖公九年“晋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齐”，来论述“《春秋》无达辞”的观念。推寻董氏的逻辑，奚齐为未踰年君，本应遵循“未踰年之君称子”的书法，《春秋》却书“君之子”，是爲奚齐明义，认为奚齐为大国君之子足矣，不该居兄之位。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无达辞”，并不是抛弃条例，而是在条例的基础上进行变化，说明微言大义。如果没有条例的规范，则无法“从变”以“从义”。可以说，“《春秋》无达辞”实际上与变例的概念相同，与何休以例解经的方法并不矛盾[25]。

综上，我们认为，如果从公羊学的理路出发，从内部理解董仲舒与何休的学说，以何解董的诠释方式是合法的，可能还是必要的，因为董仲舒后学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与其另立新解，不如从时代相近的《公羊解诂》去诠释董仲舒的春秋学，不必刻意夸大董何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董、何具体的学说确有差异，例如上引奚齐称“君之子”的问题。董仲舒认为称“君之子”是变例，而何休以为正例，但这属于具体的师法差异，不影响以何解董的诠释方法，但在诠释过程中需要仔细辨别[26]。

注释：
 
[1]段熙仲先生有相关的考证，详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3页。
 
[2]如魏源的《董子春秋发微序》，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都以何休的条目整理董仲舒的思想，认为何休所言三科九旨之类的核心观念，在董仲舒那里已经有相关的内容了。苏舆亦云：“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说，究其义，与此（《春秋繁露》）合者，十实八九。”（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例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标点本，第2页）。
 
[3]例如苏舆针对康有为借董子言变法，而曲解董仲舒微言、改制、王鲁等观念，并归罪于何休。具体的论述可参郭晓东老师：《正学与翼教——论<春秋繁露义证>的经学观与政治观》，见《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56页。
 
[4]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551页。
 
[5]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6]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7]“离不言会”，凌曙、苏舆皆以为当作“离言会”，文献上的根据是天启本注云“一无不字”，当从无“不”字本。
 
[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0-281页。
 
[9]如注释“大国齐宋，离言会”，则引用隐公元年何注云：“于所传闻之世，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注释“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则引用哀公三年何注云：“哀公治著太平之终，小国卒葬极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注释“夷狄之君，内而不外”，则引用昭公十五年注文“戎曼则称子，入昭公见王道太平，百蛮贡职，夷狄皆进至其爵”。注释“鲁无鄙疆”，则取隐公元年何注“至所见之世，治著太平，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之意，认为哀公八年“吴伐我”，十一年“齐国夏帅师伐我”，而不言“伐我某鄙”，是因为“王化所以者远”。
 
[10]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11]桓二年何注云：“二国会曰离，二人议，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决事，定是非之善恶，不足采取，故谓之离会。”据此，离会为小恶。
 
[1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0-281页。
 
[1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10页。
 
[14]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398页。
 
[15]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页。
 
[16]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页。
 
[17]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1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6页。
 
[19]这是大体的判分，微国的概念比小国更广，包括伯子男以下的国家，但与大国的区分是明显的。另外，郑国属于特例，虽为伯爵，但属于大国。
 
[20]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
 
[21]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22]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23]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页。
 
[2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4-96页。
 
[25]除了“《春秋》无达辞”之外，董仲舒还有“《春秋》无通辞”的说法，《春秋繁露·竹林》“《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这与条例也不矛盾，“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是《春秋》的常辞，也就是常例，以此为基础，才能偏然反之，从邲之战的文辞中看出夷夏关系的倒转。所以无论是“无通辞”还是“无达辞”，都不是脱离条例任意解说。
 
[26]关于董何的差异，可参看拙文《<春秋>学中的董何之异》，见《经学研究》第二辑《经学与建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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