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乡村善政：南宋儒者治乡的三重维度

作者：崔海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十三日己酉

          耶稣2020年1月7日

摘要：南宋儒者将乡村成员分为三个阶层，作为乡村领导与精英的“官员——士绅”阶层，对基层社会起到严重破坏作用的“吏胥——豪民”阶层，需要予以保护和教养的“富民——平民”阶层。而后针对三者特点采取不同策略展开下行之乡治。依重和联合第一个阶层：依靠官员，揭示其自身与为政之弊端、形成原因并提出对策，积极改造之；团结士绅，共同推进乡间公共事务的发展。规范和惩治第二个阶层：规范吏胥，揭示其对下欺压百姓、对上欺蒙官员之弊端、形成原因并提出对策，予以限制利用；惩治豪民，揭示其对下祸害乡里、对上欺凌官吏，并与吏胥相勾结之危害，并严惩不贷。保护与教养第三个阶层：保护富民，客观看待其作用，妥善维护其利益；教养平民，在民生方面保田地、均赋税、宽役法、备灾荒、严治安，在教化方面则制家礼以收拢宗族，并兴书院以教化乡党。

关键词：南宋儒者；乡村治理；官员-士绅阶层；吏胥-豪民阶层；富民-平民阶层；下行政治

南宋的乡村世界，其成员错综复杂，若以权威言，则既有官员、吏胥、乡村行政头目等制度性权威，又有宗族、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巫师、僧道等宗教人士之非制度性权威[①]；若以齐民言，则依贵贱可分官户、民户[②]，依土地所有可分主户、客户[③]，以资产众寡可分五等户[④]；若就其精英言，以特权有形势户[⑤]，以财产有新兴之富民[⑥]，以性质有豪民与长者[1]。然则儒者[⑦]厕身其中，欲践履其下行政治，则取舍权衡，将之析为“官员——士绅”、“吏胥——豪强”、“富民——平民”三者，廓清主次，分别因应，展开乡治。

一．对“官员——士绅”阶层的依重与联合

儒者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故其治乡，特重“官员——士绅”此一以文化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首先视基层官员与乡间士绅为可以依重、团结的正面力量。

（一）依重基层官员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是路，中级是州、府（重要的行政区域，如首都、陪都）、军（边塞或战略要地）、监（重要的矿产资源区域），最低则是县。县级官员有知县（县令）、县丞、主簿、县尉[2](P3697)，其职责“县令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讼狱，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赈给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有水旱则受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则抚存安集之，无使失业。有孝悌及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申于州，激劝以励风俗。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丞掌贰令之职，主簿、尉佐理县务，而主簿专掌稽考簿书，尉掌追捕盗贼及检覆之事。小县不置丞，或以主簿兼县尉之职”[3](P4326)。儒者对基层官员并非肤浅之肯定，而是辩证之联合。

其一，加强日常联系，汇报舆情，增进友谊。如陈淳一生未第，居乡授业，他经常与地方官员书信来往，讨论政事，先后有《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上赵寺丞论淫祀》《上胡寺丞论重纽侵河钱》《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上傅寺丞论学粮》《上赵寺丞论秤提会子》《上庄大卿论鬻盐》《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书》《上傅寺丞论告讦》《上傅寺丞论浮戏》《代王迪父上真守论塔会》等，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事关民风民俗，如淫戏、淫祀、佛老、学校、贡举等，旨在塑造良好的民风民俗、教化百姓；二是事关民生经济，如屠牛、秤会价、盗窃、海盗等，旨在杜绝民害、减轻百姓负担。[4](P32-33)正因其修德进业，“居乡不沽名循俗，恬然退过，若无闻焉”，故“郡守以下皆礼重之，时造其庐而请焉”[2](P12790)，“或质以所疑，所咨以时政，而一时之硕儒学子问道踵至”（《北溪大全集·外集·述叙》）[5]（P903）。再如陆九渊居乡期间也频频给基层官员写信，首先是职务全，基本上基层官员都写过信，如《与程帅》《与赵宰》《与陈倅》《与宋漕》《与赵监》《与陈教授》《与赵推》等等，可谓悉备；其次是事务广，凡为官本质、民生、大害、日常事务、重大事件等均有反映。

其二，揭示官员为政之弊。一则揭示其自身之弊。首先主观懒政。基层官员往往自命清高，甚至不理政事托于吏胥。如真德秀云：“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政经》）[6]（P454）陆九渊亦云：“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贪猥，弊事日以众多，岂可不责之儒者？”[7](P70)其次能力缺失。基层官员绝大部分都由科举出仕，严重缺乏钱粮刑谷等专业能力，一朝临政，则如叶适所言：“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余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8](P776)相反，基层“税赋弊源皆在乡胥之胸中”[9](P427)，所以“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8](P774)，由此太阿倒持，治权沦于吏胥，造成了基层政治的恶化。

