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从游”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作者：杜华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文刊于《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8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十七日癸丑

          耶稣2019年1月11日

［摘要］“从游”就是“追随、跟从游历”的意思，它是古代私学教育的一大特色，起源于私学的书院继承了这一教育传统。书院“从游”教育建立了寓教于游、学游结合的教育方法，创设了开放平等、民主自由的教育环境，形成了志同道合、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实现了德育为先、知行合一的培养目标，这对于现代高等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书院；“从游”；高等教育；启示

一、“从游”教育之内涵

“从游”是孔子所开创的私学教育的一大特色，“从游”教育主张学生追随老师左右，在朝夕相处中学习老师的渊博知识与治学经验，在共同游历中熏染老师的高尚品行与人格风范，通过自己的自觉省察和积极实践，在学识和德行上不断长进。孔子周游列国时，弟子子路、子贡和颜回等始终追随左右，《论语·颜渊》有“樊迟从游於舞雩之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记载。正是在“追随游历”的过程中，众弟子和孔子一起考察了各诸侯的为政特色与成败得失，并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加深了师生情谊、增长了学问见识、提升了道德品质。孔子创立的“从游”教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教学相长”、“因材施教”为基本原则，采用“树下习礼”、“杏坛讲学”、“农山言志”以及“叹于川上”、“游于舞雩”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学生的知识学习、人格养成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环境中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比如，有次他带领弟子们观赏“东流之水”，子贡问到：“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非常耐心详尽地回答道：“以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修其理，此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赵百仞之嵠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孔子家语·三恕》）。孔子通过仔细观察、思考，将自然界最普通不过的水比德为圣人君子，使弟子在欣赏自然景象的过程中领悟到了做人的深刻道理，这样的教育不留痕迹、深入人心。

关于“从游”教育，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着经典而贴切的解释，他曾在《大学一解》这篇文章中写道：“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他将学校比喻成水，师生就是悠游于其中的鱼，“小鱼”学生跟随“大鱼”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朝夕相处中学习老师的专业知识、感知老师的人格魅力，在耳濡目染中吸收老师的学术思想、传承老师的治学精神，不断从学识与德行上提升自己。所以，“从游”教育以学生的主动求学为动力，以老师的言传身教为途径，以平等自由的环境为基础，以亲密和谐的师生关系为依托，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文化的传播、事业的传递和思想的传承。

二、古代书院“从游”教育实践

书院是我国古代重要且独特的教育组织，作为私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它继承了私学的“从游”教育传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七就有湛若水“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2]]的记载。“从游”教育模式下，听讲者不限于书院生徒，普通民众也可自由参与书院讲学与会讲；学习地点不限于书院讲堂斋舍，大自然也是师生们赏景悟道之处；大师们不仅主教书院时传播知识、答疑解惑，归乡后仍然讲学论道、教化乡里。比如，《象山年谱》中就记载了当年陆九渊回到家乡后众人从游的宏大场面，象山“既归，学者辐辏。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3]]。古代书院“从游”教育贯穿于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徒的知识传授与德行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绩。

