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年献词：在逆全球化的风雨中追寻星辰大海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多维新闻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初六日壬寅

          耶稣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世界民粹大年，也是逆全球化大年，无论是全球经济秩序，还是全球治理秩序，均发生了严重的观念危机与制度合作性危机。2020年的年味比以往都要淡一些，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制度红利面临“见顶”风险，WTO停摆不是偶然事件。中美贸易战虽有第一阶段协议勉强达成，但长期化的对抗与竞争关系无法逆转。民主秩序亦出现了显著的“民粹化”与“去魅化”。

这都意味着，即将跨越的2019年其实并没有结束，2020仍然会是2019多重危机的延续乃至于深化。作为个体叙事的新年献词，希望以如下数则“真心”判断，与一切爱好并维护和平与发展普遍价值的理性之士共勉。

1、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变”与“不变”。1919年，全球治理的最大事件是巴黎和会，中国治理的最大事件是五四运动，二者相互激荡，标志着极度贫弱之中国以其“体量”与“潜力”而在世界舞台上偶然占据的尴尬角色及国人追求主权巩固与民族复兴的正当意志。2019年，全球治理的最大事件是中美贸易战的“持久战化”，中国治理的最大事件是“一国两制”下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极端爆发，世界持续衰退，中国持续崛起，东西方文明关系与竞争优势关系发生史无前例的“乾坤大挪移”，既定全球化秩序红利悄然“见顶”，世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已无法淡定，摸不着北，歇斯底里，狂舞一番。百年历史，最大“变”量是中国崛起，最大“不变”是列强世界观与冷战世界观的“底色秩序”，从全球化梦幻中醒来的人们发现自身仍然陷于“丛林”之中。这是文明的反讽。

2、人口危机、智能替代与人的生存性危机。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形式是人口的生产，但全球性的低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以及人类伦理“极端自私性”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导致人类存续与更替出现了结构性危机。经济现代化越发达，生育意愿越低，引发民主秩序下发达国家对“难民”与“移民”的政治恐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工作性替代，导致“废人”增加，福利负担增加，人的劳动价值与实践能力削弱。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人类自由过度消费的产物，助长人的生存危机与价值倒错。伦理性层面，人对超出个体范畴与尺度之责任序列的持续性批判和逃避终于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化”危机与反社会倾向，为全球性的民粹化抗争和颠覆运动制造生力军。

3、中美贸易战的“休战”与“持久战”。2018年以来，一切因中美贸易战而变，大至国际关系与全球秩序，小至微观企业的代理利益甚至学者群体微不足道的“买办性利益”。贸易战作为武器，作为制裁工具，作为“热战”的序幕战，在人类历史上是常见事态，但全球化的虚幻法理与合作记忆导致人类短暂遗忘了国际法实质性的“丛林”背景。贸易战的本质是意义体系与价值观之战，而价值问题不是单纯的信仰问题或选择问题，更是历史实践的检验与证明问题。美国发起贸易战主要不是因为巨额“贸易逆差”，这种逆差是中国作为消费品制造大国对美国市场与人民的“补贴消费”行为，中国还有巨额“美债”支撑美国继续高消费，故贸易战是由头，根本动因在于阻遏中国经济与技术的“顶层”发展和超越。面对贸易战，国内舆论四分五裂，无原则的绥靖主义盛行，回顾历史是必要的，这与1937年抗战初期“低调俱乐部”的种种言行高度一致。持久战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坚持原则立场和国民总动员，同时不放弃“接触政策”与有原则、有尊严的和平努力，尤其是发展与“非美世界”更深度的经贸与治理合作。美国的“脱钩”是新冷战思维，中国与世界挂更多的“钩”是对21世纪新全球化的负责任行为，也是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全球化的危机只能通过更公正及更有制度理性的全球化来治理。