二则揭示其治理之弊。首先，对上之赋税。南宋内外交迫，赋税极重，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所入乃至六千余万”贯，南渡后奄有半域，然“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10]，故朱子愤道“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子全书》第18册《语类》卷一百十《论兵》）[11](P3550)。正因中央强征赋税，导致县邑财政困窘，往往如范成大所言“蕞尔小邑，负责犹数巨万”（《吴都文粹》）[12]穷县更甚，如黄榦云：“江西诸县惟新淦最为难治，二十年间为知县者十政而九败，为人吏者朝补而夕配。推原其端，皆缘财赋窘乏，入少出多。”（《勉斋集》卷二十九《新淦申临江军及诸司乞申朝廷给下卖过职田钱就人户取回》）[13]（P323）上级催赋极其残酷，县官只得往下加码盘剥。如黄榦云：“每岁三总领所专人络绎催促，县道决无可补填，徒被追扰……斥辱微官，甚于奴隶；扯捽小吏，甚于罪囚；诛求金钱，甚于攘劫；叫号街巷，歌舞市肆，必厌其所欲而后反。”（《勉斋集》卷二十九《申临江军乞申朝省除豁纲欠》）[13]（P326）又如黄震云：“户部督州郡，不问额之虚实，州郡督县道，不问力之有无。县道无所分责，凡可凿空掠剩，贼民而害农，无所不用。”（《黄氏日抄》卷六十七《应诏》）[14]（P617）故陆九渊认为金溪地偏本可自给，然“贪吏并缘，侵欲无艺，槌骨沥髓，民不聊生”[7](P107)。甚至民间出现“一鸡未肥，里胥杀而食之矣。持百钱而至邑，群吏夺而取之矣”[15]之现象。

其次，对下之诉讼。宋人极好讼[16]，导致地方狱讼事务繁多，时人谓：“今所谓县令者，旦朝受牒讼，暮夜省按牍，牒诉之多或至数百，少者不下数十，案牍之繁，堆几益格，其间名为强敏者，随事剖决，不至滞淹，已不可多得。傥复责其余力，足办狱事，讯鞫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诚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17]如黄震称吉州健讼云：“当职自交割后四五十日之间，已判过吉州不切公事七八百件。今住司人来尚复有之。”（《黄氏日抄》卷七十九《又再榜谕吉州词讼》）[14]（P823）陈淳亦云漳州好讼：“今侍丞下车第一引词状，日几至三四百者。”（《北溪大全集》卷四七《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5]（P872）诉讼既多，官员人少，无力妥善处理，正为吏胥所篡，酿成恶果。如陆九渊云：“今风俗弊甚，狱讼烦多，吏奸为朋，民无所归命。曲直不分，以贿为胜负。……盖狱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权。平民一柢入狱，唯狱吏之所为，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从而察之，不能复有所见矣。盖其启情皆由于吏卒之所成练。”[7](P111)

其三，提出相应之对策。一则解决自身问题。首先提升勤政意识。如真德秀云：“继今邑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谆晓之，感之以至诚，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兴起者。若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著闻、与夫叶和、亲族赒济、乡闾为众所推者，请采访以实，以上于州，当与优加褒奖。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政经》）[6]（P453）在此基础上，儒者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如真德秀知泉州，“至之日，延见黧老，问田里疾痛疴痒，与前守令之贤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为之”（《西山文集》卷二四《永春大夫御史黄公祠记》）[18]（P361）。黄榦知安庆，“理民讼、接宾客与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次则巡城视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2](P12779)。

二则解决治理问题。首先针对赋税之弊。儒者要求基层官员加强专业学习。如陆九渊云“今簿书不理，吏胥因为紊乱，为长吏者难于稽考，吏胥与奸民为市，使长吏无所窥其踪迹，此所当深思精考，核其本末，求其要领，乃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簿书齐整明白，吏无所容奸，则奸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户畏事之人，不复被扰矣。”[7](P116)朱子则授以同安主簿之经验，“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百六《外任》）[11](P3462-3463)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民生与赋税之间的矛盾，保证国家任务完成。如陆九渊云“‘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当野人供之，今赋输之法，斯民所当遵而不违也。违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居从而督之，理之宜也。为守宰者不可托‘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赋税之事一切不管”，“若循理而治赋输，又不宽上府之督责……岂不甚公甚正、甚荣甚美哉？”[7](P116)然不当之赋税要力争减免，遇灾更应做好上报减免工作，必要时甚至要以民生优先，宁可不完成催科任务。如陆九渊云：“或不得已而阙于财赋，不为其上所亮，则宁身受其罪。”[7](P99)

其次解决诉讼问题。儒者要求官员深入乡村掌握实情。如陆九渊认为理想官员乃汉之黄霸，其对辖区内大小事务了如指掌，故能准确破案。他自己就身体力行，轻松断案准确抓获偷盗者，结果“吏大惊，郡人以为神”（《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2](P12881)。在此基础上注重研究侦破审理的规律与方法。朱子传授弟子云“公等他日仕宦，不问官大小，每日词状，须置一簿，穿字号录判语；到事亦作一簿；发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号，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办，又作一簿记未了事，日日检点了，如此方不被人瞒了事”（《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百六《外任》）[11](P3484)。陆九渊对官员亦敦敦相告：“今有两词各护其说，左证疑似，簿书契要无可考据，事又有不在簿书契要者，则狱中求实之法，谓之闪隔。假令有二人则隔为二处，三人则隔为三处，不使之相闻知。以吾所疑与其事之节目，逐处审问，谨思精察要领，可以得情者，反复求之。若使得在于初词之外，若可据信，则必于两处参审，必使有若合符节者，乃可据耳。然此事最难，若官人尽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则吏卒必阳漏其事，则官人之智无所施矣。”[7](P111-112)

