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御殿视朝的基本情况
二 视朝活动所包含的各种“对”
三 宋代视朝活动平议

第二章 内引奏事： 视朝听政的重要补充

一 两宋时期内引奏事的演变
二 内引奏事的地点与方式
三 君臣对内引奏事的利用

第三章 经筵问答： 御前讲席中的政治讨论

一 端平元年的经筵个案： 以真德秀日记为中心
二 经筵制度与君臣之间的政治交流
三 经筵内外的互动

第四章 禁中夜对： 私密性质的面对面交流

一 夜对的基本情况
二 宋朝君主对夜对的利用
三 宋朝士大夫与夜对

下 篇

第一章 宋代宰辅奏事制度演变： 以班次分合为中心

一 元丰改制前的两府班次
二 元丰改制之后的班次变化
三 南宋两府奏事班次
四 其他宰辅奏事方式的演变

第二章 宋代宰辅奏事的过程

一 奏对前的准备事宜
二 奏对中的讨论与博弈
三 奏对后的后续事宜
四 宋代君相关系再认识

第三章 个案分析： 从一次政争看宋代的宰辅奏事

一 徽宗即位之初的最高决策群体
二 首轮较量：“再对”与“进熟状”
三 留身取旨： 曾布的对策
四 御前“同呈”中的交锋

五 余论

结 语 透过奏对看宋代皇权

附录一 评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
附录二 评《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 以宋代为重心》

序论

一

本书拟以奏对活动为切入点，分析宋代君臣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决策讨论，从而加深对两宋皇权政治的理解。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认识宋代的皇权。中国宋史学界以往对皇权的研究，大多有三种类型： 一是考察皇权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比重；二是分析宋代与皇权相关的各种政治制度；三是对各个皇帝进行研究，分析性格特点各不同的君主，如何影响政治走向。

宋代皇帝与官僚，尤其是宰辅大臣，谁拥有更多权力，曾是学界讨论的焦点。钱穆先生在《论宋代相权》中指出，宋代皇权较之唐代大为增强，相权却明显被削弱。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同。如邓广铭先生，在《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文中，就有相似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界出现了对这种观点的质疑。王瑞来先后发表了《论宋代相权》与《论宋代皇权》两篇论文，认为宋代的实际情况与钱穆的看法恰恰相反，相权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强化，而皇权则因相权的增强而弱化乃至虚化。张邦炜教授则认为，宋代皇权较之唐代明显增强，而相权也不弱。两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共治天下”的关系。张其凡通过对北宋初期政治的研究，也认为宰相的权力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弱，皇权并不如以往认为的那样强，两者互相制约。

上述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宋代皇权特性的理解，但也存在着不足。首先，学者们用以度量皇权的基本概念，如“大”“小”“强”“弱”等，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何谓“大”？何谓“强”？既不容易予以严格界定，也不容易形成共识。在分析一些比较复杂的宋代政治现象时，这样的分析方法显得难以适用。例如，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宋代政策的出台，往往是经由以下过程： 皇帝先将相关的文书降付宰辅，宰辅看详文书，然后上殿复奏。皇帝在宰辅复奏后，参考其意见，提出决策方案，宰辅再对此加以评述，双方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共识后，宰辅书写皇帝的圣旨，付外施行。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哪些环节属于皇权，哪些环节属于相权？是皇帝还是宰辅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恐怕是难以说清的。

其次，上述讨论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免存在缺陷。李伯重先生曾经批评过宋代经济史研究中“选精”“集萃”的方法。在宋代皇权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不少研究论著，将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事例，从纷繁复杂的政治过程中抽离出来，再加以罗列，却没有顾及大量与之相异、相反的事例。表面上证据充足，实则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宋代皇权大小强弱的争论，看似十分激烈，参与者却不免自说自话，难以形成真正确切的讨论。

从深层次上看，宋史研究者关于皇权与相权孰强孰弱的争论，似受了西方政治学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主权究竟为谁所有，并由此引发出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等问题。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却未必与西方雷同。如钱穆等学者所言，中国传统政治，重点不在于主权属于谁，而在于政治上的责任该谁负。研究者常常将宋代官僚对皇帝言行加以规正视为制衡皇权，但在宋人看来，对皇帝的言行加以引导和规谏，其实是协助皇帝更好地行使权力，是尊君权的表现。进而言之，何谓“权力”，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西方观念恐怕都不完全相同。如果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以“分配”和“制衡”为视角来进行讨论，未必能使我们对宋代皇权政治的实际情况形成切实的了解。要真正把握宋代皇权，我们的讨论重点，似应从皇帝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转到皇帝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行使权力上；从宰辅等官员是否能制衡皇权，转到官僚士大夫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参与到政治过程中，辅佐皇帝行使权力上。

皇帝统治，离不开相应的政治制度。对此，学界已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例如张邦炜、朱瑞熙对于宋代皇帝制度、宫廷制度的研究，梁天锡对于宰辅制度的考述，虞云国、贾玉英、刁忠民对于宋代台谏制度的分析，等等，皆为其例。通过对政治制度的分析，我们既可以了解皇帝能调度的各种政治资源，也能明白皇帝处理政务时需要遵循的种种言行规范。

不过，既有的制度史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研究者往往就制度而论制度，没有将制度的演变、运行，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只要对史实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君主统治时期，各种政治制度往往会有差异。即便是制度的条文规定没有变，其运行的实态，也常常会因为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对此，既存的研究尚有欠缺。