第一，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使教育更具情感性。

古代书院师生一起住宿、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外出游历。经明行修、温文尔雅的老师既是经师，更是人师，他们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作风以及高尚的道德风范时时影响、熏染着追随其左右的弟子，学生有疑惑可以随时随地请教，师生共学常常是一幅温馨和谐、其乐融融的场景。例如，黄榦回忆他当初师从朱熹的情景时说：“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垌。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4]]透过此番描述，便知朱熹谆谆教诲、和蔼可亲之形象，更可知学生崇敬感激、难以忘怀之情感。程明道曾两度从游于周敦颐先生，他自说“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意。”[[5]]而其弟子谢良佐则有如下记载：“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明道这种“望之严也，即之也温”[[6]]的形象给学生以感动与温暖，使学生的学习轻松而愉悦。名儒王阳明53岁时宴门人于天泉桥下，在中秋的皎洁明月下，见诸生相谈甚欢，乃作诗曰“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7]]这种融洽和睦的师生关系，传递给学生的是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对他们的影响与教育是无形而深刻的。正是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更愿意信奉、追随老师，为了共同的理想抱负而奋斗，即使身陷危境也不会背师叛道。如黄榦曾先后从学于朱熹达25年之久，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黄榦随行，在朱熹任所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淳熙十年（1183年）正月，朱熹在武夷山下建精舍讲学，黄榦依然在此从学。庆元年间，朝廷禁道学，朱熹学说被诬为“伪学”，朱熹及弟子在职者均遭斥逐。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从学者多改换门庭而去，但黄榦及部分门人仍追随朱熹至精舍之地，坚持学习并传播朱子学。

第二，外出游历的学习体验，使教育更具实践性。

古代书院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斋与学堂的理论学习，老师还常常带领生徒外出游历，考察风土人情、踏访名士踪迹。南宋著名书院教育家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8]]他认为自然界所有的事物、现象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与规律，都值得用心去观察思考。元代理学家郑玉主张个体在游历名山大川中感知人类历史，激起民族自豪感与使命感，进而培养个体的爱国主义情操。他说：“渡淮而北而泛黄河，足以发吾深远之思；登太华，足以启吾高明之见；历汉唐遗迹，足以激我悲歌感慨之怀；见帝城之雄壮，足以成吾博大宏远之器”。[[9]]所以他在师山书院讲学时，经常带领学生避开市井喧嚣去游历峻秀山川，抛弃理论说教去感悟自然之美、体验行动之乐。书院大师王阳明先生与学生“游南镇”时，就应景地探讨过“深山自开自落之花”与“我心”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古代书院外出游历的学习体验既避免了枯燥的理论说教，又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知行合一的良好习惯，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第三，质疑辩难的学习方法，使教育更具主体性。

师生间的质疑辩难是古代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在学习过程中，生徒根据个人兴趣与能力不同，围绕学习中的疑惑或是有争议的问题展开充分辩论，老师通过引导帮助生徒解决问题。“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10]]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学生的学习过程并不是被动接受现成知识的过程，而是老师与学生互相质疑、互相启发，学生从最初“无疑”到达“有疑”，又通过思考辩论达到彻底“无疑”的过程。他在主教白鹿洞书院期间，经常亲自与学生讨论切磋、质疑辩难，“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辩愈详，其义愈精”（《朱子语类大全(序目)》）。通过反复诘难、反复讨论，知识越辩越清楚、道理越辩越明白、思维越辩越敏捷。书院教育鼓励生徒质疑老师、质疑书本，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与观点，这其实是对学生最大的肯定与尊重，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个体自主性，使他们乐于学习、勤于思考，不但学会知识，更学会如何学习的方法。

第四，学术争鸣的“会讲”交流，使教育更具开阔性。

“会讲”是古代书院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广为流传的“朱张会讲”是岳麓书院“会讲”活动的重要开端，也是中国书院会讲历史上的一大盛事。乾道三年八月，朱熹从福建崇安赶赴长沙，与当时主持岳麓书院的张栻就重要理学问题讨论辩难，“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而不能合”。[[11]]。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曾以景仰的口吻详细记述了此事：“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骤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12]]岳麓书院能够位列天下四大书院之首，与朱熹和张栻所开创的“会讲”活动带来的发展理念与学术地位密不可分。