只要经过针对训练，基层官员治理能力即会有效提升，如朱子向朝廷推荐龙溪知县翁德广时称“尝以县事大要者三，察其施为，知其果有可称者，刑狱、词讼、财赋是也”（《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九《荐知龙溪县翁德广状》）[11](P885-886)。叶适也列举几例，在断狱方面如徐讳谊在歙县处理一起吏胥、保正勾结杀人并载赃死者妻子的冤案[8](P402)。在精通钱粮刑谷方面如赵善悉在理财等专业能力上超过了职业吏胥[8](P418)。在加强与民众沟通联系方面如徐讳谊经常微服私访了解民情[8](P402)。在兴办公共工程方面如王木叔在绩溪县为开塘储水，不强行征挖民田，而是自筹资金购买民田再行开挖，并且官买工具，又以工食助民，结果顺利完成工程，使民众不再受旱灾[8](P148)。

对于不称职者，儒者则直言规劝，如陆九渊《与陈倅》中云：“近闻苏宰施设，极有可疑，其意专欲趣办，不复有一毫为民之心。其施设往往可笑，官钱想未必能办，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复渠书，已尝寓其大意，早晚更当作书直勉之。”[7](P99-100)其在《与苏宰》中则直云：“荒邑荐饥，生理日瘁。旧令尹未知加意，竭泽而渔。诚如来意，所以抚摩而使之苏息者，繄仁侯是望！主上加惠幽远，注心循良，当路多贤，公论昭白，有如少缓催科，而专一‘抚’字，宜可安意为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忧。”[7](P103)此是提醒他不要学前任涸泽而渔，相反要体淑民力，以抚为主。至于不称职者则上报罢黜，如朱子认为江山县王执中“庸谬山野，不堪治剧”并列举其囚禁平民以行科敛、备荒不力等渎职事宜，“委是弛慢不职之甚，难以容令在任”，故申请“将王执中特赐罢黜”（《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申知江山县王执中不职状》）[11](P949-950)。

（二）联合士绅

有宋家法优待文人，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中科举及第者自然为官，占绝大多数的未第者则留在乡间，与候缺、丁忧、赋闲、致仕等官员构成了庞大的士绅集团，这样在基层形成所谓士绅社会。因为“士绅阶层以从事进士业的地位和文化优势，往往扮演了地方领袖的角色，在学校教育、兴修水利、防灾抗灾、救荒赈济和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地方事务，起到了各级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由于所受教育和利害关系，士绅们在政治上与朝廷何持着高度的一致，成了赵宋王朝在地方上的重要支柱”[19](P11-12)。且其是本地人，正可弥补官员是外乡人之缺陷。故而儒者视为同袍，紧密团结他们。儒者特别注意统一舆论，以求同声共气。如就征收陶户税的问题，陆九渊与本地士绅展开讨论，认为本县陶户乃是农民农闲时补贴家用，不应征税，当力诤郡守勿行此举，而本地士绅更不应为之辩护[7](P132)。在此基础上，支持或联合士绅积极推进公务事务。如社仓乃朱子好友魏掞之首创，再由朱子推广。首创平籴的则是陆九渊的兄长九韶。陆九渊不仅前后与杨守、赵监、陈教授、黄监等基层官员相与讨论，更是积极联合乡间士绅如“赵丈”等人，结成共同体，联合推动之。又如楼钥所记，淳熙十三年两浙慈溪县修水利，在规划时“选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会计，不使吏预其间，故财不蠹，民不扰，一箠不施而利兴害除，可传永久”（《攻媿集》卷五十九《慈溪县兴修水利记》）[20]（P47）。

二．对“吏胥——豪民”阶层的压制与打击

南宋的乡间，并非完全是温情脉脉、守望相助的田园，最横行无道者是吏胥与豪民，二者往往沆瀣一气，为祸乡里，故儒士对此二者展开压制与打击。

（一）压制吏胥

一般来说，乡村自治在宋朝一定程度上存在过[21]，但公权力并非绝迹于乡村，实际上，乡村世界的日常运行，如赋役、狱讼等均需一只常规队伍来维系。此即有宋地方政治之吏胥阶层。所谓吏胥乃“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22](P331)，即在政府各级机构中，除了主管官、佐官、属官之外的那些官府雇佣的低级办事人员。其形成或出召募，或应差役[19](P130-131)。他们或主行文书、或供役驱使，曾在两宋政治中起到过积极作用[23]。但又是造成地方政治黑暗腐败、百姓赋税负担更加沉重、阶层矛盾日益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19](P11-12)。在乡村基层政权中，更是充斥着庞大的吏职人员。其中“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耆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22](P127)，南宋之保甲制则有保正副之设置[22](P137)。以上人员之职能基本覆盖了乡村社会生活。

