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宁陈氏“四脉”与士族道统──兼评张求会《陈寅恪家史》

作者：叶胜舟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初九日乙巳

          耶稣2020年1月3日

陈寅恪

陈寅恪在中国史学界、文化界的声名无需赘言。有些读者恐怕和笔者一样好奇：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就会关注他的成长环境、文化基因和学术脉络。

张求会教授长期从事陈氏家族的文献整理和研究，20年前就出版了《陈寅恪的家族史》。这部《陈寅恪家史》不仅完全重写，且新增15万字。一册在手，尽可透视陈家二百年发展脉络。

《家史》积淀深博，考证扎实，文笔谨严，在百年巨变的时代画卷中，浓缩了陈氏家族的苦难史、奋斗史，也浓缩了中国近代史、文化史，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其中陈宝箴传比陈三立传的信息量更多，因为前传实质包含了后传的青壮年。

血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家史》开篇就考证陈氏先祖为客家人，1062年由江西九江迁福建上杭，1733年又从上杭返迁江西修水。客家人长期“在路上”、“在漂泊”的特殊经历和心态，是解读陈氏家族第一个DNA，假如作者单列一节展开，也许更有助于读者解读陈氏三代的人生轨迹。

例如，《义门陈氏家法》33条有崇文重教和族内互助的传统，在客家人中其实常见，不妨延伸考证；又如，土客矛盾很剧烈，甚至有武力和暴力，官府偏土人，客人常吃亏，广东爆发“土客大械斗”13年（1854-1867年），死者数十万，伤者无数，所以客家人组织团练自卫也有传统。

罗香林在经典著作《客家研究导论》中得出客家源流“五次大迁徙”的结论。从陈氏先祖迁徒时间和地点判断，可划入唐末宋初的第二次大迁徙。问题是为躲避战祸，客家先民从江西迁到福建上杭、广东梅州一带，再往南多出海赴东南亚，回迁江西少。

陈氏家族第二个DNA是先祖贫贱。先祖在上杭很艰苦，是无产贫民，出路很窄，迁回修水如书中所言也是“棚客”，直到1793年兴建新宅凤竹堂，“成为陈家彻底摆脱贫贱的一个重要标志”。

父因子贵，祖因孙贵。2013年3月，始建于1831年的陈宝箴、陈三立故居，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封建朝代的家族联姻，利益盘根错节，讲究门当户对。陈宝箴与太平军奋勇作战，先后结识两位亲家：其一，湖南永顺知府张修府，14年后其子三畏迎娶张四女；其二，江西驻军将领席宝田，长女石龄嫁与席次子曜衡。都是陈氏高攀，可见其人品才华为官阶更高的同僚肯定，对提升家族地位和今后仕途亦有潜在收益。

《家史》尊重史实，坦陈陈氏发迹源于陈伟琳组建义宁州泰乡团练，抵抗太平军，对峙数年，名扬四方。就动机而言，主观上是保卫家园（太平军攻城之后军纪松驰，烧杀抢掠状如土匪）、保卫文化（太平军扩散外来教义），客观上的确有协助清军削弱、镇压太平军的作用。此后陈宝箴与兄弟率领团练协助清军收复义宁州城，因战功授候补知县，又在湖南率果健营抵挡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的强大攻势。

汝果欲研史，信息在史中。依据作者扎实详尽的考证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各取所需，进行二次剖析，会有新的收获。例如中国近代史声名显赫的绍兴俞氏家族，150年前就很狼狈，远非名门。

1882年，30岁的陈三立继弦18岁的俞明诗。岳父俞文葆历任湖南兴宁、东安知县，只是正七品小官。小舅俞明颐娶曾国藩孙女曾广珊为妻，陈、俞、曾三家通过姻亲联为一体，那是后话。

