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 著《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出版暨引言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20-01-07 19:34:09
标签:虞万里、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

虞万里 著《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出版暨引言

 

 

 

书名:《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

作者:虞万里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2-01

 

内容简介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高邮王氏四种》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名著。上世纪初,王国维从罗振玉所购得之王氏遗稿中发现“念孙案”涂改为“家大人曰”,遂致疑《经义述闻》引之说为念孙归美,由此引起《述闻》乃至《王氏四种》著作权纷争。本书从存世二王残稿入手,揭示其创稿时原始形式;统计、分析《王氏四种》著作中父子“案”、“曰”用语之形成与比例,以见父子分工与合作细节;抉发《王氏四种》著作中互相关联条目,以证明父子之说厘然不紊。更从王念孙疏证《广雅》,发明就古音以求古义之规律,并欲推而广之实施其周秦经典正譌计划,与引之共著《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著述过程始终以王念孙为主,父子分头由校勘而考证,撰成初稿、定稿,而后各司一书,汇总两人之说。凡己说用“案”(“念孙案”和“引之谨案”),他说用“曰”(“引之曰”和“家大人曰”)。二王著作之精义在以古音求古义,就此意义立论,王念孙既有发明权又有著作权,王引之则仅有著作权,父子之间并不存在归美与攘窃。通过对六七千条考订文字之梳理,使一百年来王氏著作之疑案得以彻底澄清。

 

作者简介

 

虞万里,著名经学专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任特聘教授,《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主编。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院学术委员、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传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主编,“经学与文献”特色学科带头人,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主持99版《辞海》审音工作,并策划音序版编排。前后编纂《汉语大词典》《辞海》等大型语文工具书达二十年之久。

 

目录

 

一、引 言

二、《读书杂志》残稿之启示

(一)无考证或考证简单而《读书杂志》不收者

(二)有考证而《读书杂志》未收者

(三)条目为《读书杂志》收録而文字略有改动者

(四)条目为订正《读书杂志》而被《补遗》收录者

三、王氏父子著作中“案”与“曰”术语解析

(一)存世王氏校本中之术语

(二)王氏父子手稿、抄稿中之术语

(三)《王氏四种》中之术语

(四)王氏父子所用术语分析

(五)“案”“曰”术语之实践与著作权析微

(六)《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父子所占条目比例

四、《经义述闻》部分条目寻踪

(一)《述闻》与《疏证》相关条目

(二)《述闻》与《杂志》相关条目

(三)《述闻》与《杂志》《疏证》互见条目

(四)《述闻》与《经传释词》互见条目

(五)《述闻》中部分小字著作权甄微

五、从《经义杂志》到《经义述闻》

(一)《经义杂志》作者、内容与性质

(二)从王念孙“《经义杂志》”到王引之《尚书训诂》与《经义述闻》

1、譔着计划更张

2、著书方式改变

3、习作《尚书训诂》与《名字解诂》

4、由分工合作到分撰二书

5、《杂志》《述闻》定稿形式推测

6、《杂志》《述闻》书名含义

7、王念孙及师友眼中之《述闻》

8、发明权与著作权

(三)《经义述闻》初二三刻条目递增与来源

1、专书附入与条目递增

(1)《太岁攷》与《名字解诂》附入

(2)《周易述闻》增补

(3)《尚书述闻》增补

(4)《大戴礼记述闻》增补

(5)《公羊、谷梁述闻》增补

(6)《尔雅述闻》增补

(7)《通说》二卷增补

2、条目内容增益完善与体式进一步统一

(1)调整形式

(2)完善论说

(3)加强证据

(4)增补他说

(5)删削冗词

(6)统一术语

六、改“念孙案”为“家大人曰”说平议

七、对王氏父子著书过程之初浅认识

八、卷后语

另附:《思维导图》单行本

 

【引言】

 

《述闻》非引之所著之疑,啓于王国维。一九三○年刘盼遂撰《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于《述闻》一书下云乃师在天津见王石臞手稿中有将“念孙案”改为“家大人曰”者,刘氏遂推衍《述闻》中凡有“家大人曰”者皆石臞札记原稿,而为引之所改。复引王念孙《与宋小城书》自云“于公余之暇,惟耽小学,《经义述闻》而外,拟作《读书杂记》”云云,遂谓“此《经义述闻》为石臞所着,伯申则略入己说而名为己作之切证也”。刘说一出,时在校释《吕氏春秋》之许维遹,即关注于此,意有同感,乃藉《郝兰皋夫妇年谱》中于郝懿行为王照圆赴白云观借校《道藏》本《列仙传》事云:《吕氏春秋杂志》中“引之曰”者多为念孙所校,声援刘说,以为“其痕迹不可掩矣”。四五十年后,台湾张文彬博士论文为《高邮王氏父子学记》,曾著文归纳刘盼遂之说为七条,并一一驳之,谓“《经义述闻》者,述闻经义于父之谓也”,“属王引之所撰,本无疑义”。世纪之交,李宗焜整理《高邮王氏父子手稿》时,对此观点略有涉及,并不以刘说为然。二○○五年,陈鸿森更校覈《经义杂志》与《经义述闻》“家大人曰”文字差别,《述闻》初刻、二刻、三刻异同,王引之出仕行历等,综合考虑,乃谓“《述闻》三刻本较二刻本所增诸条,其实多出王念孙之手”[1]。二○○八年,张锦少首先关注史语所所藏王念孙《吕氏春秋》校本,李宗焜因撰《王念孙批校本〈吕氏春秋〉后案》,复就王引之在《王氏四种》中著作权予以申论。近年张锦少以“新见王念孙古籍校本研究计划”为题,对存世所见王念孙校本展开细密研究,陆续撰写出多篇论文,重新肯定《述闻》与《经传释词》为王引之所撰。

 

观诸家所论所辨,皆以刊刻成文之文献对照校覈,就其异同而定从违,即由果而溯因,宜其歧出纷纭,难有决断。若能由因而果,即由校勘典籍始,而后摘录可申发之字词或短语以成条目,而后引据疏证,而后合成全书,则认识或许会改观。唯作者谢世二百年,原稿散佚,尠有存者,此一过程难以复原。幸有罗振玉所购残稿,略存鳞爪,可窥一斑。

 

注释:


[1]陈鸿森《阮元刊刻古韵廿一部相关故实辨正——兼论〈经义述闻〉作者疑案》,第462页。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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