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是时候同时审视儒家文明的贡献与缺陷了——专访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主任王学典教授》

受访者：王学典

来源：“山东头条news”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十三日己酉

          耶稣2020年1月7日

【“山东头条news”公众号编者按】12月28日上午，由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山东大学共同主办的“文化传承与儒学创新”学术研讨会暨2019年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

本次会议时值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际儒联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周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发布三周年，会议旨在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两办文件精神，强化文化自信，推进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

谢婷婷摄

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主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教授和党委书记李平生教授29日从北京风尘仆仆赶回济南，还没落座，就被山东头条news微信公众号小编堵在门口，于是有了这篇独家专访。

理事会与研讨会，标志着儒学研究的重心将从文献整理转入思想创造阶段

见面第一句话，王学典说，2019年12月28日在北京友谊饭店召开的“文化传承与儒学创新”学术研讨会暨2019年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议，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会议，它的意义在于，儒学研究的侧重点将从文献整理阶段进入思想创造阶段。

对于这次在北京召开的理事会和传承与创新的学术研讨会，王学典评价说，“这是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平台之后的首次亮相”，本次理事会后的学术研讨活动的主题“文化传承与儒学创新”，聚焦在儒学研究如何创新上。从出席本次活动官员的要求和学者发言情况看，这个核心追求得到了儒学专家和各理事成员单位的高度认同。

在发给与会者邀请函中，理事会明确指出，2019年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值得纪念的年份，除了因为五四运动100周年之外，今年还是总书记在孔子诞辰2565年及国际儒联大会上发表讲话5周年。

2014年国际儒联讲话是当代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深刻思想解放

在王学典看来，总书记2013年到访曲阜，并就儒学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9月24日总书记在国际儒联大会发表长篇演讲，是对儒学的正名，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得到官方的首次正面肯定，打破了此前一直固守了近百年的反传统思维模式，儒学自此进入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红色传统文化并列成为构成中国文化主流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在我们拥有包括儒家文明在内的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础上，中央高层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总书记在国际儒联的这一演讲因此被学界誉为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

习主席2013年访问曲阜，中国文化的复兴进入了一个兴奋期。随着总书记在孔子诞辰2565年暨国际儒联大会讲话发表，儒学热在2014年达到顶峰。

儒学该向何处去？终于有答案了

而近一两年来，这个兴奋期已趋于结束，兴奋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儒学没事可干了，而是进入常态化发展状态。儒学界近来在思考，兴奋期过后，儒学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后，儒学研究该向何处去？

王学典倾向于认为，2019年12月28日的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和“文化传承与儒学创新”的研讨会，就是回答儒学研究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是回答怎样赋予儒学以新的生命力的问题，回答新时代的儒学研究如何规划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标志性会议。

在这场活动中，儒学研究的主流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儒学研究又到了整装再出发的关键时期。所谓整装再出发，就是需要重新规划儒学发展方向，定位儒学研究的路径。总的方向，就是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和落实中办国办通知要求，坚定文化自信，走创新之路，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被概括为“双创”。“双创”要求当代儒学研究应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需求，推出成体系的思想成果,要求在儒学研究中重新认识儒学和重新界定儒家文明，加快推进儒学的现代化（社会科学化）进程。

王学典在“文化传承与儒学创新”学术研讨会暨2019年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议上发言。谢婷婷摄

应重新认识和界定儒家思想和儒家文明成果

王学典教授在11月29日中央文史馆的一场活动中提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所做的所有探索、所有努力，做了一个综合的概括总结，建构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体系，中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个积淀，包含了儒家在中国2000多年以来的治国理政和制度建设方面的丰富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

从这一维度说，儒家并非是以往我们所界定的一种古代伦理体系，而更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为当代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提供源远流长的参考与经验，它带有典范意义。

在王学典看来，儒家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可以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列为三大社会发展理论之一。从目前来看，除了这三大社会发展理论之外，我们在世界上看不出有另外的带有典范性质的，曾付诸实践过，或正在被实践的社会发展理论。

“儒学不仅是修身养性的伦理学，”王学典说“我个人反对或者不主张把儒家的学说纯粹降格为一种普通的修身养性的伦理学”。因为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也好，修身齐家也好，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把社会、历史扛在肩上，把国家发展、民族统一扛在自己肩上，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儒学也不是宗教教义。我个人不认为儒学是宗教。”王学典又说道，因为儒学不安顿人的灵魂，主张“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儒学只安顿人心，而人心是此岸的，世俗的，所以儒学只是一种典范的社会发展理论。

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儒学的特点是把社会治理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上，强调政者正也，强调圣君贤相，以德性为中心。所以儒家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法家是极端的功利主义，道家是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情况是不一样的。