大舅俞明震受困于科场不得志，家道败落，以游幕为生，甚至需妹夫陈三立援手谋生渡贫。《家史》引述，1887年2月，陈三立致函父执、江宁布政使许振祎，直言俞明震及其弟次年“赴京兆试，而游费无所出”的窘境，求为“饥驱出门”的内兄在江宁“营一栖止”，“冀岁入稍丰，了其贫累”。

陈三立实际主持湖南矿务总局，也不避嫌，为俞明震在总局内安排职位；即使俞离职后，依然致函总局，坚持“俞恪士（俞明震字）薪水照发”，导致与张通典的矛盾和误会加剧。

官脉：“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

废科举之前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帝王将相史。“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此处“优”原意不是优秀，而是有余力。陈家也不例外，入仕不快、不大、不长是无奈的折磨。

陈氏家族第三个DNA是仕途不畅。如作者所言，陈氏的确称不上望族，出人头地很晚，科举很不擅长。陈寅恪的高祖陈克绳屡试不利。陈宝箴也不顺畅，1851年20岁在南昌参加乡试中举人，成绩不突出，正榜录取124名，他列113名。“在他中举之前，陈家已有四代习举业的子弟名落孙山”。1859、1860年，陈宝箴两次在北京会试落第。

陈三立科举也是磕磕碰碰。1873年，20岁与罗氏成亲时，仅是州学附生。1882年，29岁在江西乡试“中式廿一名举人”。1883年、1886年两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后一次落榜原由竟然是“楷法不中律”，更是哭笑不得。1889年，36岁才补应殿试，成进士。《家史》中肯评论，“这不能不说是宝箴、三立父子的一块心病”。

陈宝箴长期任幕僚，相当机敏务实，擅长解决现实矛盾和利益纠缠，知人知己、知责知位，很有分寸。《家史》有多处描述，例如提议采用“期券”分期递发、依次输运军粮，稳定军队和地方的人心。可惜毕竟不是主政一方，英雄难有用武之地，65岁才任湖南巡抚，四年后即因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大器晚成，仕途坎坷，作为有限。

陈家与晚清五位重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荣禄、王文韶的微妙关系，是笔者对《家史》的兴奋点之一。梳理之后发现，陈宝箴与曾国藩关系未必深厚。表现在：一、镇压太平军虽然积极参与，还只是个谋士，朝廷封赏并不高，反证战功有限；二、两次入幕，其间陈宝箴离开军营约两年，一度计划经商，反证地位不牢。

虽然陈家通过俞家与曾家有姻亲关系，陈宝箴并未受惠，晋升速度一般，位置也非肥缺。1870年，39岁因对抗太平军，在湖南任候补知府，再次表明他有战功但不显赫，似乎朝中无重臣举荐，否则不至于第二次“候补”。

熟悉官场的人士心知肚明，候补可一两年、可八九年；可在江南富省、可在偏远穷省。职位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更快做出政绩、结交上层、笼络左右，为今后梯次快速晋升夯实基础。

1872年2月曾国藩卒。1875年，陈宝箴才被委任为署理辰沅永靖道台。这个官位高而权小，正四品，主要职责是监察，且是暂时代理。

曾国藩送了陈宝箴一副集句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并非双方关系深厚或器重的铁证。文人之间有诗文往来，也可能是客套礼仪或酒席应酬。曾国藩邀陈宝箴为幕僚有知遇之恩，至于这个恩情有多大，或者陈宝箴功劳有多大，能否在曾氏“中兴大业里写下重重一笔”，笔者存疑。

文脉：“贾傅祠边吊夕晖，萧萧落叶晚风微”

陈氏三代皆重纲常，对极端破坏传统文化的暴力革命之抵触，一以贯之。《家史》说，“在陈三立看来，仁义乃立人之道，纲常名教乃立国之本”。他们都是文化遗老，也无可厚非。

陈宝箴、陈三立视辛亥革命为“洪杨之乱”，对“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痛惜不已，“百忧千哀”、“千秋万岁恨”。纲纪败坏，礼崩乐坏，简直是亡文、亡史、亡国之举。史无前例的“文革”对文物、文化的扫荡触目惊心，陈寅恪也屡遭批斗，对“文革”的排斥亦可想而知。