古代书院“会讲”活动没有身份地位、学识资历的限制，只要愿意听讲者都被允许，不同学派之间也不设限，一位大师讲课，其他学派弟子同样可以入院听讲并发表见解。明代仁文书院就采取“广与进”的态度，欢迎一切求学听讲之人共同探讨、共同提高：“真修实践之士，往往出于布素，如吴聘君、王心斋其人者，故不尽由黉序中出。若必择其方类而取之，恐长林丰草间不免有遗贤，而亦何以风励庶人之以修身为本者。是故，会讲之日，如或山林布衣，力行好修，但愿听讲，不妨与进。”[[13]]这种自由开放、不问出处的讲学形式使得普通民众也有机会接受教育，“会讲”者的知识水平、论辩才能以及治学态度等等，极大地开阔了“从游”者的学术视野，而且这种开放平等的师生关系也使千里迢迢前来“从游”的求学者感受到了温暖和关怀，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感激老师、尊重老师，形成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第五，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使教育更具针对性。

古代书院教育家很注重按照生徒资质、个性特点不同而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与影响，阳明书院教育大师王阳明先生就曾说，“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14]]他认为每个人的资质水平是不同的，不能超越个体实际水平而对其实施“拔苗助长”式教育，那样只会欲速则不达。他主张“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15]]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分析个体自身优势与特点，根据他们或长于礼乐、或长于政教、或长于水土播植的具体特点与现有水平，有针对性地施加影响与指导，则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吕祖谦也非常重视因材施教、随人教授的方法，“大凡人之为学，最当于矫揉气质上做工夫。如懦者当强，急者当缓，视其偏而用力”。[[16]]他主张，教育应该于生徒个性薄弱处着手，对于懦弱者要鼓励他坚强，对于急躁者要教导他平缓，以充分发挥每个人个性因素中的优点，有效弥补他性格发展中的不足。

三、书院“从游”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古代书院“从游”教育以学生主动求学为前提，以老师引领熏陶为特色，坚持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采用学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民主自由的教育环境和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学习老师的治学经验与专业知识、传承老师的治学精神与人格风范、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与道德素养。这些，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发挥教育者的精神引领作用。

“学莫便近乎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荀子新注》）良师是教育过程中宝贵的教育资源，而敬仰、接近良师则是学生快速成长的有效途径。教育工作是关于“人”的工作，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教师的教导与指引尤为重要。“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首要职责在于“传道”，在于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与高尚的品行，高等教育应充分借鉴古代书院“从游”传统，使教育既有深度也有温度，老师既关心学生的学业，也关心学生的生活。老师以高尚的道德素养培育学生的健全人格，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培育学生认真的求知理念，以精深的专业知识给予学生课程指导，以扎实的研究能力给予学生科研指导，使学生在向老师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人文关怀、精神关照与心理抚慰，进而产生对学校的信赖、认同和强烈归属感，产生对学术和真理的热爱与探究之情。在这种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中，既发挥了老师对学生的精神引领作用，反过来也促使教师不断提高个人素养，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成为学生做人与做事的表率。

第二，关注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

教育教学过程是师生双向互动的交流过程，教师是主导，而学生才是主体，教育效果最终取决于学生的认知与践履程度。所以，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及学习能力，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大教育家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典范，他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了如指掌，针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等问“孝”，他针对提问者的地位、职责及性格特点，回答分别“无违”、“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和“色难”，如此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古代书院教育也特别注意按照生徒的不同特点来进行教化引导。

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而教育对象又是各不相同的个体，尤其生理、心理都相对成熟的大学生更是强调自己的个性与权利，这就要求教育教学必须依据教育对象的特点来进行。比如同一门课程，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讲透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应该联系该专业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辅导与拓展。面对不同年龄、不同年代的学生，同一门课程也要采取差异化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即便同一专业、同一班级内，每个学生的成长环境、认知水平、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方面也各有差异，所以，教育工作必须研究学生、关注学生，根据他们自身特点进行个别化、差异化的指导，使他们人尽其才、各展所长，成为更全面发展的人才。

