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崖挥手”与“花开满枝”

作者：刘克敌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

          耶稣2019年12月18日

在西湖十景中，“断桥残雪”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也是游人最多的景点，不过我最喜爱的却是“花港观鱼”。这里游人不多，不仅比不上总是人流如织的断桥，也比不上香客们爱去的雷峰塔、灵隐寺等处，但在我却格外有意义，只因这里是被梁漱溟称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的故居——蒋庄，如今被辟为“马一浮纪念馆”。

马一浮（1883—1967）是浙江绍兴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常年隐居于杭州西子湖畔。1949年后曾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赶出蒋庄，后因病去世，终年84岁。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邀请他去北大任教，却被谢绝，不然人们就该称赞蔡元培求贤若渴方面又一功绩了。马一浮抗战期间曾短期在浙江大学讲学，但基本上还是远离俗世，专心治学，不过他这一次讲学经历倒是值得一说。

1938年，在时任校长竺可桢先生率领下，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学衡》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彼时正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随学校一起颠沛流离，对于这一时期学校聘请马一浮讲学的情况，他在书信日记中有生动详尽的记录。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Kao-shih）,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56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抗战的爆发激起了马一浮的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应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之邀第一次出山讲学。至于为何同意讲学，马一浮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可见他是把讲学视为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他在讲学时以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鼓励学生，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可见其拳拳爱国之心。当初马一浮不想离开浙江，只想从杭州避居开化，但日军占领杭州又逼近富阳后，他知道开化也非安居之地，才希望远去四川寻找一个既可避难又可讲学的地方。1938年2月，马一浮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愿意到浙大任教的愿望。对此，竺可桢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生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相容于浙大。迪生及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马一浮在接到浙大方面的邀请后，随即复电应允此事，并于当年3月29日来到浙大。从1938年4月到1939年2月，马一浮在浙大讲学近一年，其讲稿后编为《泰和宜山会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浙大写了校歌，至今仍为浙江大学使用。

对于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的优厚款待，梅光迪在书信中也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尽管是在战争时期。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

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还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为了让马一浮讲座时比较舒服，他特意嘱咐当马一浮在讲课时候，有一壶茶必须一直热着，并一直有专人为其倒茶。此外，还专门为他准备一把舒服的藤椅。为了让讲座可以在一个良好氛围中进行，梅光迪在做开场白时，特意为听众制定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规则，不过也许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遵守。这些规则是：当马一浮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要被立刻赶出教室（想想今天讲座时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手机铃声吧！）。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立起来，在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直到他走出教室后，他们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多少有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完全遵守，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不过在我看来，马一浮先生的个人魅力，在今天是否还能让我们的“90后”“00后”入迷，恐怕已经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假如马一浮先生仍然健在，面对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大概只有唏嘘不止吧。

他人对马一浮如此尊敬，马一浮对其他学者也是如此，即便学术上见解可能不一致。也是抗战期间，钱穆曾应邀到马一浮的复性学院讲学，在钱穆看来马一浮自视甚高，与一般学者甚少交往，所以看到马一浮亲自来邀请自己讲学，确实有些吃惊。也许是为了试探马一浮，钱穆故意说道，听说在复性学院讲学禁谈政治，如果我去讲，以政治为题可以么？马一浮说不知先生讲什么主题，钱穆说国人皆以为中国自秦朝以来都是帝皇专制，我认为不对，“欲辨其诬”。马一浮闻之大喜，说道自梁启超以来“未闻此论”，可以为君破例，届时也一定前去聆听宏论。果然，待钱穆讲学之日，马一浮要求学院全体人员都要出席，即便有外人来听也不拒之门外。同时马一浮郑重介绍说，这是我们学院有讲学以来第一次破例，只因为钱先生所谈乃历史上政治问题，大家当“闻所未闻”，所以大家只需要静默恭听，不许讲完后发问。盖按照往常，讲学完毕是有互动环节的。而且钱穆讲完后，马一浮还亲自陪同吃饭，于此可见马一浮对钱穆的尊重。

梅光迪如此推崇马一浮，是因为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就对儒家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先看马一浮的评价。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梅光迪写道：“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与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的确，打开《论语》，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真情：子路去世，孔子悲痛而哭。颜渊之死，孔子更是大恸不止。而他的弟子则以为孔子守墓三年方式回报，子贡更是长达六年。读过《论语》的人大都该记得其中这样的诗意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相知如此，夫复何求？不过，梅光迪评价《论语》，另有其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书写情景之委婉凄婉，人物性情之生动，当为全部《论语》的压卷之作。的确，这两篇文字在表现孔子之生不逢时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面确实达到情景交融之境界，读后令人怅然。

俗语说从小看老，一个人的命运从其童年经历即可预知，也许此话不能全信，但至少对马一浮而言十分准确。马一浮自小聪慧过人，据说十岁时母亲想测试一下他的才学，就随手指园中菊花，命其作诗，并限用“麻”字韵。这马一浮不慌不忙，当即口占一首：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据说他母亲听后十分惊喜，但更有担忧：“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果然，他母亲不久便撒手人寰，而她这句断言竟然成为马一浮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

说起来马一浮算得上是少年得志，十五岁参加县试即名列榜首，而同场应试的鲁迅得了第137名，周作人得了第484名，在参加考试的五百余人中成绩平平。我对马一浮产生兴趣，其实也就是因为他考试如此厉害——虽然这科举考试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也就是因为马一浮这次高中，乡贤汤寿潜（民国浙江省首任都督）爱才，把女儿许配给他。然而少年得志的马一浮却遍尝人间悲苦，先是幼年丧母，然后两位姐姐相继离世，父亲不久也撒手人寰，最后连结婚才一年多的妻子也凄惨死去。未及弱冠的马一浮，在目睹如此多的死亡之后，终于逃离这充满死亡气息的家，来到上海，后游历欧美，又东渡扶桑，算是对西方文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读马一浮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文章，可以发现他也有满腔爱国之心，决心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但马一浮毕竟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血液中，而特殊的家庭环境尤其是不断目睹的亲人死亡更是在马一浮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致使其在有短暂的奋发昂扬之后又很快陷入悲观绝望。这其中对他刺激最大者，当属其二姐的割股疗亲行为。

很多人都经历过亲人的死亡，但如马一浮这样的经历应该很少。当亲人为了自己而死的时候，作为苟活者，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何况马一浮是如此敏感和早熟者。理解了马一浮的这些切身经历，才可能理解其一生言行，理解他为何总是以避世姿态对待世俗，理解他为何在妻子去世后拒绝再婚，也才可以理解他为何选择隐居生活。当然，西湖之滨并非世外桃源，在十年“文革”中，马一浮不可能安居晚年，在遭受迫害之后，马一浮写下了这样的绝笔诗：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这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于悲凉之中蕴含乐观，其境界之阔大深沉，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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