陈氏家族第四个DNA是崇文重教。有两个渊源：其一，如《家史》所言，“客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义宁怀远人身上得到了极好的继续和发展”；其二，受长期名落孙山的刺激，发奋图功名，为本家和客家子弟金榜题名创造更多机会。

陈寅恪高祖陈克绳倡建“仙塬书屋”；曾祖陈伟琳等64位士绅捐建“梯云书院”；祖父陈宝箴在战火中修建“四觉草堂”，任河北道台创立“致用精舍”，任湖南巡抚创立“时务学堂”；父亲陈三立极为赞同柳诒徵、陶逊等人倡议，腾出寓庐后院设立“思益小学”，是南京有新制小学的开始，又出任复旦公学校董借垫款项，协调两江总督端方支持常年经费。

陈氏家族第五个DNA是特立独行。陈宝箴、陈三立成为政治罪人被革职，陈三立被赦免后多次拒绝从政，而是培植根基，绵延文脉，以待后人。陈三立的倔强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保留真性情，所以官做不大、做不长。他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且有自知之明，曾写诗自嘲“书生指画肚，赧未习其器”。

晚年陈三立寄情于山水之间，托志于诗文之中，被公认为“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尊崇唐诗的南社领袖柳亚子好胜心切，屡次公开激烈斥责尊崇宋诗的同光体诗派及其代表人物陈三立，他超然漠视，宽厚待人，无动于衷。

陈三立青壮年以儒家入世过度，晚年试图以佛学出世来平衡修炼，热心钻研佛法、复兴佛教，从中寻找精神安慰和寄托。

《家史》梳理了陈氏三代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言简意赅。认为陈宝箴是“首创者和领导者”，陈三立是“组织者和实施者”，陈寅恪是“总结者和反思者”。祖孙三代“延续生命和家族的同时，更是文化传递和命运接力的痛苦历程”，最终的归宿都是“袖手（旁观）人”。

陈氏父子开明礼聘贤才，湖南群英荟萃，嘉宾云集，喝采满堂，时人称赞“义宁陈氏开名士行”。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联合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徐仁铸；梁启超入湘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与陈三立齐名的“清末四公子”之一谭嗣同入湘任《湘报》董事兼主笔；开垦荒地巩固农林；设立矿务总局扶植工矿业；先后创办《时务报》、《湘学新报》、《湘报》；将求贤书院改建为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官民合办保卫局，左宗棠之子左孝同举为会办等。

其中以时务学堂最为著名，人才辈出。第一次招考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校阅文卷”。新党视为革命人才之摇篮，旧党视为“革命造反之巢窟”。

既然有新吏、新言、新政，假以时日，新业、新民、新生将水到渠成。可惜戊戌政变之后很快中止，成效不彰，好在留下星星火种，足以燎原。

新党、旧党之间怨仇很深，政治派系斗争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没有是非，只有立场。维新派内部也有很多矛盾，对变法图强虽无异议，对变法节奏和力度却有分歧。更为激进的谭嗣同、唐才常对更为稳健的陈氏父子由支持转而疏远，是一大遗憾。谭认为变法不快，还得加速；陈认为已经够快，需要平稳；旧党认为变法太快，必须刹车。

戊戌变法失败，血雨腥风弥漫首都和全国。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五天后英勇就义，陈氏父子被革职，并未入狱，只是“薄惩”。不是陷得不深，而有贵人力助。据陈寅恪分析，主要得力于荣禄和王文韶的苦苦哀求。

《家史》还对慈禧迁怒、赐死陈宝箴的传言进行考证质疑，可再加条佐证。假如赐死，实际组织实施湖南维新运动的陈三立必定也受株连，即使不斩草除根，也会入狱或流放。

心脉：“国忧家难正迷茫，气绝声嘶谁救疗”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个真正的儒家之士，忧国忧民、虑时虑世应是常态，而不屑于抬轿擦鞋、歌德赏赐。