其一，揭示吏胥之危害。宋人有诗云：“人逢胥吏面，唾欲捣其胸。伤哉彼何罪，造化生蛇虫。”（《乐轩集》卷二《憎吏行》）[24]甚至将宋亡归于之[⑧]。早在北宋儒者已有忧虑，南宋更是屡作检讨。

一则认为其对下欺压百姓。宋人频以“虎”称谓吏胥，如蔡杭云铅山有十虎[9](P413)，陆九渊云金溪有三虎[7](P98-99)，可见其在乡村世界毒害之深。首先，在司法过程中，其往往借侦捕之名，骚扰百姓，搜括民财。“弓手不过假捕盗乡闾，执缚良民，骚扰百出。手力亦不过假监系害民，以觅厚赂”（《州县提纲》卷二《月给雇金》）[25]（P641）。“弓手、土军一至百姓之家，如虎之出林，獭之入水，决无空过之理，其为骚扰，不待根究而后知”[9](P27)。而后滥用刑罚，掌控狱讼。如陆九渊云：“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系、鞭箠之间，残其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厌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与上府之左右缔交合觉，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民，劫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纍纍如驱羊。劫于庭庑械系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仅以自免，而曾不得执一字之符以赴诉于上。”[7](P72)其次在输纳赋税过程中，又巧取豪夺，截取赋税。如陆九渊云“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7](P72)；“大抵吏胥献科敛之计者，其名为官，其实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获八九矣。比者数吏魁田连阡陌，楼观岧荛，服食燕设，拟于贵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7](P55)。陈淳亦言福建漳州的榷盐收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得四分之三有赢”（《北溪大全集》卷四四《上庄大卿论鬻盐》）[5](P857)。

以上形成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基层行政头目乃轮于差役，没有合法官俸。“乃若县吏则不然，其来也无名额之限，其役也无廪给之资，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昼帘绪论·御吏篇第五》）[26]（P711）故转而渔肉百姓。如陆九渊所云，“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7](P112)。其次地方政府中许多日常开支都需吏胥自备，甚至某些官员因财政困窘还勒索吏胥，故吏胥只得盘剥百姓。如“县官日用则欲其买办灯烛柴薪之属，县官生辰则欲其置备星香图彩之类，士夫经从假寓馆舍则轮次排办，台郡文移专人追逮则裒金遣发，其他贪黩之令诛求科罚何可胜纪。嘻，彼财何自来哉，稍有赀产者又孰肯为吏哉，非饥寒亡业之徒，则驵狡弄法之辈，非私下盗领官物，则背理欺取民财尔。”（《昼帘绪论·御吏篇第五》）[26]（P711）。

二则认为其对上造成官弱吏强。部分官员有时也会欺压、盘剥吏胥[27](P227-231)，但总体看来，宋代还是“吏强官弱，浸以成风”[2](P11210)。首先，吏胥惯于欺骗官员。此如陆九渊云：“狱讼惟得情为难。官人常欲知其实，吏人常不欲官人知事实，故官人欲知事实甚难。官人问事于吏，吏效其说，然必为实形。欲为实形，亦必稍假于实。盖不为实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实，吏必多方以乱之，纵不能尽乱之，亦必稍乱之。盖官人纯得事实，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实为难，纯以事实行之为尤难。”[7](P111)其次吏胥甚至完全架空县官，执掌生杀大权。此辈甚至“自号立地知县”[9](P412)，且被百姓“目为立地官人”（《州县提纲》卷一《防吏弄权》）[25]（P623）。“县吏则曰：我即知县也；府吏则曰：我即知府也。十四乡之贵寓巨室，我能钳之而制之。十四乡之下户细民，我可生之而杀之”（《蛟峰外集》卷二《淳民以横敛上蛟峰先生书》）[28]。故蔡杭称基层政权为“吏人世界”[9](P20)，叶适则称为“公人世界”[8](P808)，官员则几被忽略。

此形成原因极多，略撮其三：一则官是流官，吏胥则是本地人，代代世袭，正如陆九渊所云：“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也。”[7](P112)叶适也说，根据宋制县官三年一换，“皆总于上，率二三岁一代，其间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8](P656)。一般官员异地任职数年，对当地事务不甚了解，全靠所用当地人来行各种公事，使吏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循环体系，导致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7](P808)。二则如前所述，其掌握了钱粮刑谷等治理业务能力，成为基层治权真正的主角。三则从更深处说，官、吏分离当源自宋室的分权设计，以防士人独揽治权，是为祖宗家法。叶适曾有一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即以新进及任子官员出任吏职，既解决冗官问题又解决吏胥问题，可谓一举数得[7](P808)。但正因此家法惜未实行，否则必将对南宋吏治起到根本性的扭转。故儒者无法根除之，只得最大程度限制、规范之。