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的制度史研究常常采用所谓的“剪贴史学”方法，即先罗列制度规定，再填充若干事例，证明制度确实是如此运行的。或者是列举一些与规定不符的事例，以证明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循。对于为什么某些制度规定会得到落实、为什么某些制度规定在实施中出现了偏差、偏差是如何出现的等问题，虽有说明，却往往较为浮泛。事实上，制度由条文规定，到付诸实施、产生效果，必然会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剪贴史学”式的研究方法，则将这一过程忽略了，其结果是既使我们无法弄清历史的原貌，又丧失了大量有用的信息，降低了相关研究的价值。

其三，现有的制度史研究，有时没有完全跳出宋元学者的认识模式。在选择题目时，学者多是以某一个机构或某一类官职，如中书门下、御史台为研究对象，渐次分析其沿革、建制、职能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宋会要》《文献通考》《宋史·职官志》等文献的叙述框架。而制度史研究的一些结论，如宋代制度“重屋叠袈”、宋代官僚“冗官冗员”以及宋代政治文化“重文轻武”等，也往往都是宋元学者论述过的。如果不能超出这种认识，研究恐怕难以形成真正的突破。

对于宋代的诸位皇帝，学者也做了不少分析。两宋历朝皇帝，均已有人为其撰写传记。对于某些重要的皇帝，学者还撰写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论文，如邓广铭先生《论赵匡胤》、张其凡《宋太宗论》、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胡昭曦《论宋理宗的“能”与“庸”》等。对于宋代诸多无皇帝之名、有君主之实的女主，张邦炜等研究者也进行过细致讨论。

通过研究各个皇帝的个人性格、功过得失及其与臣僚的关系，我们不难窥见各时段的政治特点。不过研究者在分析宋代帝王时，往往带有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而这类主观色彩浓厚的因素，不免会“引导”着研究者，有意无意地突出某些史实，同时又忽视某些史实，结果使得历史的全貌不能得到呈现。另一方面，学者们在研究帝王时，对于与其相关的一些“大事”，多予以高度关注，而对于日常性事务，则往往重视不够。但事实上，日常事务之中，往往蕴含着很多隐而不显，却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政治演进的因素。例如，一段时期内政治人物所共有的行为习惯、被政治人物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影响决策过程的不成文惯例等，均需要更多地通过各种“小事”来进行分析。

总而言之，既有的宋代皇权政治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有待加强之处。尤其是一些认识，似已进入瓶颈。如讨论宋代皇权的特点，不外“强化”与“弱化”两种结论；讨论君臣关系，则不出“相互制约”的认识框架。而要有所突破，不仅需要在史料上做进一步挖掘，更需要在研究的视角、方法上有所突破。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将注意力集中在皇权的运行方式上。所谓皇权运行方式，即皇帝如何在臣僚的协助下，采取不同的策略，调度各种政治资源，解决诸多政治问题，从而实现自己对国家的掌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动态表现，也可以看到制度运行过程中皇帝的行为，以及种种复杂的政治关系。通过对皇权运行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真正地发现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各因素之间的实在联系，从而重建宋代政治场景。

权力的运行，与信息的传递、处理密不可分。信息被收集、传递、处理的方式，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人员、机构对于信息的掌控能力，体现着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格局以及政府内部的种种关系。同时，信息交流活动往往牵涉面极广，制度规定、政治人物的态度、政治势力的消长、政治环境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其发生互相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能对信息交流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从中发现影响政治的诸多因素，究竟是怎样连接在一起，共同构成政治运行过程的。

信息交流，不外文书交流与面对面交流两种方式。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文书交流得到的关注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而对于面对面交流，则缺乏足够的细致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中国古代史领域素有文书研究的传统，提供了不少成熟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为后人借鉴；另一方面，古人留下的文书资料十分丰富，但对于面对面交流的记载，则比较分散，不容易整理。不过，面对面交流毕竟也是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恐怕不足以弄清宋代政治运作的全面情况。

宋代君臣奏对，相对于章奏文书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重要。首先，宋代皇帝每日面对大量的章奏，绝不可能一一阅读，因此大部分章奏中所含的信息不会传至帝王的耳目之中。但在奏对中，臣僚所言，必定会被帝王知晓。其次，章奏的传递，往往需要经过多次中转，保密性有限，故臣僚经常不会在章奏中陈述过于敏感和机密的事件。而奏对的保密性相对较高，臣僚在面奏时顾忌较少，所以涉及的内容往往较章奏更具实质性意义。

对于讨论皇权运行方式而言，奏对活动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奏对活动是皇帝听取政务汇报、进行决策的舞台，每一位君主的个性，都会在奏对中得到充分展示，通过奏对，我们可以对不同君主的特点有更多了解；同时，奏对也是皇帝与臣僚直接接触的场合，这对于两者关系的形成、维系、演变，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考察奏对活动，有利于我们对宋代的君臣关系形成立体的认识；此外，奏对中，君臣双方的言行举止都受相应的制度制约，我们可以通过奏对看到“人”是如何与“制度”形成互动的。因此，笔者选取宋代奏对活动为研究对象，以补充既有研究的不足，同时希望以此对宋代的皇权政治形成更多的认识。

（注：上文为此书“序论”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