处理与君王的关系，陈氏三代有演变。陈宝箴是“忧君”。1895年进京面圣，获两次召见，仰望光绪“宵旰焦劳”、“颜悴甚”，深以为忧。陈三立比其父的独立性往前走一步，开始“疑君”。与邹代钧两人以“变法人”自励，声称“中国人变法，当自抗旨始”，大讲“抗旨之学”、“绝无半点入都之意”。陈寅恪又比其父更进一步，开始“非君”，突出表现在两事：1940年3月赋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暗讽蒋介石；1953年12月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

甲午海战，清政府惨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陈宝箴闻讯痛哭：“无以为国矣”！公开反对使日归来抵津的李；传闻李任直隶总督，拒绝前往拜谒，“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陈氏父子参与“倒李、援台”政治活动，激愤之余，难免意气用事，“杀李联俄”的对策就属冲动糊涂。

1895年4月17日、23日，陈三立、陈宝箴分别致电张之洞，呼吁：“先诛合肥（李鸿章为合肥人），再图补救”；“让地结俄与立密约”、“藉俄主持，更改商务各条”。

国力悬殊，政府无能，沉疴入体，杀了李也没用，即使换陈氏父子与日寇谈判，也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指望“让地”后沙俄为中国主持公道，逼日本实质吐回《马关条约》的丰厚利益，更是天真幼稚。倘如此，必是未离虎穴、又陷狼窝，被沙俄趁火打劫、狠宰一刀。《家史》有分析，李只是台前签约，幕后操纵的是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䜣。

陈三立晚年虽然隐居，忧国之心未减，参与“庚子勤王”、“东南互保”等秘密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庐山养病的陈三立“彻夜绕室不眠”；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86岁的中国文化遗老陈三立绝食绝药而逝，非殉一人、殉一姓、殉一朝，而殉国难、殉气节、殉大道。

《家史》中有多处陈氏忧民的记载。陈宝箴署理辰沅永靖道台，推广刨薯为粮，缓解湘西苗民的缺粮难题；疏凿河道利民工程，缺钱就从自己官俸、官场迎送接受的“敬奉”中捐银，并获得老母亲支持；黄河决堤，1887年赴郑州襄理办理河工八个月，未获重用，无功无过，败兴而归；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总结其父任湖南巡抚的治湘六策“董吏治、辟利原、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陈三立隐居之后，依然不忘经世济民，筹划和建设南浔铁路。

牟宗三“就中国文化生命之发展并关联着今日时代之症结”，而开出“道统、学统、政统”的“三统”说。简言之，道统指伦理信仰传统，学统指知识文化传统，政统指政治形态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一肩三责，既是“道统”的维护者，又是“政统”的附庸者，还是“学统”的传承者。这三个定位有内在的矛盾，回顾两千年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相比于君主专制体系支撑的皇权政统，道统、学统从来就弱势，从属于强势的政统。

中国士族幻想以道统摄制政统、学统从来没有实现。道统对政统没有先天的文化免疫力，不为稻粮谋、前途谋、家庭谋的刚毅士人只是个案，决非普遍，所以不能指望其“内在超越”世俗政权，进而对政统、皇权有足够的监督和制约。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只有人格独立、经济独立、政治独立，才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行为自由。道统相对于政统、学统保持一种健康的独立性，既可行又必须。

《家史》书末暗示，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陈氏后裔“必须在无奈和苦痛中被迫去完成更新、更大的使命”。本书策划陈卓先生在书名设计思路上独具匠心：隐一横、留一竖，似乎暗示春秋百家争鸣以降，历经2600年重重浩劫，中国士族的文脉微弱、心脉未断。

笔者浅见，陈寅恪已完成这个使命。他不仅学术成就，而且思想高度均已超越祖父、父亲。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传承和生命价值作出经典解读：“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4年后依然执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对科学院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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