其二，整治吏胥。一则官员要自我反省，主动夺回放弃已久的为政主动权。“害民莫如吏，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吏手”，于是“吏奸纵横，百姓无所措手足”[9](P40)。故陆九渊云：“公人之所纵得志，本在官人不才。……十数年来，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渍，靡然一律。而书生腐儒，又以经术为之羽翼，为之干城，沮正救之势，塞惩治之路，潜御其侮，阴助其澜。故官人之才者，虽易以自见，易得盛誉，而无补风俗，无救大势。至其不才，必至大乱。中人无以自立，皆从风而靡，随波而流。”[7](P68)故而官员当自省，“今之为官者，皆曰吏之贪，不可不惩；吏之顽，不可不治。夫吏之贪顽，固可惩治矣，然必先反诸己以率吏。……士大夫受君之命，食君之禄，尚或亡厌，而窃于公，取于民，私家色色，勒吏出备，乃反以彼为贪为顽，何耶？故尝谓惟圭璧其身，纤毫无砧，然后可以严责吏矣”（《州县提纲》卷一《责吏须自反》）[25]。（P624）

二则对吏胥要加强教育，强化规范。如陆九渊在荆门，“更变风俗”，“初习俗偷人，以执役为耻，吏为好衣闲观。至是此风一变，督役官吏、布衣、杂役夫佐力，相勉以义，不专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苦无事”。次年，效果就非常显著，“此间风俗，旬月浸觉变易形见，大概是非善恶处明，人无贵残皆向善，气质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谓脉不病，虽瘠不害，近来吏卒多贫，而有穷快活之说。”[7](P509-512)

三则要严加惩治，不能失之于宽。陆九渊认为“有识君子，不可听计于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岂可反入其笼罩之中也。”[7](P116-117)其特别批评了所谓之宽仁思想，“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时持宽仁之说者，乃欲使监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谓议论之蔽，而忧之未能去怀者也。”[7](P73)朱子也说：“大抵做官，须是令自家常闲，吏胥常忙。”（《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百六《外任》）[11](P3473)所以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对策就是加大打击力度，从而使狡吏得惩。如陆九渊云“近数得尤丈书，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胜庆快。得乡人书与家书，备报田亩闾巷欢呼鼓舞之状。”[7](P 98)

（二）惩治豪民

有宋乡间豪民的背景相当复杂，主要包括官宦、地主、地主兼商人、吏胥、讼师以及一些经黥配之后的恶吏等[27](P298)，其是南宋乡村秩序主要的破坏者，儒者对之则严加惩治。

其一，揭露豪民问题。一则对下霸占资源，武断乡曲。如楼钥云龙游县“豪右并大溪为舂磑以擅利”（《攻媿集》卷一百四《知梅州张君墓志铭》）[20]（P590）；又云台州黄岩县“有豪民，武断一方，蓄雄狡数十辈，分而为三，曰大神者为之谋事，曰中神者为之行赀，曰小神者则无赖善斗之人也，官吏莫敢谁何”（《攻媿集》卷九十一《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20]（P398）。黄榦则云“有豪强之家强占长江水利，收鱼利钱者”（《勉斋集》卷三四《放免渔人纲钓鱼利钱榜文》）[13]（P396）；“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恃其富强，可以欺凌小民，敢经官论诉，便使经官，得理亦必健讼饰词，以其多赀买诱官吏，曲行改断。小民贫困，多被屈抑，便使偶得理直，而追逮费用已不胜其困矣”（《勉斋集》卷三三《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事》）[13]（P376）；“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盗贼行劫，必多牵引，使陷其中，然后控取财物，为之救解，或出榜贴占，或假立契书，乡民俯首听命，莫敢与争。文引追逮，全类官府，关锁禁系，无异犴狱。兼并孤遗田产，吞并寺观财物，两三年间增置税钱一二百贯，而流离转徙者不各其几家……而官府不问，法令不加……拥高赀，据大第，歌童舞女，美衣鲜食，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则豪横之徒又何苦而不为恶耶”（《勉斋集》卷二七《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13]（P293-294），以至“豪户控持奸民欺侮善良失职，乡井萧条，虽有循良之吏，亦无所施”（《勉斋集》卷二九《申临江军乞申朝省除豁纲欠》）[13]（P327）。

二则对上抗租拒捕，欺凌基层官吏。如朱子认为“举子根本，全仰诸庄佃户送纳租课、诸都人户回纳息米”，但如今“佃户多是豪滑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纳，至有来年夏秋而无敢催督之者”（《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八《佃户人户欠米未有约束》）[11](P1233)。朱子知南康军时，都昌县豪民刘邦逵只因与乡人争胜，竟利用行保甲法蓄藏兵仗、备置金鼓之便，“辄行关集，鸣锣持仗，过都越保，欲以报复怨仇，抗御捕吏”，朱子惊呼，“乡里豪右平居挟财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权，妄以关集教阅为名，聚众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乞禁保甲擅关集札子》）[11](P921)。豪民对基层官员稍有不满，则倾陷之使被罢。如朱子在漳州行经界之际，“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前诏遂格，熹请祠去”[2](P4177)。甚至发展到胆敢公然殴打官员，如分阳豪强何贵，“一犯其锋，狠仆成群，直造县治，入擒胥吏，犹可诿也，扯知县衣，伤知县之指”[9](P407)。面对豪强欺凌，地方官吏避其锋芒。如淳熙年间，兴国军永兴县知县赵伯彬被寄居豪强王质“陵铄辱骂”，只得“乞寻医回避”[3](P4991)。