第三，拓展师生交往的有效途径。

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一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的高低和师生个体的成长发展。陶行知先生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17]]目前高校以学科和专业为本位，以课程教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制度下，班主任和辅导员不一定是任课教师，每个教学班不设固定教室，学生只有在上同一课程时才集中到同一教学点，课后则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且目前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机制，使教师在课堂这一特定教学场所尚能积极解答学生的提问与质疑，课后当学生遇到学业、情感以及社交方面的困惑时，很难获得与老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达95.1%，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10%。”[[18]]面对这种新的变化，老师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和快捷性，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师生之间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教学中利用翻转课堂开展深层次、多角度的交流，提高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及学术思辨能力；生活中通过QQ、微博、微信等平台与学生沟通，及时掌握他们的学习状况与思想动态，适时给予学生教育引导；教师还可以通过教学博客、微信群等途径主动了解学生对自己的教学评价，及时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手段，给学生以更多的知识指导与精神指引。师生之间建立一种交流密切、感情笃厚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教师在学生的敬仰追随中获得快乐的教学体验，学生在教师的欣赏肯定中获得愉悦的学习体验，从而达到真正的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第四，营造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

任何知识习得与品格养成活动，都必须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游”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学生在宽松平等的学习环境里，积极性与创造性被大大激发，能够主动地追随老师求知问学，而不是被动刻板地接受现成知识。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与积极创造性，具有相当程度的学习能力与探索能力。所以，在教育理念上，高等教育必须摒弃传统的教师中心思维模式，淡化教师权威意识，增强引导与服务意识，努力打造具有创新意识的学术团队，充分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相信学生、尊重学生、鼓励学生，把教学过程定位为师生之间交流促进、观点之间碰撞争鸣、学科之间取长补短的共同发展过程。在教育方法上，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品评老师的成果、质疑老师的观点，充分展开思考与创新；在教学手段上，广泛采用启发式、探究式和讨论式教学，使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过程中，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乐于与老师讨论辩难，自觉自愿地学习成长。

第五，重视学生个体实践。

“古人为学，十分之中，九分是动容周旋、洒扫应对，一分在诵说”。[[19]]教育并不只是课堂学习和理论灌输，更重要的在于平时的生活、实践，在于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主自觉的行为。“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察也”。[[20]]书院教育家王阳明先生认为认识达到了真切笃实的程度便是行动，行动到了明确精察的程度便是知识，知行合一方能进步。

高等教育过程中，实践教学同样重要。在实践教学中，老师和学生才有可能更多更深地交流，教师才能够发现学生的不足及时予以纠正教育。实践既可以采取外出游学、参观访问、动手操作等形式，也可以采取在课堂内创设特定情境，进行角色扮演等方式，使学生真正参与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在实践中深化理论认识、在实践中感受老师的人格魅力、在实践中发现自身之不足，从而不断努力完善自己的学识与品德。

参考文献：
 
[1]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02．
 
[2]清·黄宗羲．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875．
 
[3]宋·陆九渊．卷三十六·年谱，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499．
 
[4]清·王懋竑．朱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529．
 
[5]清·黄宗羲．卷十四·明道学案下，宋元学案（壹）[M]．北京：中华书局，1986:573．
 
[6]清·黄宗羲．卷十四·明道学案下，宋元学案（壹）[M]．北京：中华书局，1986:575．
 
[7]明·王守仁．卷二十·外集二，王阳明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6：691．
 
[8]宋·黎靖德编．大学二·经下，朱子语类(卷第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5．
 
[9]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39．
 
[10]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115．
 
[11]苗春德．宋代教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164．
 
[12]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22．
 
[13]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38．
 
[14]明·王守仁．卷三·语录三，王阳明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6：95．
 
[15]明·王守仁．卷二·语录二，王阳明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6：51．
 
[16]清·黄宗羲．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宋元学案（贰）[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63．
 
[17]陶行知．创造宣言(1943)，陶行知文集(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891.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http://www.cac.gov.cn/2017-01/22/c_1120362500.htm.
 
[19]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18．
 
[20]明·王守仁．文录三·答友人问，王阳明全集（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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