儒家社会治理理论中有三大遗产至今仍值得重视

王学典认为，儒家社会治理理论中有三大遗产对我们今天来讲仍有特殊的意义：

其一、儒家的一大遗产是贤能政治，选贤任能。儒家的社会理想必须通过贤能政治来实现。所以儒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儒家的贤能政治是一种推举制，不是一种选举制。推举和选举虽然一字之差，但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中国人特别欣赏三顾茅庐的故事，你三顾茅庐，我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士人一般不会自己跳出来要官做，中国政治文化不是这样。

其二，儒家的经济和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接近，在我看来儒家的经济理念是一种道义经济。儒家的井田制也好，均田制也好，它的出发点是人人都有饭吃，绝不主张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市场经济。相反，儒家要给所有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利益追逐设置伦理界线。儒家带有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最后，儒家的天下主义也有特别的价值，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本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国家本位，儒家的理念是天下本位，天下为公，世界才能大同。

资料图。来源：曲阜市委宣传部

应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在中华文化的深远根基之上

王学典主张，下一步的儒学研究，应该改变以往片面着重于儒家文明成果中伦理、心性等论题，从而忽略了长期作为治国理政方略的儒家思想和制度建设经验的儒家文明成果。应该按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中华文化的深远根基接续起来。

协同创新就是要客观科学地审视、继承与创新儒家等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有效的积极的文明遗产，包括政治治理方面的文明成果，但协同创新的范围和面又要比政治治理范围宽广得多。譬如儒家文化在数千年的实践中被证实有效的思想成果、道德成果、制度成果、管理成果、经济成果等等。

当代政治制度与西方模式和古代传统的最佳关系是若即若离

“中国的政治制度，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也离不开西方的制度文明成果，既不能照搬传统，也不能离开传统，更不能反传统，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传统，我们的当代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都应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理想的张力状态。”

王学典说，目前看来，西方政治文明的最大成果，应该归结为找到了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措施。在西方社会制度实践中，迄今为止找到的最成功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措施，当然是“三权分立”，它能够把西方公共权力的危害限制在较小状态。中国制度建设的方向最终也要朝以制度制约制度的方向走。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社会治理上有一套独到的理论。儒家的特点是把社会治理建立在为政者的道德感召力基础上，它所有的理论都由此点派生出来。社会主义是把社会治理建立在高度政治认同感的基础上，而自由主义是把社会治理建立在牢固的法治信仰的基础上，这就是三大社会治理理论着眼点、出发点的差异。

中国政治文化有一套自己的独特传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政治文化是三顾茅庐式的，你必须诚心来请我，显示你对我的信任与尊重之后，我才能协助你治国平天下，我才出山。在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下，要想照搬西方的选举和投票，很困难。

中国在政治治理中出现了一种与西方民主法治不同的政治形态：贤能政治。但王学典感觉这种贤能政治也只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过渡时期的选择，现代社会治理中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必须较好地制约和限制公共权力。

资料图：孔庙鸟瞰图。来源：曲阜市委宣传部

必须正视儒家思想和文明成果中的重大缺陷

我们在研究中不光要看到儒家文明的成功，也要看到它的缺陷在哪里。既要总结经验也要总结教训，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我认为儒家文化有两大缺陷，一是抹杀个性；没有个人权利概念，是一种义务本位，这一点不用讳言。第二，就是没有找到制约公共权力的道路。从“苛政猛于虎”这个正确判断来看，儒家已经意识到了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这个思想缺陷导致了王朝更迭的周而复始，就是因为他的治理体系在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上有巨大缺陷。

中国儒家的治理体系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如何有效的限制公共权力，如何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没有找到相应的办法。这恰好是儒家治理理论的空白与缺陷。两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均因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限制，导致朝廷腐败，引起农民起义被推翻。但是推翻了前朝的农民领袖照样没有解决好公共权力的如何制约的问题，结果依然是重复腐败，以致最终再被推翻。

这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巨大缺陷和悲剧：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包括儒学，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制约公共权力的道路。

我们能否在欧美范式之外，锻造一个国家治理的中国范式？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始终有一个笼罩全局的宏大问题、宏大关怀萦绕在理论界所有人的心头：在西方的民主宪政之外，究竟有没有一条最后能走得通的中国道路？

王学典认为，“三权分立”是目前为止西方思想家找到的把权力放进制度笼子的有效道路之一。但我们中国历史上为何没有找到一条与三权分立不同的把权力放进制度笼子的有效道路？这是历史给当代儒学研究留下的一个重大任务，如何立足于包括儒家文明在内中华传统文化，创造一种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把公共权力有效的关进笼子里去？

王学典注意到，在受儒家文明影响的一些地方，譬如新加坡、香港，曾经在治理体系中创造性的发明了廉政公署之类的制度，也曾成功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期待在西方宪政民主之外，创造一种和西方宪政民主相平行的，又能克服西方宪政民主缺陷的一条更好的国家治理道路”。

这位历史学家换了一句话继续道：“在西方的民主宪政之外，中国能否锻造一种克服西方民主宪政缺陷、符合中国国情、能最终实现长治久安的这样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再进一步，在国家治理体系上，我们能否在欧美范式之外，锻造一个国家治理的中国范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