三则与胥吏狼狈为奸，为害乡里。如陆九渊多次将吏胥、奸民并称，“吏胥猖獗，奸民以嚚讼射利者，与吏相表里，公为交斗，肆行无忌，柔良不得安迹。”[7](P148)黄震亦云“奸豪玩法，睚眦微隙，必嘱县吏差县尉捕所怨之家，以快其私”（《黄氏日抄》卷七〇《申府乞免躬亲扰民及理索状》）[14]（P679）。

造成豪强如此气势的原因很多。一则豪民非富即贵，贵者有政治背景，官员“慕其权势，而因以为纳交求媚之计者”（《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八《佃户人户欠米未有约束》）[11](P1233)，“县官甫下车，则先诏问权要声援，往往循习谄媚，互相交结”[3](P8527)，甚至认为“其上世有恩于我，我今居官，终不成以法相绳，遂宽释讼者遣之”（《朱子全书》第18册《语类》卷一一二《论官》）[11](P3585)。二则如前所说，南宋地方财政困难，需借贷于豪民。如黄榦云江西新淦“通一年计之，常欠二万余缗。官吏无以为策，只有恳求上户预借官物，县道之柄从此倒持，豪强之家得以控扼。请求关节，残害细民。苟有不从，便生论诉”（《勉斋集》卷二十九《新淦申临江军及诸司乞申朝廷给下卖过职田钱就人户取回》）[13]（P323）。

其二，严惩豪民。黄榦在新淦即云：“以一身当众怒，凡寓公之家，无不见怨者，盖平日豪横成风，不容不痛治也。然为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气，便罢黜亦无憾矣。”（《勉斋集》卷五《与李敬子司直书》）[13]（P55）真德秀知泉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2](P12960)。朱子则自言，“在长沙治一姓张人，……此人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等类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百六《外任》）[11](P3484)。其在南康军备荒“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敛戢，闾里安靖”[29](P110)。遇到极等之形势户，亦不为所屈，如金华县孝顺乡第十二都有“极等上户”朱熙绩，“元因进纳补受官资，田亩物力雄于一郡，结托权贵，凌蔑州县，豪横纵恣，靡所不为”，在本地灾荒中拒不赈粜，朱子先后请县、州两级官员传唤之，其“公然抗拒，首尾三日，不肯前来”，故朱子奏请中央，予以正法（《朱子全书》卷二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奏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状》）[11]（P767）。

三．对“富民——平民”之保护与教养

南宋儒者的乡治，最终还是落实到平民之生存。有宋富民阶层崛起，其富而好礼者，则是乡间之长者，儒者要求保护之，而对平民之措施则集中于教、养两方面。

（一）保护富民

其一，客观看待富人之社会作用。一则民生方面其成为州县之本。有宋不抑兼并，承认土地私有，在乡村中，上户只占总户数的l%，却拥有一半以上的土地[30]。但是富民并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其对上乃是国家赋税的主体，所谓“常岁科配，皆出富室”[3](P 4519)。宋太祖即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历代兵制》卷八《本朝》）[31]叶适亦云：“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8](P656)其对下则是养民的主体。此如叶适所言：“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赖也。”[8](P656-657)整个社会中承担养民责任的主体由政府转为富人。

二则彼辈亦能积极提升自我修养，积极投身乡间的公共事务。时人谓“巨室者，一乡之望也，齐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间有道义重士，文献故家，过从往来，尽可以问政请益，植材润屋，积粟盈囷，缓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济无”（《昼帘绪论·势利篇第十四》）[26]（P724）。陈亮友人义乌富翁喻师“教其子孙，皆兴于学”，并经常训勉家中子弟[32](P1987)。叶适友人永康吕师愈“骤起家，富于一县。而其子孙既皆深于儒，寒苦自课，如未尝富者。可谓知本务矣”[8](P266)。另一友人东阳富民郭钦止创石洞书院，“礼聘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食，而斥洞之山为书院之山”，他去世后，“诸子修之而不废”“至今五十年”[8](P154)。黄榦友人临川富民黄仲修“笃于教子不为剽窃以徼利达，择师取友不远数百里，必求有学行者致之”（《勉斋集》卷三十八《黄仲修墓志铭》）[13]（P451）富民阶层还积极投身地方上的赈灾、扶贫、恤弱等公务事务。如真德秀友人宜黄曹尧咨于其家立通济仓，“计所有之田岁收亩六升以入之，遇年饥则发以粜。量必宽、价必平，于是一方之人赖以全活者甚众”（《西山文集》卷三十六《跋曹唐弼通济仓记》）[18]（P575）。朱子在南康军赈旱，就曾向长者“访其规制次序，为郡县赈济法”（《昌谷集》卷十八《从兄云梦县尉墓志铭》）[33]“又以赏格劝谕富室，得米一万九千石，赈给饥民”[29](P109)。吕祖谦记载绍兴年间义乌富商徐氏于乡里多施恩泽，时“天大寒，视并舍惸独困殍，日赋之食，至于春乃罢，帅以为常”[34]。