4、“一国两制”进入结构转型期。2019年反修例运动既是香港回归以来本土民主运动变质异化的高峰，也是中国与西方进入“新冷战初级阶段”的遭遇战，更是中美贸易战之“香港牌”的牌技博弈。这个运动是分层折叠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自由民主派看到自由民主，国家主义派看到“颜色革命”，传统文化派看到道德沦丧，家国碎裂。反修例运动考验每一个中国人的智力与良知，在“身”、“家”、“国”、“天下”之间如何理解、消解和安顿复杂的价值张力。反修例运动也造成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家国关系、中西关系一系列的破裂重组。这些变化本身就是“一国两制”内在历史与制度张力的合理释放。“一国两制”是中国面向世界的战略善意，试图以非冷战的和平主义方式寻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处，探索实验一种超越冷战的普遍主义全球化范式。大湾区是“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但中国低估了香港反对派的政治反抗韧性及美国的冷战敌意，高估了爱国爱港力量的社会政治基础及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能力。“一国两制”的现有“身板”似乎难以承受国家主场战略与中西新冷战双重战略对冲博弈的空前冲击力，因而必然强制性转入一个漫长的结构转型期，循着国家权力的合法进场、香港自治的休养生息与外部势力的极限施压三者并存的“相持逻辑”演化。香港前景如何完全取决于香港社会的自治与自救能力，取决于香港人在民族复兴选项与美式新冷战选项中的智慧选择，也取决于香港人适度悬隔“以平台为能力”之虚幻优越感之后扎扎实实的自我批判、认同重构与能力更新。

5、逆全球化、WTO危机与全球治理浮动期。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是英美世界“逆全球化”的分水岭，由此开启全球治理的浮动新周期。“逆全球化”不是“反全球化”，主导者是全球化秩序的立法者，但既有的全球化秩序有许多“新国家”进场，规则体系因规模与竞争的扩展而不能保证垄断利益，需要重构。美国“逆全球化”重构需要完成三个基本战略目标，即5G通信标准的主导权、以美国为中心的WTO结构性改革以及美国全球盟友体系内部权利义务的再平衡，完成战略调整后的美国霸权可持续至少100年，但完不成调整则霸权大致持续到2049年，与中国民族复兴时刻完美衔接。战略利益与战略时间的直接冲突，导致美国将十九大报告的战略规划视为“中国修正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进攻信号。WTO停摆意味着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经贸法律体系休眠，美国可以凭借单边力量逐一强制每一个对手签署屈辱性协议。中国在贸易战中对国家经济主权与WTO法治原则的坚守，不只是为了自身利益，也为“非美”世界的所有利益，中国持续抗争、维权及塑造的任何中美新经贸制度框架，将构成21世纪“新版WTO”制度体系的蓝图和基础。21世纪理想型全球治理秩序不是美国的霸权延续，而是中国与世界深度合作“规训”二战后出现的美式畸形及不断滥用的霸权，使之成为21世纪全球治理秩序的“负责任大国”，成为尊重“亚欧大陆型秩序”的理性参与者。中国是这一轮全球治理浮动周期中最有道德理想和规则化能力的战略塑造主体，世界的结构性和平以美国对中国的承认程度及美国受规训的程度为严格的政治前提。

6、中国自身的制度现代化是关键。面对浮动与危机的世界，中国不再可能继续以往的“韬光养晦”战略续取全球化红利，因为“光”、“晦”取决于体量和规模，如今已无可“韬”、“养”。在此意义上，邓小平与习近平其实是一致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是分阶段展开的，是前后相继的伟大事业。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整体动员型和战略赶超型体制，这就决定了中国要么进步转化为21世纪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领导性力量，要么退缩或裂解为对西方毫无竞争能力的长期“代工血汗工厂”，甚至重新“半殖民地化”。看看中美贸易协议原初版本中的涉“主权”条款，就会明白“第二个望厦条约”是美国的谈判底牌，而中国早已不是清末。最关键的仍是，中国自身的制度现代化要坚定前行，必须在基础性的民主法治国、领导性的党的领导体系、扩展性的“一带一路”区域共同体与理想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递进”秩序建构中锻造成长为真正的“全球化民族”，为此需要更加深刻全面地批判性学习“英美系”的国内治理与全球化治理经验，既促进内政范畴的治理现代化，也补齐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知识空白与制度能力短板。

总之，2019年在时间意义上即将过去，但在历史哲学意义上“长存”，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治理事件与全球化事件构成了世界体系演变的关键环节。2020及之后的历史时段是2019所界定之基本问题与基本矛盾的展开、应对与结构性解决周期。没有永恒的霸权，没有单一的权力中心，没有不可取代的任何国家或城市，也没有真正留守得住的旧日荣光，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竞争、创新与正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