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于复旦大学举行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十二日戊申

          耶稣2019年1月6日

1月4日下午，“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与会的专家学者及嘉宾共同回顾了《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历程，高度评价了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价值及其对其后中国文史研究的深远影响。

发布会现场

陈寅恪先生可谓是中国近代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文史学家，上世纪5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修订重印了陈先生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又约请陈先生将其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编集出版，陈先生亲自拟定书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编辑在得知陈先生正在撰写另一部著作《钱柳因缘诗释证》（后更名为《柳如是别传》）后积极约稿，也得到了陈先生的同意。后因种种原因，这两种书未能及时出版。

1978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易名独立，于当年3月重印了《元白诗笺证稿》，并启动《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陈寅恪先生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为了文集的编纂，倾尽心力，历经三年搜集陈先生已刊和未刊的著述、手稿，于1980年始正式出版《陈寅恪文集》，至1982年出齐。文集收录陈寅恪先生作品凡七种，分别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均是首次出版。蒋天枢先生不仅承担了陈先生文稿的收集与整理、校勘工作，还撰写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作为附录。

《陈寅恪文集》旧版，精装

新出版的《陈寅恪文集》纪念版，精装

2020年，恰逢《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为纪念陈寅恪先生和为出版文集作出重要贡献的蒋天枢先生，以及当年的出版前辈们，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重版《陈寅恪文集》。据悉，该文集的纪念版，均据原版影印、修复，以“修旧如旧”的原则，力求“原汁原味”。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李国章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陈允吉教授共同为《陈寅恪文集》纪念版揭幕。

发布会现场，首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

陈引驰教授谈到，陈寅恪、蒋天枢两位先生，都与复旦有极深的渊源：陈寅恪先生早年就读于复旦公学，而蒋天枢先生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古籍所，而他们这对清华国学院时代的师生，也因为《陈寅恪文集》而深刻地联系在了一起。陈引驰教授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兼括了传统文史的诸多领域，而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尤其具有开辟新天地、引领一代学术方向的典范性。且先生的学术不仅是传统文史学术的延续和光大，更融通与化合了海外的学术观念、方法及视野，他早年游走东洋、欧美，便显示了他在那一代知识人之中最开阔、最广大的人生和知识格局。而就其学术的一些重大变折来看，如在残酷的中日战争前后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伟大的著作；在晚年投入明清诗与史的研撰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一个伟大学者面对他无法掌控的时代纷纭所做的顽强奋斗。作为弟子，蒋天枢先生所表现出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他同样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忠于学术，勉力完成了老师文集的编校，传续学术文化之精义而不坠。

陈广宏教授也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面旗帜，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近现代人文学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所谓“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重要价值。而《陈寅恪文集》又见证了陈寅恪与蒋天枢师弟子之间传承的渊源。在他看来，蒋天枢先生晚年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花了巨大的心力为老师整理出版文集，二是在复旦大学古籍所于1983年成立后悉心培养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整理师说是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托命之人，而他传授师说，则是身体力行地为中国文化续命，这里面是一种共通的精神血脉。

高克勤社长从出版人的角度解析了《陈寅恪文集》为什么会在上海出版，他说，在当代中国出版界，上海出版人是明确认识陈寅恪先生著作价值的先行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保存的书稿档案中，至今完整地保留了陈寅恪先生论文集的编辑出版记录和来往书信，从中可以看到，“文革”结束后《陈寅恪文集》的迅速出版固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的编辑解放思想、尊重学术的结果，同时也是从中华上编以来的几代出版人对于学术文化珍而重之的传统的体现。

陈寅恪先生致古典文学出版社的信

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地位与价值及其文集的出版对于学术界的影响，当天与会的几位专家也各自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个人经验做了阐发。

复旦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陈允吉教授认为，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少数几位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学术大家，他处在中外文化和学术交流冲碰的特殊时期，在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陈允吉教授还回忆说，在当年蒋天枢先生的口中，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学习时是很艰苦的，有一段时间官费停交，处境很困难，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且先生也是很有情趣的人，在国外每到一个地方，都注意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听他讲自己的经历，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着重谈了“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他说，陈寅恪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但是今天重读他留下来的文字我们仍很容易产生虽已隔世、略无隔世之感的慨叹。陈寅恪是一位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传统土壤之中的现代学术巨人，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他治史的出发点是探求真实，而其旨归则是以供鉴训，姚大力教授说，历史学要追求的，无非求真、求新、求精、求直，史学应当而且必须提供的鉴训是一种根本的价值关怀。陈寅恪的作品之所以会感动能理解他的读者，就因为有这种根本的价值关怀涌动在他所写下的字里行间。陈寅恪用自己的行动昭示后代学人，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只要你自己还想从事严肃认真的史学研究，经过努力，这一点总还是能够做到的。