其二，要求保护富民。儒者认为富室与平民相互依存，并无不可以调和之矛盾，如朱子云：“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计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成立。”（《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农文》）[11](P4626)又如王柏言：“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芜，官不养民，而民养官矣。农夫资巨室之土，巨家资农夫之力，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故曰官不养民。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以之禄士，以之响军，经费万端，其始尽出于农也，故曰民养官矣。”（《鲁斋集》卷七《赈济利害书》）[35]故要求保护富民。如叶适认为“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能不加区别，对其一律严抑，“不宜豫置嫉恶于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8](P656)。此是时贤之共识。陈亮友人吏部侍郎章服针对“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为田一万亩者，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关子之属”，“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32](P390)，亦是此意。

（二）教养平民

其一，民生。陆九渊云：“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即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当春夏缺米时，皆四出告籴于他乡之富民，极可怜也。”[7](P108-109)真德秀亦云，潭州五等下户在“农事方兴之际称贷富民，出息数倍，以为耕种之资。及至秋成，不能尽偿，则又转息为本，其为困苦，已不胜言”（《西山文集》卷十《申尚书省乞拨和籴米及回籴马谷状》）[18]（P159）。故儒者最关心的是平民特别是此类无地佃农的民生问题。其措施如下。一则保田地。土地是民众生活、生产最根本的资料，历代儒家对此均非常关心，朱子、吕祖谦均有井田构想[⑨]，但亦认识到不切实际，未予实践，叶适则直接否定之，要求在现实情况下，保护农夫已得之私田[8](P656)。陆九渊亦要求区分官田与省庄田，保护后者，不得与前者混同“责括而卖之……异时有钱以买者，必兼并豪植之家也。夺良农固有熟耕之田，以资兼并豪植之家，而使之流离困穷，衔冤茹痛，相枕藉为沟中瘠”[7](P115-116)。⑨⑩⑧

二则均赋税。前文已述南宋赋税极重，其结果即朱子所说“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〇八《论治道》）[11](P3517)。对此，儒者认为当“取焉而不伤民，予以而不伤国”[7](P353)。具体措施，除了主动要求减免不合理的赋税外，就是行经界，平均田税。朱子早在任同安主簿时，已“知三郡经界不行之害”[2](P4177)，朱子出任漳州知州，即告喻四方“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并民田而不受产，则其产虚桩在无业之家；冒占官地而纽租，则其俵寄于不佃之户。奸胥猾吏，寅缘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贫民下户枉被追呼，监系捶楚，无所告诉”（《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晓示经界差甲头榜》）[11](P4622-4623)；又上言“版籍不正，田税不均”“最为公私莫大之害。盖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经界申请司状》）[11](P956)，决心加以改革，施行“经界法”，丈量土地，核实田亩，以“正版籍”“随亩均产”，以均田税，其效显著，“明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会农事方行，熹益加讲究，冀来岁行之。细民知其不挠而利于己，莫不鼓舞”，所惜为豪民联合吏胥阴沮而败[2](P4177)。

三则宽役法。南宋于差役、雇役后，又由“布衣”杨权所首请而后推行义役（《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义役利害状》）[11](P824)，然朱子认为“或以才智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气力凌驾，而私差役之权。是以虐贫优富，凌寡暴孤”[2](P4335)。他详细考察处州与山阴之义役，列检前者之弊，首先本该出钱的上户、官户、寺观等阴不出钱，反而是田少下户出钱；其次逐都立役首、排役次，颇有不公，徒增词讼。相比后者则“简直易明，无他弊病，又且不须冲改现行条法，委实利便”，故奏请实行（《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义役利害状》）[11](P824)。他还推荐了彭仲刚在临海施行的另一方案，“且如乡有宽狭，宽乡富家多，狭乡富家少；狭乡富家靳靳自足，一被应役，无不破家荡产，极可怜悯！彭计一县有几乡，乡有阔狭，某乡多富家，某乡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两乡，令其均平。其有不均处，则随其道里远近分割裨补，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朱子全书》第18册《语类》卷一百一十一《论民》）[11](P3561-3562)。

四则备灾荒。首先是处置突发灾荒。如朱子在南康军救灾，大修荒政，减免赋税，兴修江堤[29](P109-110)。其次是建立常备机构。朱子居崇安乡间始建社仓[⑩]，在荒年将政府储存的粮食贷给灾民（《朱子全书》第24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11](P3720-3722)，朱子又详立其条目规章与流程事项等，并在全境推广之（《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社仓事目》）[11](P4596-4600)。陆九渊将之在家乡大力推行，并由其兄陆九韶管理，民至讴谣[7](P109)，又根据实行过程中发现的弊端予以改进，创立平籴，即平时购买老百姓的粮食，灾时则以平价再度卖给老百姓[7](P125)。

五则严治安。陆九龄执教兴国军，“会湖南茶寇剽卢陵，声摇旁郡，人心震摄”，九龄整顿义社，“调度屯御皆有法，寇虽不至，而郡县以为重”，又“暇则与乡之子弟习射”，“岁恶，剽劫者过其门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无自取死’”[2](P12878)。陆九渊在南康则强调群防力量，组织“烟火队”，“申严保伍之法，盗贼或发，擒之不逸一人，群盗屏息”，收到良好效果[2](P12881)。朱子弟子张宇宗“乃因人情，倡为义甲，一家有警则甲众毕集，盗以屏息”（《鹤山集》卷八十《归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张君墓志铭》）[36]。

其二，行教化。一则于家族层面，制作家礼，收拢宗族。朱子居乡期间，欲“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朱子全书》第15册《语类》卷四十二《论语二十四》）[11](P1494)，故损益原本只行于高官贵族之礼制，先后编写了《祭仪》、《古今家祭礼》、《家礼》等礼书，以重建乡村之良秩。吕祖谦亦立有《家范》。陆九龄则继父之志，治家有法，“阖门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职，闺门之内严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弟焉”[2](P12879)。

二则乡党层面，兴办教育。彼时宋儒已自觉承担起教化乡里的责任，故大兴书院，私人讲学十分盛行，如朱子创建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37]，陆九渊有槐堂与象山精舍，吕祖谦有丽泽书院等，在民间取得很大影响。如叶适云：“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8](P246)又云：“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学教闽、浙士；有陆子静后出，号称径要简捷，诸生或立语已感动悟入矣。以故越人为其学尤众。雨并笠，夜续灯，聚崇礼之家，皆澄坐内观。”[8](P338)。余波所及，独学者则“夜后市音閴寂，乃闻独诵声琅然”[8](P335)；合族者则“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买田百亩助之食”[8](P203-204)。

综上，南宋儒者的乡村治理在三重维度上立体展开：首先，依靠官员，团结士绅；其次，限制吏胥，打击豪民；最后，保护富民，教养平民，从而在处江湖之远的历史舞台上，描绘出儒家下行政治的壮丽图卷。

注：
 
[①]参见谭景玉：《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载《江淮论坛》2007年第1期；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载《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王华艳、范立舟：《南宋乡村的非政府势力初探》，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官户，指一品至九品的品官之家，与民户相对。某些通过出钱等途径买得的官、宗室亲、义勇保甲和阵亡之家因恩泽授者、娶宗室女并内命妇授官者，须至朝官（正八品以上），才能算官户。官员死去，其子孙得荫补者，不管有品无品，也算官户。荫尽，官户需改为民户。分见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121页。
 
[③]主户，又称税户，是指有田产、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主要划分标准是土地。客户指没有土地，常居于主人之家，为人庸耕的佃农。但并非所有佃农都是客户，有豪家承包官田被再转租佃户，故南宋有时是按税收分主客。见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115页。
 
[④]主户依土地多少分为五等（标准而地区而异），其中第一、二等（或仅第一等户）称为上户，属大地主之列，第三等（或第二、三等户）称为中户，属中小地主；第四等为自耕农，甚至是富农；第五等则是半自耕农或贫农。见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114页。
 
[⑤]形势户包括官户和在各路府州军县各级官府衙门充任胥吏及乡村基层政权头目及其家属，以及部分上户。见尹敬坊：《关于宋代的形势户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⑥]黄启昌率先提出“富民阶层”的概念，见黄启昌：《富民阶层与宋代社会》，载《求索》1995年第3期。后林文勋将之发展为“富民社会”，见林文勋：《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林文勋：《论题：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载《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
 
[⑦]本文之儒者，并非广义之士子，而是指居乡或在基层为官的著名儒者，具体而言是以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为中心，辐射及其师友弟子而形成的儒家团体。
 
[⑧]“前辈有言，汉之天下弊于戚畹，唐之天下弊于宦竖，我朝天下弊于吏奸。凡为朝廷失人心、促国脉者，皆出于吏贪”。见[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四库全书本。
 
[⑨]朱子在《井田类说》中提出了一个方案，可以行井田，以人口分配，设立上限，不充许买卖，见《朱子全书》第23册《文集》卷68，第3326-3327页。但也知当时行不了“封建井田，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岂敢以为不然！但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见《语类》一百八《论治道》，第3514页。吕祖谦认为，“今世学者，坐而论田制，然天下无在官之田，而卖易之柄归之于民，则是举今之世知均田之利而不得为井田之事也。使欲如上古井田乎？则田不在官，不可得而井也。……如闻长淮活野千里，荆湖以面不耕者众，倘有在官之田乎，因其在官者举而行之，其详者可以复井田于三代之时，其略而不备，犹得如后世之自以为法，而其田则民蒙实利，而上无空谈之失矣”。见《吕祖谦全集》第9册《历代制度详说》卷九《田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119页。
 
[⑩]按田浩先生所考察，朱子的朋友魏掞之（1116-1173年）最初在1150年代在当地建立社仓，后1167年，朱子与刘如愚（1142年进士）在福建崇安赈灾时，根据魏掞之的先例，建议州府设立社仓，并获得赞助费用。崇安的社仓于1171年建立，并由刘的亲戚管理，在吕祖谦帮助下，社仓又由福建传到金华。但后代人把社仓主要归功于朱子。见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8-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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