陈尚君教授发言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则就“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治学方法与近四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学风变化”作了发言。他认为，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是由陈寅恪先生的家学和早年的读书治学习惯孕育起来的。而当年《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则可以说带动了中国近四十年文史领域的研究转型。陈尚君教授谈到，陈寅恪先生善于在普通的、常见的文献之中，读出一般人读不到的问题。在他的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很多的个案研究中，区别于传统的文史考据，先生谈到的问题和看问题的立场都非常特别而新警，同时对问题之探究，往往是通过反复推究史料以得出新的结论，比如对于李德裕的去世及归葬年月的考证等无不如此。他的考证不是停留在文献的表面，而是在问题提出以后，一层一层地剥开，多层地加以推究。在破除正史材料的局限，找到传说与史实的距离，追求事情的真相上，仅《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有大量精彩的例子。陈尚君说，文学研究跟历史学到底要不要切割是最近四十年中唐代文学研究所包含的内在问题，唐代的大量作品中所见到的从皇帝到官员、各种交往过程当中所包含的史书会忽略的、历史的某一个场景之中的特定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陈寅恪先生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这四十年来国内的唐代文学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在80年代，这是陈寅恪这些前辈学人带给后继者的荣幸，才使得后一代的研究可以达到那样高的水准。

荣新江教授发言

远道而来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以“不负国宝，襄进学术——陈寅恪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与阐发”为题，从另一个学科角度讨论了陈先生学术之价值。荣新江教授说，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明确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并为敦煌学研究指出了宏观的发展方向。且先生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学习梵文、佛教等，旁及中亚古文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系列敦煌写本的跋文，如《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等，大多数收入了《金明馆丛稿二编》，主要都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利用他所掌握的梵、藏、于阗、回鹘等文字资料，与汉文文献相发明，对中古思想、文体、史事等，多有发明，在敦煌学的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当天，陈寅恪先生的外孙女董景同女士和蒋天枢先生的外孙女吕海春女士也作为家属代表莅会。董景同女士是陈寅恪先生长女陈流求之女，她代表母亲和姨妈陈美延向会议的主办方致谢并发言。她说，陈寅恪先生1907-1909年就读于复旦公学，母校良好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氛围为他以后严谨治学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陈先生在复旦公学的毕业证书是他多年求学唯一取得的一张文凭，此后负笈海外，都未曾再获得文凭，而这张文凭距今正好111周年。而作为受陈寅恪先生文稿出版托付之人，蒋天枢先生在陈先生生前就花了大量的精力修订整理其旧作，搜集、考辩、抄录相关史料寄给老师，“文革”结束后，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义无反顾地中断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将全部精力用于编撰先生文集，为使文稿尽快付梓，又致信相关领导请予支持，他为此呕心沥血地付出，不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之谊，更体现了一位学人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崇高信念。正是蒋先生对学术传承的这种执着精神促成了《陈寅恪文集》的出版。

蒋天枢先生的弟子陈正宏、陈麦青、邵毅平三位先生（从左至右）

对此，蒋天枢先生的弟子复旦中文系邵毅平、复旦古籍所陈正宏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三位先生也做了各自动情的回忆，尤其是邵毅平先生提到，1981年年头，在文集交给出版社后，蒋天枢先生即重病入院，整个上半年都住在华东医院。当年蒋先生已经年近八十，邵毅平说后来回想，如果蒋天枢先生没有熬过这场凶险的大病，那么他自己的著作几乎没有什么能留下来。他是在《陈寅恪文集》交稿后，81年将《楚辞》的几篇论文编成了《楚辞论文集》交给了陕西人民出版社，82年将抗战时期的论文编成了《论学杂著》交给了中州古籍出版社，从82年到86年底用了整整五年写成了《楚辞校释》，这是他本来“文革”后就打算开始的工作。89年年底，《楚辞校释》出版，而蒋天枢先生已于88年6月故世，他并没有能够看到自己最重要的心血之作的出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